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身世、血统、民族、祖国、故乡、神灵、政治责任感、道德优越感、还有香草美人的审美自觉共同编织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自恋”语境中，屈原开始了他忧愤的流放之旅和悲壮的行吟之路。
一个自恋与恋君永不协调，灵魂永不安宁的人，在巴山楚水的飘泊和浪迹中，把政治理想化作唯美的诗行。他只与香草同生，拒绝与恶草共长。
本文驳斥了用儒道思想解释屈原的通常观点，转向从楚国巫觋文化中寻找屈原自杀的原因。
一、
长发，宽袍，玉珮，香草。这是屈原留给世人的印象。
一片浩淼的大泽，一颗枯瘦的诗魂，一卷幽愤的楚辞，一声回响天宇的太息，一弯跃向汨罗的弧度。你知道汨罗江的深度吗？汨罗江的深度就是华夏民族的深度。
儒家温柔敦厚，处世有弹性，遇事想得开，绝对不主张自杀。孔子的思想中有出世入世的灵活变通，《论语》里说得很清楚：“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于“无道”的邪恶国家，可以选择离开和放弃，没有必要为一个荒谬的政权和黑暗的王朝以身殉道。
道家绝圣弃智，不相信一切礼法和圣王。庄子懂得社会现实中强权势力之强大，不愿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自觉选择游离于家天下社会之外，只讲长生保真。庄子讲了许多超脱冷酷的话，骨子里却深深地透露出对人生、 生命感性的眷恋和爱护。因此，道家也断然不主张人在遭遇绝境时选择自杀。
共同之处，孔子和庄子都热爱生命。爱是这样一种东西，爱得越热忱，内心就越孤独。这种情到深处的孤独， 直到屈原出现，才被大声地歌唱了出来，唱成悲风凄雨的楚歌。
所以，我一直不主张学术研究者们为屈原贴上“儒家知识分子”、“道家生死观”的标签，那只是他们为了自己研究的方便或者自作聪明，把屈原进行简单的“类型化”处理。我并不认为，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多种思想交替并存的时代里，屈原刻意、系统地接受了儒道思想的影响。在那个混乱无序、礼崩乐坏而又百家争鸣的时代，儒道并没有成为南北华夏的主流哲学价值，只能说，屈原身上呈现的以义为命、忠诚惟君的士大夫忧患意识，还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飘逸风采和自由气质，在现象上和儒家道家精神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核心的精神机制并不等同。屈原就是屈原，别忘了，屈原是楚国人。
与中原的北方华夏冷静崇实，热切深沉的文化性格不一样，南方华夏的楚国在文化特征上灵动奔放，机敏华彩。有别于殷周以来黄河流域的中原，楚文化是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的长江文化体系。屈原汲取楚地民间巫文化的滋养，远远超过吸收中原文化中的儒道哲学和《诗经》的礼乐传统。
文化童年中的楚人，正象处于童年的孩子或少年一样，有着纯真热烈的情感。与温和中庸的儒家不同，楚文化里没有以礼制乐的框套， 它从一开始就是真诚的， 不是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而是饱含着原始巫风的强烈激情，可以快乐之极，可以哀伤之至，可以生，可以死，可以癫，可以狂。楚文化的情感形式在显露与参与人生的深度上，获得了空前的悲剧性的沉积意义和冲击力量。屈原偏偏生于楚地，中国文质彬彬的第一缕诗魂就最先飘荡在以“蛮荒”自称的粗砺之野，在楚辞的回响中，在屈子的生命中，尽显楚人天性中特有的率直与蛮横、鲁莽与刚烈、轻信与固执。
沅、湘一带位于荆楚腹地，那里重淫祀、盛巫风的特点与楚国渊远流长的巫风习俗密切相关，原始宗教信仰习俗保存得完整而广泛，举国上下，巫风盛行。这样，屈原，就成为巫与圣两种文化的结合体，他将巫觋的迷狂转换为诗兴的迷狂，将宗教体验转换成审美体验，又融入对现实政治和国家民族的理性忧思。
理解了“巫”的屈原，再来探究“圣”的屈原。屈原的“美政”，看上去和儒家“仁政”、“王道”的政治诉求惊人相似，就是圣君贤相的政治，理想的人格楷模是尧、舜、禹那样的圣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泛爱天下百姓，追求建功立业，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同行。他相信，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因此，以德为政、修明法度，举贤授能、革除弊政，国强民富、九州一统就是屈原的“美政”的全部内容，为了这个“美政”，他愿意九死不悔孜孜以求。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他想说，乘上千里马纵横驰骋吧，让我在前方引导开路。这样敢为天下先的先驱者形象，不是“圣人”，又是什么呢？
