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年学术著作中，渐渐兴起一股以“ 帝国”指称二十世纪前中国的热潮。固然有很多原因令这潮流出现，其中最不可忽略的是，随着“中国崛起” 后，使用“ 帝国” 一词隐隐渗透出中国历史骄人成就的意味。
在这里无法深入分析各种理据，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学者及舆论界采用“帝国” 一词指清朝以前的中国（或谓“传统中国”），出现了一种有别过去的规范。这新范式的出现不禁令我们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
现今我们看到的西文论著，都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一词，并统称公元前二二一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国为帝国时代（imperial age） 。 但对中国人来说，传统中国却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认定的“帝国”。
只要随便问问，传统中国是否蕴含帝国含有的属性──帝国主义，对中国读者而言，这答案多是断然否定的。即使我们请教向来最愿意称大清国为帝国的清史专家，他们一般都会否认中国式的帝国带有侵略性的行径——无论清朝在开辟中国版图上有多大贡献。
如果是这样，在概念上而言，好像“中华帝国”将是一个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帝国，是一种带有“非帝国主义性质” 的帝国。也就是说，“帝国时代” 的中国，没有呈现典型“帝国” 的特质。
在概念上及世界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帝国存在吗？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处理。
首先要厘清的就是“传统中国是不是一个帝国？”然后就要追本溯源进一步探问，“什么让中华帝国变成’帝国’？”而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了解“帝国”的概念，特别是西文术语 empire 与相关词 imperial 的关系、通过翻译成为今天大家习以为常使用的对译语“帝国”。
在厘清“帝国”(empire) 的语义及政治定义后， 还需反过来考察以西文概念统称中国历朝的演变史， 并评价这用法的适切性。
事实上，西文 empire 的汉译词“帝国”，基本上不见于十九世纪前的中国文献之中。“帝国” 一词最早的用例，暂时只能找到隋代王通（公元五八三——六一六/ 六一七年）《文中子·卷五·问易》：“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 不用多言，这段话中的“帝国” 与西文“empire” 指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所解释为重合的、多元的政治体系及管治权柄蕴含的意义截然不同。而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过了大约一千二百多年以后“帝国” 一词才被纳入到汉语的词汇里。
至此，我们大概能梳理出这样的理解：现代汉语“帝国” 一词的形成及使用不属于中国朝政使用的政治术语，而汉语中的“帝国” 是受西方“empire” 一词诸种概念影响而成。那么在概念而言，考察empire传入中国的发生史是首要工作。而不应忽略的两个相关历史层面是：
一、西方人最早什么时候指称中国为empire，即帝国；二、中国人接纳这叫法，以西文概念自称中国为帝国的过程。由于这是我当下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其中一部分，这篇短文章能做的，就是尝试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以供思考。
换言之，我要考察的问题是：首先，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什么时候被视为“帝国”？然后，再以此审视这如何影响中国人探讨自身的历史。单就后面这点上，根据我的理解，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发生于十九世纪。
当时中国在列强瓜分的阴影下，西方的帝国形象及相关帝国论述，震撼中国知识阶层。在面对英、 法、 德、 俄、 美、 日等列强进逼时，中国人奋起要以相同的知识概念及论述框架称呼中国，以此跻身列强之间成为对等国。
吊诡的是，到了这时中国知识界才惊讶地发现，早在两个世纪前西方已有大量称中国为“帝国” 的著作， 即使在同代的西方论著中，清朝也一直被称为帝国。至此，称中国为中华帝国、大清帝国的做法，广泛传播开来并慢慢沉淀，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不过，这种历史变革带动词语改变的认识还未被充分了解前，一个更急遽的历史意识却在中国境内迎头赶上：清朝自我体现为“帝国” 一刻，中国人却更情愿以“民族国家” 自居。
原因是，在追求富国强兵，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民族国家” 的标签永远比“帝国” 优越及进步，而且，带有的民族认同感的国家论述，更能攫取当时中国人（汉人） 的注意力。
