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
1962年2月24日，先生突然撒手西去，倏忽50年过去了！1999、2005，两次到台湾，均住在台北南港幽静的中央研究院内。每天早晚在小河边上、先生的故居周围和您永远安息的山岗上漫步，总会想起中国的昨天和今天，默默和先生对话。
被歪曲的文化纲领
新文化运动中，您登高一呼群山应。但思想家的心灵总有不易为人理解的一角，而人们的思虑总是千差万别。误解、曲解，伴随你生前身后。
当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席卷大地之际，不少人追问：陈独秀、胡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各人的说法大同小异，您说的最为完整：新思潮运动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1]。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化纲领。可是，多元社会总会意见纷纭。
至今仍不断有人批评您“全盘性反传统”！传统，您当然反了。专制，三纲，不反，怎么得了！我不理解的是，那些人真的不知道您擦亮了多少蒙尘珍珠吗？白话小说，历代中国思想史，您无疑是王国维先生以后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开创者之一。多少继起的研究者沿着您开创的道路戴上博士方帽和拿到教授职位；又有多少大众从您激活的传统中受惠！面对传统文化研究和出版高度繁荣的局面，为什么有些人还要瞎嚷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传统呢？
他们混淆历史时段，把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作为与北洋时期混为一谈了。前者奉行的是《共产党宣言》宣示的基本原理：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2]
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三十年依托国家强制力，坚定地推行两个决裂。传统文化及其载体，从典籍、文物到知识阶层都备受摧残。
北洋时期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最自由的年代，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典范。进入20年代，陈独秀因其好走极端的性格而背离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变为支持侵犯言论自由的政治人物；幸得有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仍然枝繁叶茂，自由的火炬没有熄灭。把主旨和后果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进程搅成一锅浆糊，与正常的思想史研究不搭界。
说到底，民族主义太强大了。戴上有色眼镜，一个完整的文化纲领被割裂，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学术高潮被贬斥！“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新思潮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3]提出这个主张的前提，无非是坦率承认中国落后了，必须吸纳他国的先进文明特别是先进方法，用于研究过去，创建未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中国现代学术蓬勃兴起，“再造文明”的脚步异常坚实。不幸，对一个历史悠久而又遭受过严重挫折的国家说来，披着爱国主义华丽外衣的狭隘民族主义煽情，仍有广阔的市场。时至二十一世纪，有些人竟然把输入现代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说成摧毁传统文化的灾难，而古代中国却成了黄金世界！
早在1911年，王国维先生就指出：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而未尝知学者也。” [4]
正如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数学一样，也不可能有中国独有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有些人宣布他们不喜欢的那些西方学理都包含帝国主义的祸心，应该驱逐出中国！在爱国辞藻后面，这些人冀图画地为牢，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割裂为两块，彷佛中国研究是他们的禁脔。要是以为他们完全排斥西方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力图拒之门外的是公认的现代主流文化，而叫卖的是另一种从西方旮旯里找来的极端思潮，拌上传统文化中的陈腐作料。
优秀文化是滋润万物的春风。与其喧哗扰攘，毋宁安静地阅读和思考。先生的书在大陆早已解禁，但愿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坐下来细细读您的书。
前提是正视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距。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而眼下也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关键在朝野各方不愿面对现实，老爱自我麻醉，自觉不自觉为现代文明进入设置障碍。
关节点上的忠告
20世纪20年代开始，先生改变20年不谈政治的初衷，提出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尖锐抨击了政坛乱象，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
最引人瞩目的是两大历史转折关头，先生发出的忠告。
第一次是1922年5月14日，各报发表先生起草并由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当前则“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南北两方早日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 [5]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辞职。3日，包括先生和蔡元培等二百多各界人士致电孙文，劝告他践行和徐世昌同时辞职的诺言，实现和平统一：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 [6]
这是自由主义者表达的和平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善良愿望。如果这个建议被接受，6月16日陈炯明所部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悲剧就不会上演，南北内战也会应声停止。各界人士的注意力相应地会集中于宪政、法治和公开的政府建设。陈炯明及其部属的要求无非是要求孙文履行诺言不要当那个没有法理根据的大总统，停止内战，让广东休养生息，建设模范省。
残酷的现实是支配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和奉系、皖系、国民党组成的三角联盟在角力。直系曹锟、吴佩孚他们和孙文都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
和平统一、建设法治国家的希望在联省自治运动。