二、
在儒家思想中，—个士人不论是否得到君王的任用，谏是最起码的政治责任，也往往是衡量—个人是否忠君的标准。早期，楚怀王对屈原是知遇的，是信任的。楚怀王体形肥胖、贼眉鼠眼、外表难看、浑身弱点，这和玉树林风、风度翩翩的屈原相比，外形上基本是“鹤”与“鸡”的强烈对比。虽然缺点很多，但楚怀王还是渴望强国的，所以，他全力支持屈原变法革新。无论屈原如何直言进谏，怀王都耐心倾听，虚心采纳。
诗人从政，文人从政，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一个永恒的敏感话题和争议话题。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过于性情，把从政当作在纸上作诗写文章，而不用理性加以克制和隐忍。这样的文人到底能不能从政？在中国，有了智商、才华和学识是不是就能够成为政治家？历史后来在李太白、苏东坡身上分别得到截然不同的验证，答案是，李白不能，苏轼可以。
屈原显然也不能。屈原性格外向，特别爱激动，这对从事诗歌创作来说，其中的激情弥足珍贵的，而对希望从事 “美政” 的屈原来说，需要的是冷静、慎言、平和稳定的情绪和外柔内刚的性格，要静观，要有耐心，等待时机成熟，要充分认清所周围人际环境的复杂性，要因时因事变换自己的策略，要懂得因势利导，这才是政治家必备的情商和素质。而诗人屈原，是刚直不弯的，是任情任性的，是骄傲自恋的。在处理官场关系上，他的思维是短路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屈原在才干能力方面过强，活动过于频繁，引来低能权贵的嫉贤，打压和离间就实属必然了。屈原的道德威望、政治才华、文学造诣，还有精神和心智上的多重优尊感，让与屈原同朝为官的靳尚心中十分不悦，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帮贵族，后来也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经常在怀王面前对屈原颇有微词。挑拨是非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开始另眼相看。
根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在怀王朝遭“疏”、或遭“绌”、或遭“放”，都与所谓的“夺稿事件”相关联。楚怀王早年也曾有过继承先王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构想。他让屈原秘密起草了一份楚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宪令》，屈原刚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发现，要将稿子夺去。屈原当然不肯给他。关于“夺稿”，《史记》上寥寥几笔，司马迁的叙述是语焉不详的。后人分析，一方面，上官大夫靳尚嫉贤妒能，更重要的，屈原是主张变法的，这是对旧贵族很不利的，而上官大夫又是旧贵族系列的代表人物，当屈原与楚怀王密谋变法的计划要明文规定、著为法令的时候，这是旧贵族生死的关头，上官大夫不得不扯开脸面，挺身而出，强行夺稿。夺稿不成，靳尚恼羞成怒，随之向楚怀王谗言屈原。
屈原的政改主张，对旧贵族势力显然不利，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怀王的宠妃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公子子兰。他们结成死党，在怀王面前用恶语中伤屈原。怀王虽然对屈原十分欣赏，但经不起郑袖、靳尚一群人的挑唆。他们利用楚怀王的性格弱点猛烈进谗，那些谗言，说中了怀王的痛处，使怀王勃然大怒，一气之下疏远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职务，任命他为“三闾大夫”一职，掌管王族三姓事务，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
屈原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政治改革告吹了，他希望在教育改革上有所作为。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也就是国王和他的直系亲族所居之地。三闾大夫这个官，主要工作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相当于是皇家教育局局长。屈原上任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屈原的《九章》中有一篇《橘颂》，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情调明朗从容，主要赞美橘树的品格，内外和美谐一，志向专一，不随流俗，“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和《九章》中其余几篇有别，《橘颂》可能是屈原在当三阊大夫时所作，既以自勉，亦可励人，令人想见他身为三阊大夫时弦歌讽咏、化育多士的风范。屈原真的决定在此培养政治改革的后备人才，培养楚国的后备干部，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
