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在新清史视野中，康雍乾三朝号称盛世，不仅是大清的自诩，也是世界历史的事实。仅以极盛时期大清帝国的属国而言，乾隆时期曾达到40余个，小国不计，甚至英吉利、荷兰、法兰西、意大利、俄罗斯等“也看做属国”。《清朝通典》开列了40余国，这些“朝献之列国，互市之群番，革心面内之部落”都“咸奉正朔，勤职贡”。因此，朝贡体制，及其副产品“天下主义”，似乎就应该成为了一种替代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国话语”——因为那种由西方殖民主义者建立的现代世界体系是霸权主义的，而“天下主义”则是建立在“天下一家”的儒家礼治秩序上的，是以道义交而非以利益交。只不过大清武力不如人，时势不济，结果，“天下主义”错失了引领世界的机会。
国人津津乐道的“朝贡体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天下主义的理想诉求，曾经成为过朝贡体系的道德内涵么？本文以清初的后金与朝鲜关系，康熙时期大清与准噶尔关系为例，做一个简单分析。
康熙皇帝给噶尔丹的信
乾隆时期被认为是属国极盛时期，而这一盛况又与大清征服准噶尔有关，一些史家说，除缅甸和喀尔喀外，其余浩汗、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安集延、塔什干、巴达克山、爱乌罕（阿富汗）、乾竺特等中亚诸国成为清朝属国，“都与准噶尔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关”。那么，准噶尔又是如何纳入大清属国的呢？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1689年），清廷决定派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出使准噶尔（西蒙古或称厄鲁特蒙古、卫拉特蒙古），化解准噶尔与喀尔喀蒙古部落的冲突问题，在这场大规模的蒙古内战中，战争的挑起方喀尔喀已经败北，寻求大清的保护，准噶尔则坚持要惩处挑衅者。康熙遣使的目的，就是要准噶尔放弃惩处，与喀尔喀达成和平。阿喇尼随身带去了康熙给噶尔丹的信，在信中，康熙先是表示统御寰宇，率土生民，“皆朕赤子”，要一体同仁，而蒙古内部也应彼此和好，共享安乐，然后是对于责任的认定与提出化解冲突的办法：
乃喀尔喀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自做弗靖，违旨兴戎，又先发兵杀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又杀尔弟多尔济札卜，是自取灭亡耳。尔因彼先举，遂兴兵破喀尔喀，其过在喀尔喀，不在尔也……今喀尔喀为尔所败，其汗、济农、台吉等率举国之人，前来归朕，朕矜其流离穷困，虽向非属国，而随属国之列，诚心职贡。且追念彼为元之苗裔，穷而来归，即以所属待之。朕统御天下，来归之人，若不收抚，谁抚之乎。故受而安插于汛界之外，其穷困人民，赈以米粮，而严责其兴戎之罪……战争非美事，辗转报复，将无己时。仇雠愈多，亦不能保其常胜。是以朕欲尔等解释前雠，互市交易，安居揖睦，永息战争。特遣使赉旨前来，汝果遵朕谕旨，自今以后，各守疆界，不兴兵戎，既不失揖睦之道,而两国人民，亦免涂炭。
这封信透露的消息，首先是对于战争责任的认定，罪在喀尔喀，而不在噶尔丹。这也是康熙始终一致的主张，无论是内部讲话还是对冲突的双方、对协同调解的藏方佛教领袖（康熙在给达赖喇嘛的信中，也是历数土谢图汗等之罪，说他们“自取灭亡，违旨兴戎，首先起兵”，“噶尔丹遂起兵破喀尔喀，此喀尔喀先举召衅之过，朕不以之责噶尔丹也”）这个结论也是清政府的结论（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噶尔丹请求通商，王大臣集议，其公同的结论是：“今土谢图汗等背弃盟约，杀扎萨克客图汗及得克得黑根阿海。又先犯厄鲁特，杀噶尔丹之弟多尔济扎卜，实系伊等之过”）。
其次，是康熙对于解决蒙古冲突的信心满满。他的预案是同时敦请藏区佛教领袖参与调停，并派人传话给达赖喇嘛，请其遣一有名大喇嘛，同清廷大臣前往会盟，“召集噶尔丹、土谢图汗等，令土谢图汗等自陈其过，大集会阅，永议和好。”并表示，“意欲使厄鲁特、喀尔喀尽释前怨，仍前协和，各守地方，休兵罢战”。这一方案遭到了喀尔喀方的拒绝，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土谢图汗等具疏自陈，不愿与噶尔丹会盟。康熙似乎也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所以，在晓谕王大臣时，以一种轻松口吻表示：“今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等又难于会盟。其以朕收养伊等，中外一体，不忍令人失所之德意，并将土谢图汗等，背盟兴戎之过，一一申明，遣使赉敕，宣谕噶尔丹，令达赖喇嘛亦遣使于噶尔丹，则案可结矣”。——似乎只要对土谢图汗等加以口头训诫，则冲突可以化解于无形，这样的轻巧显然是过于自信了。
