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九年（1550），王洙修成《宋史质》。这本书是明代重修宋史风潮中的代表性著作，影响很大。清代四库馆臣对此书甚为不满，怒斥其书“荒唐悖谬，缕指难穷”，其人“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之所以有如此严苛的评价，是因为其“自以臆见，别创义例”，其意之一是指王洙在《宋史质》中改元修《宋史》中的“外国传”为“夷服传”，并将元代单独成书的辽、金历史，甚至元朝（“胡元”）的历史都并入“夷服传”。
王洙在书中认为元修《宋史》中设“外国传”有悖常理，“先王严五服之制，所以谨华夷之辨。是故《春秋》书法，四夷虽大皆曰子。……元人合辽金宋为三史，且以外国名，非制也”。诚然，自司马迁《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等开始，传统中国历史学家已经有记载周边民族与区域的传统，历代正史也渐设立“四夷传”、“蛮夷传”等。以“四夷”、“蛮夷”等为类传名，即王洙所谓“五服之制”、“华夷之辨”的言中之意。正因如此，元代史官修《宋史》时，一改陈规而称“外国”就难为王洙接受了。
不少当代学者也注意到这次史书体例变化，像杨联陞、王赓武都注意到“在宋朝‘外国（列）传’已成为史书中的一项”、“1279-1739年间撰写的宋、辽、金、元、明五个朝代的正史，……令人注目地把相关章节安排在‘外国’项下，几乎未加任何评论”。尹达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也有论述，认为宋代史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是“列传扩充”，其中一个例证便是“外国传”与“蛮夷传”的分立。显然他们都已经观察到，在传统中国有关域外的历史书写中，《宋史》等中出现的“外国（列）传”不单是列传名称的转变，也与惯常认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有观念上的差异。这正是王洙大费周章重修《宋史》的缘由之一。
然而，考察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否如晚近学者所称，“外国传”在宋代开始成为历史书写概念的选项之一？事实上，迄今尚未有全面探讨正史中“外国传”出现之历史、背景与意义的研究。但是，这一史学史上的微变映射出近世中国的许多关键问题，因为“四夷”、“夷狄”转为“外国”的变化过程，不仅是传统中国正史书写体例的转变，也牵涉到由宋至元、明乃至清的域外认识，还关系到不同族群、文化、政治立场对于“中国”的不同观念。因此，本文期望对“外国传”在传统中国历史编纂中的出现、发展及其意涵加以考证，为进一步阐释相关问题做基础性的讨论。
汉唐正史中的“四夷模式”
书写中国史学史的人，常常把传统史学的形成追溯到《史记》，这是好理解的。因为《史记》之诞生，犹如波里比亚斯（Polybius）在一个世界性的罗马帝国出现时，不得不把这一帝国历史当作一种可理解可掌握的伟大统一体一样。因此，司马迁在汉代盛期书写的《史记》，超越了前代的历史书写方式，形成笼罩天下、铸造古今的“历史”。同时，随着历史的进程，“新”创造会成为“旧”传统，《史记》的书写方式亦逐渐成为后世史书的“范式”（paradigm）而影响深远。不仅司马迁创立的本纪、世家、列传、表等体例为后世所沿用，“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郑樵语），他所关注的范围及内容亦为后世所承袭，其中，《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就创立了古代中国史学记载周边民族与区域（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此称为“周边叙事”）的传统。
《史记》的周边叙事对后代正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策略和模式中。司马迁所记诸传，可大致分为三类：《南越》、《东越》和《朝鲜》三传叙述的是周边三个政权的发展与纳入汉帝国的历史；《西南夷》、《大宛》二传更接近于类传，往往依照地理信息地远近而叙述多国历史，各国信息较简略；《匈奴列传》则是从该政权的族属、习俗、历代与“中国”关系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虽然三种叙事类型的不同，与各传的叙述对象的不同特征相关，但这些叙事结构在后世史书中被不断模仿、再现，如《后汉书·西羌传》即沿袭了《史记·匈奴列传》的叙事结构，又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则较多模仿了《史记·大宛列传》。
但是，有关《史记》周边叙事部分的编次始终存在争论。众所周知，关于《史记·匈奴列传》的排次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依照今本《史记》所录《太史公自序》，排在《李将军列传》之后，另一种则是按《汉书·司马迁传》排在《南越列传》之前。两种排序间的差异在于，是否将《匈奴列传》与《南越》、《东越》、《朝鲜》诸传编排在一起，换言之，记载周边民族与区域历史的列传是否应当视作一类、排在一起？
