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三十年裏，由於全球史成為歷史學界的一大潮流，相當多的歐美歷史學家，提出了一個對中國史相當有挑戰性的說法：即東方的大清帝國對邊疆的政策，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國的對外政策是一樣的。[1] 從全球史的觀點來看，大清王朝對西北的開疆拓土，以及對西南的改土歸流，不僅與同時期的歐洲各帝國的殖民地事業沒什麼兩樣，都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特別是18世紀全球殖民主義浪潮的一部分。所以，濮德培（Peter Perdue）用了「征服」（conquest）一詞命名他的著作，並說，
「清朝的擴張，其實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紀全球史的組成部分。在這一歷史時期，幾乎在世界各地，新興的統一帝國都通過對外軍事征服方式來擴大領土，而移民、傳教士和商人則緊隨其後。」
在這一方面，大清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很相似，它們都統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廣大的疆域，只是兩個帝國結局不同，「它們都在19世紀末陷入崩潰境地，但奧斯曼帝國的疆域分裂成為幾個民族國家，而清帝國則被整合為單一的國民政權」。[2] 他還認為，大清帝國對西部的征服，如果作為一個全球史的事件來觀察，那麼，那個時代的Central Eurasia還不是大清帝國以及後來中國的邊緣省份「新疆」，各種來自中國、俄國、印度和歐洲的宗教、貿易輻輳於此，在地緣上看，它更在俄國、准格爾、大清三個帝國之間；[3] 西北如此，西南也如此，脫開以中國立場界定「中心—邊疆」的觀念來看，他們認為，西南苗彝也只是被明、清帝國殖民的地域和族群。美國學者何羅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業：前近代中國的人種志與圖像學》以及喬荷曼（John E. Herman）的《雲霧之間：中國在貴州的殖民，1200–1700》，講的就是大清如何把西南苗彝族群逐漸變成編戶齊民，把西南地區正式納入大清版圖的故事。他們的書名中，都不約而同使用了「殖民」（Colonial或Colonization）這個詞。[4]
清帝國對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嗎？對西南的改土歸流是「殖民」嗎？再說得久遠一些，古代中國對於周邊異族也是「征服」與「殖民」嗎？
就像說到「漢化」西方學者不贊成一樣，說到「殖民」，中國學者往往也會不高興。[5] 中國學者會覺得，近代以來，中國一直受帝國主義欺負，差不多已經成了半殖民地，結果你們還說我們是「殖民」？但我以為應當理解，他們之所以用「殖民事業」這個詞，是另有歷史觀念與學術背景的。如果我們不在道德意義上評論「殖民」的功過是非，而只是把「殖民」當做一個（他們所說的「前近代」）全球史過程，似乎這也無可非議。
通常，中國學者尤其是漢族中國學者不免有這樣的習慣：首先會沿襲古代中國「大一統」的歷史觀念和「中央—邊疆」的視角，其次也會受到晚清以來「五族共和之中國」與「中華民族是一個」這種國族意識的影響，再次，甚至還會殘留古代「華夷」與「文野」的歷史記憶和文明進化論。因此，總覺得這些「苗彝」本來就是中國之邊緣，「變其土俗，同於中國」本來就是「進於華夏」，仿佛是從野蠻變成文明。甚至還會認為，古代中國的漢族與非漢族，主要也是「平等基礎上的互助關係，這是民族關係發展的主流」。
但是，「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古代中國就深諳此理，[6] 開疆拓土的帝國何嘗如此溫柔敦厚？被征討的「蠻夷戎狄」固然被殺戮得很慘，去討伐的軍人同樣死傷無算。中唐杜佑就曾在《通典‧邊防》中，痛心疾首地檢討盛唐的擴張，他說，僅僅是天寶年間，哥舒翰遠征吐蕃，兩萬人在青海島上，「不能救而全沒」；安祿山在天門嶺討伐奚與契丹，「十萬眾盡沒」；高仙芝遠征石國，在怛邏斯川「七萬眾盡沒」；而楊國忠去打閣羅鳳，「十餘萬眾全沒」，前後「沒於異域數十萬人」。[7]
就連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也不能同意那種政治化的粉飾說法，1980年初，《歷史研究》發表了他寫於1962年的遺稿，在這份沒有發表的遺稿中，他就說古代帝國統治下的民族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完全依靠力量對比，大小強弱之間，根本不存在和平共處、平等聯合這一類的概念」。[8] 這就像前引文獻中所說的，「命將出師，恣行誅討」，「搜山盪谷，窮兵罄武」。[9] 以清代貴州「改土歸流」過程中平定苗彝反叛時為例，清王朝軍隊在鎮雄「連破四寨，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在威遠、新平「冒瘴突入，擒斬千計」，在清水江和丹江「潛舟宵濟，扼其援竄，突搗其巢」，[10] 這種所謂「文明化」過程，毫無疑問就像「殖民化」過程一樣，並不只是鶯歌燕舞，而是充滿了血與火。[11]
讓我們回到清王朝是否「殖民」的問題上來。應當注意的是，近年來由於全球史背景下的歷史新解釋，在國際學界非常流行，這種全球史研究推動了一個新潮流，這個新潮流包括有關中國邊陲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12] 而這些有關中國邊陲的研究通常有兩類，一是討論中國現在的邊疆地區是怎樣被整合進帝國的。用他們的話說，就是那些西南地區的苗彝是怎樣被「殖民」，清朝是怎樣「征服西南，進行殖民，實現主權控制」，換句話說就是，這些原本由「土司」自主管理的「蠻夷」區域，是怎樣漸漸成為帝國直接管理的「中國」的；[13] 另一類是從人類學、民族志的角度，重新認識那些華夏邊緣的異族，他們是否從人種和文化意義上，就與內地漢族有所不同？他們是否是由於「他者」才逐漸產生「我者」意識，並逐漸形成自我認同的族群？他們在那個時代是否並不認同「中國」或「滿蒙漢」帝國？也就是說，他們試圖通過這種研究，來討論民族的「本質性」和「建構性」問題。[14]
