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地区，地处高原，又有横断山脉和金沙江水阻隔，自古以来交通不便，难于通行。“山尽连绵，终鲜朝之坦道，水多溪峡，无百里之方舟”是对此地的真实写照。同时，云南在历史上又是中原王朝与青藏高原民族接触之地和面向东南亚、印度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位置重要而交通不便，使得历朝在云南地区修建的驿站及其驿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担负着十分重大的职责。此外，明清两朝的云南驿站维系和发展了在西南地区长期存在的茶马古道贸易，促成了其贸易形态从茶马互市到马帮贸易的转变。
前人对于驿站的研究，多重视其邮递职能。仇闰喜、刘广生主编的《中国邮驿史料》，臧嵘的《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和王子今的《驿道驿站史话》梳理了我国驿站发展的整个历史，论述了从殷商到清末历朝驿站的兴废和驿路的变迁。他们看到了驿站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驿站的设置保证了从京城到边陲放射状道路的畅通，有利于朝廷命令的上传下达，人员的往来和军事行动的开展。同时，著作摘录了古代诗人和官员，特别是被贬谪的诗人关于驿路驿站的诗歌以及地方流传的民谣，从文学和民间文化的视角研究驿站在历史中的地位。但是，这些著作都是比较宏大的历史叙述，研究对象是整个驿站史，对每个朝代驿站都有涉及，而缺乏对具体朝代和地区驿站的详细观察，没有深层剖析驿站作为中央王朝政权经营边疆的排头兵所起的作用。
杨正泰的《明代驿站考》是驿站研究的重要著作。杨先生参照文献记载（主要是《明会典》和《读史方舆纪要》）和古今地图，综合州县治所迁移、驿站并改、河道变迁和古今里程换算等多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确立了明朝两千多个驿站在今天的地理位置。绘制的驿路图，准确复原了驿站的配置和驿路的分布情况，同时书中附录了《一统路程图记》和《士商类要》，对明代驿站和商业的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刘文鹏的《清代驿传及其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深入探讨了驿站在国家行政管理、疆域形成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考察了清代驿站在地域范围上的变化，列举了驿传的主要网络干线，并且对清代驿传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交能通运输等方面的制度变革的内容、背景进行了分析。书中揭示了清代驿传的实际运行方式，阐述了其在国家政治、军事、疆域形成等方面的作用，清楚地展现了清代驿传系统的轮廓，功能和运行。因为云南民族复杂，地处边陲，土司政权长期存在以及出现三藩叛乱，其在清朝疆域控制中受到重视，所以本书也涉及到清代云南驿站的设置和其对政治、经济的影响。
陆韧的《云南对外交通史》先论述了云南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交通的影响，勾画了云南对外交通的地理背景。主要内容论述了从先秦到近代云南对外交通的通道与形式的发生，变迁。其中一章《明清时期云南对外通道的发展》详细描述了明清云南到边境要塞的通道、贡道、边关和入缅道路。这本著作从区域性交通史角度来看明清云南驿站，把它放在云南对外交通的历史线索中，视其为一个重要环节，肯定了明清驿站在云南对外交通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来的。木霁弘、陈保亚等学者实地考察了古道，写出了《川藏滇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这本书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角阿阿度描述了茶马古道的线路及变迁，沿线村寨和民族的经济、文化、风俗。它作为早期著作常常被研究茶马贸易、滇藏交通的学者引用。
北京大学的陈保亚教授从人类学和历史学角度研究茶马古道。《论茶马古道的起源》、《陆路佛教传播路线西南转向与茶马古道的兴起》及《滇棘古道上僰人（孤人）调查研究》等文章界定了“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将其涵义从狭义的茶马互市古道扩展为从古人类迁移孔道到近代马帮贸易古道的一系类古道的综合体。并且对茶马古道从时间和职能上进行划分为盐运古道、民族迁移古道等，论述了古道变迁及其原因和影响。
对于茶马互市，西藏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学者们有深入研究。他们考证了历代中原王朝与藏区茶马互市的动力和原因，发展和变化，并从古籍和新发现的贸易契约中考证茶马互市的制度和特定地区的具体情况。