后世学者对此多有讨论。至少从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就开始了对司马迁编次的批评，认为“凡诸夷狄，当以类相符”。这应该是当时的普遍认识，同时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也说过司马迁修《史记》采用“纪传体”，比之前史的好处便在于“错综成篇，区分类聚”。当然，也有不少学者需要理解司马迁的编次，像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就说“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又如汪之昌说“史记列传编次先后无义例”。以今日之眼光，跳出对司马迁编纂次第的具体争议，实际上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同意“有意义”的编次应是“先诸传而次四夷”。
透过梳理相关争论就可以知道，中古时代，有关正史的编次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套广泛接受的模式，即所谓“先诸传而次四夷”。如果将汉唐时期正史中的周边叙事放在一起，很容易看出这种观念的影响：正史大多在各族群叙述的基础上，将其大致以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排列在一起，并通常将这些列传放在类传之末。
或有观点认为，这种变化是从《汉书》开始的。因为，虽然《汉书》的周边叙事是在《史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增添史料、调整内容所成，但《汉书》在结构上有明显的调整，即按照“先诸传而次四夷”的标准将域外诸传汇聚在列传之末，反映出以皇帝为中心的正史书写的层级延伸。对于改变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源自经学对史学的影响，这当然有其道理。但实际上，这也符合一种更早的思想源流——“五服”的观念。在“五服”的理论中，世界是由“地之中”开始向外一环一环延展开来的，甸、侯、绥、要、荒，这样的安排对应了政治影响上的层层降低和文化辐射上的逐步减弱。这种观念在《国语》、《禹贡》中都有记载，成书稍晚的《周礼》中又进一步演变成“九服”，但其本质无甚差别，可见战国时，这一理论已是普遍观念。当然，从战国走向大一统的汉朝，以上基于地理空间而形成的世界观念，经由经学的确认与发展而更趋真理化、标准化，最终成为对庞大帝国想象的方式与结果。
后世截然两分的经、史之学，此时共同构建了同一性的帝国想象：经典中的清晰区分为历史纂述的分类、重组提供了概念工具；历史纂述中的基本史实，则为论证、阐释经典中含混模糊的周边叙事提供了具体案例。正史书写常常就在观念与实际之间寻求平衡，一面是“秉笔直书”下的史实记述，一面则是“帝国想象”下的历史书写。若不那么精准地区分正史中有关异域的部分，其记录之内容可视作前者，而其叙事结构则体现了后者。“先诸传而次四夷”的史书结构正是对应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世界观念。
在“内”与“外”的区分日渐清晰时，“外”也开始了秩序化和标准化的演进。“四方夷狄”逐渐被赋予明确的内涵，东南西北与夷蛮戎狄一一对应，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搭配日渐固定，也就成为对于周边世界的一般观念。在正史中，“四夷”也从对“中国”周边的泛指，转变为内涵具体的四方分类。如果说班固还是按照司马迁三种周边叙事类型及汉代政治形态进行的分类——即将《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合并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因为这些传所述之区域最终皆纳入汉帝国之中，与匈奴、西域不同——那么，到了《三国志·魏书》中设立“东夷传”时，经学观念中的“四夷”开始更明显地影响史学中的世界结构。就像甘怀真的研究中指出的，“东夷”在经学中有其具体所指（所谓“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三国志》显然有意迎合经典的记载，如沃沮只载东沃沮等，显然是为了通过文字叙述来区分出九类夷，以避免现实与经典之矛盾，达成经典论述与历史记述的高度一致。其后，范晔的《后汉书》虽然没有机械地严格依照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的标准进行书写，但从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匈奴、鲜卑乌桓的顺次，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东-西-南-北的记录次序。
在唐初官修前朝史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编次结构一再出现，尤其是在唐太宗曾亲撰史论的《晋书》和魏征领衔的《隋书》中表现得最为标准。先看《晋书·四夷传》总序：
袭冠带以辨诸华，限要荒以殊遐裔，区分中外，其来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蛮，绵西宇而横南极。……
