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可信
如果提到张居正，我很大程度上赞成毛佩琦老师的观点，张居正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中国现在的改革以前，“文革”时期以及1949年以后一直在讲“改革”，但那时候讲的“改革”和1978年讲的“改革”方向相反，那时候都把强化国家、扼杀社会的行为叫做改革，从商鞅变法开始到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都把这个叫做改革，而把主张宽松的叫做保守，比如司马光。这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后面本身就有价值判断，那时候总是认为中央集权是对的，总是认为把螺丝拧得更紧是改革，如果放松是不行的。
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的历史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在明清史上也很明显，包括刚才讲的南倭北虏，北虏不说了，南倭在80年代曾经有过非常令人瞩目的争论——倭寇并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是中国人反抗海禁的一种行为。后来又说，反抗海禁的那些人也是海盗，也烧杀抢掠。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并不矛盾，李自成、张献忠也在焚烧抢掠，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你说那些造反人烧杀抢掠和反抗朝廷的管制，说反抗朝廷的管制好像是正确的，烧杀抢掠是不对的，但那时候这两种行为搞在一块，不能对倭寇强调烧杀抢掠，李自成、张献忠是造反。到了那时候，人们有了一些比较新的看法。
但我不赞成对历史持一种翻烧饼的办法，比如原来把王安石捧得很高，王安石非常强调中央集权，这些所谓的名臣经常谈到的口号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实际上民都加了赋，比如王安石变法，好像钱粮并没有增加，但通过市易法搞国家垄断，国家垄断的利润到头来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包括汉武帝搞的盐铁专营，不是加税，但是老百姓必须买更贵的盐或者必须承受国家比原来更严重的其他剥削，都一样。我们不能无条件说只要国库增加了收入就是好的。
前面两位老师争论GDP的问题，税收增加不是GDP增加，问题在于税收增加本身是不是好事。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争论。比如就当前政治而言，有人提出两个比重增加是中国的方向，一个是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个是中央财政占总政府财政的比重。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呼声很强，跟90年代以前的改革方向比如放权让利是完全相反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一定根据，但老实说，如果这种东西算是改革的方向，即使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改革难道超过了秦始皇以来到明清的水平吗？
不说中国传统时代赋税的总量，黄仁宇就说中国中央集权王朝征税很少，尤其和西欧领主相比真的是很少的。这个问题非常大，假如就正贡田粮而言的确很少，但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多，领主征收的东西不只是赋税还有土地权益，不能以领主的东西和中国征税加以比较，我觉得可以跟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来加以比较，因为苏松二府当时的田赋重是因为种的是官田，官田才可以与土司或者和西方领主能够加以比较。如果就这一点而言，就不能说中国仁慈。税收总量如何我们姑且不讲，但有一点没有争议，如果中国税收占GDP多少有争议的话，那么中央财政占政府财政的总收入的比重而言，中国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现在的改革是追求这个目标，还达不到明清时代的水平。
我们现在讲的分税制，以前就有，征收的田粮分成两块：存留若干、起运若干。一个普遍的趋势是起运比重非常之大，尤其越到王朝末年越厉害，明清两代都是到了后期在征收田赋中起运的比重达到百之八九十，基本上没有存留。没有存量，地方政府靠什么运作？靠加派、靠各种各样的法外来谋取。所以你就会知道现在为什么有卖地财政，中央把所有钱都收光，不搞卖地财政地方官怎么活？这些事情一直都有。