得知屈原被疏、楚国内部不和的消息，窃喜的秦王赶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张仪向楚国出发了，到了郢都，与楚国的“主和派”贵族勾通，贿赂了楚国的一批权贵宠臣，又以向楚王进献秦国六百里土地为骗局，成功地陷害屈原，引诱楚王上当受骗。
当怀王意识到秦国有诈并蒙受一番羞辱后，才稍有醒悟，于是决定复用屈原，派他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楚怀王向屈原承诺，接受屈原的建议，杀掉擅长权谋纵横之术的秦国政治家张仪。但楚怀王不敢，他反复无常、优柔寡断。靳尚和郑袖等人在楚怀王跟前一番巧言之后，楚怀王把张仪给放了，还和秦王结下了婚姻关系。楚国又一次失信于齐国，齐楚联盟彻底告破。
楚怀王二十四年，楚又一次背叛齐国、联合秦国，去秦国联姻迎亲。怀王和秦王会晤，还接受了秦退还的土地。屈原虽然竭力反对，不但无效，反而被流放到了汉北地区。这是屈原第一次被流放。
楚怀王二十六年，韩、魏、齐三国联手攻打楚国，声讨楚国违背纵约。楚国不得不向秦国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出兵楚国，楚军遭遇重损。这时，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
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楚国几乎成了秦国手中的玩物。秦国对楚国采取又打又拉的两面手法，屡次诱骗楚国上当，削弱了楚国的政治、军事实力。秦国一面出兵攻打楚国，连取楚国八城，一面写信给楚怀王，约他去秦国的武关与秦昭襄王会晤。这显然又是一个骗局。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屈原拦车死谏，力劝怀王不能前往秦国的邀约，说秦国是“虎狼之国”，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怀王不敢得罪秦国，一意孤行，还是去了。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然后劫往咸阳。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夺取十六座城池。楚怀王惨死于秦国。
怀王的遗体被运回楚国，屈原在怀王灵柩前哭得死去活来。这时候的楚国已是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兵无斗志，元气大伤。在政治上累遭挫折的屈原，眼见“亲秦派”已经得势，趁着怀王灵柩运回郢都，举国默哀致祭的机会，拼死揭露“亲秦派”对国家的出卖，他要求楚国的继任者顷襄王趁各国都在怨恨秦国的机会，设法再结联盟，一同对付强秦。这是亲秦的“求和派”贵族们决不愿意的，公子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再次进谗，为此屈原遭到了更加沉重的打击，他又一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
屈原此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的记载分析，是从郢都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遥望龙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最后到了陵阳。
如果楚怀王接受屈原的劝谏，按照他“六国联盟”的策略抵抗强大的秦国，楚国就不会灭亡了吗？我们应该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就屈原来说，一个伟大诗人所必需的热情、骄傲、敏感和想象力的优点，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恰恰就是最致命的冲动、孤高、浮浅、天真和不切实际的死穴。屈原把政治当成诗来展开想象，而不是当作现实对待。坦率地说，不能仅仅依靠诗歌和诗人背负起弘扬美政、宣化道德和寄托种种美好理想等等言志载道的重责。