随着近年来云南旅游事业的发展，茶马古道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受到人们关注，研究较多。云南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李旭成果突出，他的《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等著作，从民间口述史的角度，加上学者对其中重要历史的注释，为我们展示出了晚清以来云南马帮贸易的情景。
综上所述，对明清云南驿站和茶马古道贸易研究比较充分，但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没有一本专著或专门的一篇论文来详细探讨明清云南驿站对地方政治、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其在国家政权向地方渗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学者们的研究多从交通史或者邮递史出发，对驿站的观察视角难免有局限，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与地方间的横向联系。其次是没有注意到明清云南驿站与茶马古道贸易（包括茶马互市和马帮贸易）的互动关系，茶马互市迫切要求驿路畅通，而驿站设置又保证了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同时为之后兴起的马帮贸易提供了参照的贸易方式和贩运路线，两者又共同带动了云南地区商业的发展和村镇繁荣。最后，学者多从宏观视角来研究，没有微观考察一个驿站在历史中设置、裁撤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故本文除了描述明清云南驿站的历史沿革，重点探讨其发挥的政治经济作用及与茶马古道贸易的互动关系，还从“云南驿”这一古代驿站为中心进行考察，分析其在区域经济文化中的作用，与茶马贸易的关系。
我国驿递制度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代，甲骨上就有文字记载。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帝国建立，以咸阳和长安为中心的邮驿道路通向西面八方，官员外出或宣达王命，多利用驿传。经历了唐宋两个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的封建王朝，到元代，站赤和急递铺遍布全国，“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立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云南地方虽是国家边陲，久为蒙昧之地，山势险阻，交通不便，但此时亦路途通达，国内外人员往来频繁。明清的驿站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
驿站的重要职能之一是飞传军情，转运军需。驿路是伴随着军事的胜利而延伸的，驿站的建立标志着对一地域军事上的实际控制，这是建立政治权威的前提。因为驿站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它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如明朝开国太祖朱元璋所言：“驿传所以传命达四方之政，故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所以在统一中原，国家初定之后，马上下设置驿站的诏谕：“洪武元年正月庚子，诏建天下水马驿站及递运所，急递铺”。但此时全国还没在疆域上得到统一，云南还处于元朝官员和地方土司的统治之下。待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沐英、傅友德征讨云南，克大理后才开始在云南设立驿站。“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这是明清在云南设置驿站的开始。
除驿站外，明代在云南的驿传机构还有军堡和急递铺。军堡类似转运所，主要运送物资和使客。“洪武二十年十二月丁巳，遣前门郎石壁往云南，谕西平侯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合往来递送，以代驿传”。急递铺专司递送公文，承元建制，递送速度很快。“置邮传命，其来远已。必十里一铺，以均其势，必昼夜不息，以急其务”。但明中叶后，急递铺逐渐弃而不用，转运所多改为或并入驿站，到清代，承担物资转运任务更多的是驿站”，驿站发挥的职能愈重要。
驿丞是明清两代管理驿站的基层官员。明代在全国设置水马驿，每驿设驿丞一名，管理驿站事务。清代开始裁撤驿丞，每裁撤一处规定将驿站钱粮归各州县管理。这样提高了驿站的运转效率，有利于地方官员的统一管理和调度，也防止了驿丞的贪污腐败，保证驿站夫役钱粮的供应。
