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七一〇年宋国发生了大事，时任太宰的华父督杀了国君宋殇公。臣弑君，当然是大逆不道之事，这时周天子还在，按照周朝礼法，天子应该率诸侯讨伐华督。可惜周天子这时已经没有权力了，没人听他的号令。但臣弑君是大事，天子没有办法，国力强大的诸侯则有义务讨伐，当时有势力的诸侯大概以齐国、郑国为首，于是这一年三月，齐侯、郑伯会同鲁桓公、陈侯聚集在宋国的稷这个地方商议，要讨伐宋国，平定宋乱。
华督弑君，发生在这一年的正月戊申这一天，戊申是哪一天呢？杜预未注，清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说正月无戊申，经误，看来具体是哪一天已经难以确认了，总之，《春秋》经记的是在戊申这一天。弑君这样一件大事不是好玩的，既然做了，便有人要记下来，这个人便是宋国的史官。
然而宋国的史官怎样记这件事的，我们不知道，因为宋国的史书没有留存下来。我们见到对这件事的记载的是鲁国的史书《春秋》。《春秋》说：“（鲁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问题是“宋督弑其君与夷”七字肯定不是宋国的史官写的。宋国史官记这个事，不用记“宋”字，这是肯定的，那么会是“督弑其君与夷”吗？“其”字似乎可以是本国史官的书写，如宣公二年晋太史就记“赵盾弑其君”。不过，《梁传》记晋太史董狐所书为“赵盾弑公”，与《左传》不同。《梁》记事就应该是据《左传》所记事实而改写，如襄公二十五年《春秋》记齐太史对崔杼弑君亦记为“崔杼弑其君”。孔颖达解释说：“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弑君，则云‘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杀臣，则云‘杀其大夫’。”这是对《春秋》经记事的解释。因此宋国史官所记可能是“督弑君”或“督弑其君”了。弑君是大恶，而华督弑君之后，立新君庄公，自为国相，可谓权倾一国，那么宋国的史官怎么还敢如此大胆地在史册上书写呢？这就见出春秋时史官的品格，也就是后人褒赞的秉笔直书传统。宋国史直记华督弑君，是有史实根据的。《左传》文公十五年记宋华耦来鲁国，文公宴请他，华耦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宋国的史官的确是将华督的名记在策书之上，以致这么多年后，他的曾孙华耦还很羞愧地说了这番话。
名字留在史册上为什么这么可怕呢？这是因为《春秋》有凡例，其曰：“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有罪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弑君的事，直书君名和直书臣名，都表示他们有罪。称君名，是说这个国君无道；称臣名，则是这个臣有罪。《春秋》凡例相当于现在的律条，华督的名字出现在弑君之事上，是犯了律条，也就是说定了罪了。
督是宋殇公太宰的名，后来称为“华督”或“华父督”，如《左传》桓公元年就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那么宋国的史官为什么不记为“华督弑君”而只能是“督弑君”呢？这是因为华是督的族氏，华督在弑君的时候，还没有被赐族。按照周礼，大夫死后赐族，然《春秋》亦有生赐族者，即此华氏，但时间已在督弑君之后，故宋史官当时不可记“华督弑君”。华督又被称为“华父”，华既是族氏，则当时史官也不可能记为“华父”，且“父”是男子美称（《春秋》有以为名，有以为字者），故宋史亦不会将弑君之贼臣称为“华父”。所以说，宋国的史官对此事的记载只能是“督弑君”。
但《春秋》又在“君”之后加上了“与夷”二字，与夷是宋殇公名，按照《春秋》凡例，若发生弑君事，称君名，也表示君有罪。那么《春秋》此记表明宋殇公有罪吗？
据《左传》，宋殇公是有罪的。《左传》说他“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史记》则记为华督欲杀殇公宣告国人之辞），所以他的死并不无辜。不过，此处所记殇公之名，并不合《春秋》凡例所说的“称君，君无道”之例，所以，宋殇公虽无道，但据这样的记载，却不表明《春秋》在贬刺他。