屈原认两条死理，一是“杀秦国的相国张仪”，二是“六国联盟抗秦”。杀张仪，为秦提供宣战之口实，纯属误国之建议。如果按照他的建议，楚国只会死得更快；至于“六国联盟”，其实是理想化的，且不说别国，只说与韩、魏这两个与楚接壤、又阻塞秦军入楚的国家修好，韩、魏二国又怎敢公开与秦作对，使自已处于战争边缘？春秋无义战，战国无盟友，国与国之间没有情义，只有利益，群雄之间的关系翻云覆雨，结盟是一根多么脆弱不堪的“稻草”？无奈屈原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人，他偏执地只认这两条死理。而这两条死理，被他看作是实现他的“美政”理想的最现实可行的谋略。
三、
他有着狂热的自我崇拜和精神洁癖。他认定自己具有超凡的才华与智慧，他坚信自己秉赋着天地神灵的恩赐，把自己定格在真善美的化身，可以自比于尧舜禹汤。他将如此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投诸伟大的“美政”理想：将楚国引向繁荣昌盛，
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
在楚辞《离骚》的开篇，屈原就追溯自己高贵的世系“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宣告了他显赫至高的祖先“颛顼”，而在南方的神话传说中颛顼具有神性，他是创始神话中的英雄领袖之一，是可以和黄河流域的黄帝相媲美的。能有这样伟大的神性祖先，屈原自然也相信自己身上也流淌着神的高贵血液。
屈原一方面将自己理想化为内美与外美高度统一的神人和拯救楚国的英雄，“独好修以为常”；另一方面“以道自任”，在心理上使自我与士人保持同一，迫切于自我实现。在《橘颂》、《离骚》、《涉江》中出现了大段的自我赞美的诗句，将自我理想化，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良好感和天生优越感。屈赋中高大巍峨、气势非凡的男性形象正为“我”而设。然后，将昏君，佞臣，甚至全体世人作为“他者”与“我”并置对立，将自己置于美丽、孤危、哀怨的境地而描述，突出自己的纯美、清高和孤独。
屈赋中峨冠博带、披铗抚剑、驰马江皋、乘鼋逐鱼、佩玉饰花、餐英饮露、临风浩歌等等对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描述，无不带有文饰自我的自恋倾向。这里既有仗剑去国、慷慨悲壮的豪杰之风，也有解佩捐块、送美南浦的文士风流；既有儒生汲汲追求、漂泊辗转的憔悴身影，也有隐士纵浪大化、形骸俱忘的逍遥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屈原对他那个时代士人价值取向和人格风范的认同。
他的自恋，往往以香草美人为媒介。他把草木分为香草和恶草两类。香草如江离、芷、兰、椒、蕙、苣、菌桂、荃、揭车、宿莽、留夷、杜衡、秋菊、薜荔、胡绳、芰、荷、芙蓉、扶桑、若木等，在屈原的香草名单中，最尊贵的当然是“兰”，是为君子，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古人衣着“佩”是表明身份地位的重要饰物，可见兰地位之高。
“香草美人”的象征意象是屈原的创造，表达他不与世俗合流，保持高洁的坚贞不屈和个人洁癖。这些香草，首先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服饰，起着美化、丰富抒情主人公的作用，“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香草，又象征品德和人格的高尚，是抒情主人公不断追求和完善的对象，“朝搴眦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糜以为粮”。这些香草，根本上代表了屈原心性气质中的个人洁癖。一个有着过度精神洁癖的人，对丧失了美好秩序的世界和丢弃了优良品德的他人，一定会产生强烈的不洁感和深度的污浊感，这反过来更加强化、夸大他的自恋情结，他只与香草同生，拒绝与恶草共长。
就这样，在由身世、血统、民族、祖国、故乡、神灵、政治责任感、道德优越感、还有香草美人的审美自觉共同编织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自恋”语境中，屈原开始了他忧愤的流放之旅和悲壮的行吟之路。一个自恋与恋君永不协调，灵魂永不安宁的人，在巴山楚水的飘泊和浪迹中，把政治理想化作唯美的诗行。他一次次出发了。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嗅到淡淡的香草味道，从他身上散逸出来，萦绕他的遍体，沁入他的心灵。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那天，湘江边走来一个人，他瘦长的个子，清癯的脸庞，眼神里涌现出一种庄严的沉思。那天，洞庭湖旁走来一个人，他腰佩长剑，头戴高耸的帽子，身着齐脚的长袍，留着又长又美的云鬓。那天，这个人穿过齐腰深的白艾，踏着岸边的兰草。