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名士，天启间因弹劾宦官魏忠贤下狱，死狱中。崇祯初，宦党失势，十九岁的黄宗羲入京为父讼冤，在对簿公堂时手锥宦党许显纯等，朝野震惊。由是声名渐显，为复社重要成员之一。清军南下，宗羲回到浙江，召募义兵，率乡人组成“黄氏世忠营”，进行反清武装斗争。失败后被悬赏缉捕，被迫亡命海上。明亡后始还乡，隐居山林，多次拒绝清廷的征召。恢复刘宗周创立的证人书院，讲学其中，并多次到各地授徒论学。
宗羲一生除赴南明行在短暂地担任过左副都御史一职外，主要从事著书讲学。他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术数、文学等都有很深的研究。主要著述除《明儒学案》而外，尚有《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明文海》、《明文案》及诗文集等。其史学主张对浙东学者影响很大，《易》学著作在清代《易》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但黄宗羲主要以思想史研究见长，他本人也是一个思想家。黄宗羲的思想深受其师刘宗周的影响，但又绝不囿于一家之说，而是博采众说，融会贯通，又推衍发挥，心得独到。同其它许多心学家一样，本体——功夫论是黄宗羲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在本体论上，黄宗羲是彻底的气一元论者。在他看来，宇宙万物尽管千差万别，但都统一于气。存在本身，不过是气的运动变化。气的运行变化所体现出来的规律即是理。人本身也是气，人心也是气，只不过是一种虚灵知觉之气，即所谓“知气”。心的知觉运动也就是“知气”的流行运转，其间所体现出来的条理即是性。这样，理、心、性诸范畴在气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另一方面，由于宇宙万物只有对于人才有意义，是主体意识的对象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统一于气也就是世界统一于心。这就是黄宗羲“盈天地皆心”的本体论。气或者说心的基本存在状态是“一本万殊”。实体气是一本，而春夏秋冬四季的推移是万殊。“知气”心是一本，而喜怒哀乐交替变化是万殊。一本散而为万殊，万殊敛而为一本，由此导出了黄宗羲的功夫论。心虽一本，但就一般人而言，其善性已不同程度地被各种私欲所掩蔽，而导致种种恶行。要恢复心体之本然，保证其善性呈露无遗，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心灵的修养，即王阳明的“致良知”。黄宗羲不赞成一超直入，当下顿悟的近禅之道，坚持“为善去恶”的格物实践和澄心体验的过程，认为只有通过日常修持，日积月累，才可能臻于至善之境。这就是“功夫所至即本体”的功夫论。《明儒学案》一书，就是在上述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写作的。
《明儒学案》凡六十二卷，收录了有明一代二百多位思想家的传记和代表著述。全书按学派传承关系分为十七案，每案之中选录该学派的主要思想家，为之立传。每位传主之下首列小传，次列著述节略。各案之首有总叙，为作者对该学派的述评。小传皆夹叙夹议，加入作者品评，实际上是评传。著述节略中也间有作者评议。
综观全书，《明儒学案》的主要贡献和特色有以下几点：
1、首次汇集明代主要思想家的有关资料，完整勾勒出一朝学术脉络，为研究明代学术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而完备的参考书。不仅如此，在其全面性和系统性上，《明儒学案》也远远超过了前此关于其它朝代学术的同类著作，如朱熹《伊洛渊源录》、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等。因此，《明儒学案》即使不算是最早的学术思想史专著，说它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学术思想史著作，应是当之无愧的。
2、比较客观公允。作者在序言和凡例中，反复申言：“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眃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成定局，终是受用不得。”故《学案》一书，“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这些主张贯彻于全书，表现了思想史家的宽广胸怀。虽然从内容上看，主要篇幅是关于阳明学派的，所谓“以大宗属姚江”，但这是明代学术大势的实际状况，而非出于门户之见。《四库提要》指责作者偏主王学，是不符合事实的。
3、撷有明学术之精。一是入编思想家选择精。序言规定：“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凡例称：“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这表明必须真下过功夫，有切身体验、独立见解者方能入编。经作者筛选，明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既基本上网罗无余，又罕有滥竽充数者混迹其间。这一点与《宋元学案补遗》的滥收形成鲜明对照。
