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颎的《取陈策》是从事经济打击与实施战略突袭有机相结合、共生互济的战略构想。它从实际敌情出发，致力于消耗陈朝的军力与国力，使之“财力俱尽”，然后再乘其势衰不备之隙予以突袭，最终达到统一南北的战略目标，即所谓“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隋开皇元年（581年），北周重臣杨坚通过“禅让”的方式，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建元开皇，是为隋文帝。隋文帝全盘继承了北周的遗产，陈朝因丧失了四川和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侧翼受到包围，因此，从581年起，就只能处于被动和守势。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南北抗衡战略中轴线，是在秦岭至汉水、淮河一线，自古就有“守江必守淮”的铁律。一旦秦岭、汉水、淮河防线被突破，北方的兵锋抵达长江岸边，南北战略对峙的均势与平衡也就被打破，那南方政权要继续抵抗北方势力的进攻，也就勉为其难了。因为千里长江，风平浪静，到处都可以渡江南下，于是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中华重归一统，乃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隋朝灭陈前夕的南北对峙态势就是如此。
不过，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隋文帝杨坚首先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突厥在北方的威胁，并致力于改革和巩固政权。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过其混同南北，实现一统的根本目标。即位一个月，就任命他最信任的将领前往与陈朝接壤的长江下游地区任职，开始暗中准备日后大举伐陈的相关事宜。重臣杨素后来又被任命为湖北、四川一带长江地区的总管，开始建立远征的水师。587年，又灭亡了建都于荆州的后梁，直接控制了长江中游。杨坚根据全国统一形势基本成熟的实际情况，积极从事统一大业，“潜有吞并江南之志”，希望在自己手中一举结束西晋末年以来两百余年大分裂的局面，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揭开新的一页。
隋文帝既将平陈统一南北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就很自然地鼓励臣下为统一大业献计献策，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适宜的统一战略方针。为此，他在八年之中，曾先后向多人征询关于平陈统一南北的建议。据《隋书》记载，当时共有高颎、李德林、贺若弼、杨素、王长述、崔仲方、高劢、王颁、梁睿、皇甫绩等十一位大臣向隋文帝进献平陈之策，从不同的角度论证灭陈的必要性和胜利的可能性。高颎的《取陈策》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份。
高颎（约555—607年）是隋文帝杨坚最重要的辅弼大臣，隋朝初年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隋朝建立后，曾出任尚书左仆射（宰相）一职，他素有“文武大略”，“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在隋朝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历史记载，唐太宗对留用的隋代官员一致盛赞高颎做宰相的政绩大为惊异，所以令人找来高颎的传记来阅读，说“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贞观政要》卷5）承认高颎是一个有才能的战略家，一个讲求实效和效率的行政官员，一位在制定隋朝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和负责执行政策的核心大臣。唐朝的大史学家杜佑也曾将高颎誉为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和战国时秦国的商鞅。
高颎的贡献不但表现为他向杨坚推荐了苏威、贺若弼、杨素、韩擒虎等一代名臣良将，为统一战争的进行提供了人才资源，并在统一战争中担任晋王杨广元帅府长史，“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指挥若定，功勋卓著；而且更表现在他以睿智的战略眼光，殚精竭虑，进献了著名的“取陈之策”，为隋文帝杨坚制定灭陈的战略和实现国家的统一，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综观高颎所献之谋策，可发现其要点有三。
第一，积极破坏陈朝正常的生产秩序，从经济上拖垮敌人，釜底抽薪，为隋朝的实施战略进攻创造有利的态势。具体的做法是，在江南收获农作物的季节，调集一部分兵力，虚张声势，声东击西，摆出战略进攻的架势，“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迫使陈国方面仓猝应对，屯兵守御，从而耽误其开展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以“废其农时”，陷入战略被动的困境。
第二，派遣间谍进入敌境之内，大肆骚扰，破坏陈朝后方战略物资储备。这方面的具体做法是，“密遣行人”潜入陈国境内，“因风纵火”，焚毁陈朝的战略物资，剥夺对手从事战争活动的各种资源，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再接再厉，层层加码，只要陈朝方面重建就绪，就毫不犹豫地再次派遣军队或潜伏人员加以烧毁，即“待彼修立，复更烧之”，彻底破坏其财力物力，扰乱并打击其军心士气，使其疲于奔命，计无所出。
第三，佯动误敌，麻痹陈军，削弱和瓦解陈朝的江防能力，为隋军日后发起突然袭击提供必要的条件。此即“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先以部分兵力佯动，诱使陈军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仓促进行集结，待陈军出动后便偃旗息鼓，解甲收兵，如此反复多次，陈军便会习以为常，丧失警惕，“后更集兵，彼必不信”。这样一来，当隋军真正大举南下时，“动如脱兔，敌不及拒”，陈军必然措手不及，一溃千里，从而收到战略突袭顺利展开、一举成功的奇效，此所谓“犹豫之际，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
高颎详细周密的计划，深受杨坚的重视，并在实际操作中逐一加以实施。公元588年，隋文帝以皇帝个人的名义写信给陈后主，罗列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数之为暴君，宣称隋朝将要发动的攻取南方的战争绝非无事生非，妄启兵端，而是替天行道，执行天意，拯民于水火之中，这样，隋朝方面就占据了政治上的制高点。同时隋文帝颁布诏书，以道德和政治理由为自己伐陈之举大加辩解，自称要“显行天诛”。诏书指责陈后主背信弃义，骄奢淫逸，杀害忠良罪行，并在整个南方地区散发了三十万份，“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南”，以软化南方军民的战斗意志，击溃其心理防线，同时，争取江南士民对隋军南进之举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公元589年初，远征开始。隋军的行动一切按高颎的设想以及长期准备过程中精心制定的计划进行。从长江上游的四川到东海，隋朝装备精良的军队发起全线进攻。杨素指挥的舰队首先和南朝舰队在三峡交战，击溃陈朝水师，并顺江长驱而下，在武汉一带与中路秦王俊指挥的大军会合。晋王杨广和高颎率领的主力从淮河南指，在建康以东渡过长江天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建康，陈朝守军顿失坚守的信心，难以抵挡。陈军将领任蛮奴见大势已去，完全丧失了继续抵抗的意志，率先向隋军打开了南城门，并对陈军官兵们说“老夫尚降，诸军何事？”，于是，诸军弃械丢盔，一哄而散。隋军长驱直入，蜂拥进城。昏庸无道的陈后主陈叔宝终于尝到了自酿的苦果。城破之际，他与两个宠妃藏匿于枯井中想以此逃生，结果被隋军俘虏。
由此可见，高颎的《取陈策》是从事经济打击与实施战略突袭有机相结合、共生互济的战略构想。它从实际敌情出发，致力于消耗陈朝的军力与国力，使之“财力俱尽”，然后再乘其势衰不备之隙予以突袭，最终达到统一南北的战略目标，即所谓“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兵法·九地篇》)。事实证明，这是最高明的战略方案，隋文帝杨坚采纳后，果真收到了使“陈人益弊”的实际效果，为此后隋军南下灭陈扫清了各种障碍，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