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论
2008年夏天，北京举办了奥运会，华丽的奥运开幕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他们由此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印象呢？在耳边不时会听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声音的现实中，这一问题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可是，不幸的是在奥运会进行过程中，韩国和中国之间出现了中国人的“嫌韩情绪”和韩国人的“反中感情”相互刺激的现象。中国政府和舆论主导力量都为缓和这种状况做出了很多努力，相信形势不会进一步恶化下去。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今天韩中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程度，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矛盾呢？如果说这一问题是临时现象，短期的对症疗法是否充分？如果说这一问题有着更为深远的文化、历史根源，那么是否需要中长期的对策呢？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中国和韩国在历史上是怎样相互认识的。笔者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曾经从对外国的认识本来就是“已知的”和“欲知的”相互浸透的“便利的误解”这一立场出发，对韩国和中国相互模式化认识的变化轨迹进行过分析。①可是，虽说是便利的误解，认识对方的某种模式一旦形成，就会作为集体记忆流传下来（即使发生变型），在特殊的情况下还会对大众的情绪发生巨大的影响力。因此，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相互认识也是在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这样看也许更符合事实。这里正好为历史学批判性地介入现实问题提供了余地，历史学的责任也正在于此。
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笔者在本文中试图说明韩国是如何研究和认识20世纪的中国的。不过笔者之前已经向日本读者发表过类似的论文②，因此本文将把焦点集中在从那之后韩国学术界的最新动向上。另外，本文并拟将中国现代史③研究的轨迹上溯到殖民地时代，除了注意到大学制度的内部，还将关注大学制度之外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并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④
通过这种研究，希望以韩国的观点所尝试的各种知性探求，能有助于我们探索理解20世纪中国的新的可能性。
殖民地时期的两大流派
朝鲜王朝学人们的中国研究即汉学，是在教养的层次上探究作为文明标准的“中华世界”，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然而，随着朝鲜后期实学的兴起，对普遍文明世界的批判意识逐渐增强，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朝鲜在普遍世界中的位置。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就表现了这一变化的端倪。
可是，“小中华”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文明观的大转换，又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其中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生活的转换。曾经作为中华世界通用文字的汉字这时被称为“汉文”，而韩文的地位则相应地上升，被称为国文，朝鲜开始使用两种文字并用的国汉文体。⑤与此同时，汉学和儒教经典被视为古老的传统，新的中国研究之门随之开启。
在脱离了汉学之后，给中国研究带来巨大变化的是日本殖民地时代近代教育制度的引入。近代的学问，尤其是历史学的发展轨迹与国民国家的诞生相一致，随着韩国自主的近代化努力遭受失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的中国学也就难以沿着自己的方向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相反地日本帝国的学术制度通过京城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京城帝大”）移植过来，建立了分科学问制度。因此，中国研究也被分散到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分科学问之中，只能以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讲座的形态进行研究和教育。⑥本文所关注的中国史被编入由三分科（专业）所构成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即“东洋史”内。所以，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在殖民地学术制度下确立的。