《春秋》对于弑君的记载，有所谓“弑君三十六”的说法。春秋之君，有无道而被弑者，有无罪而被弑者，对不同的事件，《春秋》都有不同的记载。所谓“弑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其下尚有一句：“称君者，惟书君名，而称国、称人以弑，言众之所共绝也。”就是说称君无道而称名者，《春秋》采用书国或者书人的方式来叙述，以表明此君无道，为一国之人所共弃。杜预《春秋释例》是这样解释的。此例有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杵臼”，杜预注说：“称君，君无道也。”杵臼是宋昭公，杜注说他无道，据《左传》所载，不过是他得罪了其祖母襄夫人，襄夫人使人杀之，似未见其无道之状，但合此例所记，则杜预便可据例称杵臼是无道之君。又襄公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杜预注：“不称弑者主名，君无道也。”据《左传》，莒犁比公暴虐，国人患之，为其子殿舆所杀。但因莒犁比暴虐，故经记“莒人”弑君。《左传》又曰：“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组’（杜预注：‘买朱组，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所以这样的例子，若书君名，是说君无道。
宋殇公是无道之君，但在《春秋》的这个记载中，却没有显示出其无道，所以《公羊》《梁》都不责他，幸有《左传》告诉我们事实。宋殇公即位以来，即以个人私怨连连发动针对郑国的战争。原来殇公之前的宋穆公死时未传位于其子公子冯，而是传给了其兄宣公之子与夷，公子冯含恨逃亡到郑国。殇公即位，不愿放过公子冯，便连年发动侵郑的战争。十年十一战，基本上都是与郑国的战争，果然是无道之君，华督杀他，也是为民除害了。但在古代社会，君虽不君，臣却不能不臣，否则便是鼓励大家弑君了。所以，《春秋》之例，指责的还是弑君之臣。
华督弑君，这在当时是一个大事件，宋国史官据实通报了诸侯国，不过除了宋殇公被杀外，还有一大臣也被杀了，这便是当时的司马孔父嘉。《春秋》是这样记的：“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根据这个记载，一般的理解是，华督杀了殇公，顺带着把孔父也杀了。事实上不是，华督先杀的孔父，然后再杀殇公。既然如此，《春秋》怎么会颠倒事件发生的顺序呢？原来这也是《春秋》之例。
《左传》解释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意思是说，华督早已有无君之心，没有把君放在眼里，所以《春秋》将弑君放在前面。因为，弑君之罪远大于杀大臣之罪。这样的解释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叙述是宋国的赴告之辞，还是鲁史所改？像这样颠倒了事件发生的顺序，而寓有褒贬之义，则非史书旧章了。宋国史官既不会这样写，鲁国史官据赴告之辞，亦不会自作主张别生义例，只能如经师所传，是孔子修《春秋》所为。《左传》说：“君子以督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孔颖达《正义》以为这里的“君子”就是孔子，他说：“诸传言君子者，或当时贤者，或指斥仲尼，或语丘明之意而托诸贤者……此言先书弑君，则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见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独仲尼也。”这是仲尼新意，即在周公垂法之外，孔子另设褒贬之义。公元前七一〇年宋华督弑君事件，从宋国史官到鲁国史官，再到孔子，因用例不同，意旨不同，围观者立场和态度不同，便出现了不同的书写。
《春秋》中类似记载见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完是卫庄公之子，得庄公宠爱，后立为君，即桓公。隐公四年九月，州吁弑桓公自立。据《左传》，桓公并无恶迹，但《春秋》记“州吁弑其君完”，虽书桓公之名，但桓公无罪是可见的。再如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据《左传》，齐庄公光背晋盟，又私通大臣之妻，当然是无道之君，但《春秋》的书写却是“齐崔杼弑君光”，按照《春秋》之例，这样的记载罪崔杼，却不罪齐庄公。庄公明明有罪，《春秋》却不罪他，对此，杜预特为注说：“齐侯虽背盟主，未有无道于民，故书臣罪崔杼也。”背盟主又私通大臣之妻，怎么不是无道于民呢？其实，《春秋》对于弑君，底线是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齐庄公虽有罪，但杀他的只是崔杼，属个人私怨，不能代表齐国，所以《春秋》罪弑君的崔杼。
在华督弑君事件中，还有一重要人物，就是孔父。“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据以上介绍，我们知道书华督名，是罪华督，书与夷名，未有褒贬之义，但孔父也书名，有无褒贬呢？杜预是这样注的：“孔父称名者，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祸及其君。”杜预说孔父称名，是贬，贬其内不能约束家门，外取怨于民，自己被杀还连累国君。这个罪也不小于华督了。
