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日程安排：
考察呼塔格山的突厥墓葬和希伯陶勒盖的文物。
行程150 公里。
梯卡的文物保护仓库
天刚亮的时候，蒙古包中很冷，看看温度计，指针在12摄氏度。8点起床时，太阳已经很高，气温逐渐升上来，到15摄氏度。
早餐，依旧有米饭，看来蒙古人早上有吃米饭的习惯，有点出乎意料。不过，面包、煎蛋还是受大家欢迎的。姚克成郑重地讲了他大清早所见，一户来参加那达慕大会的人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搭帐篷，而是野外露营，小孩也是睡在露天。说话间，露出同情而复杂的神情。
今天9点，准时出发，前往毗伽可汗墓地。
大约经一小时车程，到达毗伽可汗墓所在的和硕柴达木。先去的是孤零零竖立在草原上的一处现代建筑，被称作文物仓库。仓库门口墙上钉着一块金属牌，上面 “TICA”用英、蒙两种文字标明名称。大意是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发展局古迹项目在蒙古国出土文物保护仓库。不大一会儿，来了一位身着黄色短服、头扎小辫的小姑娘，年纪五六岁，她不太熟练地用钥匙打开仓库大门，便离去了。
仓库位置：北纬47°33′444″，东经102°12′197″，海拔1382米。仓库用钢结构搭建，约莫有篮球场大，七八米高，靠西墙侧并排放置着石板，东侧有几个石人，西北角的地方是一块高耸的大碑，就是著名的毗伽可汗碑。
毗伽（Bilge）可汗碑是雅德林采夫首先发现的，现在转移至文物库房。据说，在野外遭遇雷击，碑身断为三截。经过土耳其人修复，黏结成完整一块，并配置了花岗岩的两阶碑座。
碑高3.79米，上窄下略宽分别为137厘米、139厘米，左右两侧的厚度也稍有不同，右侧厚50—53厘米，左侧厚49.5厘米。经过千年野外的风雪侵蚀，多数字迹已模糊不清。碑的四面都有文字，正面、两侧是鲁尼文，文字的顺序是从右向左，自上而下，每个字母约有3厘米×1厘米大小。背面则是汉文，汉文漫漶，情况更甚于正面，只有个别文字清晰可辨，非常好的隶书，每字大约3厘米×3厘米。
不像大多数的汉碑，碑额与碑身分别制作，最后用榫卯结构联结，毗伽可汗碑用一整块巨石制成，碑额也是四条螭龙缠绕。不过，因年代久远，龙身细节已不清楚，只有大形还在。碑额正中有一图案，是简化的鹿形，专业术语称为“汤姆嘎”，大概是一个部族的徽记。这类印记原本是烙在牲畜上的记号，后来发展成某一部族徽记。游牧部族在使用徽记时，大的部族或联盟采用比较简单的图案，小的部落则用复杂的图形，前者识别简洁，后者辨识起来困难。突厥用简单的鹿形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毗伽可汗碑被发现之初，就被冠以鲁尼文，这其实是学者们妄图将古老的突厥铭文与后来的日耳曼鲁尼文之间建构一种普遍联系，前者是后者的渊源，虽然有可能两者之间并无有效的关联。用鲁尼文来称呼古突厥铭文却是学界的一般认识。
《毗伽可汗碑》记载了东突厥帝国毗伽可汗本人的丰功伟绩，碑文从东面开始叙述可汗继位之后的情景。从突厥投降唐朝开始，历数其种种罪恶：使突厥人民成为丧失国家的国家，失去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人家婢女。官员们舍去了突厥传统的官号，采用唐朝官衔，臣服唐朝皇帝。把一切交给了唐朝。
通过其父汗颉跌利施可汗几十次的战斗，局面终于得以扭转。从他八岁讲起，杀敌无数，征战九姓乌古斯，打到粟特的领地铁门关，连唐朝人也成了手下败将。西面突厥文是有关毗伽可汗儿子登利可汗的内容。整个碑文则由毗伽可汗的侄子药利特勤书写。
比起鲁尼文部分，北面汉文碑文保存得最差，隐约可见一些汉字，完全不能阅读。近世中国人知道毗伽可汗碑，是在清末光绪年间。光绪十九年（1893）秋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 A. P. Cassini）将著名语言学家拉德洛夫拓制的和林三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拓片，送到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代为释读。当时，蒙元史专家沈曾植正在总理衙门译署任职，作三碑跋文以复俄人。俄人将沈文翻译刊布，屡为西方著作引述，即所谓总理衙门书。沈曾植获得碑文拓片后，曾示与当时著名金石家叶昌炽、翁同龢等人，或与这些人有过讨论。