京城帝大的建校目标在于探明被规范于日本及中国文化关系下的朝鲜之“东洋性”。同样研究朝鲜，但重点并不在于其作为民族单位的价值，而是立足于“东洋”这一新价值，重新加以解释。换言之，充分实现朝鲜的“内地化=帝国化”理念，就是京城帝大存在的理由。本文主题所涉及的中国史的性质，从京城帝大史学科的组成即可略见一斑。京城帝大史学科由国史学、朝鲜史学、东洋史学三个专业构成。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与日本内地大学史学科相似的三分科体制，但是朝鲜史取代了西洋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分科。这种分科体制不仅导致世界史视野的缺乏，也瓦解了中华帝国的历史，中国史不仅被编入“东洋史学”的学问范畴，还被分解为“支那史”和“满鲜史”，这样的分科也体现了京城帝大史学科要将日本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东亚国家间的位阶秩序体现到历史学范畴的企图。以讲座制运作的东洋史相关主要讲座不仅包含了历史，也涉及外交、伦理学、美术、文学等多个领域，试图藉此重新建构“东洋”。京城帝大的东洋史研究，正如1931年为因应日本大陆侵略的需要而创立的满蒙文化研究会（1938年以后改称大陆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所体现的，其基本特征就是用日本帝国史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然而，京城帝大的东洋史学不仅在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以下简称“日帝时代”），甚至在解放后（1945年以后）也对韩国人的中国史研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对此，可以通过它对专攻东洋史的朝鲜学生乃至毕业生们的影响来加以说明。
1929年培养出了第一批朝鲜毕业生，他们自以为是通过“国语”（即日本语）掌握了科学的严密性的专家，具有很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其创办的学术杂志《新兴》创刊号（1929年7月号）的“编辑后记”中，他们批判以前的学问“缺乏明确的理论及科学的根据”，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这种自豪心理。然而他们身为京城帝大学位制度的受惠者，依赖于“作为制度的学问”的权威，因此并未能脱离“帝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窠臼，并且硬要强调自己的研究与以往朝鲜人的研究之间的差别性，从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闭锁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朝鲜时代的知识分子钻研中国古典所累积下来的学问传统，本来对于东洋史专攻者来说是“中国研究的原体验”，但是在新的学制之下，这种土著学问只能沦为无用之物。相反地，他们彷徨于作为“国家学”的“国史学”（即日本史）和潜在的“国史学”（即朝鲜史）的想象之间⑦，将东洋史视为国史的外延或对外关系史来把握，同时认为东洋史研究就是对过去的（非现在进行式的）历史进行实证研究。
如此，日帝殖民地时期在从制度内的汉学转向东洋史的过程中，在具有近代性的同时，也深深地打上了殖民性的烙印。因此，若想在韩国寻找自主的20世纪中国研究或在学问上率先进行所谓脱殖民地化课题之批判性中国史学（为首的中国学整体）的起源，自然不得不把目光投到制度之外的中国（史）学之上。
1920年代殖民地朝鲜的统治方式转变为文化统治。随着统治方式的转变，报纸和杂志大量涌现，这些报纸和杂志也时常刊载有关中国时事的文章。从这时起到1945年日帝投降时为止，所发表的有关20世纪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文章，成为现在韩国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宝贵资源。⑧
最早关注到这一宝贵资源的是闵斗基。在1980年代，他提出日帝时代朝鲜人对同时代的关注表现出“对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连带感”的看法。这些资源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意义，在他分析《东亚日报》特派员申彦俊(1904-1938)的中国问题报道及分析所具有的意义的一篇论文中有比较明确的揭示。⑨由闵斗基所开辟的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引起追求学问的脱殖民地化的下一代学者很大的共鸣。⑩
此外，作为制度之外的学术活动，“朝鲜学运动”也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渊源。上面分析的京城帝大反而可被视为有助于扩大朝鲜之内学术活动的空间，在它所造就的制度的、正式的空间之外，也激发朝鲜人希望掌握“科学”以增强朝鲜民族力量的学术钻研热情。由此到1930年代，朝鲜终于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术界”空间，他们的力量集中在探索建立自立、自主的近代国民国家可能性的传统再现之上，且通过将朝鲜文化在学问上进行体系化的“朝鲜学运动”呈现出来。他们所积累的研究成果主要对言论和出版领域产生影响，并对潜在的“国史学”之形成做出贡献。
学人们为进行朝鲜研究而成立了综合性学术团体震檀学会，该学会是朝鲜学运动的一个分支。震檀学会于1934年5月在京城帝大毕业生、日本留学派及朝鲜的私立专门学校毕业生的广泛参与下成立，其机关刊物朝鲜语学术杂志《震檀学报》以“朝鲜及近邻文化的研究”为宗旨。从1934年6月到1941年6月，震檀学会在因应以日本人为主的制度性学问的同时，也积极吸收日本史学界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对提高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严密性做出了贡献。震檀学会的活动领域虽处于京城帝大之外，但无论是从为学方法论还是成员的毕业学校来看，都位于“制度内学问”和“制度外学问”的交叉点上。可惜的是，《震檀学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与中国相关者非常少，似乎对同时代的中国毫不关心。作为朝鲜人，“由于自我的主体确认尚未完成，因此对‘外’的探求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11)不过，以朝鲜和近邻文化的研究为目标，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震檀学会的主要成员们在解放以后（1945年以后）又成为新成立的韩国大学内中国史研究的主导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风气的影响不容忽视。(12)
解放后制度内外的现代史研究的交叉