这么一来，就造成中国不断有所谓的改革，名义上可以讲改革初衷是民不加赋，实际上是尽可能多的收归中央，通常采取的办法是简化手续，原来税费头绪繁多，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很多，搞得老百姓搞不清楚，上面很难查，现在根据某一年，一般来讲往往都是根据立柱最高的一年总额简化税则。我就按照这个标准，你给我交，我承诺其他乱七八糟的收费就不收了，我就到此为止了。这有一个好处，头绪简单后，地方官上下级就变来变去就少了。可老实说，张居正的做法没有多久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黄宗羲讲了很多，而且这个事情到了明代末年倪元璐又搞一次，再搞一次“一条鞭”，把“三饷”也加进去。讲得简单点，杂税纳入正税。这个事情从短期来讲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讲都是加快社会危机爆炸，不管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北宋末年崩溃与张居正变法和明代后期加快灭亡都有直接关系。
黄宗羲当然是反对这个做法的，黄宗羲的观念认为所有改革包括前面提到的王安石变法都是“积累莫返之害”。如果反过来，如果按照司马光的做法，不搞这样一套会如何？一个王朝由于体制所限，最后形成的危机已经不是收紧而是放松的危机了。按照这种体制运作的机制，就造成如果你放松，实际上别不能放松到老百姓身上，只是放松了一帮贪官污吏。如果你要收紧，很多人说收紧是收紧贪官污吏，不是收紧老百姓，其实一收紧紧的就是老百姓，贪官污吏倒是紧不了。王安石讲得很清楚，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收税太多，也不是官僚如何，而是“大农、富工、豪贾”，如果把“大农、富工、豪贾”给遏制住了，朝廷就有钱了。盐铁会议，桑弘羊主张横征暴敛，主张强化国家搜刮；贤良文学反对桑弘羊，说中央不要把什么都收上来，下面应该有些自主权。可贤良文学讲的自主权不是给老百姓，而是要严格户口管理，“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他讲的放松是放松给下面的那些权贵。这么一来就造成很大问题，这个王朝一到那时候收也不是，放也不是，一放放不出民营经济来，只能放出一大堆的权贵和腐败。但你要真正的收，老实说，腐败收不住，但把老百姓腿脚都收住了。
张居正搞丈田，理论上中国每一次丈田，王安石也有“方田均税法”，到张居正，每次丈田的时候都说是丈权贵隐匿的田。可实际丈的都是老百姓，为了规避重税。不说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公社时代，我在农村插队九年，生产队耕种面积也是瞒报的，中国以前说中国有18亿亩耕地，90年代有了遥感技术，根据遥感技术对中国的耕地进行测算，一下变成22亿亩。我们插队时明明白白知道，耕作的一亩根本就不是一亩，清丈，如果真的有包庇你清丈并不是很锐意，真正清丈都是清丈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头上，这一点统治者也知道。所以康熙时代专门下了诏书，从此要宽大，对老百姓要有温和，“朕若征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
而如果不丈田，那些权贵会更厉害。所以这些问题在体制没有改变之前没有办法跳出怪圈。比如讨论18亿亩红线要不要，有些人主张不要，可以扩张非农土地资源的开发；有的说要，可以保证粮食安全。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表态，这样的问题不管是要还是不要，最后都会到老百姓头上。如果说是红线，老百姓更难处置自己的土地，权贵圈地你拦不拦住；如果你不要，那权贵圈地更没有限制了，老百姓还是不能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一放松就放松了权贵，一收紧首先就收紧了老百姓，这样一来一回，其实我们国家需一个王朝到后期到是在这摆来摆去，王安石那套就行了，司马光那套就行了？司马光说“天下财富仅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如果国家不搞得那么集中就到民那里去。陆游马上顶了一句，“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如果体制真的松懈下来，真正占到好处的也不是老百姓。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个无解的问题，就这个无解的问题而言，我觉得不管是司马光式的还是张居正式的，形成一种循环很难避免。
当然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说，如果像司马光那样的主张就可以解救这个危机。就张居正本身而言当然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评价张居正还有一个维度是所谓相权和君权的维度，中国总的来讲宰相越来越弱，明代严格讲没有真正的宰相，后来也偶尔出现了首辅中权力很大的，最有名的是两大臣：严嵩、张居正，评价完全相反，严嵩是大坏蛋，张居正是改革家。这点上我赞成毛佩琦先生的看法，这两个人很多方面差不多，张居正后来证明其实也是相当贪的，如果真的要讲贪的话。而且这两个人下场也差不多，被皇帝整得非常之惨，这是中国帝制后期造成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通过张居正例子可以澄清一种认识，以前说传统时代专制很宽松，皇权不下县，怎么能要求每一户人交税？难道那些人都是主动捐献吗？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完全是胡说，但是有一条：皇折不下县倒是真的，不给你提供公共服务，横征暴敛照样要。现在讲的所谓大国家指的是公共服务，比如办不办义务教育，提不提供全民健保，这些东西从秦始皇开始闻所未闻，但宰你没商量，抢个精光。如韩非讲的“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家里不应该有余粮，粮食只要够吃就行了，其余所有粮食都收走。这个说法令我想起列宁搞的“余粮收集制”，所有余粮都收走。有些人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起义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个逻辑，两司马25户，每年满足吃的以外，其他的都收归国库。这种思想商鞅也有，商鞅难道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吗？这个事情这样来看有反思的必要，张居正是要反思的重要案例。