这段论述回顾了经典中对“四夷”的叙述：自古圣王就有区别中外的传统，所谓的“四夷”一般地居要服、荒服，具体则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分列东、北、西、南四方。然而“历年斯永，种类逾繁，舛号殊名，不可胜载”，因此史官不再囿于九、八、七、六之数，而是“采其可知者”，再依照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次序记述其风俗及与晋交往的历史。《晋书》是唐初开史局纂修六史中的第一部，也是唐太宗凭借政治权威重新关联现实政治与经典话语的文化措施之一，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起与统一国家相配的统一的思想与文化体系。因此，经典所载的清楚、整齐的“世界秩序”就成为新帝国推向现实的国家意志，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来区分各族群与政权的“四夷传”也开始在官修正史中固定下来。其后杜佑所撰政书《通典》，亦采用“四夷”为总名，并分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为类传名，显然是受此影响。直到北宋欧阳修所纂《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中，因史料局限已无法严格依照四夷次序进行书写，但仍沿用“四夷附录”作为类传名目。
可以说，从《史记》开始创设的周边叙事传统，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晰而整齐的“四夷”叙事结构，本文将之称为“四夷模式”。史书作为观念与“历史”的载体，从结构、修辞中展现出观念中的“世界秩序”：无论是域内还是境外的蛮夷都被划入“四夷传”的大框架中；无论是否来自同一族属、政治上是否有其渊源，都被整齐地按照方位区别，使得整体上的史书呈现出“内诸夏外夷狄”的格局。当然，真实的历史不可能按照思想与观念的逻辑发展，无论在何时，周边对“中国”总产生着利害不一的影响，不同的族群也在历史中扮演者不同轻重的角色，可供史家记述的史料丰富程度也就不同，因而成为正史书写不断面对的挑战。
汉唐时期的《外国传》
虽然直到宋元之际，“外国传”才逐渐成为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名，但是用“外国传”作为记录域外历史、事迹书籍的名称，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有萧齐释昙景的《外国传》和刘宋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两书。《历代三宝纪》中也记有《外国传》五卷，据说是永初元年（420）黄龙国沙门昙无竭和释僧猛等二十五人共游西域二十余年的行记。虽不能完全确定这里所记的《外国传》与前述两种是什么关系，但不难猜测，释昙景的《外国传》和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也都是西行僧人的行记。与之类似的书还有不少，《通典》中记：“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如发明《游天竺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惟《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乌山铭》、翻法师《外国传》之类”，
可见当时西行僧人的行记多以“外国”为题。这类书还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即在书中表现出佛教的宗教性，实现其宗教意义。所以，用“外国传”作为行记名，也可以视作是出于宗教的考量。
生活于5世纪的佛教徒使用“外国传”作为西行行记的名称，应当是受佛教世界观的影响。佛教徒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和南瞻部洲组成，中国、天竺与其他许多国都在南瞻部洲上，世界至少应有天竺和中国两个中心。宋代的释志磐在《佛祖统纪》中便说：
“谈天地之极际者，无若佛经……世儒谓之中国，且据此地自论四方之中耳。儒家谈地，止及万里，则不知五竺之殷盛，西海之有截也。”
如此讲来，佛教的世界观中有一个比中国想象世界更为广大的整体世界，世界也不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结构。在此不妨做一番推测：在描述所谓南瞻部洲，尤其是“居天下之中”的天竺时，相较于深受“华夷之辩”影响的传统中国所使用的夷狄、蕃国等具有道德、秩序、文明高下之分的名词而言，“外国”一词显然更容易为佛教徒接受，也更接近佛教经典中的世界观。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时期所出现的非佛教徒有关西域的著述多用“诸蕃”为题，如《诸蕃风俗记》、《诸蕃国记》等。
不唯佛教中早在5世纪前后已有以《外国传》为篇名的著作，《隋书·经籍志》中还著录有一本《交州以南外国传》，该书大部分内容已散佚，仅在《太平御览》中还残存了几条材料。这些材料分列西屠国、金邻国、波辽国等条目下，大致指示了各国的相对地理位置。根据其中“究原国”和“奴后国”条均以“永昌”为地理坐标，推测该书所载信息来源之年代或可早至4世纪左右。
同样原书散佚，但在《太平御览》等书中还残留部分内容的是《吴时外国传》。该书是约在245至251年间孙权派遣通过海路对外通贡的康泰根据沿途经历所著。由《太平御览》和《艺文类聚》等书所保留的材料来看，原书内容应当十分丰富，包括扶南、大秦、天竺、斯条等数十国的历史、风俗、方物等，与后世的《诸蕃志》、《岭外代答》等书的书写旨趣大致相仿。