用明亮的目光扫过天边的白云，扫过江面远处的烟波，吟诵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楚辞极适合吟诵，即便我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语音和节奏，用现代汉语朗诵《离骚》，也会迅即融入跌宕酣畅的气场内，浑然忘我。看屈原，他在飞翔，在遨游，在奔腾，你看他，“朝发轫於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絏马”“，扬云霓之奄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直到最终，“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且借大好时光尽情欢娱吧，太阳东升照得一片明亮，忽然我看见生我养我的故乡秭归。我情难自己，我的仆从也跟着我悲伤，我的马儿也随着我思念，都蜷缩回头不肯再前行一步。这些，都是一种精神极度迷狂的超人状态，是一种通神达仙的灵异和妖异，是一种任情任性的放肆和恣肆，犹如醉酒和吸毒后产生的飘飘欲仙、腾云驾雾的迷幻的意识流、欢乐的癔想症，但屈原不需要借助于酒精或毒品就能达到那种迷离的境界。就在这种如醉如梦的癫狂气息中，《离骚》在历史回顾与神话幻象交织叙事的框架中展开戏剧性的神游幻境，以执着而浓烈的生命意象铺陈叙述他那天马行空、璀璨多姿的心路历程，其中往事今事多重交错，情绪心绪奔流不息，屈原详尽地展现自己内心隐与仕，去与留这两对矛盾的激烈冲突，可称得上是一首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宏丽奇谲的心灵史诗。
流放苦旅之中，他常常回忆起年轻时代受到怀王信任的那段政治生涯，心中充满无尽的留恋，可以想见，少年得志，未经世事艰难时的屈原心情是欢愉的。随着楚国政治环境转入黑暗，怀王日益昏庸，加之小人进谗，屈原终于失去了怀王的信任，并被流放汉北。他的心境也由少年得志时的欢愉转为怨恨，他怨恨怀王，“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他怨恨用谗言诋毁他的那些“党人”们的无耻，“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他对楚王的怨恨几乎类似于一种侍妾般的“闺怨”，尽管类型不同，但情感的机制是何其相似，恋恋不忘楚怀王和自己曾经的恩爱，朝思暮想地盼望着楚怀王的突然醒悟和回心转意。
他问天，造就了《天问》。孑孑独行中，屈子跪望苍天，对天长啸般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关于天地万物的诘问。他写下了《天问》这一东方文学史上罕见的奇文。
屈原通过自己的生日进行死日占卜，认为阴历五月五日为自沉吉日。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只发生过一次的，屈原式的，震烁千古的自杀。
四、
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一带，看到当地人们在祭祀时通过巫觋以歌舞乐神，行亵慢淫荒之事。沅、湘民间以性娱神的祭祀手段，与使用巫觋降神迎神密切相关。上古社会，巫觋作为沟通人界与神界的使者，具有很高的权威，其进行的许多活动则往往掺杂着浓厚的性爱内容。屈原萌发了对那些民歌中鄙陋的歌辞和情色的成份进行改编再创作的冲动。屈原将民歌加工成《九歌》，或者说《九歌》是被屈原“文人化”的民歌，从《九歌》里，仍然能寻找到民歌的原始、野俗、朴实、活泼、大胆和暴露，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巫事活动中降神、娱神、祈神、送神的全过程。《九歌》中，巫觋把自己打扮得十分美艳，由此形成以美人或美男为核心，以美花、香草、美酒、美歌、美舞、美乐为辅助的美的系统，其目的就是为了娱神。巫事活动中，巫师必须采用各种方式娱神，以使所降之神情怡志悦，这样神才就可能愿意久一点地停留在人间，也才会答应人所求的事，赐人以福或解人之难。如果说歌舞是以声色娱神的话，那神人相恋则是以情娱神。《九歌》里提供了许多人神相恋的琦丽神话，在云蒸雾绕的峡江意境里，那些浪漫的爱情美艳得令人心旷神怡、神秘得让人怦然心动。
