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能历经五千年沧桑而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文明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界限而光彩依旧绵延不绝，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目光远大、作为卓越的统治者，能够依据客观形势，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而为国家的稳定安全、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安全战略”这一名词或概念，但是却具有这方面的实际内容。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库从其长期根本利益出发，都十分注重维护国家的安全，致力于追求并实现天下长治久安的目标。早在《周易·系辞下》中就产生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基本认识；孔子更明确地提出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的安全主张。自此以降，“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便成为历代统治者安邦治国的中心命题，如明代永乐皇帝就一再强调“天下既平，不可不思患而豫防之”（《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三）。而谋划国家安全的构想，确定国家安全的方针，制定并落实国家安全的措施，即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战略。
历史上的安全战略，通常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概略地说，这中间国防安全是中心，政治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是基础，思想文化安全是重要条件，民族关系安全是主要环节。它们互为关系、互为补充，使历史上的安全战略显示出系统、成熟、延续等显著特征。这既是中国古典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
中国历史上推行的安全战略，由于其面临的主客观环境与条件的不同，而显示出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个性风貌，然而矛盾的特殊性并不能淹没矛盾的普遍性，历代安全战略之间也存在着共性，即带规律性的基本内涵，尤其在实现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方面，这种共性有强烈的体现，它们成为构建安全战略的要素，为历代统治者所共同遵奉并汲汲追求。
（一）在政治上，普遍致力于建立和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格局，强化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以此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保证。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与道德情感。作为有抱负、有作为的统治者，同样把建立和巩固统一当作实现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制定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在他们看来只有完成和维护统一，国家才有最大的安全，天下方可长治久安。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谓“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等等，所昭示的都是这一层意思。
“大一统”的中心内容，是强调“尊王”大义，维护中央权威，巩固封建集权统治体制。这一理念渊源于先秦时期，早在《诗经·小雅·北山》中，便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提法，诸子百家也多以天子“大一统”为其政治理想，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儒家推崇“定于一”。正是有这样的思想作基础，才有秦、汉、隋、唐、元、明、清的大一统，才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一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祀志》注引《风俗通》）。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王者无外”“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格局的造就，就是国家安全在政治上的根本标志，也是安全战略得以圆满推行的具体表现。
为了实现“大一统”，达到政治上的安全稳定，确保封建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统治者通常都制定并推行一系列具体而严密的措施：
第一，建立并不断完善以皇帝为最高主宰的专制集权体制，这就是所谓的“尊天子，一制度”。其基本内容是由皇帝独揽国家最高权力，并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完备的官僚办事机构，如秦汉的三公九卿体制，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与中央官僚体制相一致，在地方也先后设立郡县（州县）二级或道（省）府（州）县三级的行政体制，以确保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统一，政令军令的畅通无阻。
第二，控制军权，以文制武。自战国起，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相呼应，军权也开始高度集中，君主对军权的控制大大加强，出现了人事上的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决策上的廷议制，军队调动上的兵符制，赏罚上的军功爵制等等，以保证政治上的安全。秦汉以降，军权集中的趋势更为明显，发兵权、统兵权和指挥权一分为三，出现了“以文制武”的趋势。从而进一步造成了“兵无专主，将无重权”的局面。
第三，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创造条件。经济是一切问题的基础，要保持政治上的安全局面，巩固国防，离不开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对此历史上的明君贤相都有明确的认识，“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管子·重令》）。有鉴于此，他们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扩充实力，或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为从事再生产创造条件；或实行盐铁官营，由国家牢牢控制重要的经济命脉；或重农抑商、重本轻末，以确立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经济活动导向。通过这些措施，使国家经济实力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造就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有此为后盾，则政治安全、国防建设方可落到实处。如汉武帝之所以能反击匈奴，维护国家安全，就是以“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为基础的。
第四、抑制权臣，打击豪强，消弥潜在的分裂动乱因素。历史上有作为的君主，通常能清醒意识到强藩、权臣、贵戚乃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是天子“大一统”的对立面，稍加纵容，就容易引发政局的动乱，若此，则政治安全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们总采取各种措施，“弱臣势”，以防止权臣秉政、皇权旁落的情况发生。汉武帝实施“推恩令”，武则天打击关陇军功贵族，宋太祖推行“杯酒释兵权”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事例。另外，对地方豪强势力，统治者也处处予以抑制、打击，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将其迁徙到京都一带就近加以控制，像秦始皇迁徙关东六国贵族至咸阳，汉高祖、汉武帝等迁徙“郡国豪杰”于关中地区，都属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举措。
（二）在军事上，高度重视军队的建设，把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推行安全战略的中心任务来抓，文武并用，巩固国防，伐叛抚降，镇压内部分裂活动，反击外来侵掠骚扰，维护国家的安全，保障统治的权益。