要认识中国近代转变过程的矛盾及复杂性，立论点必先从中国是为帝国，而不是从中国是为民族国家开始，因此对于现代中国的起源，有关帝国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
西文里“China” 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西方古典文献中，最早跟中国扯上关联的名称，是早于公元前五世纪的“ Seres”。Seres 一词来自汉语的“ 丝”，古希腊称丝为 Ser，Seres就是“产丝之国”。另一个没有那么普遍的则是“Sinae”，指中国，大概是来自公元前二世纪秦代的“秦” 字。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希罗时代把Seres 视为帝国（imperium） 。而事实上，当时对“Seres” 的了解十分有限，当中不少的认识是根据传闻而来，对于今天称为“ 中国”的国度，当时只模糊地统称为“Serica regio” ──“出产丝绸的地方。”
这个名称就这样被沿用了几个世纪，并在古代欧洲和中世纪的文献及地图中互为因袭。 直到十三世纪马可·波罗出现，亦即是西方再次出现有关中国论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第一次看到以“帝国” 指称中国疆土的用法。不过，值得留心的是，马可·波罗以契丹（Khitan）Catai（此为英语Cathay 一字来源）一词指称的帝国，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国（Yeke Monggholulus） ，是中原北部疆土一带，而不是 Seres 指的中原疆土。在他的游记中，今天覆盖“中国 ”一词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称 “蛮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 。
所以，即使当时 “帝国 ”一词已经用来指示后来的中国疆土，却不是我们现时理解的 “中华帝国 ”。对当时欧洲人而言，Sinae 或 Seres 巧妙地被 Cathay 取代了，并从人们的意识中彻底消失 。
欧洲人对 Cathay 和 Sinae/Seres 的混淆，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 。十六世纪末，随着耶稣会的传教士，特别是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〇）抵达澳门，三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误解才得以修正 。当他的论著在一六一五年出版后，欧洲人才明白马可·波罗笔下的 Cathay 其实就是古文献中 Seres 地区的北部。
之后的欧洲地图迅速地吸收这新知识，但却没有彻底改变对中国的理解。尽管利玛窦以及其他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仍然不把 “大明”视为帝国。在他们眼中，“大明 ”一如以往，始终是 “出产丝绸的地方 ”（“Sericaregio”及“Regio Sinarum”），这时各种欧洲语的著述中，还是无间断地以“王国”（reyno 西班牙语；reino 意大利语；Knigreich 德语）指称中国 。
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国为 “中华帝国” 的著作，是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所著的 《中华帝国以及其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èl porlos religios de la Compaia de Iesus） 。曾德昭是利玛窦殁后的一代人，这书一六四二年在马德里出版，出版后，翌年旋即译为意大利文在罗马面世。不过，在邻国出版时，书名却被译成 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Cina，即《中国伟大王国志》。然后于一六四五年被译成法文版的时候，书名又被译成 Histoire u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de la Chine，即 《中华大王国全史》。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西班牙原著以 “帝国”指称中国的做法 。而甚至可以说，曾德昭自己亦然。
除了题目外，整本多达四百页的原文却只用了一次 “帝国”。其余一致地以 “王国 ”（reyno）指称中国，偶尔会使用 “王朝 ”（monarquia） 。换言之， 曾德昭在书内并没有贯彻推销中国为帝国的说法。
一六四四年满洲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是欧洲论述里以中国从王国一跃而成为帝国的重要转折点。满洲人占领明朝首都北京，震惊了整个欧亚大陆。这场暴力的政治嬗变，令西方观察者极度惊恐，他们将有关大清国征服大明国的相关记述，广泛传回欧洲，让有志来华的传教士得以评估政权更迭带来的影响。从现在文献可见，最早的记载是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 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a Historia），副标题为：“本书记述这时代的鞑靼侵占几乎整个中华帝国，并简述当中主要人物”。
