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历史悠久的等级制社会。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庶民、奴婢，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既定的政治地位和等级身份。与这种地位与身份相对应，谁有怎样的政治与经济待遇，该享受什么规格的祭祀形式，怎样举行冠礼、婚礼、丧礼，住什么房子，穿什么衣服，用什么仪仗，乘什么等级的车子、轿子，怎样行礼，怎样称呼，等等，都非常严格，任何人不得逾越。这些规范总起来讲，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叫做“礼”。这种“礼”，虽然有“礼貌”的含义在其中，但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构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繁琐严格的等级规范
礼的起源很早。它最初的意义是祭神的形式。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主要有两件大事要做，祭祀与打仗，即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那时非常迷信，有事必祭，祭必行礼，像继位、婚丧、会盟、田猎、征伐等，都必须先进行祭祀。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套仪式越来越完备，在周代逐渐形成了五礼：吉礼、凶礼、嘉礼、宾礼、军礼。吉礼是指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等的仪式；凶礼涉及吊唁哀悼；嘉礼是指饮宴、婚冠、节庆等活动；宾礼是指接待宾客的礼节；军礼是指军中的礼仪。这些礼的内容很庞杂，总括起来，既有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又有典礼仪式以及应对进退和衣食住行等行为准则。它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了社会所有成员一举一动的程式。
比如穿衣，皇帝穿龙袍，大臣穿官服，老百姓只能穿布衣。古代的官服都有显著的品级标志。唐宋时是以颜色来区别尊卑，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大红），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明清是饰以不同的禽兽图案，如一品至四品的文官分别饰以鹤、锦鸡、孔雀、雁，武官分别饰以麒麟、狮、豹、虎。至于老百姓的衣服，不但不能有图案，而且不能有彩色，只能服白色或皂（黑）色。中国古代称百姓为布衣、白衣、黎民（黎是指黑中带黄的颜色）等，就来源于这种规矩。
从建筑来讲，宫廷、官府的等级规定涉及屋顶式样、面阔的间数、装饰的做法与色彩等复杂的要素。例如开间（两柱之间），皇宫可以用九开间，皇亲贵戚和有爵位的高官可以用七开间，朝廷一般官员和地方官员可用五开间，而平民百姓则只能用三开间。《明会典》规定，一、二品官，官府厅堂五间九架（架指深度）；三品至五品官，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官，三间七架。官府大门的颜色，清代规定一至三品官府的大门为红色，四品以下为黑色。大门的门钉，皇宫大门纵横各九路，亲王纵九横七，一至三品官纵横各七路，四至五品官纵横各五路。五品以下官府大门不设门钉。门上的门环，公侯用金漆兽面锡门环，一二品官用绿油兽面锡门环，三品至五品官用黑门锡门环；六品至九品官用黑门铁门环。在中国古代，建舍违令者会受罚，如被指控摹仿宫殿，则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古代出行，权贵要坐人抬的轿子，以显示尊贵。清朝规定，汉官三品以上，轿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城是“四人抬”，出京城是“八人抬”；四品以下文职，轿顶用锡，“二人抬”。至于庶民，轿子形制一律为“黑油，齐头，平顶，皂幔”。在中国古代，违例乘轿是要受惩罚的。
人与人之间相见的礼节，规定也很森严。明朝品近者行礼，东西对立，卑者西，尊者东。级差二三品者，卑者下，尊者上，级差四品以上者，卑者下拜，尊者坐受，有事跪着说。老百姓遇到当官的，当然一律得下跪，或者远远回避，不然，不但会挨一顿痛打，还要被抓进牢狱。
维护皇权的统治工具
封建专制者所以要规定繁缛的礼仪，就是要使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按服自己的等级身分进行活动，安分守已，严格上下、尊卑、贵贱的区别，以便稳定整个统治秩序。违反了礼的规定，就象犯法一样，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比如汉代的韩延寿，官至左冯翊（相当于郡太守），就因为车马装饰超过了规定，被判处了死刑。
