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的起源，中国的历史书往往会追溯到一百多万年前的元谋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他们的后代。
尽管世界上早已有了人类起源于非洲、世界上的人都有共同的来源的说法，却没有或者很少影响到中国人的观念。
近年来，遗传基因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导致中国的遗传学家对中国人来源的关注，并且用基因检测的方法证明：中国人的确来自非洲，时间大约在十万年前。
但中国的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并没有接受这样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遗传学家的证据仅限于基因本身，对具体的迁移过程还无法作更多的解释，所以并没有动摇传统的观念。
相反，为了证明中国人源于本土，一批考古学者正在进行辛勤的发掘，希望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一些历史学家也试图充分挖掘文献资料，并且结合天文、历法、考古、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能够重新建立中国早期历史的年代表。
不过迄今为止，还无法证明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与外来因素有什么关系。无论中国人来自何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和历史的起点，的确是由本土产生的。
在世界没有连成一体前，不存在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只有世界各地区各自的历史。
在中国的夏、商、周时代，世界上先后同时存在着埃及、巴比伦、亚克得、乌尔、赫梯、希腊、亚述、以色列、腓尼基、印度、罗马、迦勒底、波斯、马其顿、叙利亚等文明，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中国与它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也就是说，中国的早期历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是平行发展的。尽管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根据现有的史料来判断，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止，中国的历史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外界没有接触或没有联系，也不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进程没有发生过什么影响，但是中国能起重大的或决定性的作用的范围一般限于东亚，即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今越南大部、琉球、日本等地，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一般较小，而且往往是间接的。
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地理条件，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这些文明之间相隔遥远，交通极其困难，要穿越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欧亚草原。
距离最近的印度与中国中原地区之间也隔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如果通过海路，在绕道好望角的航线开通之前，只能由印度洋进入太平洋至中国沿海。
即使是在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存在的年代，中国与沿线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往往也是接力式的，而不是从头至尾的，所以由此传播的信息也是间接的、片断的，人员的直接交流也几乎不可能。
例如，公元97年，东汉的使者就与罗马帝国失之交臂：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但即使甘英抵达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与东汉之间是否能就此沟通，或形成人员交往和物资交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和东汉双方都没有这样的需要，偶然的或间接的人员来往不会产生多少影响。
正因为如此，中国与中亚以西的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东方与西方两种文明从来没有正面碰撞的机会。
西方再强大的远征军，在到达帕米尔高原或印度次大陆时，一般都已成为强弩之末，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同样，中国中原王朝的远征军也没有越过中亚，没有扩展到喜马拉雅山以南，如汉武帝时对大宛的征伐、唐朝高仙芝兵败怛罗斯、清朝乾隆时平定天山南路等。
海上也是如此，在公元17世纪以前，西方任何海上优势都构成不了对中国的威胁，蒙元的水师也从来没有能登上日本列岛。
这不是说地理障碍完全不能逾越，而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军事行动不同于个人探险或经商，不仅要考虑可能性，而且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衡量是否必要。
例如，15世纪初郑和的船队拥有二万多人和充足的物资供应，曾到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岸。如果明朝希望获得海外殖民地的话，肯定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明朝从来没有这样的目的。
即使是文化方面的传播和交流，往往也具有偶然性。
例如，至迟在公元2世纪的东汉，中国已经拥有成熟的造纸技术，但直到唐天宝十载（751年）高仙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中失败，随军的造纸工匠被俘，造纸技术才传入阿拉伯地区，以后又传至欧洲。
其次，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是独立发展的，所以不具有相关性。近代以前，中国的兴衰基本与外界无关，而西方的治乱也不受中国的影响。所以即使一方正处于颓势弱势，另一方也未必会乘人之危；即使一方如日中天，另一方也未必会纳贡称臣。
中国曾经向世界贡献过“四大发明”，但中国也从世界各国的发明中获益。中国的知识、学术和文化不断地传向外界，但中国也从外界学习先进文化。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中，很难说哪一方的作用更大，贡献更多。
但是中国的人口数量经常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30%，最低也有10%，最高竟达到35%。
在农业社会，人口的数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生产粮食最多的国家，并有大量经济作物和农产品可以供应市场。
中国的富余劳动力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当他们从事非农业生产时，就能生产出大量商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商品在国外非常具有竞争力。
从唐宋至明清，中国都曾有大量商品出口，至明朝后期达到空前的水平。中国的生丝、纺织品、棉布、瓷器等商品几乎遍及全球，外贸长期处于出超，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据有的学者估计，中国的入超所获白银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尽管由于在缺乏准确的原始数据的条件下，不同学者对当时经济总量的估计相差悬殊，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但可以肯定，使中国在世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机会不是来自政治、军事和文化，而是经济。
只是这样的作用也是不自觉的，以至中国大多数人至今还不了解。由于明朝从初年开始就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官方只容许以“称臣纳贡”为前提的朝贡贸易，而且对“朝贡”的次数、规模、范围都有严格的限制。
所以，当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和交流的主体是民间的走私贸易，包括中国商人雇佣或招引“倭寇”进行的武装走私。
即使在明朝在实际上取消禁令的阶段，外贸主要也是由民间进行的。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放的合法外贸港口还只有广州一地。
正因为如此，对明清期间中国在世界所起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更不能认为中国已经向世界开放，或者已经与外界结为一体。
（本文摘自作者的历史随笔集《古今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