司马贞为《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多善马”条所作索隐也值得注意。司马贞注中说：“《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同样的，在《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下有张守节《正义》，也说“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索隐》与《正义》所引内容完全一致，可以据此认为二者所引的是同一本书，即康泰的《吴时外国传》。
这一条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是其名称采用了“外国传”，还因为这条记录中所体现的世界形态：在这样一个范围广阔的“天下”中，“中国”、大秦、月氏都是其中的国家，而且三国各有特长，那么，仅以此来论述“中国”为这个世界中唯一进步的文明中心，就显得不太合适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点或许是受到南亚文化的影响，因为其与印度历史上非常流行的“四天子说”非常相似。这一说法一度在南亚世界非常流行，因而也影响了佛教的世界观念。从4世纪左右翻译的《十二游经》开始，在多部汉文佛教典籍中都记有这样的世界形态：
“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饶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玉，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
有关“四天子”的传说中，康泰的《外国传》是目前可见时间最早的史料，由此很难论定该书是否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有趣的是，可能成书于4世纪左右、专述南海的《交州以南外国传》也采用了“外国传”的说法，这恐怕很难视作是一种巧合。因为目前大概无疑的是，“四天子”说是发源于南海的一种古老传说，而并非是源自中国本土的传说。而无论是“四天子”还是“三天子”，这样论述的核心是，多个天子同时并存于天下之中，那么“外国”不仅仅是对域外国家、政权的一般性称谓，更意味着“外国”是与“中国”具有相当地位的“国”，这也就不同于通常认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想象。
可以说，“外国传”，无论是否是佛教徒所作，都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中国立场的观点，这种观点以更为广阔的世界为立足点来看待世界秩序，其背后所代表的意涵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中国以外的国家/区域”，而带有与中国并立的意味，在佛教徒所记录下的《外国传》中，这种意味更为突出。此处“外国传”之意涵，与日后正史中《外国传》亦有相通之处。但是，有关“外国”的表述与世界想象，似乎始终是有关世界秩序讨论中的低音，这种世界观随着佛教的逐渐“中国化”和经学的发展，其本身意欲与传统中国思想分庭抗礼之势也日渐式微。虽然到了宋代释志磐撰《佛祖统纪》时，仍然将“中国”划作南瞻部洲的一部分，但是来自古远南亚的世界观念及其延生出的“外国”概念，始终无从影响政治、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官修正史。
元修三史中的“外国传”与“蛮夷传”
元修《辽史》、《金史》、《宋史》三史，全然颠覆了正史中的“四夷传”的命名与叙事传统。其中《辽史》有题为“二国外记”、《金史》中有题作“外国传”的列传，用以记录西夏、高丽二国与辽金的历史往来；相应的，《宋史》中立有“外国传”与“蛮夷传”，区分出“境内”与“域外”有关异族、异域、周边的记载。以往的史学史研究，几乎都就“三史分立”有较详细论述，但极少关注到《宋史》与《金史》中新设立的“外国（列）传”。这两种史学现象的出现，显然有相同的背景，但又暗含了不同的观念与思想。因为“三史分立”意味着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唯一正统性（“中国”）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个政治中心的并立，而“外国传”的出现还意味着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唯一文明性（诸夏）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多个文明群体的并立。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轻言元代史官抛弃了正史书写的传统。元代初年即开始有关宋辽金三朝孰为正统的旷日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正史编纂思维逻辑下展开的。但是，即便元代史官深受汉唐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却又不得不面对10—13世纪曾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始终未出现统一的局面，也未曾出现相对集中的单一政治中心，而是长期处于“复数王朝”的政治格局。在宋辽、宋金“两个天子”的对峙之下，有西夏、高丽反复于南北两侧，同时宋、辽、金又依照各自的传统和经典朝贡理论构建起各自的“朝贡圈”。虽然“帝国想象”始终影响着传统中国士人的世界观念，但现实政治才是历史书写的真实来源，因此在观念与想象的对弈中，迸发出正史体例的新可能。