但《九歌》中的爱情都是不美满的，处处是屈原失意人生的投影。为什么绮靡伤情、缠绵宛转的风格在《湘君》、《湘夫人》、《山鬼》三篇中表现最为突出呢?可以看出，此三篇都是写神与神会合无缘的悲剧。湘夫人望穿秋水，等不到湘君的到来，她吹起幽咽的排萧，流下纵横的泪水，发出“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的斥责和埋怨。而湘君徘徊于洞庭湖畔，秋风袅袅，木叶纷纷，久久不见佳人踪影，惆怅迷惘到了极点。美丽多情的山鬼“爱而不见”，她叹息华年似水，又不禁幽怨怅惘，信疑参半，徒生烦恼。这些描写很容易就联想到《离骚》中的“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等悲怨的表白。在屈原创作这组祭祀神灵，乞求福祉的祭歌时，乞神与乞君，或许有时真的很难区分开来。乞神之无缘与乞君之无望，只能化作满腔的幽怨，正是因为《湘君》、《湘夫人》、《山鬼》中会缘的悲剧，唤醒了屈原的身世之感和内心的悲愤，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更多融人自身情感，读起来格外缠绵宛转，绮靡伤情，犹如读《离骚》和《九章》一样。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这是美丽哀伤，痴情率真的山林女神山鬼对情人铭心刻骨的相思。山鬼人神合一，集人性、神性和野性为一身，一看便是楚国的神话，一点也不象中原《诗经·蒹葭》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含蓄美人。楚国传说中，舜帝南巡死于路途，死后化为湘水男神，称湘君；舜妃娥皇、女英泪洒斑竹，双双投水而死，死后变成湘水女神，称湘夫人。屈原把湘君和湘夫人失之交臂的爱情写进了《九歌》。湘君对湘夫人爱慕深沉、情思悱恻，沅水有白芷澧水有幽兰，我眷念湘夫人却不敢明言。把我的衣袖投入湘江之中，把我的单衣留在澧水之滨，在水中的绿洲采来杜若，要把它送给远方的恋人。为什么欢乐的时光总是难以盼得？另一方面，湘夫人思念湘君，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艾神伤的感情。盼望他来他却没来，吹起排箫为谁思情悠悠？划起龙船向北远行，转道去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她只能哀怨：“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屈原用《九歌》分别祭祀了十位神祗，而祭祀是楚国巫术文化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所以屈原的这些作品被后人称作“巫祝之诗”。当代研究者也因此推测屈原有巫师身份。其实，在楚国，巫官一职是世代相袭的，屈原便出身于巫官世家，亦巫亦圣的屈原正是通过神祗对最高统治者进行告诫和规范。也许，屈原就是个巫师，操着一口楚语，吟着一腔南调，峨冠博带，舒啸纵呼。左采薜荔，右搴芙蓉，朝发苍梧，夕至悬圃，忽而与含睇带笑的山鬼同舞，忽而与云中君共游，长剑行吟，追问天地，探求阴阳，诘究盛衰。
《九歌》中的爱情主人公都多情忠贞，但几经挣扎，最终都难以获得美满的爱情。这种情绪，多么类似屈原对楚国的情感和对楚王的怨恨。祖国的前途黑暗而险阻，我只担心祖国有朝一日永远覆灭。君王啊，请你赶上先王的脚步。你为什么不深入了解我的一片忠心，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发怒呢？我早知道忠言直谏有祸，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苍天啊请你为我作证，我承受的一切苦难都是为了楚王的缘故。我和你分明约好了在黄昏时相见，你为什么中途又改变了主意呢？ 你从前既然和我有成约，现在又为何另有打算追悔当初？我并不是难于与你别离啊，只是伤心你的反反复复。
五、
屈原是不羁的，屈原的悲愤不是沉沦，嗟伤不是沮丧，他在自己浪漫的想象中寻求托庇。香草美人，玉虬乘风，世间的泥足深陷，无法囚禁自由狂傲的诗心。说人性不变，从屈原的遭际不难看出。一腔激情，一双锐眼，一生狷狂，一肚子不合时宜，这样的人注定命途多蹇，就算把爱国忠君时刻放在心头，也挡不住国家不爱你，圣君厌弃你。疏朗变成了没完没了的哀叹，高唱化作了喋喋不休的怨诉，“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
《九章》真实记录了诗人大半生所遭遇的“贤不必以”、“忠而被逐”的政治经历，翔实记叙身遭斥逐的时间、地点，流浪行吟的行程，描绘了众多而又独特的节候物象，蕴含着丰伟深闳的艺术形象，创造出连续不断的迟回凄迷、沉郁悲愤的艺术境界。《九章》与《离骚》异曲同工，以诗人自我为原型，在华夏民族的纪行诗歌史上第一次塑造了光辉峻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屈原，他服饰奇伟，修为峻洁；光明正大，执著不阿；虽蒙冤背国，承担悲剧性命运，却始终坚持理想，鄙弃尘俗，永葆爱国精诚，追求高度精神自由。
楚国阔大地域、丰饶物产，都被屡屡写进诗章，尤其是当身被久逐、国土沦丧之际，更于山川草木深寄故国黍离之悲。《九章》写楚山水，如九嶷、洞庭、江、淮、汉、湘、沅、澧、辰、溆；记录楚地，如郢、鄂渚、溆浦、枉渚、汉北、辰阳；叙楚产，则有荃、蕙、殖、苣、薜荔、芙蓉、芰荷、杜蘅等等。于故国音、声、物、地怀想眷恋之中，寄托刚毅不屈的情、思、意、志。