根据以往对碑文的记载，汉文中有“起居舍人内供奉兼史馆修撰臣李融奉”等字样。字体是唐玄宗时代流行的隶书。
仓库的周围摆放着从毗伽可汗墓地运回的石兽、石羊及墓板，在孙正军、胡鸿二位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些遗物进行了详尽的测量。
罗新急迫地给我们讲述他们2004年参观时的发现，简言之，石板上雕刻的一鸟，与粟特墓葬发现的祆教祭司图中的相似。经过仔细观察，我说了看法，石板上雕刻的就是两只朱雀的形象，类似的形象在唐代壁画、石刻上极为普通，并无特别之处，似乎与粟特人的祭司形象无涉。听完这些，大家都“噢”了一声，似乎有些失望。如果在毗伽可汗墓中发现了与祆教有关的内容那该多好呀，但我并不企盼这种可能。
石人像袖手而立，只有较夸张的眼、鼻、口，值得注意的是身上简鹿刻画，是典型的汤姆嘎。
敖其尔催促大家离开，我不舍地最后走出仓库大门，小主人已经拿锁等待在旁边了，看我拿起相机拍照，便靠在门口不动，望着相机。上锁后，独自回到草原小屋，看来这样的参观经常发生，她是有经验的。
阙特勤墓地
车开了十多分钟，来到距离仓库不到1公里的阙特勤墓地，这时时钟指向11点40分。墓地被一圈绿色的铁栅栏围起。入口处竖立着一块不锈钢的牌子，牌子上端印有蒙古与土耳其国旗，用蒙、土、英三种文字介绍墓地的情况。具体地点，北纬 47°33′836″，东经 102°49′914″，海拔 189米，与仓库的高程差不多。
《阙特勤碑》竖立在一块不大的方形碑座上，碑座长 159厘米，宽112厘米，高度不详，凸出地面约十几厘米。石碑青石质，高327厘米，宽132厘米，左侧厚46厘米，右侧厚45厘米。碑的边角切削过，形成倒角，倒角处也刻满鲁尼文。
碑的正面朝东，碑额与碑身一体雕凿而成，碑额为两螭龙相对，不过左侧缺一角，为雷击所致。阙特勤碑原本矗立于原野，宣统三年（1911）清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虑其无保护设施，便仿照中原习惯，建一碑亭保护，谁知旷野上的建筑便成了雷击的目标。石碑的西北角遭雷击损坏，从被击的部位判断，雷电来自西北方向。如果毗伽可汗碑也是这样面东而立，背面汉文所遭受的侵蚀就可以理解了，蒙古通常的主导风向是西北风，风蚀、雨淋、雷电击损，断为三截的毗伽可汗碑，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了千年。
阙特勤碑保存情况要好得多，碑额中央两行六个楷书大字“故阙特勤之碑”，碑文用隶书，共有12行，满行36字。碑文并没有满布碑石，甚至给后来者留下很大空间，碑文末有一行隶书小字“宣统三年（1911）库伦使者三多观并建亭护之”。文末年号楷书“大唐开元廿年岁次壬申七月辛丑朔七日丁未建”，其中“七”字或已模糊不清。碑边线刻蔓枝花纹。
阙特勤是毗伽可汗的弟弟，他去世后，应毗伽可汗的请求，唐玄宗派出唐朝工匠建造墓地、祠堂，雕刻了阙特勤像，并亲自撰写碑文。《新唐书·突厥传》记载了这件事：
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
《阙特勤碑》的鲁尼文部分也有记录：中国可汗给我派来自己的宫廷画师。我嘱咐他们迅速地建好专祠。我命令他们在里外墙上饰以雕琢，竖立石碑。
阙特勤死后，毗伽可汗亲自为他的弟弟撰写了鲁尼文的碑文。所以在碑文中才有“我嘱咐他们”“我命令他们”的词句。鲁尼文的碑文写满了碑的左右及后面，在侧面倒角处也写有碑文。
突厥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像阙特勤这样的英雄，突厥人注意他所经历的每次战斗，带有文学色彩地详尽描述一些细节：
他用箭射死一人，并追杀两人。当他进击时，折断了拔野古儿白马的大腿。阙特勤在那次战役时三十岁。他骑英雄?lc?的白马冲击。他连续刺杀二人，我们杀死、征服了葛逻禄。
