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史記》所見“閭左”，既非依附民或賤民，也非流民或浪人，更不是指閭佐，而是“閭五”之訛，即“閭（里）士五”的簡稱。士五，是指傅籍至免老、沒有爵的普通百姓。漢人對“閭五”這一簡稱已較陌生，加之“閭左”更可彰顯秦之暴政，故不加深究而致誤。後代注釋家望文生義，不足為據。
[關鍵字]史記 閭左士五
《史記·陳涉世家》：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1]
“閭左”，除王子今將“左”解作“佐”，視閭佐為“里”的佐事吏目之外[2]，舊注多指居住於閭或里門左側之人；至於這些人的身份，有人認為是貧弱百姓或地位略近刑徒、奴婢的依附農民或賤民，有人認為是流徙他鄉的亡命之徒或寄居他鄉的流民、浮浪人，或普通百姓[3]。
我以為，“閭左”乃“閭五”之訛。閭即里、閭里[4]，泛指地方基層組織或居住之地；閭五，指閭或里之士伍。睡虎地出土秦簡，有封允剑?藏ノ骞潱??为z、訊獄外，其他廿三節均為案件的調查、審核、訊問等程式的文書程式。其中涉及人的身份，正有“士五”。有作“士五、居某里”，如：
有鞫 敢告某縣主：男子某有鞫，辭曰：“士五（伍），居某里。”
封守 鄉某爰書：以某縣丞某書，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產。……●幾訊黃某某、甲伍公士某某…
盜自告 □□□爰書：某里公士甲自告曰：“以五月晦與同里士五（伍）丙盜某里士五（伍）丁千錢……”
有作“里人士五”，如：
經死 爰書：某里典甲曰：“里人士五（伍）丙經死其室。”[5]
所謂“里人士五”，正是閭之士五。因為是文書程式或格式，所以用“某里”來表示。里耶秦簡則有具體的里名，如“啟陵津船人高里士五（伍）啟封當踐十二月更”[6]；高里，即里的名稱。
士五乃秦代的一種法定身份。《史記·秦本紀》“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 [7]。此事又見《史記·白起列傳》，“免武安君為士伍”[8]。《秦本紀》敘述白起等事蹟，名字前多加爵稱，如“十三年，……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魏。……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9]。 這與上引《睡虎地秦墓竹簡·封允健氛?蓪ψC。如
“爭牛 爰書：某里公士甲、士五（伍）乙詣牛一”（第254頁）
“黥妻 爰書：某里公士甲縛詣大女子丙，告曰：‘某里五大夫乙家吏……’”（第260頁）
公士、五大夫乃秦代爵稱。衛宏《漢舊儀》卷下：“秦制二十爵。男子賜爵一級以上，有罪以減，年五十六而免。無爵為士伍，年六十乃免者。”[10]
士五（伍）是與有爵者相對而稱的身份，是指從傅籍到免老這一時期的無爵的普通百姓[11]。
漢初之士伍一仍秦制，是與有爵者相對稱的身份，《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名字前即多繫爵稱或士伍。《史記·淮南王列傳》，膠西王議淮南王安反狀，稱“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12]。《漢書·景帝紀》景帝元年秋七月，詔議吏受所監臨飲食、財物的處罰，廷尉與丞相議，其中說到“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13]。《漢書·丙吉傳》“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云云[14]。《漢書·陳湯傳》，成帝時陳湯下獄當死，谷永上書訟，“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15]。至於《漢書·淮南王傳》所及“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16]，則源自《史記》。漢人對“士伍”並不陌生，故衛宏所釋最為準確。距漢不遠的李奇，注《漢書·景帝紀》尚允當，但如淳注《淮南王傳》“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仍稱“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17]，則欠妥。士伍是與有爵者相對舉；原有爵而失爵則為士伍，這固然不錯，但士伍未必都是原有爵而因罪被裭奪者，也有本來就是士伍的。但他們仍然明白，士伍是種身份。隨著漢代爵的泛濫，士五之稱也漸少[18]，至唐人顏師古注《漢書》，則望文生義，如注《景帝紀》，認為李奇所注為非，“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19]，已完全不知道士伍乃身份了。
里耶秦簡中也確實出現了士五被適戍的記錄，如“貸適戍士五高里慶忌”[20]。至於謫戍的原因，也有一例是因為娶商人子為妻而被適戍：“城父蘩陽士五（伍）枯取（娶）賈人子為妻，戍四歲。”[21]
《史記·陳涉世家》中的“適戍漁陽九百”的士五，也未必是來自同一個地方，很可能是附近一批因各種原因而被謫戍者，集中起來，一起被發往漁陽。
由於對“閭左”的未得確解，所以在漢初人眼中，這件事被當作秦暴政的一個事例。如晁錯講到“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時，就以秦北攻胡貉、南攻楊粵，置戍卒為例，說：
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楊粵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22]
後來也常用“入閭，取其左”這樣的無道暴行，來宣染秦之當亡。如《史記·淮南王列傳》，殖紴榛茨贤醴治鲂蝿荩?小巴?咔貫闊o道，殘偬煜隆Ｅd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甯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23]。《漢書·食貨志上》也有類似的話：“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24]
據何晉梳理，“發閭左之戍”的這條材料，見於《淮南子·兵略訓》、《史記》的《淮南衡山傳》《陳涉世家》、《漢書》的《蒯伍江息夫傳》《陳勝項籍傳》《食貨志》。他認為其間的遞襲關係是《淮南子》→《史記》→《漢書》；究根溯源，“核心文本”來自《淮南子·兵略訓》[25]。在講“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時，舉了正反三個例子，即楚國的由盛而衰、秦的二世而亡和武王伐紂。其中言及秦二世之亡時，稱：
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跡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回應。[26]