驿站设置对地方经济有影响。就其本身的运转维系而言，必须与地方上发生经济往来。其一为驿马、驿车的采买和补办。为保证传递紧急公文和供应差使，驿马倒毙、缺额，司驿官必须向督抚详细汇报，严禁隐瞒。其二是夫役雇佣。与明代驿户世代服役不同，到了清代，驿站更多是临时雇募乡民完成驿站的土地开垦和租佃。清朝规定，云贵地区每处驿站的站夫约为100人。其三是驿站的土地开垦和租佃。云南自然条件恶劣，“滇省驿站设居崇山密箐，夫马奔走，倍苦他省”。完成同样的差事，需要比其他地区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为了筹措费用，州府官员往往采用“以站养站”的方法，置买或开垦专门田产，收取租息，作为雇募驿夫的储备金。如云南腾越厅，为了维持橄榄坡驿的运转，也采取了这个方法。光绪四年腾越厅同知陈宗海“乃谕令四练共出银二千四百两，买置马夫田种二百五十箩，收租变价以资出站费用……更拨给叛产田五十箩，共做三百箩。田种归龙江练，收租以为夫马零星之开……”。
驿路平坦近直，驿站供给运输工具，传输快速安全。明中叶，商贾贪图节省运费，买通驿丞和使客，贩运商货。“云南地方素产奇货石屏象牙苏木之类……（奸商）往往计赂过客，央求夹带”。驿站变成了商品流通的管道。驿站配置和驿路分布与经济发展和地区开发有关。
驿站又是官员、生员往来止宿之处。“皇华天使往来其间，朝贡述职，奔趋其道，络绎不绝”。人口的流动带来路途商业、服务业兴起。
驿站是国家政权进入民族和边疆地区的排头兵，也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东北的驿站因住驿丁的合法开垦和吸引周围流民的非法开垦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村落，最终甚至发展成为现代的城市。西南驿站促进了其所在村镇的经济发展，而村镇的繁荣滋生了对商品经济的需求，是区域间贸易发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而马帮贸易就是云南区域贸易的主要形式，它将一个个分散在高山谷地间的村寨联系起来，编织了一张细密的商业网络，与村镇经济发展相互推动，也与明清驿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 西南茶马古道贸易
“茶马古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茶马古道”指唐宋以来汉藏间进行茶马互换而形成的主要交通要道。其滇藏线自昌都向南，沿澜沧江南行，经中甸进入滇西产茶区。广义的“茶马古道”则在时间和空间上进一步扩展。北京大学陈保亚教授认为茶马古道的形成经历了不同形态，从直立人古道，原始民族古道到盐运古道，马帮古道。所以茶马古道贸易包括古代的茶马互市和在清中后期兴起直到近代的马帮贸易。
茶马互市起源于汉藏间商品需要的互补性。藏民族对茶的需求很大，“盖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之物，而为日常生活所必须，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二日无茶则病之慨”，又“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为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同时，中原王朝若面临北方少数民族军事威胁时，需要大量战马。近西藏的云南和四川地区都有茶叶产出，于是形成了“茶马互市”的基本条件。
唐朝开始与吐蕃互市换马，并设置“茶马交换所”作为管理机构。开始征收茶税，实行“榷茶制”，垄断茶叶经营。宋元都延续了茶马互换且在规模上有所扩大。明朝是历史上茶马互市最发达的历史时期，“自雕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并“多置茶课司”，实现“以马驭蕃”的目的。但是，唐开始的茶马互市多在川陕进行，直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
朝廷开始在云南北胜州（今丽江永胜）以茶易马。“康熙四年（1665），裁陕西苑各监，开马市于北胜州”。滇藏道真正成为茶马古道，每年由藏入滇马达万匹。
西南地区民间的马帮贸易及通道一直存在。《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次记载了这种贸易：“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律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又“及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马帮贸易是云南商业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由“马锅头”率领的马帮“走夷方”，穿行在西南的崇山峻岭，江水溪谷之间，把货物从一个个村寨和城市收购和贩卖。贸易网络深入川藏地区和东南亚，如缅甸、老挝。它联通了川藏滇和东南亚，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