碑文不厌其烦地描述突厥英雄在战斗中的英勇，甚至多次提到他所骑骏马的颜色、名字。当然，英雄的勇敢是与生俱来的，并引以为豪。
唐玄宗御撰碑文并派大臣、工匠，在碑文中深情地写道：
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边类，俱为子爱，再感深情，是用故制作丰碑，发挥遐徼，使之千古之下，休光日新。
认为他们会“以亲我有唐也”。可是，毗伽可汗的碑文对唐人友谊却警惕地说：
虽然我们与唐朝建立了关系，他们慷慨地给了我们这么多金、银、粮食、丝绸，唐人的话语甜蜜，宝物华丽。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他们。
他们心怀恶意，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
鲁尼文也是阙特勤的侄子药利特勤写的，据他说，书写碑文及墙上的全部文字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唐朝工匠镌刻了汉文、鲁尼文的碑文，但是他们却始终不明白突厥人对唐人憎恶，虽然突厥人是明白表露，并由唐人亲自镌刻于碑上。
《阙特勤碑》深受晚清民国文人重视，日前，在读一本书法书时，看到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曾经给清宗室盛昱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及《阙特勤碑》拓制拓本的艰辛：
《阙特勤碑》距古和林尚五六百里，地名哲里梦。碑已倾覆于地，集蒙人扶起之，大费厥事，喜碑文尚少损坏。距乌里雅苏台二千余里，派人足三阅月始归来。惟天寒风劲，纸墨俱不合式，拓得数本，尚有不真者，检较真者一本奉寄清斋，以供珍赏，可谓不负委任矣。
我们并不知道唐朝工匠在营建阙特勤墓时的参与程度，但从来人身份分析，主要是突厥稀缺的精于绘画、雕刻的工匠。墓葬的整个布局可能是按照突厥人的传统来安排。
阙特勤卒于731年2月27日，阙特勤碑于732年8月1日竖立，祠堂在733年底才竣工。1957年，捷克考古学家主持了蒙古—捷克联合考古队对阙特勤墓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虽然这项工作未能圆满完成，但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入口处到祠堂有一条道路，道路两旁有石像。至发掘时，保存下来的石像共有四个，三男一女。往后是一座庭院建筑，墙壁上有壁画，台基上共有十六根立柱，支撑着大殿。大殿内发现阙特勤和夫人坐像残断，显然是唐人工匠的作品。祠堂的西侧有一块巨型花岗岩。现在这块花岗岩石呈长方形，长220、217厘米，宽177、173厘米，中间凸起，有一空洞，直径约有68厘米。这块巨型石块，可能是祭坛，原来应该是方形，后被破坏，残块垒放在旁边。
整个墓地由建筑群组成，阙特勤碑占据墓地中央。墓地坐西向东，东边入口处，最前面竖立着两个雕刻粗糙的石人，接着向东有两个石羊，再向东有两排列石，每排有十余块。向后中央有一排列石，或许就是文献中所谓的“杀人石”，据统计有169块。过去日本学者林俊雄说原本有上千个以上，现在仅存这些。每个石块之间约有3米，很明显有出入，原有上千块的推测可能有问题，是否被人搬动过，现在也无从查证。
……
突厥人嗜杀并以此为荣，最后的结果，是要在死后统计平生所杀敌人的数量，将杀敌人数用一种形式固定在墓葬前面。《周书·突厥传》记录突厥人风俗时专门提到这一点，“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北史·突厥传》也说，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这种以杀人数量在墓前标志的做法，使人们很容易地与突厥墓前纵列的石块联系起来，石块多少则依平生杀人数量。
