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岭，北为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其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统一这一“任务”对欧洲来说显然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陆的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且四面都与外界有很大的隔绝。从地理来说，其形成统一的条件应该与中国差不多，但是印度却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长时间的统一，而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统一”起来的竟然是大英帝国治下的东印度公司。此外，在秦朝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地域有限，虽然统一之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过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但是古代中国版图的增大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因此，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国是怎么获得统一以及这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这两个相关问题，为读者作出分析。
中国是怎么走向统一的？
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对国家的管理能力。战争因此会促进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国家战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当一个地区国家力量的发展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 的局面时，统一就在这一地区成了可能。在古代，一个地区的统一基本上都是长期军事竞争下的结果。但是，虽然国家力量在战争中总会得到发展，它的发展程度却会受到一个地区所特有的结构条件的约束，战争与国家力量的发展之间并不具有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罗马垮台后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主要权力阶层：国王、贵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产阶级。欧洲中世纪的战争虽然也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力量（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
与欧洲相比，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显得十分简单。春秋之初，中国社会仅有两个权力阶层：君主和贵族。春秋早期，中国北方地区国家的军队大多数由贵族所控制，因此战争往往有助于该地区贵族势力的发展（在同一时期，鲁国出现了“三桓”，齐国出现了“田氏” ，宋国出现了“七穆” ，而晋国则出现了“六卿” ）。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中叶，北方各国的贵族势力不断坐大。于是就出现了“封建危机”，导致了“田氏代齐” 和“三家分晋”。当年的贵族摇身一变成了国君。
在晋国，魏、韩、赵等贵族势力在分晋之前，已经在自己控制的领土上逐渐推行旨在削弱他们属下的贵族势力的、以郡县制为中心的、非世袭性官僚体制，并在土地所有制、税收与法制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三家分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君权以及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魏、韩、赵三国先后发起了在法家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全面性的改革。“三晋” 中，魏国率先进行了改革。此后魏国实力大增，称雄战国，迫使其他国家加以效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至前4世纪中叶的旨在强国厉兵的法家改革浪潮。由于没有欧洲式的教廷势力和城市中产阶级势力的抗拒，更加上北方各国的贵族势力在“封建危机”后均走向式微，战国时的国家因此就能在战争的推动下几乎毫无阻挡地走向强大。显然，中国强大的官僚制国家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治水农业”的产物，而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战争背景下国家和社会的互动。
在战国诸雄中，秦国的贵族势力相对薄弱，因此改革更为容易推行。同时，秦国因为发起改革较晚而能借鉴他国之经验。因此秦国能采取相比其他各国来说更为彻底的改革。改革后，秦国借助其有利的地势，从渭水顺流攻击“三晋”，依长江直下包抄楚国，不久就在战国七雄中取得一国独大的地位。一个“一山难容二虎” 的局面逐渐成型。
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观念的产生，以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近代欧洲没有能形成大统一的两个重大原因。“国际社会” 等观念不但约束了欧洲各国的行事方式，而且保证了不同的国家在面对“国际规则违反者”时能团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希特勒时，欧洲都最终能达成持续的团结，直至胜利）。同样，民族主义的产生促进了统治精英和百姓对异族统治者的反感，从而大大加强了征服的代价。在中国，法家改革的成功和法家思想在政治层面上的一家独大使得“现实主义”成了战国时期国际关系的唯一准则。任何类似于“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等以价值为主导的国际关系观在战国时期都失去了市场。于是乎，不但反秦“合纵”难以持续，各国还“以邻为壑” 试图把秦国这一祸水引向他方。秦国因此能施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把中国带向统一。