二是著述节略精粹。凡例言：“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篡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这两段话实在是编史选材的经典之训。经作者甄汰，所选著述宗旨突兀，精神透露，确实已将思想家精华一网打尽。
三是品裁精当。由于作者真下过深功，对有明一代学术思想有深切的理解，所以能够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指出各家各派、各个思想家的短长利弊。作者评语洗练，往往着墨不多，寥寥数笔，即能活画出其人筋骨，或切中其要害。读其言痛快淋漓，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主要由全祖望续成的《宋元学案》，其精神就明显逊色了。
以上数端，当然远不足以尽《学案》一书之美。正如序言所说，此作如“中衢之鳛，持瓦瓯樽杓而往，无不满腹而去者。”《学案》的确堪称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典范之作。
《明儒学案》编成于康熙十五年，最初以抄本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流传。除各家刊刻之底本外，如汤潜庵、陈介眉(二人皆卒于康熙二十六年)、仇沧柱、莫晋家等，都曾拥有或读到过该书抄本。最早将该书付梓的是安阳许酉山，但只刻了数卷，即中止了此举。(许氏康熙十五年识宗羲，卒于康熙三十年正月。)继许氏之后的是甬上万贞一，但也只刻了全书的约三分之一，便于康熙三十年半途而废。此刻剩余部分后来由慈溪郑性于乾隆四年续完，是为郑本或二老阁本。(光绪八年，冯全垓曾据原版重印。)就在万刻终止的当年春天，故城贾润、贾朴父子也开始刊刻此书，并于康熙三十二年完成，是为贾本或紫筠斋本。(雍正十三年，贾朴子念祖曾据原版重印。)乾隆年间，贾本抄入《四库全书》。
郑、贾二本在次序、案题、内容上都有较大差别，从而形成了《学案》的两个不同版本系统。会稽莫晋认为贾本有失作者原意，于是重刻一本，恢复郑本的次序和案题，但同时保留了贾本的内容，于道光元年竣工，是为莫本。
莫晋的作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清末至民国的各种刻印本，几乎都以莫本为准，如光绪十四年南昌县学刻本、《四部备要》本、世界书局《四朝学案》本及《国学基本丛书》本等。只有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整理本是以郑本为底本。近年出版的还有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宗羲全集》本。该书的节略本则有光绪年间的《黄梨洲遗书》八卷本、梁启超节录本等。
郑、贾两个版本系统，应该说有较重大的差别。第一，郑本的次序是以康斋吴与弼为首，即卷一至四崇仁学案，卷五、六白沙学案，卷七、八河东学案，卷九三原学案；而贾本的次序则以敬轩薛蠧为首，即卷一、二河东学案，卷三三原学案，卷四至七崇仁学案，卷八、九白沙学案。第二，郑本姚江学案之后，卷十一至三十，依次为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而贾本以上案“王门”二字均作“相传”。第三，内容上，贾本较之郑本，有较大篇幅的删除，另有一些增补和移易。
怎样看待这种差别呢？
前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郑本为众本所出之善本，而贾本乃后人擅改，有失作者原意。这种看法是很成问题的。试对郑、贾二本的三大差异作一个简单的分析比较。
一、次序。卷十姚江学案之前，有崇仁、白沙、河东、三原四案。其中白沙宗崇仁，三原宗河东，因此四案实际上只是两大板块。贾本与郑本的不同，在于将河东——三原板块移到了崇仁——白沙板块之前。我们知道，两大板块皆学宗程朱，时间上又差不多同时，因此在次序安排上本来是可前可后的。所以贾本的改动，既不具有学派褒贬的意义，更无涉于“宗姚江”还是“姚江”的问题。且仔细观察，贾本的次序还有一些好处。第一，河东学派领衔人薛蠧 (1389—1464)生卒年皆早于崇仁学派领衔人吴与弼(1391—1469)，三原学派领衔人王恕(1416—1508)生年也早于白沙学派领衔人陈献章(1428—1500)，置河东于前在时间先后上似更为妥贴。第二，河东学派影响远大于崇仁学派，将其置于全书之首，于总体布局轻重似更为得当。更为重要的是，第三，陈献章为明代学术由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过渡的关键人物，将其调整到程朱派与阳明派之间，上承河东、三原、崇仁，下启姚江，恰好反映了白沙的这一历史地位。从这点上讲，甚至可以说前四案仅此一序。总之，两相比较，我们认为贾本的次序较郑本更为合理。
二、案题。如前所述，贾本将宗王学的六案二十卷案题中的“王门”二字全部改为“相传”。从效果上看，全书称“×门学案”的唯此一宗，且连续出现二十次之多，确实十分醒目，或者说刺眼。贾本的改动，显然是要将这种有意无意的强调加以淡化，使全书案题无明显的倾向性而显得更加平允。黄宗羲在序言和凡例中反复强调，对各家各派要客观分析，兼收并蓄，反对“以水济水”，倚于一偏。我们认为，改“王门”为“相传”，其用意不仅未“失黄子著书本意”，而且更符合作者本旨，未必如前贤所料，是为了贬抑姚江。且是贬是褒，其实质主要在于内容，而不在于案题。贾本在改“王门”为“相传”的同时，于姚江学案叙论之首“有明学术”下增补“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数语，如果要说褒贬，此于姚江，褒孰大焉!