突厥人杀戮的对象似乎有特定目标，地位愈高，产生的荣耀愈大，他们会津津乐道。突厥语中杀人石被称作“Balbal”，敌营中的勇士被杀，才能被立作杀人石，杀死普通人并不能作杀人石。《毗伽可汗碑》称：毗伽可汗“我斩其勇士当作杀人石”。并说“为纪念我父可汗，首先把边兹（ baz）可汗立作杀人石（ balbal）”。黠戛可汗，唐朝的郭（ Qugh）将军，都被毗伽可汗立为杀人石。杀人石并不只是自己的杀敌纪录，也可将自己所杀之敌制造成杀人石，贡献给特定对象。
和硕柴达木硅化木墓
午饭后，并无休息，15点零2分，我们便驱车奔向下一个目标：突厥墓地。这个墓地在后杭爱省哈沙特县，称作浩特格奥拉（Hutag Ual）墓地，远处可见柴达木湖。
1970年，蒙古考古学家对墓地进行发掘，共清理了五座墓葬。最大的一座墓葬地面由石围圈组成，南北方向，长约 15米左右，其中墓道方向长 2.7米、宽约 2.5米，由几块大石块构成，石围圈宽1米，圈围为12米×8.5米。用来测量的长尺、测绳是由李肖带来，孙正军、胡鸿拉尺测量，他们学得很快。
据敖其尔说，墓葬中的发现以马衔、马镫、带扣等马具为主，也有一些箭头、陶片之类，另外还有一些动物的烧骨。随葬品比较简单，当然这些认识来自习惯性思维，比较对象都是隋唐时的中原墓葬。
这片墓地大约有几十座墓葬。据敖其尔说，墓葬形制很简单，地面上有石块垒砌的封土，下面是竖穴墓坑，没有葬具，但却随葬一些马骨。
突厥等游牧民族都有随葬马头骨的习俗，类似习俗是从匈奴那里传下来的。其实，仅仅从地面外观上很难区分突厥人及稍后回鹘人的墓葬。发掘后如果没有随葬品，也很难辨别，匈奴时期则有偏洞室墓作为特征。
游牧社会的下层人，墓葬形制简单划一，随葬品单调，加之并不重视埋葬，不易区分是难免的。
告别突厥人墓地后，汽车向北行驶，不一会儿便来到额吉淖尔（Ogiy nuur）湖畔。额吉淖尔湖是一个咸水湖，岸边停着一些车辆，看来好像是从远方赶来的。
在蒙古的内陆湖泊中额吉淖尔并不算大，从南岸可以看到北岸远处的白色蒙古包。湖水蔚蓝，很早就吸引着大家的目光，看到有人在湖中嬉水，车刚停下，有的队员就冲向湖边。可能是不了解湖中情况的缘故，大家并不急着下水，看见敖其尔和司机脱衣入水，人们才三三两两地跟进。不谙水性的我，只能沿着岸边的沙滩漫无目标地游走，温度计上的指针指向30摄氏度。这里好像无人管理，湖畔中塑料瓶、塑料袋不时可见。听下水的人说湖水并不很热，甚至有点冷。钢巴说这个湖中野鸭子很有名，可惜好像地点不对，未见。
17点10分，大家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开了额吉淖尔湖。
经过近四十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一座小山边。山顶上有一硅化木石堆，石堆的直径在百米以上，中间凹下，四周隆起。并不清楚巨大的石堆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堆砌。我感觉天然形成的可能性较大，人工建造一座巨型石堆，总会留下诸多痕迹。天然形成的石堆，中央凹陷，总会让人想起火山口，但似乎又不像火山喷发过的山口，总之，巨型石堆确实有点让人费解。我在石堆上拣了一块白色发亮的硅化木，不知道日后能否带回？
大石堆南侧，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山头，也有硅化木，远远望去，直冲天际。走近粗观，石头有点儿像很粗壮的树木。硅化木侧平滑的石上有鹿的形象。岩画上的鹿，似乎是用金属工具敲击而成，深色的岩壁上，白色的图案格外醒目。有人将羊头放置在石头旁边，看来是有意为之。
山丘的顶端，用硅化木堆成一敖包，敖包中央竖着木杆，上面悬挂着蓝色的哈达，一些像酒瓶之类的小东西，也被塞在石堆之中。
搭建蒙古包
14日晚饭后，我们在驻地散步，突然间，南边栅栏边上来了一辆警车，车上跳下四五个身着警服的警察，指挥着四个民工模样的人从卡车上开始搬运东西。顷刻间，长长短短的木杆、白毡等堆在一起。有两位民工拿着铁锹开始铲地。
噢，他们要在这里搭建蒙古包。
我赶紧回到蒙古包里，拿来照相机，拍摄搭建过程。过去在牧区也去过蒙古包，也观察过它的结构，但并未参加过实际搭建，这倒是个好机会。
平地，搭建蒙古包前，先要将地上的草铲除，弄平。铲平的面积要和搭建的蒙古包面积相等。这两人很快就平整出一个圆形出来。