法家改革的成功还避免了一种“类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形成，这也加速了中国的统一进程。为了吸引民众从军，国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方法（当然，一个具体的国家不会仅仅依赖一种策略来动员民众加入战争）：1.用金钱来雇佣民众；2.通过一种意识形态，使得人们觉得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3.采取“大棒加胡萝卜” 的方法通过强制来胁迫民众从军，并通过奖励勇敢来鼓励献身。理论上来说，强制性能力差而财源滚滚的国家会采取第一种方法，强制性能力很强的国家会采取第三种方法，而财源不够同时强制性能力不强的国家会采取第二种方法（现代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欧洲形成的）。战国时代法家改革的成功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强制性能力，使得当时的统治者无须通过煽情让人们觉得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而直接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 的方法通过强制性手段来迫使民众从军，这就阻止了“类民族主义思想” 在当时中国的形成，从而大大便利了中国的统一进程。（楚国的法家改革比较不成功，楚国延续了数百年的贵族势力因此也得以延续。正是由于有着很强的贵族文化和贵族认同的存在，使得楚国成了战国七雄中唯一出现了像屈原这样能被今天的历史学家塑造为“爱国主义者”的地方。）
在描述战国晚期的历史时，《史记》里出现了如下类型的记载：秦国在打仗前会派奸细到他国传播比如他国的将军将要投靠秦国的谣言，使得他国的国王撤免（甚至是杀害）这一将军，并任命了一个无能的替换，从而导致了秦国的军事胜利。对于这类记载，传统史家往往会通过指责他国国王的无能来解释。事实上，这儿有着一个很简单的规律：一旦没有“民族主义” 和“爱国主义” 这类思潮，国家就会像一个个公司，政治家们可以自由跳槽，择木而栖。在这一结构下，大公司（秦国）不会惧怕它的CEO去他方屈就，而小公司则得时时防范雇员跳槽，《史记》中的这类故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民族主义的缺乏也在这一意义上加速了中国的统一进程。
秦朝在始皇帝统一中国15年后就走向崩溃。但是，秦朝所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模式却成了今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主流历史形态，即使是南北朝时代的长期分裂和儒学式微也未能彻底打破这一状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呢？这儿我想就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我的分析将从古代帝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入手——有限的运输能力和交通手段一直是古代帝国所需面对的一个重大约束条件。面对这一问题，古代帝国采取过以下对策：第一，通过军事威慑和外交手段迫使周边的部落领袖向中央政权效忠，虽然效忠后当地的政治仍然由地方部落领袖自治管理。第二，通过强制周边部落的领袖把他们的儿子送往中央作为人质，以加强对周边的控制。以上两种方法有着共同的弊病，那就是一旦中央政权走向衰落，周边的贵族马上就会“树倒猢狲散” ，甚至是转而效忠于敌国，从而加速帝国的垮台。当年周武王克商，牧野之战商朝一日而亡，其背后就是这一原因。古代帝国的第三个常用控制手段就是向周边地区派出特使或官员，对其进行直接控制。这一方法当然比起前两种方法有效。但是，在通讯和控制极其不便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保证派出人员不与地方势力勾结，甚至经营独立王国，造成尾大不掉。因此，为了提高对帝国辽阔国土的管理能力和减低控制代价，古代帝国的下一步发展就是形成统一的精英文化，甚至是精英的认同感。以文化的同质性来弥补直接控制能力的不足。罗马帝国的发展就达到了这一境界。在罗马帝国的成熟期，罗马各省的贵族都在露天剧场中看奴隶角斗，在罗马浴池洗澡，享受着相似的世俗生活，有着一定的认同感。一般来说，一个帝国会同时运用以上四种方法对周边地区实行控制，但是成熟的帝国主要会运用第三、第四种方法，而较为原始的帝国依赖的主要是第一和第二种方法。
中华帝国的政治控制手段也不外乎于以上四种。但是，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控制手段的发展却也展示出了自己的特殊性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周建立之初，其统治者面临来自宗室成员和商朝旧势力的严重威胁。对此，周初的统治者采取了两个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创举性对策。第一，为了与商朝遗民达成和解，周的统治者声称他们推翻商朝的举动具有正义性：商王因其暴虐的统治而丧失了天命，周则是天命的合法继承者。“天命观”在其出现时有着强烈的宣传性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中国政治思想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春秋战国时代，被后世所标称为儒家的学者将天命思想加以系统化，此后，该思想体系逐渐被神圣化并最终成为中国帝制时代王朝合法性的基础论述。但是，“天命观” 的背后却暗含着“造反有理”的思想，即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难以计数的农民起义无一例外都带有这一观念的胎记。第二，接受了商王朝一日而亡的教训，西周的统治者开创了一个新型的帝国形态；他们不再在占领土地上树立自己的傀儡，而是派遣王室成员到各战略要地建立邦国，并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礼仪系统对各邦国诸侯进行控制。