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军事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早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云云，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与揭示。与之相联系，中国军事历史也有丰厚的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今天，人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汲取启示，就不能不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经过地方和军队军事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军事史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其研究的内容渐趋充实，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研究的成果渐趋丰富，从而为军事史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军事史研究的影响在学术圈内外也有了一定的扩大，社会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知识的普及提出了亟切的需要，这就为军事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氛围和条件。
概括而言，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主要进展及其显著特色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成果丰硕，著述宏富。诸多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开展具体专题的研究，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质量、观点自成一流、史论结合较好、研究方法新颖的专著。这中间全面叙述中国古代军事的通史专著主要有：军事科学院主编的20卷本《中国军事通史》、高锐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略》、郭汝瑰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军事史》、蓝永蔚《鼓角争鸣：中国军事史》，等等；
专题性通史著作代表作则有军事科学院战理部编写的《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军事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系主编的《中国军事制度通史》、糜振玉主编《中国军事学术史》、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袁庭栋等《中国古代战争》、徐勇等《简明中国军制史》、谢祥皓《中国古代兵学》、赵国华的《中国兵学史》、于汝波等《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史教程》、解放军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国军事文化纵横丛书》等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军事史研究工作者还推出了一系列富有强烈个性色彩﹑视野﹑方法均别开生面的专题论著，如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谷霁光《府兵制考释》、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王曾瑜《两宋兵制初探》、黄朴民《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李零《古本孙子研究》、《孙子兵法十三篇之综合研究》、宋杰《先秦战略地理研究》、王兆春《中国火器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于汝波主编《孙子兵法研究史》、宋超《汉匈战争三百年》、王子今《古代女子从军史》、孙建民《中国历代治边方略研究》、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吴如嵩主编《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刘庆《战争先知》、徐勇《尉缭子浅说》等等，这些著作较之于一般的军事通史著作往往具有专门化、精深化的特点，体现了所在专题范围内的前沿研究水平，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军事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此外，谭其骧、史念海等人有关军事历史地理的论文，张政琅、徐喜辰、何兹全、张国刚、齐勇锋等人有关兵制问题的论文，邵鸿、王晓卫等人有关张家山汉简《盖庐》与其他兵书释读的著述，也均是学术价值重大、学术影响深远的著述。
第二，军事史新资料的发现与利用，为深化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旺盛的生机。履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能，实现历史研究的根本价值，离不开丰富而可靠的史料基础。离开了基本史实，学术观点的提出，学术体系的建构，学术理念的更新，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点，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也无例外。故王国维曾说过，自古以来任何一种新的学问之始起，大都由于史料上的新发现。（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应该说，建国以来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之所以有了较大的进展，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发现了一批史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维帛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等。多年来，重视和加强中国古代军事史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业已成为众多研究者的一般共识。各类军事史基本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工作者普遍受到重视，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工程中带有基础性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首先是充分关注和运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资料，使先秦两汉军事史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与公布，使历史上笼罩在《孙子兵法》一书上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迷雾得到彻底澄清；长沙马王堆帛书《经法四篇》的出土，使人们得以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黄老学派军事思想的要义与特色，并对古代军事地图的面貌有了清晰的了解，云梦睡虎地秦简的面世，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秦代军事制度和军事法规建设的具体表现，张家山汉简“盖庐”对于揭橥兵阴阳家的原貌居功厥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次，是更加重视对传世基本文献的整理与考察，为科学地从事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提供基础性支持。如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就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改革开放以来，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的《中国兵书集成》、齐鲁书社的《孙子集成》、山东友谊书社的《中国经典兵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四库全书兵家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等机构组织的古典兵书、军事文献解读，就都是这方面可贵的进展。与之相联系，近年来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工具书编纂工作也有显著的推进，许保林的《中国兵书知见录》、刘申宁的《中国兵书总目》、于汝波主编《孙子文献学提要》等等，均搜罗广泛，考订详审，极便于一般读者与研究者。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平台越来越变得宽广，一些地方与军队高校、科学研究机构在古代军事史研究方面，于长期的学术传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研究特色更趋显著，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研究中心，如军事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机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的相关机构，业已成为国内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学术重镇，军队与地方的军事史研究者既分兵合击，又整体发展，既凸显个性，又多元互补，推动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不断跃上新的层次。