我們仔細推敲其文義，可知這並不是客觀地敘述史事及其過程，而是利用大家耳熟能詳之事，來發表自己的議論；並不追求史實的嚴謹。《史記·淮南衡王傳》中，這段話出自武被之口，是為打消淮南王援陳勝、吳廣為例來起事的企圖。司馬遷用作史實來敘述的，出現於《史記·陳涉世家》，僅“發閭左”三字而已。我想，這一方面因為“閭左”作為閭里士五的簡稱，使用得並不普遍，至少漢人雖明瞭士五的含義，卻已不知“閭五”乃“閭（里）士五”的簡稱。同時，這與漢初對秦之暴政的宣染和批判不無關係。晁錯的上奏、伍被的諫說淮南王，都是這個輿論氛圍的反映。畢竟，“抹黑”前朝，正是為了證明本朝的替天行道、應叨??瑤诪槌?B。聽者、言者即使知道對前朝的批評多有誇張，也絕不會加以追究。因此，不僅不質疑“閭左”之不可通，反理直氣壯，引作宣染嬴秦暴政的依據。至於《漢書》相關部分，多襲《史記》，自可不論。
其實，閭五（伍），也並非絕無蹤跡。如《後漢書·荀彧傳》，李賢等注引《史記》，稱“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27]。此閭伍，正作閭里之士五解。
五或伍之得名，是五人為伍的組織方式，先秦已用以指基層組織[28]。後來，閭伍漸成基層社會組織的泛稱[29]，而作為“閭（里）士五（伍）”的簡稱，則隨著士五（伍）的退出舞臺，益不為人所知了。
總之，“閭五”訛為“閭左”，大概很早就發生了。至少司馬遷在寫作時即已弄錯。後來的注釋家乃至現代的研究者，只是一味彌縫、疏解《史記》，致成千年待發之覆。
二○○九年初草，二○一五年六月修改，十一月杪改定，二○一六年六月又據雜誌審稿意見，再作補充、增訂。
（原刊《文史哲》2016年第6期，第146－148頁）
[1]《史记》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3年，第2352页。
[2]王子今：《“闾左”为“里佐”说》，《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他近又撰文，利用里耶简加以申说，见其《里耶秦简与“闾左”为“里佐”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8卷4期，2014年7月。
[3]详参辛德勇《闾左臆解》（初刊1996年），《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64页。王育成《闾左贱人说初论——兼说陈胜故里在宿州》（《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2期）主要针对辛文进行商榷，认为闾左是贱民。最近的成果，大概是臧知非《“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认为闾左是居于里门左侧的浮浪人；张信通《秦代的“闾左”考辨》（《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9卷11期，2013年11月），认为闾左是普通民众、是平民。何晋则在十年前发表《“闾左”考释》（《国学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系统梳理文献、平议诸说，力证郭嵩焘“闾左”系平民之说，并指出“左”非方位，乃表示地位卑微。这些文章均对研究史有综述，可参看。
[4]闾，似不应拘泥作里门解。王念孙《读书杂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金陵书局本，1991年）卷八之二“荀子·穷阎漏屋”条，即作辨析，称“闾亦巷也”（第663页）。
[5]《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分见第247页、第249页、第251页、第267页。
[6]《里耶秦简牍校释》，简8-650背，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7]《史记》卷五，第267页和第271页。
[8]《史记》卷七三，第2823页。
[9]《史记》卷五，第265页。
[10]《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0年，第53页。
[11]详见刘海年《秦汉“士伍”的身份与阶级地位》（初刊1978年），《战国秦代法制管窥》，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313-321页。此后关于士伍的研究论著，材料引用或许更为周全，但结论基本不出此文范围。最新的解说，可参任仲赫《秦汉律中的耐刑——以士伍身份的形成机制为中心》，《简帛研究》（二○○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史记》卷一一八，第3733页。
[13]《汉书》卷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第140-141页。
[14]《汉书》卷七四，第3148页。
[15]《汉书》卷七○，第3021页。
[16]《汉书》卷四四，第2152页。
[17]《汉书》卷四四，第2142页。
[18]三国吴简中尚有注记，参凌文超《走马楼吴简所见“士伍”辨析》，《吴简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3-166页。
[19]《汉书》卷五，第141页。
[20]《里耶秦简牍校释》，简8-899，第一卷，第245页。
[21]《里耶秦牍校释》，简8-466，第一卷，第161页。
[22]《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第2284页。
[23]《史记》卷一一八，第3728-3729页。
[24]《汉书》卷二四上，第1126页。
[25]参何晋《“闾左”考释》“一文献源流”，第329-333页，特别是第（332表1及333页图示）。按，来源相同的不同书的记载，应视作同一种记载，不能用以互证是非。
[26]据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98页。
[27]《后汉书》卷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290-2291页。
[28]参李零《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初刊1987年），《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8-168页。
[29]参《通典》卷三《食货典三·乡党》，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第54-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