西周统治者的这一创造性的手法不但加强了其对周边地区的有效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深化了血缘关系在中国政治中持续的重要性，为儒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西汉时，经汉武帝的推崇，由董仲舒等多人改造而成的“官方儒学”上升为政治显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形态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儒法国家”，即一个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在这一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这一政治体制在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从政入仕的机会。我在以下的分析中想要指出的是，官方儒学的产生给予了帝国的精英统一的文化和认同感，弥补了帝国控制能力的不足，这就是大一统局面在两千多年中能得以维持的关键。
罗马帝国的精英阶层也有着同质性的文化。但是，罗马的同质性文化是世俗性的。罗马的世俗性文化在基督教兴起后受到了挑战。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极其简单，容易在平民中传播，生命力很强。罗马帝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加以镇压和扑灭。同时，罗马帝国也很难将基督教树立为像儒学一样的帝国政治学说。这是因为基督教强调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常有损帝国权威的树立。同时，基督教还强调“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或者说只要相信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它因此而造就了一个超越罗马帝国的认同感，减弱了人们对帝国的情感。基督教力量的壮大不但促进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且还为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达成统一加大了难度。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教廷一方面需要国家的保护，
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国家力量变得太强大，从而侵蚀教会利益，欧洲就这样在国家和宗教的合作和竞争中四分五裂，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罗马时代大一统的“辉煌”。
在中国，自汉武帝后，儒学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优势。即使是在儒学相对式微的南北朝时代，如日中天的佛教也无法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与儒学相比，佛教有着一种为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佛祖面前人人平等”的情怀。况且，佛教追求来世轻视今世，难以与经世致用的儒学在政治层面进行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北朝的统治者会从兴佛转向抑佛甚至是灭佛，为什么魏孝文帝会主动发起对自己族群文化的打击，并着力提高儒学在北魏的统治地位。魏孝文帝的所作所为都在无意间为中国重新回归大一统局面做了准备。
中国历史上有着周期性的“朝代循环”。但是稍作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朝代循环的背后并不具有什么周期性规律。如果有什么规律的话，它应的也是“一样生百样死” 这样一句俗话。中国每个朝代的倒台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的背后却都有着相似的原因，那即是统治阶级在上台后马上会发觉儒学是最为适合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且为了获取政治稳定他们必须取得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汉朝时就已形成的“儒法国家” 政治形态就这样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被“复制”，虽然这一复制在每一朝代都会因为受到当时的结构与人事的调节而显得不尽相同。
就这样，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百姓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外，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会把中华帝国的这一形态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而现代的学者更会把诸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灾难看作是由于中国长期大一统而带来的“东方专制” 文化的结果。其实，类似的灾难性国家政策在德国、日本、前苏联、柬埔寨、伊拉克等等许多文化和历史完全不同的国家中都发生过。它们构成了“现代化”的黑暗面，属于后发展国家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内政治多重互动下走向极端的例子。当然，由于有着长期大一统而带来的强国家传统，中国在错误和正确的道路上都会走得很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在将全国飞快地带入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文革”后，马上又能把全民带入一场致富运动，在世界上创造了另一种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