从日帝统治之下获得解放后，有关同时代中国时事问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也大为增多。在东亚冷战秩序确立之前的时期（1945-1948年，即所谓的“解放空间”），经历左右翼对立的韩半岛的知识阶层敏锐地关注同时代中国境内国民党与共产党围绕建国问题的竞争状况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尤其有关现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翻译作品大量涌现，将积极评价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时代气氛推向高潮。(13)
但是这种活力随着韩半岛和东亚冷战的确立而迅速冻结。1948年在韩半岛的南部和北部分别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国也在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形成海峡两岸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的中国认识也产生了分裂。（14）
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以后，韩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共（中国共产党政权）”此一带有敌对印象的名称来称呼，而对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使用“自由中国”这种友好的名称来称呼。因此在韩国大学内外，均衡地分析20世纪的中国变得非常困难，也更难指望形成自己的中国研究视角。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研究的道路即使在这么严酷的冷战秩序下仍在大学里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中国史研究一直在东洋史的框架内进行。
回顾韩国东洋史学的发展史，从解放后东洋史学的名称在大学这一学术制度内仍占有一席之地即可知，东洋史学仍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帝国大学的学术制度。因此，由于东洋史学界对于其成立是处于“先给予肯定再惶惶寻找其具体内容”的处境，所以也许实际上根本就是“先后错位”。(15)
因此，东洋史学的首要任务理应是集中清算日本历史学（及与其同时输入的西洋的东洋学）的残渣，即讲求脱殖民化的课题，构筑能够学术性生产东亚史知识的新制度和理念。不过，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解放之后韩国的东洋史学在坚持实证学风的同时，也继承了1930年代在京城帝国大学制度之外所进行的朝鲜学运动，即为探索建立自主、主体的近代国民国家的可能性而重新解释传统，并继承了基于主体性研究朝鲜近邻文化的学术运动之遗产。(16)也只有关注到这种特性，才能确实理解韩国学术界努力在制度内进行脱殖民化的同时，持续开拓其独创性中国史研究的全貌。
解放之后如雨后春笋般设立的韩国大学大部分设有史学科，通过这些史学科培养出了一批批中国史研究者。这些学者创立了历史学会（1952年），创办机关刊物《历史学报》（1952年），接着又成立了东洋史学会（1965年），并创办机关刊物《东洋史学研究》（1966年），以此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活动。他们继承了帝国大学的学风，即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在草创期主要研究韩国和中国的交流及关系。由于此时期在研究资料利用和研究信息的获得上皆相当困难，并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研究中国史本身尚面临诸多难点。因此，中国史研究集中在韩中关系史方面也许是不得已的。然而，随着韩国脱离朝鲜战争的后遗症，开始与欧美和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日本的学术信息也逐渐传到韩国。在此基础上，到了1950年代末，除韩中关系史外，学术界也逐渐开始进行中国史的相关研究。(17)尤其1960年经历了“四•一九”革命（1960年3月第四届大统领选举时发生大规模选举舞弊现象，
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民众抗议运动）之后，韩国史研究兴起民族主义史观，中国史研究也与此相应，开始出现立足于内在发展论视角的研究倾向。
这样一来，中国史研究虽然得到发展，但在当时冷战状况下，对以战争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中国史进行学术研究又谈何容易。因此，即使有少量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成果，也多是依据在台湾重构的中国史像（国民党史观）而写成的。可是，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缓和使冷战秩序出现分裂，韩国自己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始由此生发，并在1980年代形成潮流。若要正确理解其中的原因，则必须再次关注大学之外所进行的知识生产和流通，即由于与制度外社会运动连动所累积的中国研究成果逐渐渗入制度内，到了1980年代中国现代史研究才得以活跃起来。