正史书写是以帝王（本纪）为中心而展开的，透过表、志、列传等综合性地体现国家结构与统治秩序，其中对外交往是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一环，在史书中的体现就是“四夷传”部分。诚然，现实政治中，不免会有势均力敌的邻国、异族政权出现，但在秩序井然的正史中或不加区分地算作夷狄而纳入“四夷传”，或强调其非正统政权而另设“载记”（如《晋书》中以“载记”为列传类目名，记十六国政权诸君主）。但在元代史官的笔下，有关宋辽、宋金的历史往来，均未以列传列入三部正史。这或许是因为三史分立，避免重复，但是其书的整体结构中来说，可能元代史官另有考量。如《辽史》就将辽宋之间视为邻国/敌国关系，虽然双方交战互有胜负，但宋始终是辽最为重要的军事防备对象，这不是元代史官的“后见之明”，在辽代所撰“旧志”中就“唯以敌宋为务”，而且宋与辽之间最终各为正朔，也未形成“朝贡关系”。正如赵翼曾说，“盖以夏、高丽、女直之类皆入于《属国表》，宋则邻国，不便列入也。”
《辽史》中有关域外世界的主要记载被分别安排在《兵卫志》的“属国兵”、《部族表》、《属国表》和《二国外记》中。元朝史官将大部分与辽有往来的政权定位为“属国”、“属部”，其意涵与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颇为相似。依《辽史》所言，“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就其周边来看，除宋以外悉为属国的范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高丽和西夏皆属于辽的属国，《辽史》除将两国列为属国外，又别立《二国外记》专门记载高丽和西夏的情况。这与《金史》中的设置情况颇有共同之处：在《金史》设有《交聘表》专记宋、夏、高丽与金的使臣往来，同时又在末卷设《外国传》专记西夏、高丽与金的战争等往来。
事实上在元代修史时，针对三史中有关西夏、高丽记录如何处理便存在疑问，苏天爵就曾致信欧阳玄提出：“高丽、西夏皆尝臣服于宋、金，及与辽人战争，今于三史，当各附见乎？或别为书乎？”可见至少在当时，三史的纂修面临着当如何处理“偭乡无常”又周旋于各国之间的夏、高丽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出元代史官纂修前代历史时，简单地将三史分立并不能够完整地展现之前一个多国、多文明体并立的时代，因此不能沿袭、效仿汉唐正史的体例，将其悉数纳入以方位为区分标准的“四夷传”中。即便是三史中最接近前代“四夷传”结构的《宋史·外国传》，也是先立西夏、高丽、交趾、大理四传，再以南、西、东的次序分类叙述诸国。这样的编排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宋代的宾礼制度相似，在《宋史》中所记的宋代官方“夏国进奉使见辞仪”中便规定：“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诸蛮。”由此可以看出，元代史官不仅改变了前代常用的“四夷传”等具有华夷区分、政治等级的列传类目名，也有意识地开始抛弃前朝“四方蛮夷”的叙事次序，于是正史中所展现的内与外之关系，由以往同质化的“四夷”转变为层级不同的政治团体，这是现实对正史书写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史官通过正史叙述的转变实现对现实的再度秩序化。
因此，从元代史官分修三史，又依据《辽史》、《金史》的叙事结构分析来看，相对汉唐时期以“中国”为中心，强调由“内”向“外”的政治层级、体现经典中“帝国想象”的叙事结构来说，元修三史更多地透过不同分类来说明10—13世纪复杂的政治格局，以及在此格局中的不同层次的族群关系。于是汉唐以来，“内诸夏外夷狄”的政治理想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周边印象，也在元修三史的“外国传”中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多重政治群体的角力和“外国”意识的凸显。
“四夷传”？“外国传”？
前三节中分别探讨了汉唐以降正史中周边叙事的“四夷模式”，与元修三史对“四夷模式”的颠覆。本节将补充讨论三个问题：其一，正史“外国传”的源头应追溯自何时？在现存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中即以“外国列传”为周边叙事的类传名，这能否视为首例？其二，如何诠释《宋史·外国传》的历史意义，这是宋朝史家的共识，还是元朝史官的发明？其三，自汉至宋的正史书写中，是否出现过“外国”？其意涵又是什么？
1、《旧五代史》中的“外国列传”
前文已经提过，在杨联陞与尹达的著述中注意到“宋朝‘外国（列）传’”的出现。诚然，只需要翻阅现存二十四史之目录，就不难看出，现存《旧五代史》（为有别于欧阳修所纂《五代史记》，下文一律简称《旧史》）中就已开始以“外国列传”作为对域外传记的总称，下含契丹、吐蕃、沙州、回鹘、高丽、渤海靺鞨、黑水靺鞨、新罗、党项、昆明部落、于阗、占城、牂牁蛮诸传。
开宝六年（973）四月，宋太祖下诏，以参知政事薛居正为监修，由卢多逊、扈蒙、李昉、张澹、刘楗、李穆、李九龄纂修“梁氏及后唐、晋、汉、周五代史”，成书于开宝七年（974）闰十月，
称《五代史》。因为一个世纪之后，欧阳修纂成的《五代史记》的盛行，与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的规定，薛史逐渐散佚。到清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时，才由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中重新辑佚、编纂而成今天所见的《旧史》。
