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王颋在评潮网发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元代部分纠评》（以下简称《纠评》）的文章，对我出版的《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元代部分提出批评。不久，我在网上发表《就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元代部分纠评答王颋》（以下简称《答王颋》）的文章，回答了王颋的责难。现在，王颋这篇《学术批评的困境》（以下简称《困境》），又将我捎上了。古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当然要应战。此文针对我的部分，没有半句摆史实讲道理的学术批评，只有蒙人的瞎说，当然也用不着我逐一答复，以免浪费读者诸君和我的时间。如果哪位读者对此真的有兴趣，只要翻翻我的《中国人口史》第三卷有关元代各章，即可获得自己的看法。
不过，王颋此文有两段话，并非事实，我必须在此严肃指出，以正视听。
一、王说我：“不仅如此，当着众人的面，让我在复旦的同事转告我：如果不反商榷，就说明你的水平太差。”
事实上，我当时对那位同事说：我这本书中有关元代户口制度的观点，不同于王新民，所以我希望能得到他的批评。我不想在此说出这位同事的名字，以免将他卷入这场没有任何意思的纠纷中，但我相信，凡是熟悉我或者熟悉王颋的人，没人会相信王颋的说法。
二、王颋说：“对于我的指正，以‘学术批评’自许的吴松弟先生曾在网上表示‘基本’接受。”
对于王颋《纠评》中的“指正”，我在那篇长达二万二千字的《答王颋》中已逐条予以回答。这篇文章有一段话，总结《纠评》对我批评的差错率：
“综上所述，《纠评》所列的六个部分中明确指出本书有误的地方，二、四、五、六等四个部分基本上都说错了，对本书的批评不能成立。只有在一、三这两部分中，有9条说对了，即使这样在这两部分中仍有2条是批评错了。按比例而言，《纠评》批错了的占了三分之二以上，而批对的只不过三分之一不到。如果我们联想到《纠评》并未批评本书在与《刍议》商榷后建立起来的五条结论，甚至没有批评五条结论的立论基础和论述过程，又未能攻倒所依据的资料和论述方法，它批评对的9条也只是人名、时间、地点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并未影响对元代户口统计制度和区域人口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纠评》对本书的批评是缺乏证据和说服力、错误百出的，根本不足以否定本书的价值。”
诸君如看完上述一段话，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王颋所谓我对他的“指正”已“基本接受”这句话，完全是用来掩饰自己“指正”失败的编造。读书人都重脸面，如果没有多少理，沉默不语便可以了，何必要学阿Q呢！
我的《答王颋》这篇文章，至今仍在评潮网和中华读书网上，网址是：www.reviewtide.com和www.creader.com。读者诸君如对其感兴趣，不妨一阅。
当初写《中国人口史》第三卷，我给自己立了规矩，不仅要广泛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而且要查明学术源流、分清他人的成果和我的成果，并对他人的成果和观点采用就事论事、摆史实讲道理的方法，展开讨论，决不绕过。王颋1983年发表的《刍议》一文讨论元代户口制度和数据分析这一基本问题，当然更无法绕过。但我没有想到，绝大多数的被批评者都以平和之心对待我书中的学术讨论，唯一例外的是王颋，从此视我为仇人。
王颋的《纠评》和《困境》并非正常的学术批评，这不仅由于《纠评》中充斥着与学术无关的攻击性的语言和《困境》中上述两段任意编造的话，也由于两文都没有以有力的证据和论述，证明我以“一知半解和篡改原意”来“批判”他在1983年写的文章，有关其他方面的批评也大都站不住脚。王颋此篇大作称《学术批评的困境》，其实他自己就是给学术批评制造困境的人，他用自己对别人学术批评的不正常反应，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学术批评的困境”。
我真诚希望王颋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我在《中国人口史》中对他观点的讨论。我欢迎他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应严格限定在学术层面，通过摆史料讲道理的方法来逐一说明问题。这样的学术批评，不仅有益于学术研究的深入，也有益于责难与答复的双方。谁愿意将大好时光，浪费在学术以外的无谓纠纷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