先生的洞见是推动各省自治，扩大省议会的权力，使之成为制裁军阀的基本制度。省议会天然要维护本省民众的利益，反对军阀穷兵黩武。先生以当时江苏省长韩国钧提出要发行700万公债，被江苏省议会否决为例，说明“我们于此可见地方权力范围之内，军阀的权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因此，“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 [7]
事隔多年后，一些人把联省自治的主张说成是把军阀割据合法化，不管论者主观动机如何，实质不过是为国民党沉迷武力统一，建立全国范围的党国体制辩护罢了。
第二次敲响警钟是1929-1930年间，外敌入侵的前夜，先生作狮子吼：
1.立即实行宪政。
2.集中力量铲除五大仇敌：
“我们要打倒五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8]
前三个仇敌是落后，没有什么人会从中得利。后两个仇敌实质是少数人非法获利，多数人恨之入骨。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铲除五鬼，问题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不列入铲除对象！这可与当时的激进青年不惜为之捐躯的诉求背道而驰了。
回首话当年，资本主义确实反不得。就这一条而言，共产党人应该感谢您。共产主义运动是天然的左翼；最可怕的是左中之左。你的朋友陈独秀成了中共的领袖，在他缺席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
“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9]
这是90年来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主要错误的思想渊源。经济领域一误再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商业明里暗中视为要消灭的对象。在文化领域，知识阶层被划入资产阶级！古今中外长期把知识阶层作为异己力量，致力于“改造”和打击他们的十分罕见，而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却成了常态！所谓“黄色知识分子”，后来名号变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右派”……随意制造的帽子往别人头上一戴，就有了可以随时践踏的原罪。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有些人却还要横刀立马，听不进不要纠缠姓资姓社的明见，老以“复辟资本主义”和“西化”为斩除异己的藉口！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后，从村夫到清流，把自家的困境归咎于洋鬼子，已经成了无法根绝的传染病！
针对把吴佩孚、张作霖分别说成是受英美和日本操纵的，先生举出事实反驳后得出一个结论：
“劝我们的朋友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国际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10]
整整90年过去了，历史写下的记录是：
1.吴佩孚反对外国侵略的态度非常鲜明：“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不管威逼利诱，坚决不出任伪职。1939年逝世后，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沈阳变起，撄怀国难，恒以精忠自励。燕京被陷，处境益艰。敌酋肆其逼迫，奸逆逞其簧鼓，威胁利诱，层出不穷，犹能勉全所守，终始弗渝，凛然为国家民族增重。高风亮节，中外同钦！”《大公报》则称赞“其气节之高，操守之坚，尤可谓中国旧军人之最后一个典型。” [11]盖棺论定，哪里有一丝一毫走狗气息？张作霖在东北，不能不敷衍日本侵略者，但骨子里反对日本侵略，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处处讲证据的先生，显然比从公式出发的人高出一筹。
2.先生一语中的，揭示中国的症结在内部。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列强分化了。除日本外，大都赞成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放弃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本来是团结各方，实行宪政，推行民主，告别野蛮、贫困的大好时机，却被内部纷争断送，从而为外敌入侵提供了机会。
五鬼论曾被误解为不敢触及制度。这个论调忽视了在提出五鬼论的同时，先生高张人权大旗，要求立即实行宪政。从北洋时期至蒋介石当政，先生唇焦舌敝说的是唯有宪政才是通向文明和富裕的康庄大道。困难不在民众素质不高，而在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官员不守法，应该进政治幼稚园学习！先生说的都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常识，但只有有巨大勇气的智者才会在专制统治者面前直言不讳。
先驱的智慧
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照历史的火炬。
经过80多年的盛衰哀乐，不论政治派别，人们应该从中感悟到先驱的智慧。近代中国彷佛在盘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点。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假如当年先生的忠告被听取，中国的面貌会有什么不同？
民族主义和现代文明仍在中华大地顽强较量。先生地下有知，一定非常惊奇，一有风吹草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喧嚣仍会在大陆震荡！这些人是催眠师，要人们赶快入睡，梦中没有制度缺陷，更没有势不可挡的全球一体化大潮。
此刻我突然想起，先生曾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近，堂堂溪水出前村！”天上地下，众声喧哗，醒来的人越来越多。山洪，谁挡得住呢？
后学 袁伟时上
2012年3月24日 刊登于《文史参考》2012年4月（下）第20~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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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二册第5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1-2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北京版。
[3] 同上，第558页。
[4]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5] 《努力周报》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
[6] 北京《晨报》1922年6月4日。
[7] 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第2版。
[8]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胡适文集》第五册第3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版。
[10] 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第2版。
[11] 《吴佩孚先生集》第27、45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