其三，高调的天下共主口吻掩盖着尴尬的不明身份。
在这封信中（也包括在更多场合），康熙一直在为其收留喀尔喀流亡者做辩解。这套辩解话语就是“天下共主”辞令。所谓“朕为天下主，来归之人，不为收养，其谁收养之？”以守为攻。还有“朕统御天下，凡穷者救之，绝者继之，离散者使之完聚，交恶兴戎者使之和协，一切生灵，无不欲其咸底于安乐也”等等自我辩护。
然而，这套话语并非没有漏洞，“天下共主”身份与作为仲裁者的第三方身份其实是相互抵牾的。按理，作为仲裁者的大清应保持一种中立立场，但收留喀尔喀部落却让大清失去调解人的中立立场，为此，康熙必须为自己的身份做出解释，也就是说，他必须在清廷与蒙古关系上进行清晰定位。在此问题上，康熙的表述是混乱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在给噶尔丹的信中，他有时称“厄鲁特、喀尔喀皆累世职贡不绝”，“恭顺职贡有年”，有时却又用了喀尔喀“虽向非属国，而随属国之列”。准噶尔并非大清的“职贡之国”，但康熙却将其与喀尔喀混杂一起，想蒙混带过；喀尔喀自然也并非大清属国，但康熙却想将其当做自己的属国对待，如此，则康熙就会丧失了天下共主资格，而偏于一方，由此陷入与准噶尔的冲突中，但康熙却又想保持中立的仲裁人身份。正是因为康熙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使得他在面对左右蒙古冲突时，首先得先为自己辩护，也无法拿出严格的辞令与法理迫使冲突的双方接受，故只好寄希望于他们内部和解。显然，这样的闪烁其词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大清是如何介入战争的：由仲裁者转为征服者
喀尔喀归降大清，康熙接纳了；喀尔喀拒绝参加会盟，康熙竟然也采纳了，这就使康熙失去了中立仲裁者立场，而将大清纳入对抗准噶尔的阵营。但康熙却试图以天下共主身份出面调整蒙古冲突，噶尔丹自然不干，他的理由很充分，错在喀尔喀，则对喀尔喀必须实施制裁。尽管康熙使臣阿喇尼一再表示“圣上明鉴，久已晰彼之曲，谅尔之直”，“尔又何必屡以此事为言耶？”希望噶尔丹不要在此事上纠缠。但噶尔丹坚持己见，说圣上宽宥小人，赐敕书，我无言以奏，但“若不惩处，岂不放过恶人乎？”阿喇尼无法说服，就要求噶尔丹以书面形式把自己的想法写下，第二天，噶尔丹送达奏疏，重复会谈中的说法，“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二人曾违背旨意，苦累民众，今虑及岂能使民众受苦等因，不岂为此二人谨奏。”阿喇尼还想规劝，甚至以中断贸易相要挟（这一点在阿喇尼出使前康熙就已经训示过了，显然是预定方案），但噶尔丹得理不让人，由其大臣向阿喇尼传话说“向由相和者，可变为相攻者，而由相攻者亦可为相和者。兵甲无常，孰保无事？”显然，这表示，如果大清不能惩罚喀尔喀，则噶尔丹将保留付诸武力、自行惩治的权力。
康熙的第二条思路，就是敦请拉萨派遣使者说服噶尔丹。十二月，使者进京，密报拉萨方的决定，是“但擒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畀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此两人身命，我当保之。”也就是说，拉萨方希望将犯事者交给噶尔丹处置，不过他会出面保障他们的生命（黑龙在其《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研究》中认为，拉萨方提出这一建议，也是基于康熙曾允诺交出土谢图汗等人）。但康熙不干，他再次表示自己的公正立场，说“欲止战争，同归于好，原非有偏徇一家之意也”，且亮出自己“天下共主”的身份来为自己辩护：“朕抚视万邦，有如一体，毫无偏徇”。
按一般官史的说法，是噶尔丹顽固坚持要惩处对手，拒绝康熙的调整，并挑战大清，才导致清准之战的。这样的说法除了正统史观作祟外，与史料本身的篡改也有直接关系。学界通过比较留存的蒙文档案与正式出版物如《实录》等各种官方文献，已经发现清廷在史实方面的重大篡改。通过查证这些没有公布的蒙文信件原文，也揭示了那些被掩盖与篡改了是历史实真相。
在《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一书中，黑龙通过对蒙文档案的挖掘，梳理出清准战争的一个被掩盖的根源。在阿喇尼出使准噶尔期间，噶尔丹特意强调，康熙曾有遣返众喀尔喀的谕旨，阿喇尼也承认有此一条，他回答噶尔丹说，“若将归附圣上之众喀尔喀尽行遣出，在达赖喇嘛之处喀尔喀亦将遣出，汗尔处喀尔喀将如何为是？”也就是说，假如大清遣返喀尔喀，则噶尔丹也应该遣返逃亡到准噶尔的喀尔喀人，噶尔丹明确表示，“若将众喀尔喀尽行遣出，吾处喀尔喀亦将遣出。”为此，黑龙推断，康熙有过恢复喀尔喀国，使其成为缓冲地带的意向，但由于他随后改变了主意，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所以清朝所有的官修史书也都回避记录此事。