铺地板（夏勒， shal），铲平地后将地板条按次序铺设。这些地板是按蒙古包的面积制作的，长短、宽窄不一，中间宽一些，边缘上则修理成圆弧形，不平的地方要用石块垫起。一人从别处搬来几块石头垫在地板下面。
铺完地板之后，他们又从边上拖来一卷塑料地板革，铺敷在木地板上。塑料地板革是长条形，中间有两条，两侧各一条，拼合起来。铺上地板革后，他们又抬来三张床，一横两纵摆在上面。
门在蒙古包中起中心支撑作用，先将门框向南竖起。然后将天窗（陶纳，Tooni）和柱子（巴嘎那，bagna）搬进地板中央，用毛绳将天窗与两根柱子固定在一起，倒置在地板中央备用。天窗是一个整体的，直径估摸着有一米多，一周有很多方形穿孔。
在竖立门框的同时，已经有人将围栅（哈那，hani）搬到地板的边缘处。蒙古包的大小由围栅的片数决定，片数愈多，蒙古包愈大，反之则小。今天用的是五片围栅构成墙体。围栅用5厘米宽左右的木条交叉成网状，木条交叉连接处用生牛皮绳打结固定。我粗略地数了一下，有近五十个交叉点，可以活动，收缩自如。收起后的每片围栅，大约有1.5米宽，2米高；伸展后，高度下降但宽度增加许多，网孔变成菱形，每片在3米以上，因没有具体测量，数据不太准确。每片围栅接头处有 V字形接口，上略有弯曲，接头处用绳子固定，固定绳只将上面绑结实，下面则并未捆绑，门两边则直接绑在门框上。
围好栅栏后，用一条像军绿帆布条似的绳索带绕一周，将围栅固定成一个整体。
这时，将原倒置在场地中央的天窗、柱子翻起，中央有一根较粗的毛绳，翻起天窗后，毛绳垂吊在中央。
天窗周围共有 81个方形插孔，相对应的有 81根木椽（乌泥，uni）。每根椽子上部有彩绘花纹，前方后圆，下部有一穿孔，套一毛绳环，环绳很短。将椽前端插入天窗方孔中。椽后端将绳环拧成8字形状，用前端固定在围栅上。插椽是有顺序的，先插的是门上的两根，然后是后面一根，左右各插两根。门上的两根并未用绳固定，而在门框凿出凹槽将木椽底部插入。将这些起固定作用的椽子插好后，其余人便抄起木椽随意上插。
蒙古人搭建蒙古包时，可得众人协力，所以我在姚克成的鼓励下，也插了三根。但由于人多手杂，上下次序没掌握好，全部插完后，又多出一根，就有劳一位有经验的中年男子调整了一番。
整体架构搭建完成后，用白布将围栅围绕一周，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蒙古包内看到的。木椽的顶部，也用两片白布将前后搭上，上布时包内有两人用木杆挑顶，边缘上则缝有两条绳子，在外拉扯。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众人又将四块黑色的杂毛毡（查乌格，tsavag），每块毡的结合部用毛绳固定在围栅上。因为是夏天，好像只需一层毡。如果其他季节另要加围毡（图尔格，Turga）顶上也用毡覆盖（德乌尔， deever），天窗上也要盖上一块毡（乌尔和，?h）。
围好毡后，用围绳（布斯鲁尔，busluur）捆紧，然后将顶上毡用力抛上，拉绳合围。顶部还要上一层帆布（布尔金，burzene），是为了防雨不漏，也是两片合闭，固定在侧面。门框边上各有三个方形铁环，三条白布条带从中穿过，在蒙古包上扎捆三道，以便不被大风吹起。再罩上白布罩子（查干布列斯，tsagaan burees）。顶部用两片白帆布盖住天窗，天阴下雨或晚上，用长绳拉扯，起调节亮度的作用。整个蒙古包才算搭完。
我粗略算了一下，从卸东西到蒙古包搭好，前后不过四十多分钟，动作非常迅速。
蒙古包所用材料的蒙古语名称，是晚上我向姚克成教授请教来的。
很快天完全暗下来，警察们搬来铺盖，准备入住，众人这才四下散去。
记得过去看过资料说，搭建一个一般的蒙古包，妇女一人仅用三四十分钟即可，现在看多少有些传说夸张的成分。
游牧人正式的蒙古包搭建，是件十分郑重的事。每个步骤都有祭祀活动，要吟唱一些美好的祝词，最后要宰羊庆祝。今天搭建的蒙古包则是官方例行公事，不过搭建的大体过程，应该没有多少出入。每步都要严格按部就班地进行，只要有一个环节错误，其他程序就进行不下去，只能倒回重来。听说现在蒙古国用的蒙古包，许多都是中国内蒙古生产的。
游牧人的神圣议程已成往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