本文原载于《最是高处不胜寒:黄朴民解读历史人物》
只要看看神州大地到处都把《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捆绑在一起吆喝贩卖；只要有功夫留意一下，欣赏人们在欺生宰熟、坑蒙拐骗方面无师自通的高超演技，你就不能不承认，热衷权谋、深富韬略的确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帝王之兵，贵谋而贱战”，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云云，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简练概括、形象写照。
它往好里说，是崇尚智慧，善于竞争，“四两拨千斤”；往坏处讲 ，是心术不正，鬼蜮伎俩，“害你没商量”。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总是存在，总有人把它视为政治手腕与能力，誉之为“识时务”，有水准。事实上也是这样，历史上大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成功的秘诀不外乎政治智慧超凡入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
历史上这样的成功人士多得是，不过，我不愿意赶时髦、随大流，跟着别人去炒作、拜谒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康熙爷这类青史上的大牌明星，倒更喜欢关注那些有特色的二三流人物。
春秋初年的郑庄公，是最值得说道一番的。
郑庄公是春秋初年郑国的第三代国君，他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筚路蓝缕、拳打脚踢，通过各种手段使得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一鸣惊人。
当然，与汉武帝、乾隆爷这类超级大腕的功业相比，郑庄公这点儿事功也实在算不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但是若从郑庄公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政治技巧来考察，就不能不让人对他的深厚功力、绵长气韵表示由衷的佩服了。
郑庄公政治手腕的老练，政治操盘能力的出众，首先表现在料事能准。《孙子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又说“多算胜，少算不胜”，一个政治人物是否成熟，不看他口惹悬河、不看他善于作秀，就看他有没有睿智的头脑，能否透过复杂纷纭的表象，一眼明了事物的本质，掌握战略态势的走向，料事如神，制敌先机。做到“未雨绸缪”，“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正是《管子》中提到的既“遍知”又“早知”的道理，因为所知有缺环，便不能掌握全局；而所知不及时，便失去时效性，成了“马后炮”“事后诸葛亮”了。
郑庄公在这方面可谓是第一流的高手，他与其父郑武公、其祖郑桓公三代均为周王室的卿士，对周王室的大小事务、各种矛盾是了若指掌，谙熟于心。因此，作为局内人，他比其他人更早更清晰地看到周王室外强中干、色厉内茬的事实，看到“天而既厌周德矣”的形势，认清“无可奈何花落去”，周天子权威的没落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凭实力进行政治上的重新洗牌，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机会即将来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郑庄公宁做“白眼狼”，不要虚声望，遂当机立断，高明决策，第一个跳将出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利用操控王室政务的便利条件，让肥水只流自家田，借鸡下蛋发展膨胀自己的势力，比曹孟德早上一千多年就玩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先后联鲁，伐宋，侵陈，灭许，一举造就“郑庄公小霸”的风光局面。
等到羽翼基本丰满后，又敢于过河拆桥，反目成仇，转过身来向周天子叫板，甚至不顾忌冒天下之大不韪，“太岁头上动土”，与周天子兵戈相向，敢作敢为，令全天下为之惊诧莫名，目瞪口呆，只好傻乎乎站在一旁看着郑庄公一步步攀登上霸主的宝座，成为开春秋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而郑庄公敢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就在于他早已算准了周王室的反应，早就看扁了周天子的那些能耐。
郑庄公政治手段的娴熟，政治操盘能力的超人，其次表现为遇事能忍。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可见，“遇事能忍”说白了便是要在处于下风时，能够装孙子，老虎扮猫，唾面自干。做到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不争谦让的方式，来达到争的根本目的，“夫唯不争，故无尤”。用杜牧《题乌江亭》的诗句说，就是“包羞忍耻是男儿”。一个人能够真正践行“装孙子”哲学，那么，他眼光之远，抱负之大，机心之深，胸襟之宽，都是臻于一流了，是令人畏惧、令人恐怖的，而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
“克段于鄢”就典型地反映了郑庄公遇事能忍的政治风格。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在生他时是难产，吃足了苦头，因此郑庄公从小就不讨母亲的喜欢，横看竖瞧总是不顺眼；姜氏所宠信溺爱的，是郑庄公胞弟姬段。大人物的私生活也是政治，姜氏的爱憎好恶就为日后的朝廷冲突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从《左传》的相关记载来看，姜氏是一个心胸狭窄，自以为是，喜欢自我表演、权力欲很强的女人。郑庄公登基后，她不甘寂寞，老是插手朝廷的政治，替爱子姬段经营前途。先是打军事要地制邑的主意，遭到挫折，“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又逼迫庄公将姬段分封到京城（今河南荥阳东南），立为京城大叔。
大叔段进驻京城之后，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大臣祭仲目睹这一情况，即提醒庄公要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尾大不掉的局面，以至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但郑庄公一笑了之，以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应付过去。面对姜氏与姬段这种串通一气，给自己多方制造麻烦，郑庄公做到了隐忍不发，故意装出一副无关痛痒、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大叔段见自己的举动没有遭到兄长的制止，便变本加厉，将郑国西部和北部的城邑攫为己有。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姬段的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之举，让郑庄公的臣子们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夫公子吕就催促郑庄公迅速采取行动，有力应对，以免变生肘下、祸起萧墙，“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左传•隐公元年》）可郑庄公这时还是一再忍受，以“不义，不眤，厚将崩”为理由婉言谢绝了公子吕等大臣的建议，郑庄公如此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真可谓是忍耐功夫修炼到了家。
