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承认民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轻视国人自身的努力。
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就是“站队”能起作用的前提。尽管中国军队的战绩并不理想，这场战争也不是仅靠我们自己打赢的，但正是由于国人的屡败屡战，坚持到底，绝不投降，才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得到了“站队”的果实。如果中国政府像汪伪鼓吹的那样投靠了日本，站错了队，也就谈不上什么果实了。
说起来，抗日战争和辛亥革命，这两件大事，20世纪的中国人都引以为豪。但在共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大冲突。
就抗战而言，核心的争论就是国共两党谁的功劳大。与此相关，过去还有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美国与苏联谁起的作用更大的争论。大陆曾强调说，美国人打海岛扔原子弹都不管用，苏联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自从中苏闹翻后，就很少这样说了。
但国共之间的互相指责——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日”——却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这两种说法都逐渐淡出，我们这里一方面仍强调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认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不过认真想来，所谓国、共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日，这个提法语出有因，却很不准确。
首先，当时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并非“敌后根据地”。她三面接壤于大后方国统区，东面则隔黄河与日本人对峙。沿黄地区设有神府、两延(延川、延长)两个河防司令部，两司均隶属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这里所谓的“后方”，当然不是敌后，而是“我后”，以这一战略后方为依托的河防作战，自然不是什么“敌后”行动，而是“正面战场”的一部分。
河防作战规模不大，但被广泛宣传为我党抗战样板的平型关、阳明堡等著名战斗，也都不是“敌后”作战。这几次战斗，都发生在当时中国统帅部统一部署的晋北、太原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击，与八路军的侧后方伏击，实际上是同一场战役的不同战术部分。
尤其是平型关之战，国民党军在关门，正面阻击敌主力;八路军则奉命从侧后伏击日军辎重队，两边枪炮互闻，硝烟互见。这种战术上的侧后方，如果也算“敌后”，那举凡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正面战场上的所有重大战役，均有这种“敌后”作战，它也就不成其为八路军、新四军特有的作战方式了。
我们能说，在台儿庄会战中只有孙连仲、池峰城坚守台儿庄是“正面战场”，而从侧后方出击日军的汤恩伯部是“敌后战场”吗?
实际上，我们出版的许多抗战史著作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中，并不回避中共武装的活动。例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的“太原会战”一章中，载有“太原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辖下，朱德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与其他国军(第二、六、七、十四、二十二集团军及若干单列军、师)赫然并列，正确反映了这场会战的作战序列。
整个太原会战，从1937年9月11日持续至11月8日，空间则包括晋北、忻口、娘子关等地。在此期间，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在会战区域内，配合友军进行了平型关(9月25日)、阳明堡(10月19日)、七亘村(10月26、28日)、黄岩底(11月2日)、广阳(11月4、7日)等战斗。(武月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86-90页)这些战斗属于正面战场，应该毫无疑问。
该书并明确指出：“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换言之，中共真正放弃在战役层面配合“友军”的正面抗击，而转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此后，中共以其独立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为依托，与日军周旋，其军事行动与正面战场虽有客观上的战略呼应，但已无战役协同。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敌后战场”。但众所周知，此后平型关式的作战已极少发生。所以中共抗战中最著名的几仗，其实还多是在“正面战场”打的。
然而有趣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乐于把“正面战场”说成是国民党独家包揽的，这就抹杀了中共在正面战场上的贡献。
这当然不是谦虚所致。
实际上，人们清楚地知道，尽管平型关、广阳和阳明堡都属于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武装所打的几次最著名的仗，但是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相比，这些仗都显得很小，就指挥关系而言，当时这些仗也都是按中国统帅部的部署进行的。算上它们，也不能说正面战场就是中共主导，而如果把它们归入正面战场，那其后在敌后战场就没有什么大仗可说了。
因此，不如把“正面”之功让掉，把平型关等役的战果都算入敌后战场。因为敌后虽也有国民党军队作战，但相对而言，其战果不足道。平型关等战斗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会战无法并论，与敌后国民党军的作为相比，还是突出的。这样把“敌后战场”都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了。