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是居于最中心的地位，礼首先是为皇权服务的。皇帝最高威严的维护，除靠镇压机器之外，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礼。在朝廷中，没有礼的皇权统治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刘邦刚建立汉朝的时候，朝廷中就没有什么礼仪，无论做君的还是做臣的，大都起自草莽，一点也不懂规矩。“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全靠儒生叔孙通，为刘邦制定朝仪，把一伙文武大臣着实训练了一番，怎样排列入宫，怎样朝见皇帝，怎样喝酒，都定了严格的制度。实行这套朝仪以后，大臣个个老老实实，“莫不振恐肃敬”，刘邦这才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皇帝的最高威严的树立，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规矩是逐渐多起来的。周代，臣子可以称王为“尔”（你）。春秋的时候，晋文公放走了俘虏的秦军统帅，晋将先轸气得发脾气，“不顾而唾”，也算不得什么。汉朝时，刘邦病得厉害，下令不见群臣，他的大臣樊哙可以“排闼直入”，说明当时大臣见皇帝也还是个普通的事情。但宋朝以后，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发展，君臣之同的日常关系就日渐隔绝了。宋以前，宰相上朝是有座位的，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从容商讨军国大事。自宋朝开始，宰相上朝不但无座，而且奏对日益短促，顷刻即退，皇帝越来越威严神秘，也越来越难见到了。到了明清，臣子朝见皇帝，要跪下磕头，明代是“五跪三叩首”，清代是“三跪九叩首”。到这个阶段，君主集权可算达于顶点了。
宗法制与特权
中国古代如同鸿沟般的等级差别，体现的是鲜明的特权制度。地位越高的人，特权越大。比如在法律上，皇帝享有最高的特权，“人主无过举”，无论怎样胡作非为都不算犯法。皇帝之下，皇亲国戚和各级官僚也各有不等的特权。中国古代的所谓“八议”，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八议”是指对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种制度最早源于西周的八辟，在曹魏的《新律》中首次入律。这八议，最主要的是议亲、议故、议贵。这亲、故、贵是指皇帝的亲族、故旧和朝中高爵位的人，这些人都是法律中的特权等级，议了之后，轻罪可免，重罪可减。相反，对于平民，封建法律往往加重处罚，如平民要是侵犯了贵族，就要加等处罪。
“八议”赋予皇亲国戚以特权，与中国的宗法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在古代，“宗”的意思是宗庙，宗庙里有祖先的牌位，这个祖先的所有后代，都得对他表示绝对的尊敬，这些人就形成“族”。所以，“宗”也有宗族的意思，同祖称宗。在这样的宗族里，最早的老祖先是总家长，其下依血缘亲代关系，又形成了不同辈份的大大小小的家长。这样的以家长为首的家族，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种家族社会里，血缘关系是一种十分稳固的关系，尊祖敬宗，崇拜祖先，是这个社会人伦道德的根本。每一个人都与他的家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由此形成了社会的普遍的血统观念。既然人都是家庭的人，那么每一个人的荣辱尊卑就和他所属的家庭紧密地连在一起了。
按照血统观念，每一个享有特权的人都会给家族带来相应的权势与财富。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封荫制度，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从家族利益出发，巩固和延续既得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这里，“封”是指封典，“荫”是指荫子。按照这种制度，朝廷的大小官员，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爵位、品级、资历，使自己、夫人及若干代长辈获得封号，使子孙、亲属甚至门客若干人获得官位。
荫子制度开始于西汉，当时称为“任子”，内容是郡守以上的官吏，任满一定年限后，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皇帝的卫士）。封典作为制度是开始于晋代，是皇帝给官僚本人及其妻室、父母、祖先的荣典。这两项制度都为后来的朝代所沿袭，但具体的规定各朝不同，比较繁琐庞杂，而且等级森严。比如封典，清代规定，一品官可封到曾祖父母，三品以上封到祖父母，七品以上封到父母，九品以上仅封官员本人。大小不同的官员，其亲属所获封号也不相同，如女性封号就分为一品夫人、夫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等多个等级。这些封号虽然都是虚衔，但却是特殊地位与身份的标志。荫子制度各朝也是以官员的等级为依据。明朝洪武年间规定，正一品官的儿子可做正五品官，依次降低。封荫制度的传承反映了在血缘关系下封建统治者对世袭制的需求。他们不仅要求经济地位的世袭，更要求政治地位的世袭，因为只有保住了政治地位，才能长保富贵。
