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世民，还是忽必烈？
一直以来，说起明成祖朱棣，学界内外不少人都把这位皇帝和唐太宗李世民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两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一是他们都是通过骨肉相残的血腥方式登上帝位、巩固皇位。李世民通过 “玄武门之变 ”弑兄逼父登上帝位，之后杀尽建成、元吉后人，力图斩草除根；朱棣通过 “靖难之役 ”夺得江山，之后通过诛十族、凌迟、“瓜蔓抄 ”等方式屠戮建文臣下，肃清异己。二是即位的不合法性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整个统治生涯，使得他们力图以自己全盛的文治武功来证明其正当性。故而，两人俱躬行节俭、招言纳谏、善待臣下、施行仁政等，且都建立了所谓的盛世，示于后世。
确实，朱棣在对臣下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李世民，并对他充满了敬慕之情。永乐元年四月，朱棣称赞李世民时说道：“昔唐太宗拨乱发正，贞观盛世，近古罕论。”永乐三年二月，朱棣夸赞李世民兵力强盛，故能使突厥降服。永乐八年，朱棣称赞李世民文教盛兴，故远国新罗、百济遣子弟入学。到了晚年，朱棣也数度称赞李世民的治国理政理念值得效仿。对于忽必烈，朱棣只有几次涉及。如建文永乐交替之际，他多次提及忽必烈入主中原乃天命所在，以及建立了中华 “垂统 ”的贡献；永乐十七年，在对武臣敕令时，朱棣曾称赞忽必烈的武备强盛、天下安宁。就此而言，如果要问及朱棣憧憬的君王梦，应该是李世民时代，怎么会是后人并不熟知的 “忽必烈时代 ”呢？
首先，对此问题产生新见解的是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先生。他通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永乐帝是以元世祖忽必烈自居。当时这个观点显得十分激进，支持者甚少。后来，日本另一位明史专家檀上宽赞同认为，永乐帝的终极理想目标不是唐太宗时代，而是忽必烈时代。他在《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中说：
通常认为，永乐帝将唐太宗视为终极目标，我也不想正面否定这种观点。但是从结论而言，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它只着眼于两人人生境遇的相似性，却完全忽略了唐代与明代的时代差异。……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敬服宫崎先生卓越的见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永乐帝应该效仿的不是唐太宗，必定是元世祖忽必烈。
不仅如此，檀氏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也是忽必烈的信奉者。他认为，每当有事，朱元璋都会言及忽必烈在位时 “四夷朝贡 ”的盛举。只是因为朱元璋立国不久，只能致力于稳固政权，无法像忽必烈那样开疆拓土，建立世界性的帝国秩序。这对于多次扬言变革元俗、元制且一手建立内敛型国家体制的朱元璋而言，多少显得有点令人费解。
朱元璋憧憬的君主梦是否是 “忽必烈盛世 ”暂且不论，单论朱棣憧憬的君主梦就必定是忽必烈时代吗？两位史学名家俱言之凿凿，持论的理由有三：
（一）元明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缘性和制度上的连续性；
（二）元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元之后，中国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历史遗产，接替国家不得不去面对、处置。从这个意义上，唐代与明代存在本质上的时代差异；
（三）朱棣个人欲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希望像忽必烈那般让 “四夷来朝 ”。
从这个角度审视永乐时代，确实能释惑不少，如朱棣为何会数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何不顾群臣长期反对坚持迁都至元故都北京？朱棣为何违反祖训决意出兵安南呢？朱棣为何不择手段来奖励朝贡？尽管这些重大事件背后俱能找出其他的解释，但对于忽必烈时代制度遗产的承继与憧憬，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故从朱棣对内、对外的种种作为来看，他执着追求的应该是 “忽必烈时代 ”。