循着《九章》记载下的放逐路线，从中既可以看到他从忠君、思君、怨君到对君主彻底绝望的演进脉络，也能够触摸到他从自白、自救、自伤到自杀的心理变化。《惜诵》、《思美人》和《抽思》中，屈原流露出对君王仍有期盼之情，
“待明君其知之”、“愿荪美之可光”，盼“美人”（指楚王）重新任用自己，希望有“理”和“媒”为自己沟通于君王。在去从问题上，屈原仍旧表达了守志不屈、宁退自善的情怀，“虽横奔而失路兮，盖志坚而不忍”，“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神话中的太阳神彭咸依然是屈原效法的榜样，这和《离骚》一脉相承。《哀郢》和《涉江》，应当作于屈原从汉北远逐江南的前期，“哀故都之日远”，流露出屈原更为深切的思怀故都的情怀，“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得”，从九年前秦军进攻楚国之时自己被放逐，随流亡百姓一起东行的情景回想起，一幅幅铭心难忘的悲惨画面，一幕幕流离失所的乱世情景，历历在目。在对未来生活的选择上，他想好了，独善其身到底，“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伤何”、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但已不再奢望君王还能起用自己，而只是盼望当权者能让自己叶落归根、“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此时的屈原，还有一丝期盼支撑着他，允许他回到故乡而老死。
让行船顺流而下吧，过了洞庭湖又驶入长江。离开自古以来亲爱的住所啊，如今漂泊来到东方。我的灵魂时时都想着归去啊，哪里敢片刻遗忘自己的故乡。背向夏水边我思念郢都啊，故都日渐遥远真叫人无限悲伤。登上高高的大堤举目远望啊，姑且以此来舒展一下我愁惨的衷肠。感叹啊，楚国的土地宽平广博，人民曾经富裕安乐，江汉盆地还保持着传统的楚国风尚。
《悲回风》、《怀沙》和《惜往日》是屈子被逐江南后期渐感山穷水尽，心中彻底绝望的心绪写照。屈原到达沅、湘一带的流放地之后，心情日益恶化，变得越来越悲观。《悲回风》结束语是：“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r
屈原对楚怀王和楚国所怀有的侥幸，终于没有等来，他等来的却是楚王一次次昏馈的举动和一回回愚蠢的抉择，只到等来遭遇不测的楚怀王的尸骨从异国被运回故里的噩耗。他真正绝望了。庙堂不祀，故主魂销，楚怀王客死敌邦，而且是以不体面的囚犯身份死在镣铐之中，继任的顷襄王不思国仇家恨，频频向秦国递送着暧昧示好的眼神。昔日的万井笙歌已变为今天的河碎山破，昨天的心忧神焦已成今日的心死神散。望着秦兵的长驱直入，所有的黍离之悲、家国之叹已然喑哑。
一切都不必计较了，一切也都不能计较了。那就收起此前《离骚》的纠结，《哀郢》的痛切，《怀沙》的凄楚，《涉江》的愤慨，只将万千情绪化作《惜往日》的最后一份惋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六、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问天，造就了《天问》。孑孑独行中，屈子跪望苍天，对天长啸般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关于天地万物的诘问。他写下了《天问》这一东方文学史上罕见的奇文。他对自然现象的怀疑、对历史、神话传说的怀疑、对历史事件的怀疑、对天命的怀疑，总之，他怀疑一切。被孔子尊为“无间然”的禹圣人，在《天问》中竟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当圣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大摇大摆地走过时，屈原闪电般的诘问击破了曾经被儒家正史所篡改过的史实，确实令禹圣人捉襟见肘。儒家一直津津乐道、顺称民意的“禅让说”，竟然被屈原的斥诘刺破层层面纱，展现给我们的是瞠目结舌的帝位篡夺战。屈原突然如此质疑他一向称道的三皇五帝、前王先圣，质疑儒家历史观的合法性基础，难道他绝望至极、心智全乱了？
因为屈原无法接受现实的矛盾性、荒谬性。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问天无用，天不应答。他有太多的想不通：楚国只有改革才能自存，而楚王本与他约有“成言”，没想到“党人”一旦群起反对，楚王就“悔遁而有他”，从而使关涉楚国与楚王前途命运的改革大业半路夭折。治国需要昭明“法度”，执政者应该唯“义”是从，但楚国的执政者偏偏是“背绳墨以追曲”、“竞进以贪婪”。国家治强应该“举贤而授能”，而楚国偏偏是“凤凰在笈、鸡鹜翔舞”。国家提倡忠君爱国、正直无私；屈原“正道直行”，将全部生命都奉献给楚国，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如此等等。屈原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的荒谬现实，更无法忍受这种行道而不通、行义而不能的荒谬现实所带来的生命意义的虚无化，因此只有“宁赴湘流”。可见，屈原“以死亡来抗衡荒谬”乃是从其人性深处流出的情之必然，而不惟是认识论层面上的儒家或道家生死观问题。