《左传》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原来宋国的这场弑君事件，竟然与女色有关。《左传》比较被后人诟病的，就是往往将一些重大事件的起因归于女人。如果按照这个记载，孔父多冤啊！老婆被人惦记上了，连带自己被杀，还要被《春秋》贬责，有是理乎？
有是理也。《春秋》对被杀大夫书名与否是有义例的。《春秋》文公七年记：“宋人杀其大夫。”杜预注：“宋人攻昭公，并杀二大夫，故以非罪书。”据《左传》，宋昭公欲去群公子，穆、襄之族率国人攻昭公，大夫公孙固、公孙豫在公宫，为乱兵所杀。昭公即位而葬，书曰：“宋人杀其大夫。”在这个记载里，杀的人和被杀的人都没有书名，《左传》对此的解释说：“不称名，众也，且言非其罪也。”杜预注：“不称杀者及死者名，杀者众，故名不可知；死者无罪，则例不称名。”杀大夫书名与否，孔颖达《左传正义》说是“有例无凡”，何为有罪，何为无罪，皆是孔子新意，故《左传》记“书曰”。按照《左传》的说法“不称名，言其无罪也”，反过来也就是说凡被杀而又称名的就是有罪的。故《正义》说：“被杀书名，皆为有罪，故诸是大夫被杀书名者，杜皆言其罪状。”根据这个义例，孔父书名，自然是有罪的。《春秋》所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贬义就非常明白了。在这个书写中，“及”字是“祸及”的意思，是说孔父因其失德而祸及其君。所谓失德，就是杜预所说的“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祸及其君”。外取怨于民，是说他帮助殇公十年十一战，民怨沸腾；内不能治其闺门，则指责他不该让老婆公然到外面去招摇。如啖助就说，古者大夫皆乘车，其妻固当乘车，不可在路而见其貌。这都是以后来想当然之礼来度春秋时事了。文公七年公孙敖为其弟襄仲聘于莒，《左传》记他“及鄢陵，登城见之美，为娶之”，则是春秋时女子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不能示人以面目。
不过，《公羊》并不认可《左传》的说法，而认为《春秋》贤孔父。孔父帮助宋殇公十年十一战，且闺门不肃，为什么《公》《榖》会说《春秋》表扬他呢？原来《公》《榖》不相信华督觊觎孔父妻子美色之事，而夸赞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什么是“义形于色”呢？《公羊》说，华督欲弑殇公，但必须先杀孔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又说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这里把华督觊觎孔父妻子美色，改写为孔父义形于色，称《春秋》贤孔父，真真是莫知所谓。
但是《公羊》《榖梁》也认为《春秋》贤者不名，所以便说孔父不是名，而是字，谓《春秋》称孔父字，褒扬其能为君死难，是忠臣。于是围绕孔父是名是字，后人多发议论。显然以孔父是忠臣的占多数，这是因为古代社会里君臣是大义，历代都褒奖忠臣，虽然孔父有可能如《左传》所说是有罪之人，但这个观点显然不合于统治思想，所以唐宋以后诸儒多愿意相信《公》《榖》之说。《公》《榖》以为孔父是字，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根据，只是认为孔父的死与国君有关，与国君有关，就要把他打扮成忠臣，所以孔父应该是字。在这个原则之下，唐人啖助又修正说孔是字，父是美称，嘉是名，虽举古人名字用例，终与《春秋》不合。其实杜预注孔父是名，完全依据《左传》，孔颖达申说曰：“诸言父者虽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齐侯禄父、蔡侯考父、季孙行父、卫孙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为名。”汉晋之人皆据传解经，正如桓谭所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若无《左传》或不据《左传》，则《春秋》便任人臆说矣。唐以后人往往弃传解经，无稽之说甚嚣尘上，其源即在此。
孔父有罪，并不因为他是孔子远祖，《左传》便曲意维护他。《公》《榖》和后世信《公》《榖》的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维护孔子的。《榖梁传》甚至说孔子修《春秋》，见其远祖孔父，绝不能称名，所以肯定是字，这只能理解为他们愿意为贤者讳了。但事实终是事实，所以司马迁著《史记》，他虽然是《公羊传》的立场，但在这件事上却愿意接受《左传》的说法。他对宋督弑君事件的书写，基本按照《左传》。不过，作为汉代的史学家，他在对事件的叙述上，做了一些改动，如《左传》记宋殇公十年十一战，是以史官的立场叙述的，但《史记》却改为华督欲杀殇公而使人宣言国中的话。这个话可以理解为华督弑君的借口，可以是事实，也可以不是事实。这又是一种书写，有为孔父开脱之嫌。看来，《公羊传》的立场还是影响到司马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