既然薛居正所修《五代史》早已亡佚，现存的各个版本《旧史》都要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邵晋涵的辑佚本，因此，要讨论《旧史》的“外国列传”部分，首先须对这个辑佚本的内容详加辨析。事实是，邵晋涵在《旧史》的《凡例》中已经承认“薛史原书，体例不可得见”，所以他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考证，只是大致还原了其本来篇目。但正如陈垣已经指出的，清辑本不仅没有完整辑录薛史的全貌，而且还被四库馆臣删改，书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由此，我们认为《旧史》此版本不能反映原作者的世界观，对于其中使用“外国传”一词也应持保留态度。
从几个方面推测，“外国传”的名目为邵晋涵所拟的可能性非常大。首先，邵晋涵承认，辑佚工作是在没有目录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这将意味着邵晋涵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为各部分添上“合适的”类传名。其次，在《凡例》中邵晋涵将各篇目的安排详加叙述。例如分为梁、唐、晋、汉、周五书，是因为常见“引自某书”的记载，而“僭伪传”等名目则自《资治通鉴考异》的引文中得出。但是“外国传”的来源，邵晋涵却没有交代。第三，在清初的政治环境下，史学受到很大影响，目前已知邵晋涵在辑佚《旧五代史》时因为避讳而修改过部分文字。这种政治影响史书的情况，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有关“夷狄”的修改，因此清初修成《明史》即采用“外国”作为类传名，或许正是邵晋涵采用“外国传”为类传名的依据。第四，从明代中期开始的“重修《宋史》”热潮中，大多数都已接受“外国”而不是“蛮夷”作为类传名，这或许也是影响邵晋涵的史学思潮。
陈尚君在《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即不取“外国列传”为列传名，而径以各族、国名为篇名，其理由有二，一是“各种文献无引称‘外国’传者”，二是“与唐、宋正史之一般体例亦不合”。所谓不合于“唐、宋正史之一般体例”，本文第一节已说明清楚，至于各种文献无引称为“外国传”者，例如《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皆引作《契丹传》，固然是事实，不过其他文献以“某国传”的方式引述，并不能完全否定存在有一个共有类传名，例如同样是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就有将《旧唐书·东夷·新罗》引作“新罗传”而非“东夷传”的例子。但正如本文已经分析过的，说“薛史”原本并未以“外国传”为类传名，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推测，而邵晋涵之所以以“外国传”名之，则应当是出于清代政治的特殊境况，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说，邵晋涵可能是受了从《宋史》到《明史》的暗示，才采用了“外国传”这一名目。
2、宋国史中的“四夷传”与“夷狄传”
元代官修《宋史》本于宋代官修国史，自明清以来几成定谳。这样便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学界普遍认可《宋史·外国传》是以宋国史为底本编修的，“外国传”一名是否源自宋代国史？又或者说，宋国史中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周边叙事的列传类目名称？
众所周知的是，宋代从太宗朝开始一直到理宗朝都曾修纂国史，代代相续，总共修成十三朝正史：《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以及《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中兴四朝国史》卷数不详。宋亡以后，董文炳（1217—1278）以“国可灭，史不可没”为由请求将宋十三朝国史悉数收入元代史馆，所以元代仍可以得见宋代所修十三朝国史就是元修《宋史》的底本。
在南宋王应麟（1223—1296）的《玉海》中曾记录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修成的《太祖太宗两朝国史》之目次：
凡百二十卷，目录一卷，帝纪六（太祖、太宗各三），志五十五（天文三、地理七、律历三、礼四、五行二、艺文七、乐三、职官九、河渠二、选举三、舆服三、食货六、兵三、刑法二），列传五十九（后妃一、宗室一、臣僚四十八、四夷九）。
可见在宋代修纂的国史中曾以“四夷传”为域外记载的列传名。此条并不是孤证，雍熙四年（987）胡旦（955—1034）上书请求“令旋修帝纪、表、志、列传，及于臣见可以采录，以备将来国史”，同时他还分条说明了相关细目，其中就包括“四夷于阗等十三国”。以此来看，当时的《两朝国史》是以“四夷”为有关域外记载的列传类目名，这显然也是继承了前朝正史的传统。