即使经历了朝鲜战争的惨祸，潜流于制度之外的中国研究并没有完全消失，伏流于下的知性探求在1970年代变革运动的潮流中开始复活。随着1970-1980年代韩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学生运动、劳工运动和民主化运动的篷勃发展，中国现代史研究也在探索韩国社会未来景象的层次上具备了参与社会现实的性质。这个时期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众多年轻学者的大举登场，亦强烈反映出为解决韩国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而有意识地参照中国革命史的努力。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要数出身新闻舆论界的李泳禧。(18)李氏在1970-1980年代首先提出中国和越南的革命是“人类的新实验”，进而让那些被所谓反共的“偶像”所驯化的知识青年们的认识发生转换，可说是制度之外的“教师”。日帝时代以来，舆论和出版界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是不绝如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和大学的中国史学（为首的中国学整体）无法充分满足现实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方面，在制度内外起到桥梁作用的闵斗基的努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从1970年代开始发表有关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论文，他在首尔大学培养了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许多青年学者，对他们立足于现实变革要求而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倾向也予以包容。到1980年代，他认为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正式开始”，原因在于首尔大学等各大学培养出了大批青年研究者，与其他时代的研究者相比人数较多，而且对他们“喜欢从具有现实意义的第三世界视角来把握”历史的倾向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9)
在闵斗基的支持下，制度内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这从下面的事实中亦可看出端倪：韩国学者于1992年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后来该会发展为中国近现代史学会（机关刊物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20)韩国国内作者执笔撰写的中国史概说书籍（讲座本，共有7册）中有两册是关于中国现代史部分的，这也是个傲人的成就。(21)另外《东洋史学研究》第50期（1995年）出版的特辑中也将中国现代史分离出来，单独进行研究现况的考察，探索自己的研究倾向，充分说明了现代史研究已经在东洋史和中国史内取得了巩固的地位。在《历史学报》的“回顾与展望”中，自1979年以来即设有“中国近现代”栏目，1997年又从中再分离出以1911年以后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栏目，也显示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发展状况。
量的增加也会促进质的提升，首先即表现在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扩大上，这也是研究人力的扩充和20多年来研究成果累积的结果。质的提升还表现在方法的多样化及研究水平的国际化等方面，这是韩国学术界内部的自我评价。(22)
三、陈旧的研究主题和崭新的研究主题
那么如此多样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呢？如果以2000年以后发表的历史学成果来看，具有以下五个主题上的特征。(23)
与国民国家形成有关的政治史
在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正式开始之后，从1980年代初起，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为了与“20世纪中国政治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大‘中心’保持一定距离，以便能够采取（脱政党中心的）第三者的视角”。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19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提倡的“民国史观”步调一致(24)，但韩国的特点是“重视国民革命时期大众运动的自律性和（国共两党所促进的）革命的从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果对各种社会势力——学生、女性、商人、农民、工人、企业家、秘密结社——的研究比较活跃”。(25)笔者认为这也意味着当时这些青年研究者们受到了韩国国内兴起的民众运动的影响。
在将研究人力主要集中在国民革命上并引导中国现代史研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首先是关于国民会议运动评价的论争。论争的其中一方肯定国民会议运动的重要性，试图从中找出建立民众参与的“替代性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另一方则认为这不过是国共两党的临时性策略。在这一论争过程中，研究者对国民会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且研究的时间段不仅仅限于1924年，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与此相关联的研究成果。国民会议运动是以民众本身的自发性结合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探索过程，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参政会、1949年以后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也继承了国民会议的传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26)