郑庄公的遇事能忍，也反映在他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问题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郑国与周王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周平王在位时为了稍加限制和分散郑庄公的权力，曾打算任命虢公林父为卿士。但由于事机不密，为郑庄公所侦知。郑庄公对此甚为不满，对周平王提出质询。平王力图予以否认，结果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周以王子孤在郑国为人质，郑则以太子忽为人质于周。一场风波表面上暂时平息，可实际上是双方互相猜忌更趋严重。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其孙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在这之前，在郑国充当人质的王子孤已客死于郑国。王子孤是周桓王的父亲，他的死使得桓王痛恨于郑庄公的专横忌刻，无法无天，加之桓王本人年少气盛，缺乏政治经验，因此上台伊始，即急不可待地处处屈辱和打击郑庄公，双方的关系更是日趋冷淡恶劣。
郑庄公毕竟富有政治经验，他知道一味和周天子闹僵并不符合郑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不愿激化矛盾，面对周桓王的作梗为难，他努力克制心内的恼怒，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于公元前717年主动前去王都洛阳朝拜周桓王，希望缓解长期以来彼此间的对立情绪。谁知周桓王是头犟驴，只图一时痛快，不顾后患无穷，一点也不买郑庄公的账，给郑庄公吃了个闭门羹，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接着周桓王又极不理智地干了两桩让郑庄公极度不愉快的事情。一是在公元前715年正式任命虢公林父为王室右卿士，让他与身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二是于公元前712年强行向郑庄公索取了邬、苏、刘、鄢等四座郑国城邑，而以本不属于周王所有的苏忿生12个邑作交换，这等于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让郑庄公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此番作弄使郑庄公极没面子。令他气不打一处来，但他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最终还是按捺住怒火，硬生生地忍了。这种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的忍劲，实在了得。可见，遇事能忍，是郑庄公显著的性格特征，而老谋深算，工于心计，喜怒不形于色，则正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郑庄公政治手腕的老练，掌控政治的天赋，第三表现为他出手能狠，雷霆万钧，干净利落，一步到位。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在周桓王刁难打击面前的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是韬光养晦，后发制人的做法。用军事术语讲，这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退却为手段，以反攻制敌为目的的攻势防御。(还是用杜牧《题乌江亭》诗句来形容，那便是“卷土重来未可期”。)他不曾对自己的胞弟和周桓王马上实施反制，不是他软弱，不是他胆怯，更不是他无能，而是他不能在没有准备就绪、稳操胜券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所以，郑庄公在隐忍退让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一举而胜。
郑庄公的对手们智商太低，对他真实的战略意图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欲擒故纵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姬段利令智昏，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桓王大打出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殊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全然是在郑庄公的算计之中，他们的嚣张猖狂、忘乎所以，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作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给予对手迎头的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
大叔段在母亲姜氏的支持下，一直经营着篡权夺位的“大业”。郑庄公的隐忍放纵，使得他得意忘形，自以为机会来临，打算发动叛乱，乱中夺权。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整治城郭，积聚粮草，修缮武器，训练军队，并勾结姜氏充当内应，准备偷袭郑国国都。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郑庄公遂当机立断，命令公子吕统率200辆战车讨伐大叔段，直捣其叛乱的巢穴。在郑军山呼海啸般的强大攻势下，京邑的民众起来反对大叔段，大叔段被迫出逃到鄢（今河南鄢陵境内），郑庄公亲自统率大军征伐鄢邑。大叔段势穷力蹙，全线溃败，只好逃出郑国，“累累如丧家之犬”，流亡到卫国的共邑（今河南滑县）。至此，郑庄公彻底清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战于繻葛，郑庄公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公元前707年，踌躇满志的周桓王下令剥夺郑庄公王朝左卿士的职位，把郑庄公逼进了死胡同。这一回郑庄公再也无法容忍，从此不再去朝觐周桓王。周桓王认为必须教训惩罚郑庄公无礼犯上的行为，便于同年秋天，亲率周、陈、蔡、卫联军对郑国发起进攻。郑庄公率兵迎战，双方军队遂在繻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一带摆开战场，进行决战。
交战前夕，双方调兵遣将，布列阵势。周桓王将周室联军分为三支：左军、右军、中军。其左军由卿士周公黑肩指挥，陈军附属于内；右军由卿士虢公林父指挥，蔡、卫军附属其中；作为主力的中军则由桓王本人亲自指挥。
郑庄公针对联军这一部署，也将郑军编组成三个部分：中军、左拒、右拒（“拒”是方阵的意思），指派祭仲、曼伯等大臣分别指挥左、右拒，自己则亲率中军，准备与周室联军一决雌雄。