国家图书馆藏有宋代名臣余靖（1000—1064）著《武溪集》二十卷，为明成化九年（1473）刻本。在《契丹官仪》一篇中，有 “契丹旧俗，皆书于国史《夷狄传》”一句。一般而论，史书中若是单独引证“契丹传”的资料，大可称之为“国史《契丹传》”，此处却作“国史《夷狄传》”，可见在宋人所修国史中应当存在“夷狄传”这样的类传名。同时因为余靖数次作为国信使出使契丹，而在当时宋与契丹对等外交的环境下，国信使必须了解契丹的风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外交窘境。期间余靖又曾担任知制诰，有机会接触大量宫廷藏书。基于此，有理由相信，余靖本人极有可能见过宋国史，他的说法史料价值很高。余靖所见的“国史”应当就是宋仁宗天圣年间修撰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此书是在《太祖太宗两朝国史》的基础上又增加真宗朝部分而成，但是《三朝国史》的修纂除了体量上的增加外，是否也曾将“四夷”改作“夷狄”却无从考定。
除此以外，还有曾巩（1019—1083）的《隆平集》也值得注意，其中第二十卷就是《夷狄传》。据余嘉锡推测，“（《隆平集》）纯就《五朝国史》加以删修”。《五朝国史》是元丰四年（1081）神宗下诏曾巩所修自太祖至英宗朝的国史，是在已经修成的《三朝国史》和元丰时编修的《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基础上“通修成书”，虽然最终因为曾巩所上的“太祖总论不称上意”而最终罢修。但若是将《隆平集》视作是与曾巩修纂《五朝国史》紧密相关的史书而言的话，其“夷狄传”的类传名也极有可能与《五朝国史》相同。
宋代国史今虽已不可见，但南宋李焘（1115—1184）所编纂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常常在史料互有出入时注明其所引材料的来源，由这些标注中可见宋国史中各具体列传名，如《契丹传》、《女直传》、《高丽传》等。像是《长编》中“开宝三年（970）十一月”条下记有王钦祚率领的三千军马在定州战胜了契丹六万骑兵一事。李焘在该条目下记录了他的考证过程：“据《会要》及《契丹传》，皆言钦祚破敌在十月，然十一月二十五日奏始到，恐日太远。今从本纪、实录载此月。疑十月遣钦祚，十一月乃破契丹也。”据此可见，他通过对国史本纪、实录、《会要》和国史《契丹传》的考证，认为此条应系于十一月，而不是《契丹传》所记的十月。因此，李焘所见的宋国史中，至少已有《契丹传》、《女真传》、《高丽传》等传，而非仅限于今日《宋史》所涵范围。但是在现存的《长编》中却没有一次征引国史中有关域外记载时使用的是“外国传”或其它的类传名。
由此可见，宋代官方修纂的《两朝国史》、《三朝国史》以及未修成的《五朝国史》中，都没有使用“外国”作为类传名，这说明宋代国史可能从体例上一直沿用了“四夷”、“夷狄”等作为列传类目名，到元代官修《宋史》的时，这些代表明显华夷观念的列传类目名称终于被“外国”取而代之。
在传统中国的纪传体史书中，不乏使用“外国”以指称“中国”以外国家、政权的例子。如《后汉书》所记建初三年（78）班超上书请兵的奏疏中说“臣窃闻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外国”即是指张骞出使时的西域各国。《南齐书·交州传》中说“交州斗绝海岛，控带外国，故恃险数不宾”，此处的外国，应该指的是“交州以南的国家”。
“外国”一词不仅用以对应“中国”的周边国家、政权，“外国”也会采用该词来称呼其周边的国家。《史记·大宛列传》中记：“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此处的“外国”颇值得玩味，似乎是指安息以条支为外国，然而“安息役属之”，颜师古认为此处“安息以条支为外国，如言蕃国”，若是依颜注来说，“外国”不是一般性指称周边国家的方式，而是与“蕃国”一词有共通之意，“中”与“外”似乎与“内”与“外”相通，与“华”与“夷”、“夏”与“藩”相似，这又带有了区分、等级的意味，与前述佛教徒所用“外国”的含义大不相同。
也就是说，虽然宋以前的正史中，在指称“天下”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政权，并非仅仅局限于“蛮夷”等华夷思想影响下带有尊卑差别的词汇，有时也会使用“外国”（可作域外邦国之解）一词来作对域外国家的指称。但是这种指称的背后，可能是与“蕃国”（所谓“内为夏，外为蕃”）这样带有等级、比较意味的词汇有关。当然，总体而言仍然是一种模糊的一般性指称，并未形成该词具体、特定的意涵，这恐怕是因为“外”、“国”二字本身具有复杂与模糊的意涵。
前文已说过，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没有为我们提供证据以判定证明在宋代国史编纂中是否直接采用“外国传”、“夷狄传”或“四夷传”作为记录周边的类传名，但是在《长编》中用“外国”指称周边国家的情况则多有出现。
在真宗朝时，似乎“外国”一词已经大量出现于各类文献中，不仅出现在奏章，也出现在皇帝的谕旨中；不仅包含了如契丹、西夏这些在军事上势均力敌的对手，还包括了对宋不具军事威胁的高丽、占城。并且“中国”与“外国”作为对应的概念，也开始出现。例如，在谈到唃厮啰的立遵因“峻酷专恣”，欺凌周边的部族，造成了边境外的动荡时，真宗引用了王嗣宗的评价，称“外国相残，中国之利也”。这里的“外国”指代并不明确，如果可以确定这些信息来自于宋代的记录的话，那么将“中国”与“外国”作为相对的概念，从侧面说明了至少在观念世界中，宋人可能已经将“外国”作为对周边国家的普遍代指。