其次是扩大对国民革命的理解，并努力将该观点适用于1930年代，于是出现了有关“党国体制”——党和国家一体化的一党国家体制(party-state system)——的研究成果。以党国体制概念为中心，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进行了共同研究，2006年在首尔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公开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接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分两期（第31和33辑）发表了这些论文。不过大家只是用党国体制的观点分析了国民党所建立的政府形态及其活动。在这次共同研究中，大家对党国体制所下的定义其实是不同的，或将党国体制理解为中央集权的一种形态，或视为依据理念而进行的统治，或看作规定党和国家关系的一种系统，看法各有不同。不过，结合至今仍发挥作用的共产党党国体制来观察，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国民国家形成的多种途径和形态，可谓意义非凡。
从以上两个焦点来看，为了准确理解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1930年代的党国体制本身，还应从这两个问题中跳出来，去思考如何把握20世纪中国史的整体构图，这种宏观的问题意识更重要。不过，现在韩国学术界还未真正开始针对此点进行讨论，只是将国民革命以前的变革过程，即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第一次“共和革命”和第二次“共和革命”(27)，而未能将这两次“共和革命”与国民革命联系起来，非常可惜。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有研究成果将共和的发展理解为民众的抬头，并以国民会议为媒介将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联系起来。(28)还有人试图通过探讨以建立人民代表机构为目标的国民会议运动，广泛承认其多元主义精神的“原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来描绘20世纪中国的构图。(29)还有人从共和政治的角度出发，评价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30)此外，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出现了关于五四运动的集中研究，其成果发表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44辑和第45辑上。
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研究领域。韩国学术界为了勾勒20世纪中国史的构图，自然无法将1949年“以后”置于视野之外。不过，韩国学术界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31)好在，韩国学术界内部已经不存在“禁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也已出现，将来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
超越传统和近代的二分法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变化一直是韩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首先，韩国学术界从各种角度分析了中国引进西式社会管理体制后所引起的传统组织和观念的变化。例如在社会管理制度中，有学者关注警察组织(32)，也有学者研究北京的助产士、粪业和中西医论争，通过卫生改革来探讨卫生管理制度的变化。(33)还有学者关注传统价值观与新价值观在教育现场中的冲突。(34)有学者通过分析同业公会的事例，说明传统习惯和组织亦可通过法律和规则演化出近代管理制度。(35)还有学者注意到传统社会关系和文化土壤为因应近代因素引起的不安定性而发挥的机制作用，从而强调传统与近代的重叠性。(36)此外，女性史研究不仅涉及社会组织和制度，也是可以反映日常生活、意识和感性变化的好主题，然而此类研究尚少。已经发表的只有关于许广平个人的研究(37)，以及关于女性的职业世界、“妇女回家”和母性论的分析等。(38)不过，2006年2月东洋史学会冬季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女性史，这说明女性史研究已经受到韩国学术界的重视。(39)
上述研究成果都不再采取二分法来把握传统（或前近代）与近代的问题，而从二者的混合乃至传统的近代转型角度来把握，对包括近代转型的主体、近代社会所产生的问题等在内的近代社会的反思，成为共同的问题意识。不过，除了以实证方法分析前近代和近代之间复杂的共存关系之外，还应分析背离近代文明普遍核心的历史展开过程，深入探讨何谓近代文明的普遍性的问题。关于这点，另有研究分析了20世纪前半期到香港旅行的中国人的见闻，了解到近代性和殖民性有如铜钱的两面结合在一起。(40)
中国是什么？
脱离中国大陆中心的历史叙述，站在东亚或全球的角度，将中国视为东亚或全球的一部分来进行中国研究的尝试是最近韩国学术界日渐扩散的研究倾向。虽然过去早就有针对台湾的民主化及本土化的先驱性研究，但大体上都是以统合的（或朝向统合的）中国为前提来解释在中国大陆展开的历史，不过最近也有研究者对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论”提出怀疑，这种倾向在各个领域快速兴起。这是2002年中国的东北工程（将韩国的古代王朝高句丽所管辖的满洲编入中国东北地方史的项目）传到韩国以后引起的余波。学界分析了中国大陆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中国国境设定和疆域问题，以及对东北工程本身，在时间上也扩展到现在的领域，分析了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所存在的问题。此类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尤其是对满洲、西藏、香港及台湾等地区的研究不仅取得一定进展(41)，其关注的面相也从单纯关于疆域范围的争论发展到将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相对化，探究与中国国民国家所重叠的帝国性。