但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有违于军事常识，其实对评价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也未必有利。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事实上，抗战前期，国民党在敌后的力量强于共产党，但与正面战场当然没法相比。而敌后的国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国民党由强到弱，而共产党则由弱到强。到1940年夏，新四军击败韩德勤部，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标志着敌后国共力量的对比完全扭转。稍后的“百团大战”，虽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围破路运动而不是一场歼敌作战，并且这种行动方式随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延续，但它确实是八路军抗日斗争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讲的定义，它也确实履行了敌后战场的使命。此后，敌后战场虽然仍有国民党军的活动，但这里的抗敌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
不过，无论国共摩擦多么激烈，他们都没有放弃抗日，都在正面与敌后作出了牺牲。今人在正面与敌后的歼敌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争论。实际上，确切的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
其实，在当时对日战争的总体形势主要取决于正规战(不仅是中国战场的正规战)的情况下，敌后游击战的歼敌数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战场的使命，是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共双方在敌后控制的地盘，就是对抗战的贡献——直接取之于沦陷区的地盘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而不被日本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这里应该指出：游击战作为对抗入侵强者的作战方式，弱者别无选择，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国共两党都是从全球角度考虑战局的。第一，双方都是坚决抗日，决不屈服;第二，双方实际上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第三，双方都有保存实力以待时变、再行逐鹿问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战前途取决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那么中国战场的地位，就取决于重庆政府的坚持到底。
因此这里的关键，还不在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战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国家主权体现者的态度。从国际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国属于哪个阵营，是由该国主权体现者的态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反对派和在野党决定的。
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是重庆政府，如果它像汪伪那样投靠了日本，中国这个参战国就属于轴心国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国一方了。
国内存在着反对派的抵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这正如保加利亚、意大利这类国家存在着反法西斯抵抗力量，这些力量也被视为英雄，但这并不能改变该国属于轴心国、也就是二战的战败国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庆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国也难逃“日本胜则为其奴仆，日本败则为其殉葬”的悲剧命运。
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后来即便推翻了重庆的附敌政府，都未必能改变这一点。就像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国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国一边，但战后它还是要作为战败国，接受割地赔款。然而如果反过来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庆坚持抵抗，中国就仍然属于盟国阵营，战后仍会是“五强”之一。
也许读者会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德国后，盟国阵营不是承认了戴高乐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国”为法国主权代表，法国在二战后不是也成为战胜国了吗?这里我要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而且维希政府虽然屈服于德国，却没有加入轴心国，而是声称中立，戴高乐也是前法国政府要员，不是反对派。如果不是戴高乐，而是由法共作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国后来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了。
当然，事实上重庆与延安都坚持抗日直到胜利，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
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
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牺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为伪军的也不少。后者当然是国民党方面的一大耻辱，不过这就能说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后来内战中国民党将领投降共产党的不是更多吗?这能否说明国民党只是“消极反共”呢?
当然不能。
因为这些将领之投降，并非国民党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国民党降将多，说明这个长期执政的独裁党许多成员暮气深重，斗志远不如当时作为新锐革命力量的共产党。而这个斗志差是对所有敌人，并非仅对日本人而言。
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的解释却采取“双重标准”：
国民党在内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正义，所以众叛亲离。
——他们在抗战中降将也很多，难道证明抗日不“正义”?
国民党在抗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抗日。
——他们在内战中降将更多，难道证明他们不反共?