但需要注意的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编成以后，因为卷帙浩繁，刻印困难，所以成书后传世的诸本多是节录本，而且大多逐渐散佚、残缺，直到乾隆年间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原文，并将其重新厘定为五百二十卷，其中徽宗、钦宗两朝全缺，英宗、神宗、哲宗朝也有缺漏。就像邵晋涵辑佚《旧五代史》过程中曾对内容进行修改一样，四库馆臣常常对史书进行或多或少的调整，这在当时十分普遍，尤其是类似“夷”、“狄”等字因其与清朝立场冲突，通常会被修改为“外国”一类的词汇。因此虽然在李焘的《长编》中已经多次出现“外国”来指代不同的域外政权，同时书中也保留了不少“夷狄”之类的词，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说明宋代史书中已经开始有意识使用“外国”一词用以标识域外诸国。
四库馆臣或多或少的调整给本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这不仅体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前文已经引证过的《武溪集》中也是一例。同样是在《契丹官仪》一篇中，四库本则作“契丹旧俗，皆书于国史《外国传》”，即将“夷狄”改作“外国”。另外一个有关宋代著述中使用“外国”的例子，是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在《岭外代答》中，周去非将其所记录的有关周边国家归类为“外国门”，这或许是最接近“外国传”分类的表述。这个例子一样需要小心，因为现存的《岭外代答》不是自宋代流传下来的原本，也是在清代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抄出。据《四库总目》所说，到了清代时《岭外代答》只剩下纲目，共有十卷二十门，除一门标题缺佚，其他标题都存留下来，但并没有证据可以断定，“外国”二字是否由四库馆臣改定。
应当说，可以据信的汉唐正史中，不乏言及“外国”，然而其含义模糊，又多与“蕃国”相近，仍带有传统世界秩序中区分华夷的色彩。而在宋代文本中频繁出现的“外国”，则渐有与“中国”相对之意，但是这些文本多由清代四库馆臣经手，不少应是由“夷狄”等字改定而成。与其说代表着宋代中国人的观念，倒不如说更代表清代官方的意志，也恰说明在宋以后历史时期对于世界观念与“中外分际”的不断往复、强化与再塑，与对“外国”一词及其意涵的接纳。
小结
历史书写是近年来一再引发争论的话题。其中原因无非是史家不得不身处在对过去的“想象”、对未来的期待和可掌握的有限史料之间，对已过去的时代进行描述。因此，历史书写中究竟展现的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史家的一己之见，或是代表史家生存时代的政治意志和社会思潮，在史学理论不断翻新的时代，给后代历史学家重新理解过去提供出新的可能。本文所讨论的“外国传”一问题亦是如此。
汉唐时期的正史中，从未曾使用过“外国传”作为周边叙事的列传类目名，而常常使用类似“四夷”、“四裔”、“夷狄”等词汇。就像王明珂曾经提到过的，正史作为一种模式化的文类，实际上是受到前代正史书写（“文本规范”）、正史编纂制度与流程（“制度规范”）和各朝代对“帝国”的模仿（“政治社会规范”）综合影响的。因此，透过对正史中一再出现的叙事模式，也同样可以看出正史背后所透露出的历史传统与王朝结构。因为无论是“四夷传”还是“外国传”，既是对某历史时期“中国”周边族群、政权的历史记录，是史家所观察和书写的外部世界，也是我们对“中国”内与外关系究查的管道。
从秦汉开始出现的统一王朝，和与之相应出现的儒家政治秩序观，将传统中国的历史书写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开始书写“中国”周边的异民族与异文化，并将周边塑造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文明世界的边缘。此时的核心与边缘区分，虽然表明了政治观念中的统治层级，但无远弗届的政治影响也透露出区分本身的暧昧与模糊。这种观念先行的正史书写，在唐代初年达到高潮，这背后恰是官方意志强势介入历史编纂的政治现实。然而政治局势的发展，并不受王朝意志的控制，宋辽、宋金的对峙格局，以及异民族统一王朝元朝的建立，为正史周边叙事结构的改变提供了契机，也因此开始了从“四夷传”向“外国传”的转变。
毫无疑问，“外国传”一词的使用和“蛮夷传”的分立，表示元代史官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区分“中国”（核心）与周边（边缘），标识出两者在疆域、政治结构、文化发展的多重差异。就像开篇中所提到的王洙的例子，从民族、文化、政治立场出发的明代士人，不少都反对正史的这一改变。但是，流传至今的不少明人重修宋史中，如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王惟俭的《宋史记》中都采用“外国传”为列传类目名，似乎也在表明一种关于王朝、国家结构的历史书写模式，正在被汉民族中国人所接纳。
本文的讨论集中于正史中周边叙事列传的叙事传统与结构，试图透过对书写模式的考察，考察历史变化中不同时代对于王朝结构的记忆、观念与想象，这只是文本考察的第一步。史书体例的变化固然代表着史学思想的转变，实际上，与政治发展、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牵涉到不同政治文化的历代王朝的域外认识，还关系到不同族群、文化、政治立场对于“中国”、“外国”的不同观念，这将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本文转载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历史中国之内与外”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