另有研究者对暗含帝国性基础所形成及展开的中国（单一）民族论作了结构性分析，认为中华民族论只能归结为“民族帝国主义”论(42)，20世纪中国的国民国家的建立过程，实际上就是试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外表下，实现传统国家机能的核心价值，即实现文化的普遍性和维护大一统。(43)若上述研究都是以中国这一空间范围为轴心来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国民国家之性质，那么关于汪精卫政权的讨论则是以担负国民国家乃至民族主义的各个主体之间的竞争为轴心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事实上，在日本殖民地遗产未能彻底清算，“亲日派”问题至今仍是现实政治问题的韩国，对汪精卫政权及亲日附逆者（与日本合作者）进行均衡研究并不是容易的事。尽管如此，在美国大学活动的研究者和国内研究者共同从反省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叙述出发，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也是异彩纷呈。在讨论过程中，学者们积极利用了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对日“合作”(collaboration)问题的观点，并考虑到殖民地朝鲜人的反应，找到了一些新的研究途径。(44)对于汪精卫政权等与日本“合作者”的研究(45)，摆脱了过去的民族主义解释及抵抗与叛逆的二分法之思考方式，分析存在于“灰色地带”(grey zone)的汪精卫政权的动机和内部构造，非常有助于拓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解。不过，对汪精卫政权的动机与结果的乖离，以及“合作者”存在的“灰色地带”在20世纪中国史中的构图，进而在20世纪的东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东亚的视角与中国的相对化
站在东亚的视角将中国史视为东亚史的一部分的研究倾向，具体呈现了从东亚脉络重新审视中国史的形态。虽然关于这一领域尚无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连锁和交流。首先，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越境存在的华侨、移民及贸易(46)，还包括旅行、博览会、历史纪念馆、相互认识等素材，旨在探讨中国在东亚如何被表象和被记忆。(47)
与上述实证研究相并行，自1990年代起韩国学术界提出了东亚论述（discourse，
在韩国译作“谈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48)这一讨论之所以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有人评价说是因为它“对民族主义乃至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及一国史的相对化”。(49)不过，也很难说这一讨论对20世纪中国史研究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主要原因是它过于侧重对现实和未来的批评，而“没能提出基于具体的历史研究的实证讨论，未能对重新构筑东亚历史像有所贡献”。(50)不管怎么说，两者间所存在的距离有拉近的必要，因为将中国史相对化的方法也有参考东亚视角的必要。为此，中国现代史研究者也积极思考为什么追求及追求什么样的东亚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全然没有呈现缩短两者间距离可能性的征兆。虽然已有一些对亚细亚主义乃至亚细亚概念本身的研究(51)，但分析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则更为丰硕。在东亚的脉络下，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性解释(52)，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出超越国民国家的东亚共同历史认识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回到对韩国的关注
从中国史和韩国史逐渐模糊的研究界线，我们也可感觉到东亚论述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之间拉近距离的可能性。中国史研究者自1960年代以来逐渐放弃韩中交流史乃至关系史的研究，专心从事中国史本身的研究。由于这种研究倾向的存在，中国现代史研究者也尽量避免把注意力放到韩国。不过现在也感觉到当初中国史研究者为了克服过于偏重韩中关系史研究的弊端，过分强调对中国史本身的研究，结果出现了“缺乏韩国意识的中国研究，没有韩国的东亚史研究这种不够周全的倾向”。(53)为了克服这种研究偏向，也有中国史研究者开始尝试站在东亚的视角将韩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史视为东亚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
这样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中国对韩国（人）的认识和政策(54)或在韩华侨、在华韩人，以及韩国人对（包括“满洲”、台湾在内的）中国的认识(55)，其中也有关于孙中山与韩国的关系的研究等。(56)这一系列的研究揭示了一国中心的民族主义视角的局限性，复原了过去被忽视的历史事实和被压抑的声音，从而有助于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开创了和平与和解的东亚史研究的新局面。
贯穿上述2000年以来韩国历史学界有关中国现代史各种研究成果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将来的课题又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应考虑的正是“韩国的视角”是否必要，是否可能的问题。那么，所谓“韩国的视角”又是何指？这一问题迄今尚未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尽管如此，就广义而言，所谓“韩国的视角”，即以“韩国人固有的历史立场和文化立场”为基础，以主体的视角来选择研究主题和领域，并以此来把握外国史。狭义来说，也有人主张，基于能够共享“韩国学术界的学问遗产”基础上的研究就是“韩国的视角”。(5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比较容易得到研究者的认同。