三、内容。贾本改动内容的总体情况是，以著述节录部分的改动为主，叙论、叙传的改少。改动的方式主要有增、删、移、易，又以删为之主。
1、增。卷十姚江学案叙论首句“有明学术”下，贾本增补“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数语，勾勒有明学术大势，突出全书学术倾向，至关重要，显然当补。卷三十一止修学案郑本缺叙论，与全书体例不合，属重大漏脱。贾本补之，方为完备。又贾本于河东学案补薛甲、查铎，甘泉学案补王道，卷三十一李材传补出狱戍闽言行九十二字，也都是重要的增补。又如卷十姚江学案阳明语录“答顾东桥”引明道语“故必仁极仁”一条，卷二十三《兰舟杂述》“今处中国”一条，卷二十四《阳明先生从祀或问》“动静者”一段，卷二十五朱得之语录“阳明先生曰”一条，卷二十六唐鹤征传一处，贾本所补皆为不补则不明不通，非补不可，一望可知。
2、删。贾本的删节，主要针对著述部分，小到一行数字，大到连篇累牍，全书总计删去不下数万字。删去部分有各种不同情况：有因无助于阐明学术，徒有损于传主而删，如卷一吴与弼传、卷五陈献章传等；有因选录之文不精粹、不典型而删，如卷一康斋语录“七月十二夜”一条，卷五陈献章《论铢视轩冕尘视金玉》“道终不可状欤”一段，卷十阳明语录“刊落声华”一条，等；有因可有可无之客套语，无实质内容之空言而删，如卷三魏校《复余子积论性书》“中间出入古今”一段，“今因学问”一段，卷十阳明语录“如此用功”一段，卷二十九尤时熙《拟学小记》“为政以德”一段等；有因行文有失平和而删，如上引《复余子积论性书》“尊兄但取字书”一段，“夫学而见性不明”一段，卷九杨爵《漫录》“嘉靖乙巳”一段，卷十阳明语录“先生说人道”一段，又“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一段等；有因其冗长重复而删，如上引《复余子积论性书》“夷狄之类”以下八百余字，卷六张诩《白沙先生墓表》一段，卷十二《致知议辨》七千余字，卷十三《易经原古序》以下五篇六千余字，卷十五《鹿园语要》千余字，王宗沐《论学书》、《文集》四千余字等。删除最多者，当属内容方面疑有不妥。如卷十二王畿语录《赠思默》一段，卷十四董禨《求心录》“闻驴悟道”一段，卷十五万表《鹿园语要》“学不顿悟”一段，卷十六《颖泉先生语录》“猛自奋迅”一段，
《思成求正草》“天有与我公共一理”一段，卷二十三邹元标《会语》“问吾有知乎”一段，卷二十六唐鹤征《桃溪诸记》“一生不得”一段；卷十阳明语录“若草木瓦石”一段，“蒙尝谓只有个知善”一段，卷十三季本《说理会编》“求和即是求中”一段，卷十七聂豹《困辨录》“问迁善改过”一段，卷二十三邹元标《讲义》“口之于味”一段，卷二十九尤时熙《拟学小记》“知即行”一段；卷十阳明《传习录》“又拈出天理”数语，“文公功臣”一条，卷十三《说理会编》“世儒多以实训诚”一条，卷二十九《拟学小记》“才说当然”一段，卷三十一李材《论学书》之《与沈从周》“三十载注情”一段；卷二十五《尤西川纪闻》“一日与近斋夜坐”一条，卷二十九《拟学小记》“今只要做得起”一条，卷二十一万廷言《万思默约语》“小人一节”一条，等等。
3、移。如卷七薛蠧《读书录》“太极不可以动静言”一条，贾本前移至“统体一太极”条之后；“所以阴阳变易者”一条，贾本前移至“《易传》曰：易，变易也”条之后；卷十八罗洪先《论学书》“二氏亦以静入”一条，贾本前移至“当极静时，恍然觉吾此心中虚无物”条前，显然是为了以类相从，使材料眉目清晰。卷十阳明语录“照心非动者”一条，本来直承“妄心则动也，照心非动也”条之下，郑本割裂于两处，贾本合之。卷十七聂豹《困辨录》中《辨素》一条，郑本夹在《辨易》条之中，将该条腰斩为二，并使文末小注出处重出。贾本析出，移至《辨易》全条之后。显然，以上移动都是必要的，是改得好的。?