但康熙是否真有过设立缓冲国的想法？又因为何种理由改变此主意呢？通过对《实录》等文献的翻阅，可以推断，尽管在喀尔喀流亡来归时，康熙一再表示只是暂时收留，但其最终意图，却早在此年九月（1689年）就已经显露。在谕令理藩院救济喀尔喀灾荒时，康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昔太宗文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旗蒙古。后欲全收北边喀尔喀，未及行而太宗文皇帝宾天。……今闻喀尔喀国内饥荒，互相杀掳，朕欲普天万国皆得其所，一体加恩，喀尔喀流离至此，故特遣大臣收集流亡，使安插得所”。后半段虽然是在指示理藩院收辑流亡，但其借机“全收北边喀尔喀”以完成太宗遗愿的想法却跃然纸上。正是有了这种并吞北蒙古，并将其纳入版图的意愿，则“缓冲国”之类的设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而在准噶尔与喀尔喀的冲突中，无论噶尔丹做出什么让步，只要涉及到喀尔喀领土问题，康熙也就丝毫都不会退让——帝国的最终目的就在土地的征服与占有，哪有将吃进来的吐出去的帝皇？
这也就注定了清准之间战争的命运。其结果自然是，以仲裁者角色自任的大清皇帝，却转换角色，介入战争，并最终露出其征服者真面目。
“天下共主”的道义话语不过是征服者的说辞而已。
朝贡体制建立在军事强权基础上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大清第一个属国——朝鲜——的“归顺”历史。
1616年，后金立国，由原明朝一个属部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时，与后金国相邻的朝鲜、蒙古，没有一国承认它，作为“上国”大明帝国就更不会将它放在眼里。1627年正月，皇太极即位，此时的蒙古喀尔喀部落虽与其订立盟约，但同时也接受大明的赏金，甚至背盟进攻后金。察哈尔林丹汗则正在组织大军向西征发，准备统一蒙古，与后金为敌。而其东部的朝鲜则属于大明属国，不仅与明朝站在一起，而且成为明朝进攻后金的前沿基地。皇太极曾公开说过，“满洲蒙古向以资取他国之物为生”，后金要图发展，就必须突破这种包围，以征战方式谋求利益。但以其当时的力量而言自然无法与直接挑战明朝，故他采取与明朝议和，先取朝鲜的策略，试图各个击破，此即皇太极时期对朝鲜的“两次东征”。第一次东征在天聪元年正月（1627年），皇太极遣三万大军东征朝鲜，朝鲜因内无险阻，外无援兵，与之订立“江都之盟”。后金要求朝鲜解除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改奉后金正朔,遭到朝鲜抵制。后双方妥协，“朝鲜以弟事兄，须进献方物”。双方地位虽不平等，但基本上属于同盟关系，而非宗藩关系，后金目的并未完全达到。九年以后的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元称帝。此时的后金已击灭蒙古的察哈尔汗国，夺得故元传国玉玺，收服漠南蒙古，一举成为大国，国号也改为“大清”，于是再次发动对朝战争。崇德二年，破江华，俘虏朝鲜国王及其大臣家属，迫使其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朝鲜奉大清正朔，永为大清臣属，每年进贡黄金百两，白金（银）千两等，此后（崇德四年）并于三田渡地方树立“大清皇帝功德碑”，碑文以满、蒙、汉文撰写。自此至甲午战争，朝鲜一直为大清属国。
从征服朝鲜而有了第一个属国，到乾隆时期征服准噶尔汗国之后，新一批“属国”归顺大清，极盛时期的大清控制着周边40余个属国，“朝贡体制”确实到达其顶峰，而儒家“天下主义”世界秩序的话语也达到其顶峰——但不管以何种主义解说这一体制，其军事征服实质却是无法掩盖的。
关于这些“国家”与清朝之间的关系,民国时期的史学家钱实甫就明白提出，这些“属国”，有些是以武力强服的结果，如关外时代的朝鲜和乾隆代的缅甸等等；有些是继承明帝国原有的朝贡关系(但明朝同样也是以武力强服)而来的，如琉球等国。不管是直接征服还是继承，归根结底，“朝贡体制”的形成，都是武力征服与威胁的结果，这种判断基本上符合史实。
在朝贡体制上，清廷曾有内藩外藩之分，学术界由此引出诸多假说，但我以为，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最具解释力。他厘分大清边疆为行政控制线与军事打击线，内藩处于行政控制线之内，军事打击半径范围之内的，就属于外藩。这一解释精准地说明：所谓的朝贡体制，其实质就是处在大清军事打击半径范围之内的帝国体制，大清统御朝贡诸国的政策，是建立在军事占有之效益成本估算基础上的，所谓的道德文教，只不过是其边际效用递减的替代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