与此相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信息传播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历史研究》、《军事史林》《军事历史》等军队主办的刊物集中刊登中国古代军事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外，地方科研单位、高校主办的刊物，也不时刊发有关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论文，为深化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范式与时俱进，研究侧重点得到合理的调整。建国以来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不断显示繁荣发展的局面，也直接缘于其研究范式、话语系统能够积极顺应时空变化，实现转型和变革。
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同样存在着教条理解和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与方法，予以价值评估，对运用其他方法研究军事史的做法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这种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严重窒息了军事史研究的生机。
这具体表现为：军事史研究被边缘化，长期不能进入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学科相比，军事史完全是一个敲边鼓的角色。而在有限的研究领域中，军事史不同分支的研究状况也不一样，发展很不平衡。相对而言，兵制的研究稍为成熟，然而对于战争、军事技术、作战方式、兵要地理、兵学理论的研究却显得远远不够。
战争史作为军事史的主体，研究思路与方法严重缺乏创意。许多战争的考察与评析，仅仅局限于宏观勾勒的层面、满足于战略的抽象概括，只讲到进步或落后这一性质层面的东西，而很少能进入战术的解析层次，未能围绕战法这个核心展开我们的研究。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肤浅的，不同的战争分析到最后，看上去似乎都大同小异，千人一面。
另外，学术研究与政治文化宣扬的界线经常被混淆，许多似是而非的看法不究其对错是非，人云亦云，“百犬吠声”，像在充分肯定传统国家安全观为和平防御的同时，对历史上曾经大量存在的穷兵黩武现象视而不见，仅看到“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的一面，而忽略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另一种事实。总之停留在平面、直观的层次，而缺乏立体、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研究结论流于平庸，缺乏学术上的公信力，这反过来又损害了整个军事史的研究。
但是，近些来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与运用上的科学化、理性化，随着思想束缚的解脱﹑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无论是在理念整合﹑价值取向，还是范式建构﹑语境营造方面，都呈现出崭新的气象，人们在思维模式，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扎实的工作，开辟新的道路，提升新的境界。
这包括：对军事史学科的内涵外延开始有一个比较科学而清楚的界定，确立起军事史研究的主体性，树立问题意识、自觉意识，使军事史研究的独立性得以体现；军事史研究人员专业素质开始改变长期以来军事与历史两张皮，谙历史的不太熟悉军事，谙军事的在历史学基本训练方面偏弱的情况；开始调整军事史研究领域内各个分支研究不平衡的局面，在继续加强兵制史、兵书著作研究的同时，积极开展以往相对薄弱的军事技术、作战方式、阵法战术，兵要地理等分支学科的研究，使整个军事史的研究能够得到均衡协调的发展，各个分支方向既独立推进，又互为补充、互为促动。
人们在从事军事史研究过程时，既充分运用历史方法，又注意借助于军事的范畴、概念与方法，注重从军事的角度考察问题，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正是军事史研究讲求科学性、学术性的必然要求。如面对军事制度上的疑难问题，人们已能参考现代军制的原理与方法来协助解决。普遍认同军事史研究离不开军事学要素与方法为基本手段的重要性。总之，强调军事史研究真正回归历史，回归军事，从而超越僵化的模式与平庸的论调，真正把握住新的发展契机。
第四，对外文化交流趋势的日益强化，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关注以及积极参与，使得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打开更宽阔的视野，成为国际性的学术主题。
就世界范围而言，军事史作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可怀疑的。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凯撒的《高卢战记》、色诺芬的《长征记》，大都是军事史著作。这一传统长期得以延续，使得在当今欧美国家的历史学界，军事史仍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关战争、战略、军队编制、作战技术、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人物、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比较成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杰弗里·帕克主编的《剑桥战争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与此相对应，军事史在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拥有较高的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独特历史文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大门的进一步打开，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在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方面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也有了新的进展。
这突出体现为中国台湾地区亦多年来重视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如台湾三军大学在李震将军具体主持下，编撰了多卷本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出版后引起普遍的关注，被大陆军事谊文出版社所大量翻印，纽先钟等人的军事史专著，也先后被介绍到大陆来，受到专家们的关注和读者们的欢迎。
同时，这也体现为江忆恩、魏立德、格利高夫斯基诸多多国际学者纷纷重视梳理与诠释中国古代军事问题，在此基础上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不少海外人士的重要军事史专著，通过学术会议交流、刊物互相交换等方式，逐渐被引入了中国大陆地区，并且曾引起较大的反响，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观点、结论新义迭出，令人耳目一新，触动颇深，更是由于其研究的方法新颖、独到，为人们认识中国古代军事史的面貌、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途径。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建国六十年来，国家和相关学术研究，乃至学者自身，始终对翻译介绍西方军事史、战略理论情有独钟，大量投入。西方古典的军事史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凯撒的《高卢战记》、色诺芬的《长征记》固然被引入，而近代西方的军事史、战略学著述，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若米尼的《兵法艺术概论》、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柯林斯的《大战略》、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等，更是为人们所高度重视，成为进行中西军事史比较研究、综合理解、科学借鉴的基本载体。
一门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国际化因素的有无或强弱，文化的多元对话﹑文明的异质互补，对于探索中国古代军事的本质属性、主要内涵、历史地位、文化影响，尤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海外学者的工作与成就，恰好为我们进一步深化研究﹑改善方法。保持和健全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主体意识与本土特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座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