4、易。这主要指文字表述方面的改易，即换一种说法。以下略举数例，圆括号内为贾本删去的文字，方括号内为贾本增加或改换的文字。卷二胡居仁叙传：“饶之余干人(也)。……奋志圣贤之学，(往)游康斋吴先生之门，(遂)绝意科举，筑室(于)梅溪山中……王欲梓其诗文，(先生)辞曰……左绳右矩，(每)日(必)立课程，详书得失以自考。(虽器物之微，区别精审，没齿不乱。)”卷三魏校叙传：“魏校字子才，(别)号庄渠，……不为守备奄人刘眘所)屈。……此师门敬字(口)诀也。第敬斋工夫分(乎)动静，先生贯串，总(是一个)不离本末作两段事。……聂双江归寂之旨，(当是)发端于先生(者)也。”卷四夏尚朴《读白沙与东白论学诗》：“《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至〕天下之达道也。”卷五白沙学案叙传：“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薛中离，阳明之高第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漠然无动于(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卷九王恕叙传：“王恕字宗贯，号介庵，(晚)又号石渠……选庶吉士，(而)先生志在经济，出为左评事……岁饥(请赈)，不待报而发粟，民免沟壑。起拜江西(右)布政使，转河南(为左)。时(在)襄南地多(山)险，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以先生为(右)副都御史领之。累平(寇乱，又平湖广)刘千癣、石和尚〔寇乱〕。”卷十二王畿叙传：“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弱冠〔乡〕举(于乡)……中(是年)会试。……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严滩而别。……壬辰(始)廷对，……寻(以)病归。谪贤外任，先生(因)〔亦〕疏乞休(而归)。〔予告〕年，当考察。”卷十三季本叙传：“授建宁(府)推官。……御史以科场(事)檄之入闱，先生曰：是之(谓)〔为〕不知务。不应(聘)〔召〕。……谪揭阳主簿，(稍)迁知弋阳。……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寝。……升长沙知府，锄击豪强(过当，乃)罢归。……(其)后师事阳明。”卷二十王时槐叙传：“除南京兵部主(事)〔司〕。历员外(郎)、礼部郎中。出(佥)〔为〕漳南(兵巡道事)〔佥事〕，改川南道。……万历辛卯，(诏)起贵州参政，寻升南(京)鸿胪卿，太常卿，皆不赴(新衔)，致仕。”不难看出，以上改易基本上无关宏旨，纯属表述方面的润色。改易之后，似更简练。
纵观以上郑、贾二本在次序、案题、内容三个方面的不同，不难看出，贾本的改动，不但没有违背《学案》编纂宗旨，而且使全书更趋于完善。“精粹和平”四字，大约可以概括改动之后的效果。由此不能不承认：从总体上看，贾本优于郑本。
那么，是谁对郑本作了这样的改动？
我们注意到，贾本增补部分有自称“宗羲”者，因此极有可能改动者就是作者本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字表述的删润，作者手笔似宛然字里行间。如为他人所改，是完全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的。此外黄宗羲于康熙三十一年亲自改定的贾本序特地增入了“余于是分其宗旨，别其源流，与同门姜定庵、董无休撮其大要，以着于篇，听学者从而自择”一段，首次提及姜、董二人参与了《学案》编纂，则改动郑本者或不止于作者本人。但改动之处必定出于作者授意或得其首肯，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由黄宗羲本人或授意他人改动过的贾本，就应是郑本的修订本。贾本刻成后两年作者去世，因此可以认为该本就是作者的晚年定本，于现存诸本中为最善。今日使用《明儒学案》，当以贾本为准。郑本应属早年未定之稿，莫本正确地保留了贾本的内容，但次序、案题从郑则未妥。
基于以上理由，这次整理，不从学术界的一贯作法，而采用贾本系统的《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通校光绪八年冯全核重印郑本，参校莫本系统的一九三六年世界书局《四朝学案》本等。个别文字上，也参考了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点校本。读者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