二、内敛体制下的内部扩张政策
元代是一个奉行重商主义、多民族交错、多元经济混合、疆域极其广阔的大帝国。忽必烈统治时期，堪称元帝国的全盛时期。忽必烈以其武功不仅一举统一了中华本土，也大体稳定了蒙古世界，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伟业。他的内外政策极具扩张性：对内，他营建大都，崇信佛事，全面推行单一纸币制度，大肆收兑金银，多次施行货币财政改革，聚敛财富。此外，他还推崇朱子理学为正统，巩固统治。对外，他海陆并举，兵指高丽、日本和东南亚群岛，降服诸国，极力促成并经营欧亚经贸圈和海上贸易圈。论起忽必烈的武功之盛，朱棣曾特别赞道：“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汉唐世远置不言，……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严整，甲兵强盛，天下宁谧。”
一个帝王要建立自己的 “盛举 ”，往往要实行扩张性的内外政策方能办到，但事情对朱棣而言并不简单。朱棣登上皇位伊始，宣布恢复洪武一切旧制，悉数罢除建文改制措施。这对他而言，是事关即位的合理性大事。然而，洪武旧制却是一个极其内敛型的内外制度：朱元璋通过里甲户籍制度欲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赋役财政制度几乎全面实物化，财政奉行 “原额主义 ”，仿效元代建立的单一纸币制度只存其形而未能有实，而且禁止民间金银、铜钱的流通，对于商人和市场持排斥打击态度。不仅如此，朱元璋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劳民伤财、败坏朱家天下，颁行了不少的祖制成例予以限制。对外方面，他一手建立了严格的 “海禁 —朝贡 ”二元体制，严格限制私人海上贸易，极力限制周边国家朝贡的次数，甚至针对日本怀良亲王的多次挑衅，也采取隐忍态度，并在祖训中列出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这一系列措施显示了其内敛特点。学者黄仁宇称其为内敛型帝国，檀上宽指出这是个被固化的秩序，不得不说朱元璋是造就这段历史的起点。
朱棣要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是无法绕开这套内敛型的体制的，但只固守父亲旧制，又怎么能建立自己的盛世？他打着革新的名义，以外御内，施行了内外双重的扩张性政策，在很多层面改变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
即位伊始的永乐元年，朱棣为了笼络文人士子，以近三千人编纂规模浩大的《永乐大典》，经历两番波折，前后花费五年时间最后修成。
继而，大力营建新都北京，投入劳力人数据说达到上百万人（其中包含巧匠数十万人），此事在群臣的长期反对声浪中落成。檀氏认为，朱棣迁都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莫过于这两点：一是将大明政权由 “江南体制 ”蜕变为 “统一体制 ”；二是对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建立有重大意义，体现了对忽必烈时代遗产的呼应。
其后，为了疏通南北运输，为迁都奠定物质基础，朱棣大力浚通大运河之会通河段，投入的劳役达到数十万民工，使得漕运的运力达到四百万石以上。除了营建北京、疏通大运河外，朱棣在位期间还兴修许多大工程，包括长陵陵墓、大报恩寺、武当山宫观等。
朱棣的对内扩张政策充分利用了洪武体制的制度基础，如利用 “配户当差 ”的全民劳役制，廉价甚至无偿地征用大量民力，兴修各种巨大工程，极度损耗国力。不仅如此，朱棣还发动 “印钞机 ”急速增加宝钞的投放数额：永乐时期，国家每年的造钞能力从洪武时期的五百多万锭（一锭＝五贯），跃升至七百六十万锭；国家每年课钞的数额从五百六十多万锭跃升至一千九百多万锭。为了应对宝钞急速贬值问题，朱棣首开食盐计口纳钞法，让全天下百姓为宝钞的贬值买单。此外，朱棣还不惜违背洪武禁银封矿的旧制，大规模增挖银矿。整个永乐时期，国家每年的银课数大体为二十三万四千多两（洪武时期不过二万两上下），是明代前期金银生产增幅最大的一次。
朱棣的对内政策，很大部分是为了对外政策而服务。而其对外政策堪称是 “忽必烈时代 ”再兴。