那麼，清帝國「殖民」說有沒有道理呢？我個人以為，它就與「漢化」說一樣，一半有道理，一半沒有道理（或者說，一半可以接受，一半需要修正）。
為什麼說一半有道理呢？因為，這裏確實有可以引起我們反思的死角。十八世紀前後，世界上各個帝國「你方唱罷我登場」，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帝國雖然處在衰落之中，但俄羅斯帝國卻逐漸向東向南侵蝕，而大清帝國卻迅速崛起，並且向西擴張，過去曾經橫行海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國雖然逐漸衰落，但歐洲的英、法、德帝國卻在向東方擴張，但正是這種擴張，逐漸引起了各個帝國的擠壓和碰撞，擠壓和碰撞的結果是，有的帝國萎縮，有的帝國衰落，有的帝國崛起，有的帝國膨脹，這當然是後話。但是，十八世紀中葉大清帝國恰恰在擴張的巔峰狀態中，乾隆一朝所謂「十大武功」，其實就是清帝國在「殖民主義擴張」中。正如前面所說，清代中國版圖相當廣大，其中邊陲的一些區域，並不能說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歷史上，中國四周的疆域不斷變動。過去，中國學者撰寫中國史，常常會提及西漢設酒泉等四郡，張騫通西域，李廣利一直遠征到貳師城（今吉爾吉斯斯坦），也會提及張騫試圖經雲南通身毒，諸葛亮南征擒孟獲，當然更會提到大唐帝國在四裔的開疆拓土，似乎這些地方很早就已經納入中國版圖。
其實，古代中華帝國的疆域不斷變化，正如我前面所說的，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時期還是化外之地，未必就是真的「中國」，更不必說收縮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繼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都不在「禹域」之「內」。所謂「西域諸國」，在明代就連敦煌也已經不歸中國管轄，所以才有「嘉峪關外即非吾土」之語；所謂「千洞百蠻」，雲貴苗彝，基本還是由土司管理，和內地府廳州縣這種編戶齊民的政府管理還是有區別的。清代把西域拓為「新疆」，在雲貴「改土歸流」，帝國在邊緣族群的地區派駐軍隊，設置機構和官員，大量興辦學校，徵收齊民的賦稅，使這些地方逐漸「從異域到舊疆」，[15] 在全球史上來看，確實也可以稱之為「殖民事業」。[16] 那麼，為什麼我說「殖民」這個說法還有一半沒道理呢？
這是因為當歷史研究者使用colonization這一概念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被來自西方的「殖民」概念引發某種誤解，覺得清王朝對於西北、西南的殖民，和英法西葡等西方國家對亞非拉的殖民，無論性質、目的與方式都一樣。
之所以我不能無條件接受「殖民」這個概念，是因為我無法簡單地把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齊觀，把大清帝國和西方列強在亞洲、澳洲、非洲和美洲的征服當作同一個「殖民」。以「改土歸流」為例，應當注意到，明清兩代的措施，基本上是
（1）設置官吏，把邊陲之地與內地一樣「郡縣化」，
（2）徵收賦稅，使異域之民等同內地一樣作為「編戶齊民」，
（3）興學設考，讓殊方異俗逐漸改造同於內地文化。
因此，以歐洲近代英法西葡荷的殖民來跟中國明清改土歸流進行對比，要看到有三個不同。第一，是跳出本土遠征海外，還是從中心向邊緣的逐漸擴大；[17] 第二，是為了掠奪資源，還是納入帝國；第三，是保持宗主國與殖民地的異質性，還是要逐漸把蠻夷與華夏同質化。[18] 所以，我很贊成西方學者能在全球史的新背景下，看到中西歷史確實有相似相近之處，但我也一直在提醒，西方學者也許應當注意到它們之間的差別。正如Lee Byung Ho在其博士論文“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所說，中國從明清到近代的國家意識的轉變，並非從過去的「文化主義」轉變成後來的「國家主義」。他認為，中國和歐洲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模式，如果說歐洲模式是colonial national（殖民國家），那麼，中國則是patrimonial imperial（世襲帝國）。當然，從清王朝到現代中國的民族政策，其實仍然延續了後帝國時代（post-imperial）的一貫思路與做法。[19]
摘自葛兆光老師新著《歷史中國的內與外》
第五章：〈重思所謂「漢化」、「殖民」與「帝國」〉
註釋：
[1] 諸如平定金川、台灣歸來、駐守西藏、安南入貢、平定回部，即乾隆皇帝自詡的「十全武功」等，參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中華書局，1987）。
[2] 濮德培〈比較視野下的帝國與國家：18世紀中國的邊疆管轄〉（“Comparing the Empire and State by Way of Discussing Border Control in 18th Century China”），牛貫杰中譯文，載《史學集刊》2014年第4期，頁37。
[3]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中國西進:清對中央歐亞的征服）， “Introdution,” pp. 9–10.