民间大规模的马帮贸易在清中后期才兴起。与传统茶马互市相比，其主导由政府移向民间，买卖的货物也不再局限于茶和马，扩大到了中药材、皮毛、茶叶、象牙、染料，甚至鸦片。一些家族以自己的马帮为基础建立了设置完备的商业网点，提高了收购和贩卖的效率。他们凭借在马帮贸易中建立起来的信誉经营金融汇兑业务，连海外华侨、政府机构、外国海关以及传教教会，都通过他们的系统进行运作。
五、 驿站与茶马古道贸易之关系
驿站对茶马贸易有推动作用。有时候其具有管理职能。宋代由驿丞参与茶叶经营贸易。到明代设“茶引”，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通过这个制度管理民间商人参与茶叶贸易。
从“贡”，“赐”为主到官府垄断贸易再到茶引制度，可以看出茶马贸易从官方到民间转移的轨迹。虽然政府对茶叶管理严格，但民间贸易一直存在。特别到明后期，私茶贸易兴起，“茶马互市，利之所在，人皆趋之，禁令越多，走私之风越盛”。可见先是官办贸易，通过法律规章、皇帝诏谕逐渐确立了固定的交易模式，如场所、茶马交换比率、纠纷解决的途径等等。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着民间商人参与，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规模，经营主体也由政府变为百姓。驿站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既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承担者茶马的转运，另一方面通过夹带、走私扩大了民间的参与。而关键的是驿站设立意味着着驿路一定程度得到了改善，各朝代相继设立驿站，也就促进了西南交通的一步步发展，这是商业网络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明清驿站设立扩展了云南地方的交通联系，使茶马古道更为通畅，为之后马帮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据赶马人的回忆，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有不少村镇为临时落脚点，称为“马站”，设有私营马店提供人和马的饮食和休息住所。实际上每次行程的时间差不多，所以这些马站的数目相对固定，比如从赵州到昆明有十二站，赵州到西昌有十八站。而这些马站与以前驿站所在地往往是重合的。盖传统的交通方式不便，马帮一站一站运输与驿站一站一站邮递也有相似性。马站的设置似乎受到驿站设置的影响，至少在功能和地域分布上。
如前述赵州到昆明的十二站，分别为：红岩、云南驿、普淜、沙桥、吕河、楚雄、广通、舍资、禄丰、老鸦关、安宁州、昆明。除城市外，其中村镇大多在明朝即设有驿站，如红岩有“定西岭驿”，属大理府赵州；云南驿现仍用其驿名为地名，当时属大理府云南县；安宁驿，属云南府安宁州，洪武十九年建；沙桥驿，属楚雄府镇南州。
马帮路上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小调，称为“赶马调”。其中有一首《九关十八铺》就是用来在上述十二站路上唱地名的。它对马帮路线有更详细的记载，如“定西岭上安南关”。“十八铺”可能是指急递铺或者关巡。“旧铺”在《万历赵州志》有记载：“旧铺，在州治北十里”，即在大理至昆明的交通在线。驿站已经成为商旅行程的标志。
云南驿位于今云南省祥云县东南方向，距县城二十余公里，毗邻320国道。西汉武帝在大理地区设置益州郡，下辖云南县，云南驿即作为县城，从此被划入西汉版图，归属中央政权。云南驿是西南地区通往内地和印度、缅甸的交通要塞，是灵官道、五尺道和博南道等古道交汇连接的枢纽。因其重要的地理意义，所以很早就设立驿站，在唐代的《蛮书》中有多次记载。而《万历赵州志》认为云南驿设置“始于隋大业中”，其地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被称为云南驿的。
明代仍然在此设驿站。《读史方舆纪要》载“云南驿，属大理府云南县”，其他史书亦有记载。考察它的历史，可以看出古代驿站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作用。云南驿在明朝的第一任驿丞“云贵土官袁奴，云南县站户，僰人。洪武中招故元同知自羌万户，自白及本处夷民三百户归附，复以馈钱粮累劳受土驿丞。至证麓川，征其兵三百，是后本县土官杨氏奉令讨叛，袁氏皆以所部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明初，中央政权在向边疆和少数民族地方扩张时，通过设立驿站，任用土官来招抚前朝官员，安定少数民族，达到在军事和政治上统一全国的目的。云南自古为“西南夷”聚居，引文中的“僰人”、“羌”、“白”只是众多民族中的几种。民族众多而其性格、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不同。汉政权渗透进入时必然与各民族产生矛盾，导致国家边陲不稳定，政令不能上通下达，阻碍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任用土人为官，以少数民族官员来管理地方事务，可以缓和民族对立情绪，巩固新政权。且袁奴本来就是元朝的站户民，对驿站事务比较熟悉，也有利于驿站的顺利运转。同时，“征其兵二百”、“皆以所部从”，土官受中央节制，参与军事行动，减少了从内地调兵调粮的成本，施行国家政策，进一步拓展和稳定了疆土。