制度不变，思想难有作为
张居正的重要性也可以反映在他跟当代政治的关系密切性，张居正一直是受到关注的人，尤其到现代，在韦庆远先生之前关于张居正的传，朱东润先生也写过《张居正大传》，不断有人写，不管是朱东润还是谁，他们讲的张居正都有现实关怀，韦庆远先生也在内。我们看这段历史，对我们的现在提供了一面镜子。
在韦庆远先生的书里提到，张居正主要还是法家，口里念的是儒家东西，但实施的行为都是法家的，张居正禁书院，禁止那些人讲阳明心学，都是儒家的东西，他作为法家非常厌恶，所以有了当时的钳制言论。
如果从同情角度讲，宋元以后儒学是两个方向，以前用意识形态语言说，程朱是所谓的客观唯心主义，假设有一个道，说现在这里的人不遵守道，用“道”约束这些人。陆王以前我们扣了一顶帽子是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总的来讲不太强调经典的作用和圣人作用，而是强调每个人都可以致良知。但到后来的王学后学，用现在的说法是人要多一点自由或者多一点主观能动性。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都是针对真问题。程颐、朱熹这些人讲的要坚持道统，要受道的约束，不能乱来，你会发现谴责对象很明显，谴责的还是皇上不守道，把叔孙通大骂一通，说秦以来尊君卑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搞得“尧舜禹汤周公文武之道未尝今日德行，育天地之间”。说秦的那一套东西，经过叔孙通这样的伪儒搞得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原因就是有利于，就是有利于皇上。他讲的这个东西，如果是针对自由，是想要让皇上有自由，或者说嫌皇上太不守道统。
反过来讲，陆王这些人，尤其到王学后学更明显，他们认为中国人太不自由，实际上指的是老百姓太不自由，“百姓日用皆是礼”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把人扼杀得太厉害，人家可以为舜尧。但可以看到他们指出的问题都存在，其实这个体制最根本的弊病是皇上太自由，老百姓太不自由。这两者推行的结果呢？你要推行礼教、推行道统，约束不了皇帝，只能约束老百姓。王学主张的放任，也落实不到老百姓身上，王学真正泛滥结果是大家不负责任。后来到黄宗羲都把明朝灭亡归罪于王学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王学的确给统治阶层解脱了责任感，使他们越来越乱来。你会发现，他们所提的问题，从同情理解角度来讲，所提的问题是对的，针对的也是现实，对现实很不满。虽然我们知道朱熹《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制度的范本和题库，所有出题都从那里提。但无论是朱熹还是程颐对科举制度骂得要死，他们要恢复的是“乡举里选”，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周制。结果由皇帝统一，用人之权由皇帝对天下搞智力测验来选官，他们认为那是非常有利于皇帝而严重败坏道德的行为。正因为这点，他们生前倒过很多霉。
后来皇上要推广这个东西，结果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你要讲自由，结果是那些当官的乱来，老百姓照样没有自由；讲道统，老百姓饿死事小，失节之大，统治者照样不管道统。这个事情，老实说，无论是统治者过于为所欲为，还是老百姓手脚被束缚得过于死，严格说都不是思想史能解决的问题，都涉及到一些制度安排，如果这些制度安排没有，老是在这两者之间转来转去，从程颐直到清代的乾嘉，这个问题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是一左一右，纠缠了很多年。这些人看到的的确是当时的现实问题，为此做出的努力我们也得尊重，如果从同情角度理解，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试图都要解决问题，而且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存在。至于最后结果都走向了反面，这个也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用一句套话说是“时代的局限性”，与其说是时代局限性，不如说是制度的局限性。
6月17日晚，《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座谈会举行。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出席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