[4]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清代殖民事業:前近代 中國的人種志與圖像學)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 雲霧之間:中國在貴州的殖 民,1200–17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對 於 這兩部書的中文評論,見吳莉葦〈比較研究中的陷阱 — 評勞拉‧霍斯泰特勒《清代殖民地事業》〉，載《史學月刊》(開封) 2005 年第 6 期,
頁 83–92;李林〈開化與殖民兩套詮釋話語的論爭與困境〉，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 80 期（2013 年 6 月）, 頁 151–170。
[5] 汪暉曾批評「（中國）殖民論」，認為這種把「殖民主義」套用在中國的清王朝忽略了「清朝帝國體制及其轉化過程」，「中國殖民主義這一概念在歷史描述中造成了解釋上的混亂」。但是，如果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與周邊王朝都不承認清王朝為「中國王朝」，清代對於西南也曾有大規模的「移民」（以及軍事征服），那麽，我並不太理解他所說的「轉化過程」究竟為什麽可以證明清王朝對西南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殖民」，也似乎沒有說明清帝國的「殖民」，為什麽與其他帝國「殖民」有本質的不同。見《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上卷第一部「導論」，頁14–15。
[6] 近年來，中國一些提倡「天下體系」、「天下主義」的學者，始終不看這些明顯而眾多的歷史事實，憑著自己的想像，就說古代以中華帝國為中心建立天下秩序實行的是「德政」或「王道」。甚至還有學者認為「源自五帝之國的帝國概念與古代西方的帝國概念以及19世紀傳入亞洲的帝國概念有著顯明的區別：前者以德政為中心，而後者則是綜合絕對皇權和同一國家的權力形式」。見前引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導論」，頁25。
[7]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一八五〈邊防一〉，頁4980–4981。
[8] 范文瀾〈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鬥爭與融合〉，《歷史研究》（北京）1980年第1期，頁7。
[9] 《宋書》卷九十七〈夷蠻〉，頁2399。
[10] 魏源《聖武記》卷七，頁304–305。
[11] 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歷史學界對民族問題逐漸直言不諱，如羋一之〈從實際出發研討中國民族關係史中的幾個問題〉就說關於「融合」和「同化」的說法要分析，「許多民族加入到中華民族中來，有不同的途徑。大致說來，有的是自願遷進來的，有的是自己打進來的，有的是被打進來的，也有的是通過和親、經濟交流而進來的，總之，有的是主動的，有的是被動的，有的是自願的，也有的是被迫的」。前引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頁103。
[12] 關於這一研究潮流，中文介紹參看前引陸韌〈現代西方學術視野中的中國西南邊疆史研究〉，陸韌主編《現代西方學術視野中的中國西南邊疆史》卷首「代序」，頁1–39。
[13]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 and Mist, p.1.
[14] 但是，無論是民族的「本質論」還是「建構論」，在現實中都必須解決一個麻煩的「國家認同」問題。如果各個民族原本就有歷史、文化甚至人種的差異，那麽，它將如何融入傳統帝國或認同一個現代國家？如果各個民族只是在歷史中由於「他者」才產生「我者」意識，從而形成各自的族群認同，那麽，各個民族又在一個什麽樣的基礎上，和睦相處在一個國家內？帝國時代的統治者或許不需要考慮這些問題，或許只要用不同方式分治各個族群即可，因為帝國是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支持其控制。
[15] 參看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省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北京：三聯書店，2008）。
[16] 古代中國向來有「酷吏」和「循吏」兩個治理傳統，這就是「霸王道雜之」。清王朝在雲、貴對付苗彝，也同樣是這兩手，叫「撫剿並用」。
[17] 也有人把這種情況稱為「陸基帝國」、「內地延長主義」、「內部殖民主義」，見維基百科「殖民」、「內部殖民主義」條目。
[18] 因此，我們會常常認為這是傳統中華帝國的「文化主義」策略。我在《何為中國》第六章第二節中曾經說到這一點，不過現在看來，也許這一點不宜強調過頭，中華帝國控制疆域和文化影響的擴大，既有「文化主義」策略，即所謂向蠻夷推廣華夏文化的一面，也有通過軍事行為，即征服與殖民的一面。
[19] Lee Byung Ho的博士學位論文：“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