传统政权更迭，不仅是各级官员的变换，也需要推行道德教化。内地与云南相隔几千里，信息闭塞。土官是地方与中央相联系的纽带。古代“以吏为师”，官员是皇帝和朝廷的代表，其作为也在百姓中起到树立皇权和“天朝”观念的作用。袁驿丞虽是小官，但出乎意料受到重视，朱棣称帝后，他竟受到皇帝的召见，“三十五年赴京朝贺”。后来他的长子触罪充军，明成祖下旨：“他儿子犯法，他却不曾犯法，既老了，着他孙袁思聪做驿丞。”天子亲自过问万里之外的这点小事，袁氏家族必定受宠若惊，如此“皇恩浩荡”，形式上象征着皇帝对国家治理“每事躬亲”的认真态度，对在地方上树立皇帝权威有作用。而古代，皇帝又是国家观念在现实中的代表符号，诏书所至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边疆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云南驿既然位于茶马古道上，历朝在云南买马或者“茶马互市”都从此经过。宋熙宁年间，陕西诸蕃与北宋关系紧张，相约不与宋朝贸易，“自是蕃马绝迹而不来”，宋朝战马吃紧。四川峨眉进士杨佐应募入大理国“货蜀之缯锦”买马。受接见后次于云南驿。并且看到“驿前有里堠（古代瞭望敌情的土堡）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着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一方面说明了云南驿为往来买马贸易的商人和中央王朝官员提供了住所，是整个马匹贸易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大理国人“重汉之货也”，而中原缺马匹，这样供需关系促成了双方的往来，即便有横断山脉和金沙江水的阻碍，毒虫猛兽、瘴气迷雾的危险。另一方面，里堠及其文字说明当时云南驿不仅与内地交通往来，而且是中国西南和南亚、东南亚的交通重镇。方国瑜先生认为云南驿与“身毒，交趾和海上各国都有交通线，并且详着其道里之详，往来频繁可想而知”。
驿站有时也是国家对民间商业的管理机构，负责对商业贸易运输的监督，监察和收税。乾隆年间，云南总督富纲奏筹办“开关通市”并“于要扼之处”查验收税。“边外贩货进内者在南河口收税给照，至府城验票并于内地汇总之云南驿地方，责成大理府设卡查察”。云南驿由此一度成为边贸货物的集散地，是东南亚商品进入内地的重要关卡。而古代云南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是马帮驼运，这样导致大批马帮经过此地。马帮不仅是运输方式，其本身消费就会带来对生产的需求。因而马帮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使得村镇店铺增加，商业繁荣。
清代，云南驿成为茶马古道上最繁华的地段，每天从云南驿经过的大小马帮二三十起，大的马帮有三百多匹马，最小的也有五至六匹。为了适应这些马帮的歇息与住宿，云南驿当时办起了二十多家马店，最大的马店为钱家，钱家一次可以接待有三百多匹马的马队，每家需要备办几千斤马料。现在钱家保留的马匹院落还有三大院。这些院落主要分布在驿道的东西两端，在驿道两边商铺林立。
云南驿的繁荣持续到了近代。据赶马人回忆，清末民初，不管是从赵州到昆明还是从赵州到西昌都要经过并在云南驿停留。前一条道路沟通东西是从滇西到昆明的要道，后一条则贯通南北，将滇西产茶区与藏区相连。因为这样重要的交通地位，抗战时期修通的维系中国存亡的滇缅公路从此穿过，这里也是中印石油管道和驼峰航线经过的地方。艰难维护的交通线保证了战略物资的运输，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云南驿在村口马帮古道上修建了纪念牌坊。上面的对联是：“马帮铃响店小二迎来送往， 邸报飞传众官员暮留朝去。”它是对古镇历史的最好概括，也暗示着明清云南驿站与茶马古道贸易繁荣的内在联系。这个小镇的兴衰总与交通线路相关。
交通关乎国家疆域形成与变迁，关乎军事行动进行和成果巩固，关乎经济、文化之交流，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驿站“为天下之血脉也”，明清时期在云南设立的驿站，保证了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开拓了贸易路线，繁荣了沿线村镇经济，为民间马帮贸易兴起创造了条件。其历史地位和意义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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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昆明市第十二中学历史教研组周浩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