三、新中华的天子：对外扩张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忽必烈外，朱棣对外所取得的成就，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他六次派遣郑和下西洋，四次出兵安南，五次出征蒙古；他放松海禁，通使西域，与日本重修于好，奖励朝贡使团与朝贡番国，复兴了元以来的华夷秩序，堪称是新中华的天子。
今人看来，朱棣似乎整个统治生涯都在致力于复兴华夷秩序。即位伊始，针对国内外海上走私贸易猖獗情形，朱棣就颁诏宣布：“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对走私贸易的宽大处理，显示了一种不同于洪武严厉海禁政策的迹象，似乎从一开始他要营建一种更加扩大的国际秩序。为此，他重新恢复市舶司制度，大肆赏赐奖励朝贡贸易，甚至对番国携带违禁品，只要不太严重，朱棣都会容忍。如在当时，朝贡国不仅需求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也大量索求中国的铜钱。然洪武末期政府颁布过禁钱行用、禁钱出海的政策。为此，朱棣不惜下令重开铸局、铸造永乐钱用于对外赏赐，使得永乐钱大量输出海外。然朱棣在国内还是坚持禁钱政策，可见其对朝贡贸易的支持力度。
即位后，朱棣随即派遣使者晓谕各国，积极促成各国来华朝贡，力图形成四夷宾服、诸国来朝的局面。为此，他谋求与日本建立积极的朝贡关系，重新将日本纳入朝贡体制。永乐三年，他即开始派遣郑和首下西洋。大家都知道，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在于贸易，而在于践行朱棣的新中华构想。由于大量的赏赐和奖励政策，来华朝贡的国家增加到六十多个。《明史 ·西域传》记载：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
可见四夷朝贡之盛况。不仅如此，他一直视四夷朝贡为重要的国家大政。永乐六年，朱棣决定亲征蒙古，让太子监国理政，颁令 “凡重要事及四夷来朝与进表者，俱达行在者。小事达京师，启皇太子闻 ”。可见，他视四夷朝贡之事的重要性不下于军政大事。
檀上宽认为，朱棣建立了一个超越忽必烈的中华 “世界体系 ”，完成了华夷秩序的构建。自此以后，朱棣以这个华夷秩序的统治者自居。凭借着中华绝对的政治经济实力，构想了一个中华独尊的开放性的统治世界。正是由于他以华夷秩序的统治者自居，才会打破洪武 “不征之国 ”的祖训，数度举大兵降服安南，以正顺逆之理；也正是由于对这一梦想的持守，他才会不顾群臣的激烈反对，不顾国力已经极度疲惫不堪的现实，多次亲征北地蒙古大漠，乃至最后猝死在回途中。
四、梦想的脆弱
对华夷秩序的执着追求，力图成为 “世界性 ”新中华的天子，是朱棣一生的君主梦。可以说，他的君主梦不仅是忽必烈时代，而是要超越忽必烈。然而，朱棣的君主梦却是构建在极度消耗国力、挥霍财力的基础之上。学者保守估计，朱棣对内营建北京，疏通大运河，修建陵墓、寺观，对外南征北讨、派遣舰队下西洋、大肆营建织造等八大工程，征发动用的军民数达六百万以上，占当时全国男性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全国总人口的九分之一至十分之一。每年的财政支出规模，远超过国内正常税赋收入的三倍以上，若非多次近于无偿性地征发民役、增印宝钞、违反旧制开矿铸钱等，断不能维持。
朱棣所实施的巨大工程构筑在明初落后的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之上。他滥征民力，导致底层军民生活极其困苦，民众不堪重负，大量逃亡的现象开始在富裕的江南地区蔓延；滥发宝钞，使宝钞极度贬值，导致以钞为俸的官僚阶层开始勒索差役银两，大开官僚阶层贪欲之门。到了晚年，朱棣罔顾国力不堪的现实，仍决意亲征蒙古，不惜弹压持反对意见的夏原吉等文武大臣，不仅身死无果，更使得整个官僚集团都渴望改变。
从全局角度看，我们也可以看出朱棣的理想很脆弱。他的内外扩张政策大半都被长期受压制的继任者仁宗所改变、否定，要不是仁宗过早死亡，说不定明朝再度还都南京。仁宗停罢织造、铸钱、下西洋等活动，显示了对朝贡滥赏的否定态度。朱棣苦心经营的 “华夷秩序 ”也是昙花一现：郑和下西洋虽然在宣德后期还进行过一次，但这已是终曲奏响。后世虽不乏有人提议重下西洋，但遭到文官集团的深度抵制。安南之地，长期陷入叛乱的漩涡，明廷最终只得放弃。对蒙古的征伐策略更没有降服蒙古部落，相反蒙古势力不断做大，差点令大明陷入亡国之绝境（“土木之变 ”），且这个问题萦绕明代始终。朝贡番国随着中国赏赐的减少，来往频率日渐低落 ……
东亚世界的秩序重新陷入停滞和待转状态。忽必烈的时代，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