这书以拉丁文撰写，并于一六五四年出版，十年内相继被翻译为法、 德、 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和意大利语多种欧洲语言。卫匡国对中国与其“四百多年的敌人” 鞑靼之间的关系做了简要概述。他至少追溯到宋朝并称中国为帝国，并指“帝国”一词能正宗地用于中国之上：“那就是说，所有长城接壤的省份之内”，书内加插的图称为“ 中华帝国省份图”（Situs provinciarum Imperii Sinici）。
虽然行文内卫匡国使用的词语并不统一：时指中国“皇帝”(emperor）又指中国“国王”（king），不过，他较清楚地说明于一六四四年春被鞑靼服的就是中华帝国，并将其统治者称为“皇帝”。卫匡国所写的另外一本中国史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 在一六五八年出版，书的副标题已用上“中华帝国”——“ 中华大帝国全史”。
此后，后来者便相继风从。出版于一六六七年的不朽巨著《中国图说》中，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便广泛使用“帝国” 观念指称已归于同一统治者汉人以及鞑靼（包括满洲人及蒙古人）的中国，他说：
圣父，敬置你面前的是我新的智慧结晶。矗立着这伟大以及几乎不可计量的帝国，当中的满洲人汉人由君主专制政体的制度统治着，世人定会觉得这奇妙万分。这帝国人口及面积之广，相信地上 没有能找到与之匹敌的国度。只有中国王国才有这样繁华丰裕的城市，几乎大到足以盖着全省，都城内的楼阁、村庄、佛龛及寺庙等栉比鳞次。这个地方以三百年的护城墙，与外隔绝经年，我们倒不如称它为帝国。
我暂且按下不说这鞑靼帝国面积之广，一直没有人能确切明白它的界限。那些热心赞颂主的荣耀的人，会感叹本着如无数前人的著作般（要论述如此宏大部落及种族统摄于单一帝国内，当中又有极多不能尽录的人口在未知的区域内）一定会有不少的舛错。
上文反映欧洲人视中国为“帝国”的重要论点，它强调了君主专制政体“完美统治”下，广大土地上出现的丰盛财富。另一点更能反映大清国为“帝国”的，
在于结合统治汉人及满洲人，这就是帝国理论中述及帝国是统治不同民族的政体一个重要条件。此后，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述渐变得一致：中国是一个“帝国”，它的统治者为“皇帝”。
综述上文，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西方仍然视拥有单一、具有延展性的社会及政体的中国为“地区”或“王国”而已。十七世纪中叶后，随着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明显地让欧洲观察者看到建基在清开国功业上的就是帝国的本色。满洲统治者以强大军事力量征服明朝，传教士卫匡及其他人看到的，是来者不善甚至是残酷的管治手段，这里反映的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因而带有帝国权谋的特质。
当然，西方人视中国为帝国，除了是亲自体验了明清交替时的残暴血腥之外，这亦召唤了过去罗马帝国征服各地的历史记忆，瞬间以欧洲前近代帝国经验印证中国眼下发生的历史。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欧洲人在中国发现“帝国”并不是因为对中国语言及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新认识，不是他们试图以拉丁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将中国“天下观”（产自中国本土而能与“帝国”观念比附的观念）翻译而成的。
无论具体情形如何，清朝建基在多元种族之上，在欧洲人眼内，必然极类似同一历 史轴上的神圣马帝国（一九六二——一八〇六）、 奥斯曼帝国（一二九九——一九二二）、 莫卧儿帝国（一五二六—— 一八五七） 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一六一三——一九一七年）。
如果日耳曼、 莫卧儿、 土耳其和俄罗斯能称为“帝国”，同样逻辑也能用诸中国身上：中国是“ 帝国”，它的统治者——皇、 帝（或者汗） 自动成为帝国的皇帝（emperor） 。 这在十八世纪以后，在欧洲各种语言论述中国时达成共识。
不过，这仍然对中国历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如上所述， 在近代之前，我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任何词语同时带有“皇帝—— 国家”（emperor-country) 和“帝国”（empire) 的复合意义。 我们也知道， 中国自古以来已有“皇帝” 一词，但这是有别于表达“王” 或“霸” 的词，而且亦从来不曾与“地”及“国” 等空间概念连用。那么，中国人自己何时发现中国是“帝国” 呢？什么时候把中国的皇帝有意识地看成等同于西方的“emperor” 呢？
据黄兴涛教授在《 文化史的视野》（二〇〇〇年，69页） 一书所言，“帝国” 一词是由留学东京的学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带回中国的，原因是他们在日本早已被日本新词耳濡目染。这当然不是不可能，但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另外，据刘禾教授《 语际书写》（英文版一九九五年，附录A，269 页） 指出，“empire” 的现代汉语“帝国” 是由严复译介而来。