对这种“韩国的视角”的强调，中见立夫所提出的主张颇值得关注。那就是：这与日本东洋史学“在确立近代日本自我意识上具相当程度意义”的原生性特征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还有，解放后韩国东洋史里面的主角(actor)虽然由日本换成了韩国，但所谓“东洋史”的概念是否仍与其继承的渊源具有某种关系？(58)不过，从表面看来，韩国东洋史学界的发展史似乎支持了上述判断，但笔者仍认为这是过于单纯的解释，因为正如前述，韩国的东洋史学在继承了帝国大学东洋史学讲求实证学术风气的同时，也继承了1930年代朝鲜殖民地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朝鲜学运动的遗产。再进一步说，日本东洋史学由于国史即日本史这一领域已经确立，所以把日本历史摒除在东洋史之外。与此不同的是，现在所提出来的“韩国的视角”这一问题意识则是以追求与韩国史沟通的东亚史为前提。正因为如此，这也与脱殖民的课题相通。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因“受日本立场的局限，自我封闭了丰富的知性探求的可能性”，因此采取“局外者的位置”是不是更好呢？假如近代日本的人种差别意识不是日本固有的，而是与殖民主义相关的普遍现象，那么为结合近代性对其作全面性的理解，关注并研究看起来似乎与日本毫无关系的南非历史应是一个有效的方法。(59)这种问题意识确实也有值得韩国研究者肯定之处。因为过于强调“韩国的视角”，可能会有碍于人们从历史学期待对人类和历史的普遍性理解的深化，并有碍于产生同感与互相沟通的感性培养。
不过，这种主张也不能过于单纯地予以接受。因为从日本和中国纠缠不清的近现代史到两国的整个历史，根本无法与南非进行比较，这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向中国和日本之间呈现的历史靠近，将两国关系本身视为近代世界展开过程的一个环节来深入研究，反而也许更有助于普遍性视角的确立。即立足于现场，通过发掘与现场关系密切的问题意识及知性的探索，才能确立对现阶段全球(global)层面的知识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抵抗性”和“批判性”。
从这种观点来看，现在韩国所讨论的“韩国的视角”追求重视沟通普遍性的倾向是件值得庆幸之事，即提倡“韩国的视角”的主张在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讨论东亚的同时，与利用“从韩国人的视角看东亚，从东亚的视角看韩国的窗口”的主张(60)是相伴而行的。
“韩国的视角”所追求的沟通可能的普遍性，以及作为基本的问题意识，值得关注的是部分研究者所提出的“周边的视角”。裴京汉的孙中山研究打破了过去大国中心的“扭曲的”孙中山形象，将韩国的视角定义为“周边的视角”，以此为基础修正过去有关孙中山和现代中国的形象。(61)这种努力是弥足珍贵的成果。不过他所说的“周边”是以中国、日本等为中心而以韩国为周边，并未彻底摆脱一国史的框架，存在着将周边性特权化的危险。而且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孙中山在中国的地位和意义，更忽视了对中国在近代世界中所展现的历史过程的理解，反而会阻碍广泛共识的形成。
因此，应该注意的是，“周边”并非固定的地理位置，而与研究者的基本视角相关，所谓周边的视角，意味着这样一种态度，即应将中心主导的位阶秩序及其构造本身作为问题来分析。(62)因为从韩国视角重构孙中山形象，与从沦为近代世界的另一周边的中国的地位不可能毫无关系。正因为如此，笔者提出过“双重周边的视角”的问题意识，即同时需要在西方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强拉上非主体化道路的东亚这一周边的视角，以及在东亚内部位阶秩序中所处的周边的视角。着眼于世界体制的位阶秩序，确立立体的视野，我们才能真正达到那种形成普遍共识的高度。
这种问题意识已经在上面提到过的研究倾向中或多或少得到运用。不过，为了以后能继续坚持这种问题意识并进一步加以发展，则应该对研究20世纪中国“制度的”历史学加以重构。(63)
为处于“危机”的历史学寻找出路，不只是韩国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历史学界所共同面临的当务之急。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圈之内分业化、专业化的历史学与大众脱节。而更严重的原因则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与国民国家的形成关系密切，而处于现在全球化这一根本性的世界变化之中，国民国家也正在被全面重组。所以说，现在是身为历史学者应该对自身的知识生产与流通方式和过程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历史学者如果能够对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做出比其他任何领域的研究者都更为敏锐的反应，主动瓦解过去的学问体制，并重新加以统合，就能充分恢复历史学本来作为综合学问的长处。
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已经试图超越大学这一制度内外的疆界，并超越国境(64)，以新的方式生产和流通20世纪中国的相关知识。(65)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历了从汉学到东洋史及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转换，而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韩国历史学中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也许会进入新一轮变化的轨道。来源: 《近代史研究》2011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