封荫制度的实施，往往十分荒唐。有时，大官僚生子就封官，封了官就得俸禄、穿官服。唐玄宗时，霍国公王毛仲极为受宠，他的儿子出生才三天，就被封为五品官。宋代的恩荫之风更盛，曹彬（开国名将）死的时候，其宗族、门客、亲属二十余人封了官。王旦（宋真宗时做了十二年宰相）死后，其子弟、外孙、门客等也有数十人被授官。伴随着这种制度，在统治集团中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极为腐朽的阶层，即“纨绔子弟”。他们凭借着高贵的门第，不学无术，终日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们的无能和腐败，固然有个人因素在内，但更主要的是社会的产物，是腐朽的特权等级制度培养出的腐朽一代。
在中国古代，由于读书可以做官，因此在教育上也是有森严的等级界限和特权待遇的。不同品级的官僚子弟，可以入不同品级的学校。唐代东宫的崇文馆、门下省的弘文馆，专收皇族亲属及高级京官子弟。国子学收高级官员（三品以上）子孙，太学收中级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收低级官员（七品以上）的子孙和民家豪富子弟。贫苦人家子弟，根本不能入学。
在经济上，统治阶级也享有特权。等级越高的人，享有的特权就越大。他们可以免税免役，可以享有不同的优厚的俸禄，有的还可以有封国食邑以及其他种种权益。各朝对这种经济特权的规定不尽相同，但都有等级的差别。比如，西晋的官员是按品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递减五顷，第九品可占五顷。唐代给有爵、勋、官的人颂发永业田，也是按级颁发，最低的给二百亩，最高的给一万亩。对于普通农民，永业田只给二十亩。
“礼”与王朝更替
在特权等级制度下，农民是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会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来反抗官府和皇帝，以求改变自己的地位。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愿望。不过，他们为自己的地位鸣不平，只是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不是要改变封建等级制度。事实上，一旦他们建立政权，也会实行同样的等级制度，与他们所反对的政权没有什么两样。比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等领导人就大搞等级制。天王洪秀全是“万岁”，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被依次封为“九千岁”、“八千岁”、“七千岁”、“六千岁”和“五千岁”。这些拥有不同崇号的王享有不同的待遇。比如天王出行乘六十四抬大轿，而东王则乘四十八抬大轿。从农民起义的领导者的类似做法来看，他们对皇帝和特权者的反抗，不过是想以新兴的权贵身份取而代之。他们可以改朝换代，但不可能改变“礼”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承。
“礼”在中国古代社会所确立的等级统治秩序，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体现差别的特有文化，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的。“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邹昌林：《中国礼文化》）在这种秩序中，皇帝是居于社会的最顶层，而庶民则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下者一级一级地臣服从于在上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富国》），统治者就能实现“众之所治”（《礼记·仲尼燕居》）。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最根本的是君臣关系，即全体臣民都须臣服从于最高统治者皇帝，确保皇帝享有最尊贵的地位和最大的权威。因此，“礼者君之大柄也”，其实质乃是“安上治民”的工具。
在古代中国，漫长的礼制统治造就了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与皇权至上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作为专制统治的产物，反过来又构成了支撑漫长的专制统治的适宜土壤。（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