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 在《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英文版，一九九三年，168-169 页） 有同样的说法，指严复在一九〇二年翻译亚当· 斯密（Adam Smith）《原富》 时，首次译入“帝国” 一词。刘禾及马西尼两位教授都指明，自己无法判定这词是否借自日语而来。不过，更重要的似乎是，应该对严复相关译词的选择及他的引文做更详尽的分析。
事实上，亚当· 斯密说到“帝国” 时，紧接着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东征西讨的霸业以及他统领的常备军。严译为：用此〔额兵〕而定希腊，亦用此而兼波斯。夫希腊合众之民兵，于时称最精，而斐立百战终克之。若波斯民兵，则息土之民，偷 弱选耍， 其克之也者， 发蒙拉朽而已，岂有难哉。此为欧洲兵制置用额兵之始，亦即为一国并兼数部号英拜尔之始，载诸史传，亦世运之变局也。
在阐释“英拜尔”一词的含意的时候，严复附加了以下的解释：
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主皆称帝者也。
从这段可见，“empire”一词在当时仍属一个新词，同时存着多种可能对译。以音译“英拜尔”翻译“empire”有力地表明，严复对empire 的理解是来自英文，而非日语。不容忽视的是，对严复而言中国并不被构想为“帝国”，亚洲帝国中只有印度、波斯以及（现代以来的）日本，而非大清国。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便会发现在中国文献中早于十九世纪末已偶尔出现“帝国”一词。最早使用这个词似乎是在一八二〇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一篇由传教士马礼逊（一七八二——一八三四年）撰写的文章《全地万国纪略》中，他以非洲为例解释了世界上各国家层次结构，关系如下：
亚非利加之分，有侯国、有王国、有帝国，又有多小国未有一定的朝政者。
据现存资料来看，英语“empire”的含义这样翻译到汉语还是首次。而马礼逊的新词并不是从日本借来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及至鸦片战争后，清廷专门负责粤海防的梁廷枏，睁眼看到西力压境下，在一八五〇年出版的《夷氛纪略》内提供了他对欧洲政治主权分层架构的观察：窃思欧罗巴洲各国， 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 无分统属。这可能是中国文人最早以汉语词汇“帝国”反映西方“empire”一词词义的用例。但同样重要的讯息是，清朝并不包括在内。
《夷氛纪略》梓后约二十五年后，才在其他中国文人笔下看到再次使用“帝国” 一词，李圭是其中一人。 在宁波海关担任文案的李圭受总税务司赫德指派， 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博览会， 李圭把自己的见闻撰成《 环游地球新录》，由李鸿章作序并于一八七六年出版。
李圭记述的展览会，其中一章指他看到日本展馆入口处的牌匾：“梁际悬金漆额，大书‘帝国日本’ 四字”， 而中国那边则挂着“大清国”。 当时的图片印证了他的说法，而且更显示英文字样“Empire of Japan”。 可惜，李圭没有进一步评析他对这新词新语有没有突兀之感。
在其后二十五间，但凡使用“ 帝国” 一词都仅限于指日本或欧洲各国。直到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临，“ 帝国” 作为一个术语（ 既指大清又包含西方empire 意义）的用法才真正普及。这就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的《 马关条约》 中、 日语两版本中，清政府都清楚列为“ 大清帝国” ──这亦是第一次“帝国”一词在官方文献中指称清朝。
有趣的是，这词出现在中文版比日文版本更频繁、更突出。 中文版全文一贯以“帝国” 指称清廷；日文的版本则要待称呼“ 大清帝国全权大臣” 李鸿章及李经方时才出现。我们知道，熟谙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必定知道“帝国” 词义， 我们更可以猜想， 他实在了解到国际舞台以“ 大清国” 及“ 大清帝国” 指称中国的分别。 从官方档案可见， 李鸿章与伊 藤博文谈判时， 他再三地称清朝为“ 我帝国”。 只是， 作为战败方的清廷，难以与日本讨价还价， 要求日本贯穿全文以“ 帝国” 指称大清。
《马关条约》 签订后数月， 条约的内容通过传播西学媒体（如《申报》）广泛传于知识阶层间， 文人士大夫及新式知识人迅速吸收以帝国称大清的做法，这些议国论政的意见首先投在一八九六年由改革派梁启超主编的《 时务报》 之上。 其后在一八九九年《 清议报》， 就有这样的呼喊：“呜呼！斯政府，斯国民，斯官吏，何以得奋兴刷振大清帝国哉！”
在官方的文献中，在义和团起义后这词就更普遍。 譬如， 一九〇三年清廷向日本发出的一封国电， 感谢日本盛情招待中国到大阪博览会的代表， 简短的电报一开始就自称为“ 大清帝国”。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大清帝国大后帝恭奉皇太后懿旨，电致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敝国前派专使贝子载振前往贵国大阪观会，深蒙天皇扰礼相待，足见中日两国邦交之亲密。皇太后及朕均皆欣悦无已。谨具电申谢。