军事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在制定安全战略时处于中心的地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人对此亦深有体会，多具卓识：“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 冠子·近迭》）“圣人致严于武备；为之城郭，为之关防，严甲兵以守其国，规画精密，训练有方，强御以遏，兆民以宁，天下久安长治之道也。”（《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八）基于这样的认识，历史上明智的统治者总是把建设一支强大而效忠朝廷的军队，健全发展国防体制，作为实现军事安全的根本目标来追求，从而系统形成了相关安全战略的明晰思路和基本措施。这中间带有共性的策略举措通常有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巩固统治秩序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一支富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军队是国家专政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古人认为：“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墨子·七患》）所以明智的统治者始终重视军队的建设，使之能够抗御外敌，平息内乱，维护安全，巩固统治。如汉武帝大规模发展骑兵部队，从而为夺取全面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又如唐代前期君主致力于军队实力的建设，先后战胜突厥、吐谷浑，翦灭高昌，征讨高丽，开疆拓土，消除边患，为政治稳定、军事安全、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再如西晋与隋代的君主，积极发展水军，提高江河作战能力，从而为突破长江天险，完成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第二，按照确保国家安全的原则，制定和落实军事发展的战略方针，使军队建设更好地服从于政治安全的要求。这在武装力量构成方面，是确立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基本格局，同时致力于贯彻优先发展中央军与正规武装的方针。这在军事布局方面，是实行强本弱枝、“居重驭轻”和互相维系的原则，把驻防重心放置在京畿等政治中心地区。唐初的折冲府主要驻扎于关中，清代的八旗兵重点布防于京师，均是明证。在兵种建设、军队体制编制改革以及兵役制度设立方面，是根据实战的需要和主客观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有重点有选择地加大投入，使之更好地为国家安全服务。如北周、隋与唐前期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以保证军队的征发与作战能力的提高。
第三，有重点地加强军事领域的“软”“硬”件建设，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安全所提出的各种需求。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有意识地改善军事交通状况，兴修驰道（直道），这在秦汉与隋唐时期均有切实的举措。如秦始皇在位期间，由大将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它的开辟，使京师咸阳和北部边关连结在一起，平时边地军民屯垦耕作；一旦有警，长城戍卒点燃烽火，将领便可根据敌情作出部署，且可沿直道征调内地部队驰援，这样就增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有为君主都重视平时的军队训练，强调中国虽安，忘战必倾。“教阅之法，信不可忽”（《李卫公问对》卷上）。砥志砺节，发奋练兵，提高部队官兵的军事技能，改善其军事素质，这方面唐太宗堪为楷模。他曾“引诸卫将习射于显德殿庭”，并亲自主持考核，使得诸卫府兵的战斗力很快得到了加强，“一二年间，兵士尽便弓马”。
另外，针对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机动能力突出的特点，历史上某些君主还注意修筑长城，制定“以墙制骑”的安全战略方针，为保障国家安全创造条件，如秦始皇动员50万人“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筑起了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袤延五千多公里的万里长城，起到了“以墙制骑”的重要作用。
第四，着力于边地军事建设，屯田实边，拒敌于边关，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平。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全，是国防中的要务之一，唐代陆贽对此的论述，反映了人们的共识：“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戎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陆宣公奏议》卷二）所以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将加强边地军事建设列为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其中又以徙民实边，屯田积谷为边地军事建设的重点。“先圣制法，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潜夫论·实边》）“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应该说，历史上这方面的成功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如西汉赵充国边境屯田，阻遏匈奴南侵；唐太宗设置安西四镇，巩固西北防御，等等。这恰好证明，屯田实边，健全边防，的确是行之有效的维系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
第五，适时动用军事手段，平定边患，镇压内乱，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选择，也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从总体上讲，国家安全环境的营造不是他人赐予的，而必须通过复杂尖锐的斗争才能争取到手，必要的军事活动对于实现国家安全是不可或缺的。这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所谓“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指的就是这层含义。因此动用军事手段，通过战争途径以达到安全，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的重要抉择。
这首先要立足于预防，即防患于未然，将任何动乱消灭于萌芽状态。这方面古人有很精辟的见解；“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六韬·文韬·守土》）而当事态已发展到不得不用战争手段解决时，则毫不犹豫动用武力。汉武帝反击匈奴，唐太宗战胜突厥，明成祖五征漠北，均是平息边患方面的成功典范，而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则天扑灭徐敬业举事，康熙帝荡平三藩之乱，则是镇压内乱，制止分裂方面的显著事例。当然明智的统治者在以战止战的同时，也注意节制用兵，防止走向穷兵黩武的极端，这就是所谓的“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经法·称》）。备战而不忘战，慎战而不黩武，这正是古代安全战略的重要传统。
（三）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主张“夷夏一体”，积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为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在思想文化上，提倡统一思想，增强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为国家安全创造精神氛围。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安全状态，所以历史上的统治者，通常都将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列为实施安全战略的关键环节。历史事实显示，古代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之间，虽然多次兵戎相见，流血冲突，但其主导趋势是不断走向交流与融合。中国历史上势力上升时期的统治者，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接受《公羊学》的民族融合理论，在实践的层面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小大远近若一”（《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的理念付诸实施。这方面，唐太宗堪称代表，他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强调“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并在官吏任用、民众抚恤等具体事务上加以积极落实。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故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天可汗”，成就一代伟业。
思想的统一，文化的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唯有思想文化的一致，才能牢固地建立起凝聚全民的精神纽带，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大业，消弥异端，根除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历史上的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普遍在统一思想方面进行努力，把它作为制定和实施整体安全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秦始皇禁止诸子百家之学，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统治者鼓吹理学，颁行“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钦定读物，等等，均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应该说，这种统一思想的举措，其意义是正负参半的：它使人们思想定于一尊，在一定时间内是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的；但它的文化专制实质，同时也起到了钳制思想、窒息学术的副作用，从长远看，对国家的真正安全也不无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