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斗志还是远远超过其在内战中的表现的。其主流派(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政府)尤其如此。
与组织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不同，所谓“国民党”，当时是个多派系的庞杂复合体，在重庆眼里，其某些派系之异己，比共产党好不到哪里。
从资料中不难发现，
投降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基本上都是敌后的杂牌军、故主失败后无所依归的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地方军阀与豪强，有的是否国民党员，尚未可知，称为国民党将领，实不如叫非共产党将领更确切。
而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嫡系(即所谓中央军)，乃至大的国民党派系如桂系、阎系等，都极少有将领降日的现象。即便像衡阳守将方先觉那样力战至绝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战俘，并未当“伪军”。
抗战中的杂牌军、地头蛇们，当然也有好样的，但很多人的确是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为国抗日固然消极，为蒋反共也不热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杨、李长江)，国共摩擦时亲共中立而拒绝受命于蒋，鬼子来了又降敌附逆而为虎作伥。他们可以说是“消极抗日、也消极反共”的。
而蒋、桂、阎等国民党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们积极，抗日更比他们坚决。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国民党都很积极一样。
所以，那种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说法，和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说法一样，都是偏颇之论。
把“抗日”与“摩擦”对立起来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史实并非如此：
那时的中国，总的来讲，国(国民党主流派)共双方抗日、摩擦都比较积极。高概率的降敌现象，则出现在那些为自利自保而拥兵，对抗日与反共都消极的地头蛇中。
或者说，越是对重庆或对延安忠诚的势力，在抗日与摩擦中就越坚决、越不妥协。而那些无原则无立场的军头，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吴化文、刘子仁、邢仁甫、郝鹏举等都曾投国、投共又投日。把他们的行为记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账上，都是不合适的。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是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两个主要方向。前者要靠军事手段，而后者则主要是外交谈判。
如前文所述，中国靠正确站队，在一战中首先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人抢占了青岛等德国侵华“遗产”，巴黎和会未能主持公道，这激起了中国1919年的“五四”爱国民众抗议浪潮。
根据现今的研究，我们知道，这场抗议其实得到了当时许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许乃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大声势。实际上，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列强施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爷与“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对列强唱过这么一出。但结果形成鲜明对比：
19年前那场红白脸的闹剧，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爷先杀了几万教民，后杀了几万拳民，使中国人流血成河之外，对外只招来了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闻所未闻的巨额赔款，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嘲骂。
而19年后，第二场红白脸抗议，却成了典型的正剧。
中国人没有流血，外国人叹为观止，抗议的声音引起广泛的国际同情，列强也不得不正视。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还对所有列强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包括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退驻华军警、退还租借地等。
列强表示同情中国的自主愿望,同意就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与中国谈判以求逐步解决。此外，在日本同意交还青岛的同时，英国允诺交还威海卫,法国允诺交还广州湾。
这些成果都极大地鼓舞了国人。
显然，1900年与1919年，同样是针对涉外问题的官民互动，过去的教科书把两者都定位为“爱国运动”，但两者结果却完全相反。
这当然不是由于中外实力的对比有多大的变化，因为1919年中国国内的分裂与对外的相对弱势，不亚于1900年。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五四的“民国”不同于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产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于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几乎都有谴责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论。
五四的背景，是一场“启蒙运动”(它的局限性我们以后会谈到)，但庚子的背景，却是一场皇权疯狂和“怪力乱神”风潮。
五四与庚子的对比，体现了民国以来中国的进步，尽管那时无论“民国”，还是“公民”，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功”。
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有利的安排，是国人五四爱国浪潮的果实(当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对日矛盾)，在“中国站起来了”的过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由于华盛顿会议国内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抵制(会议邀请了广州方面，但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拒绝合组代表团)，国际上也没有苏俄参与，它长期以来便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一些学者甚至指责这次会议“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会议一般性表态多，具体成果则大都还要到会后讨价还价，中国收回青岛和胶济路时，也答应了一些条件，如青岛要开放为通商口岸等等。
当然，华盛顿会议只是中国收回权益历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会议就能解决所有不平等问题，无疑不现实。但是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没有损失权益。
有人把中国收回青岛时答应开放为商埠也看成损失，其实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利益今天已是常识，今天我们的开放口岸也比当年多得多了。
晚清的“被动开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动”，而不在于“开放”。我们谴责用炮舰轰开我国国门的侵略者，却不必欣赏清朝的闭关锁国。
民国时期，开放已是国人所需，中国本来也不打算收回青岛后，把它封闭起来变成死港，收回青岛的协议，更不是在炮口下签订的，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所得，反有所失呢?
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把华盛顿会议“在修约问题上不情愿地迈出微小的一步”和苏俄宣布“废弃一切在华特权”作对比，称赞苏俄如何善待中国。这真是太离谱了。
我们知道，苏俄当时不仅发表了动听的《卡拉汉对华宣言》，甚至还允许俄远东“分离”，成立“远东共和国”，但这与列宁的第一个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约》一样，只是基于临时需要的姿态。苏俄本来就没有想让远东“独立”，也并没有真想归还中国什么权益。
如前文所述，俄、日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收缩、而且还力图扩大其在华权益的仅有两个列强，在蒙古、新疆和唐努乌梁海，苏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至于说到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国摆脱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945年雅尔塔体系中的那个中苏条约。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经永久化的侵华成果外，俄国从中国攫取的东西后来确实放弃了一些，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的，与其说是列宁，还不如说是赫鲁晓夫和叶利钦。
(发于2012-02-02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