正式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公子元对周室联军的组成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其兵无斗志，其将无战心。如果先对联军左翼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土崩瓦解，不堪一击；而蔡、卫两军的战斗不强，届时也将难以抗衡郑军的进攻。据此，公子元建议郑庄公首先击破联军的薄弱部分——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联军的主力——中军。
郑庄公欣然接受了这一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另一位郑国大夫高渠弥鉴于以往郑军与北狄作战时，
郑前锋步兵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以致无法同步兵进行有效协同作战的教训，主张改变具体的作战方式，编成“鱼丽阵”以应敌。“鱼丽阵”的基本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形成车步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同时左、中、右三军部署上，是两翼靠前，中军稍后，成倒“品”字形，像张网捕鱼似的打击敌人。郑庄公不愧为一代雄主，善于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对高渠弥的建议拍案叫好，当即吩咐具体落实。
会战开始后，郑军按照既定作战部署向周室联军发起猛攻，旗动而鼓，击鼓而进。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以泰山压顶之势攻击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军果然士气低落，一触即溃，联军左翼遂告解体。与此同时，郑大夫祭仲也直指郑军左方阵，奋勇进击蔡、卫两军所在的联军右翼部队。蔡、卫军的情况也不比陈军好多少，未经几个回合的交锋，便弃盔丢甲，纷纷败退。周联军中军为溃兵所扰，军心动摇，阵势顿时纷乱。郑庄公立即摇旗指挥郑军中军，向周中军发动攻击。祭仲、曼伯麾下的左、右两大方阵也乘势合围，“以正合，以奇胜”，夹击周室中军。
失去了左右两翼掩护协同的周中军，无法抵抗郑三军的合击，仓皇后撤，周桓王本人也被郑将祝聃射中了肩膀。败得一塌糊涂，输得无话可说，周桓王无奈，只好下令部队脱离战场，保住部分力量。这就是所谓“箭上桓王肩”的来历。
无论是“克段于鄢”也好，还是繻葛之战也罢，都让我们看到了郑庄公在关键时候的果毅坚决，敢作敢为，看到郑庄公的铁血手腕，磐石意志。这就是：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那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由此可见，出手能狠，正是郑庄公战略智慧超人一等，能够真正成就大事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手腕运用上的娴熟、斗争艺术的炉火纯青，第四表现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老子道：“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孙子兵法》上也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
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张弛自如，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好戏不要唱过头”。
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出神入化，可圈可点。当姬段逃窜共地之后，郑庄公便鸣金收兵，不再追击，因为他完全知道，这个时候的姬段已惶惶似丧家之犬，众叛亲离，形孤势单，失去了一切可供捣乱的资源，再也折腾不起什么大浪了，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工夫去对付，否则便是画蛇添足，自寻烦恼。
另外，由于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在这场叛乱中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她犹如“特洛伊木马”，企图与姬段里应外合，黑虎掏心，置郑庄公于死地，“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左传•隐公元年》）。对此，郑庄公的内心是既痛苦又愤恨，遂指天画地发下毒誓，永远不再见姜氏的面，“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是为了社稷大局，他最终还是与姜氏和解了，“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事实上，能否真正“为母子如初”，尽释前嫌，那只有天知道！可在表面上，样子终究还过得去，郑庄公也借此而赢得“孝”名，在政治上替自己捞够了分数。
至于繻葛之战善后问题上的举措，更反映出郑庄公的机心深密，棋高一着。当郑国在战场上大获全胜已成定局时，郑军上下十分振奋，余勇可贾。祝聃等将领遂积极请战，建议郑军乘胜追击，以扩大战果。但是郑庄公坚决拒绝了部属们的请战要求，头脑异常冷静地表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左传•桓公五年》）下令终止追击，放对手一马。
不仅如此，他还在当天晚上派遣专人前往周室联军的大营，慰问肩上中箭负伤的周桓王，从而给周桓王一个留面子、下台阶的机会，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没有闹到彻底破裂的地步。既赢得了利益，显足了威风；又留有了余地，杜绝了后患。左右逢源，进退裕如，一石二鸟，游刃有余，郑庄公战略识见的高明，斗争火候的掌握，政治运作中 “乾坤大挪移”的绝顶神功。真是令人观为叹止，用俗话来形容，便是“盖了帽了”。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意气风发的郑庄公的“小霸”事业，早已事过境迁，烟消云散了。然而，郑庄公的战略意识与政治手腕却依旧让今天的读史者无任钦仰，不胜叹服！
的确，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考察，我们应该承认，料事能准，遇事能忍，出手能狠，善后能稳，是古今中外成就大事业之人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它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一定要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对局面有准确的分析，对大势有高明的预见，对自己有恰当的定位，不为假象而迷惑双眼，不因义愤而蒙蔽理智；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韬光养晦，自敛锋芒，创造条件，等待时机，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在关系到国家民族核心利益与根本得失的问题上，若条件成熟，机遇凑合，理应坚决出手，断然处置，一举而克，期于必成，所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至于在具体的斗争策略运用过程中，则必须巧妙地做到：有张有弛，有利有节，斗而不破，全胜至上，即所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