怀王已死，楚国大势已去。屈原再次被朝廷中的“党人”陷害，于顷襄王三年末接到再次流放江南的王命后，于顷襄王四年刚过年后的初春天气整装南行。行前，巫师屈原操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为怀王招魂。怀王虽昏庸，屡屡失误，但最后还保持了君王的节操。如今人死了，躯体已归故土，而魂魄仍在异国游荡。趁尸体尚未腐烂，魂魄尚未离散，托上天的旨意，借巫阳的口吻，把游荡在异国的怀王魂魄招回来，使其附在尚未腐朽的躯体上。他借巫阳之口大声呼唤道：“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接着屈原历数东、南、西、北、上、下各方都有凶险，均不可去，还是快快回到自己的故土来，享用往日的幸福和快乐。做完了这件大事后，屈原就向江南进发了。
公元前278年。浩浩荡荡的秦军攻克了楚国的都城郢。楚国，从“辟在荆山，荜露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的落后状态，一跃而为中原大国。它没有受到周王朝的任何优待，而是在被压抑、被欺侮、被损害的情况下茁壮强大的。一个曾经驰骋中原的国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与此同时，屈原，这个伟大而郁闷的灵魂。终于完成了它最后的波动，自沉汨罗江。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只发生过一次的，屈原式的，震烁千古的自杀。
屈原失魂落魄地游荡到江边，口中念念有词，周身衣衫褴褛，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江边一位靠打渔为业的老渔父认出了他，惊讶地问道：“您不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吗？怎么变成这般模样啊？”屈原没有回头，径自朝前走去，一边长叹独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渔父说:：“其实，真正的圣人从不死板地对待事物，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通。世上的人都肮脏，何不搅混泥水，扬起浊波，大家都迷醉了，何不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为什么想得过深，又自命清高，同自己过不去，以至落了个放逐的下场？”屈原说:：“老伯，您不懂。我天生有洁癖，且自命不凡。我不愿在污水里存活。我宁愿跳进湘江、葬身鱼腹。怎么能让香草般晶莹剔透、纯洁干净的身躯，蒙上世俗的尘埃呢？”渔父听了，微微一笑，摇起船桨动身离去，一边哼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便远去了，不再同屈原说话。
以身作祭，将自己永远陪葬给念之、痛之、怀之、恨之的母国。波心月圆。缓缓沉下的是诗人，冉冉升起的是诗魂。
从屈原的作品看，有巫师身份的屈原一直羡慕彭咸、灵氛等大巫，曾七次提到彭咸。另外，巫彭、瑟咸也是中国远古时代出色的卜筮家和星占家，同样是屈原引为楷模的两位大巫。《九歌》从头至尾都是巫在载歌载舞。《招魂》更是大巫作法的歌词。从《离骚》中，还可以发现两种巫术，即陈辞术和飞升术。在《九歌》中，也可以看到两种巫术，阴阳术和扬灵术。
屈原喜占卜，可以说逢事必卜。楚国的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前辈生死，都在“庚寅”之日，“庚寅”日既为吉日又为忌日，屈原自称“惟庚寅吾以降”，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当屈原面对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时，就将美好的理想诉之于幻想中的巫术，“以身祷之”的信念进一步促使他为国献身的决心，把对理想的执着升华到了最高境界，希望以自沉的行动来拯救彻底沦亡但自己又深爱的楚国。屈原得正阳之气生于三寅吉日，禀天地之正而生，此为屈原“内美”之所在。既然屈原吉日出生，其沉水也当吉日而行。于是屈原通过自己的生日进行死日占卜，认为阴历五月五日为自沉吉日。另外，五为阳极，为阳气正盛，万物方茂之时，正好符合自己出生的正阳之气，可见屈原的自沉非同寻常，具有特别的巫术意义。
阴历五月五日，这个日子，最终与华夏民族的端午节日永恒地绑定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