由于这则电报后来全文印在《 申报》 上， 全国皆清楚看到现在清廷不单以“ 帝国” 自称， 而且这样更反映出， 厕身帝国之间有着平等“ 两国邦交” 的意味。 从一九〇五年起， 在中国官员及知识阶层， 特别如张之洞、 端方及章炳麟等的著作中， 已非常习惯使用这词称呼清廷。
特别显著的是一幅一九〇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国地图， 地图名称清楚标明《大清帝国全图》， 而地图的广告在《申报》 上亦占着当眼位置。 这地图是当时最流行及印数最多的地图之一，不用说， 这更进一步深化大清帝国的地理空间感。
以“ 帝国” 指称清朝的最后定案， 可以由一九〇八年公布宪法草案的第一条文章中看到， 其中明确列明“ 大清帝国” 的统治者为皇帝，直到万世：“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 万世一系， 永永尊戴。” 这种用法标志着与过去的用法“ 大清国” 或满文的“Daicing gur un” 做了决定性的分野。 此后， 在所有官方文献中， 清朝统一地以大清帝国出现。
从上述可见， 中国是为帝国的观念发生在晚清中国。 这是承自一个漫长演变过程后的结果， 当中包括西方“ 帝国” 观念传入历史过程， 如何以汉语表述帝国， 并渐渐得以融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之中。 显然地， 无论其西方起源及演变过程如何， 而甚至清朝覆亡都没有妨碍“中国作为帝国” 的观念在政治和普及想象中的继续发展。
最佳的反映， 莫过于袁世凯尝试于一九一四年以“ 中华帝国”（Empire of China）复辟帝制。 可以说， 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中国人在自称自己的国家时， 与西方用上三世纪的名称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中西对称的用法， 只维持了仅几个月，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 立即恢复了民国的称号， 即是人民的国家(respublica)， 而非皇帝的国家。然而， 讨论到中国过去历史时， 帝国仿佛立即成为根深蒂固的惯用法了。
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一九二三年所著《 清代通史》 里， 就数次讨论“大清帝国”。 萧一山认为， 这个帝国是一六三六年创造的：及经皇太极连年征讨以后，疆土日广，汗业益固，而文物制度，亦日见完密。于是始改号称尊，以建关东一统之大清帝国。故努尔哈赤之称汗，与皇太极之称帝，二者不同，不可混视也。（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一，147 页）他还提到大清的帝国主义， 不过， 他说清朝的那种帝国主义跟清末列强的那种不一样： 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义， 争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已， 对满清之帝国主义已足矣， 以满清仅有政治侵略， 文化经济， 反落我后。 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不然， 在政治侵略以外， 尚有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同上, 卷一, 3-4 页）
显然，对于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把刚刚推翻的大清王朝视为帝国似乎不成问题。从此以后，在撰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的脑海中，清朝无论是光荣还是衰败，还是“大清帝国”，使用“帝国”一词去指称中国过去全部历朝时，就像指称清为帝国一样的效果，代表的是所有朝代集体的过去。
“帝国”这个首先出现在西方论述中的概念，后来却蔓延到中国。历史中的清朝变成被淘汰的大清帝国，并以此“帝国”的称号投射到无限历史长廊镜头中，直到远古。这样的信念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来的“传统中国”指的是贯彻始终的帝国，中国统治者总是皇帝。我认为，相信中国从始至终是个延绵从无间断的“帝国”是被误导的，然而这想法到今天仍刚劲有力。
虽然在一九四九年后，视传统中国为帝国的称法消失了一段长时间，及至一九八〇年起却有反弹的趋势，特别是在时下“中国崛起”、“复兴中华”论里，这种说法有着复兴昔日的帝国辉煌业绩的意味。我们看到的是，毫无批判意识地使用“帝国”一词的习惯已经从一个论述系统嫁接到另一系统去，并成为新的习语。
固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用法，譬如，有学者讨论到美国清史研究时，就指出中国学界被迫以“帝国”一词翻译empire，并指有必要酌量称“大清”为帝国（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历史月刊》二〇一二年四月，106 页） 。无论立场如何，这正是历史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真正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我们以古鉴今的工作才能对当下产生意义，而不是通过望文生义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