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是位清末的奇人，奇就奇在办学上。自古以来，办学的人不计其数，但靠行乞办学者，大概就他一个。一个乞丐，能办起学校(义学)来，没点非常异议可怪的功夫当然不行。用武训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得了“义学症”，俗话说，就是风魔了，用今天的话，就是得了精神病。吃苦受累不论，死活不计，就是要办所义学。为了这个目的，他乞讨，打工，受人戏耍，把妇女们扔掉的布絮线头捡起来，搓成绳子卖。攒下的钱，一次次地被人骗走，再一次次重来，最后终于感动上帝，在乡亲和士绅的帮助下，办起了一所义学。直到这个时候，他连名字都没有，人们都叫他武七(排行)。章太炎说，这个世界上，能办成大事的，都是精神病。从武训这儿讲，倒是不假。
武训生活的时代，还是个朝廷需要靠奖励表彰好人好事来维持道德教化的年月。这样的模范事迹，经地方官上报之后，武训不仅有了名字，而且成了皇帝钦定的典型，于是，牌坊立起来了，模范事迹，也宣付国史馆了。一任又一任的地方官，都靠表彰武训，给自己脸上增光。武训的事业，也越来越光大，到他死的时候，在他生活的山东临清县，已经办了三所义学。而人们也称他为“义学正”，这个称谓，其实不像后来批判他的时候说的那样，是王朝赏的，而是人们对他的尊称。而他自己在得了这么多荣誉之后，却依然是鹑衣百结，疏茶淡饭，最后生病，看医生都舍不得，吃了人家扔出来发霉的药丸子，很快死掉了。
办学，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是一个既神圣又纯洁的善举。而这样的善举，出自一个叫花子之手，没法不让人钦敬。状元实业家张謇说，这是一个世界上极光明、极伟大的叫花子。如果说，在清末，人们对武训的尊崇，还有所节制，当地父母官为武训申请乡贤，还遭到拒绝。到了民国，举国上下，几乎所有的大人物，无论文武，都在捧武训。梁启超、蔡元培、张謇等人还有专文纪念。后来办学的大人物，从企业家张謇、叶澄衷、卢作孚到教育家陶行知、黄炎培，几乎都受到他的影响，宣称自己是继承武训的事业。一个在军阀混战中打了多年仗的将军段绳武，在临清看了武训的事迹之后，幡然悔悟，离开他的部队，金盆洗手，到五原搞乡村建设办学去了。
电影《武训传》，最初是在1948年，由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虽然电影由左翼电影人操盘，但这个几乎所有人都认可的办学模范题材，能有多少意识形态色彩，还真不好说。由于兵荒马乱，电影没有拍成，最后就转卖给了私营的昆仑电影公司。1949年之后，电影再次提上议程。后来导演孙瑜说，是由于公司等米下锅，要维持下去。而当时他的说法，则是说受了上海文化当局的委托，要配合土改，“描述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残暴。”
当然，在这些左翼电影人的眼里，武训是雇农，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写他，阶级立场没有问题。而且，电影里也花了大量的笔墨，描绘地主乡绅的虚伪，残暴，讲了好些他们如何欺负武训和穷人的故事，相当感人。名演员赵丹(饰武训)的表演，又出神入化，把武训演得生龙活现，催人泪下。电影公映之后，反响出奇的好，特别是中共高级干部，交口称赞。于是就惹恼了一个人，此人叫江青。江青原本是上海左翼电影圈里的人，对电影有着超常的兴趣，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反正，江青从这部倍受好评的电影里嗅出了不寻常的东西，报告给了毛泽东。当时正在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调来了拷贝，一阅之下，得出的结论，跟江青一样。这部片子，他看到的是，武训“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换言之，没有宣扬农民的反抗，没有宣扬阶级斗争。其实，为了强调反抗，电影里已经杜撰了一个叫周大的人，专门响马反抗地主阶级来着，但是，显然周大的形象过于苍白，人家江青还是不认账。
于是，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叫做“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说是讨论，其实已经斩钉截铁地定调批判了。接着，化名李进的江青，带领一支庞大的调查团，进驻临清调查武训。一本厚厚的调查报告出来，从此以后，一生连顿饱饭都没吃过的武训，就成了大流氓、大摘主、大地主。顺便，连陶行知先生和其他人也受到殃及，打这儿以后，办学这种事，就成了劣迹。
后来，临清的老百姓说，都是电影害了他。他，就是武训。其实，被害了的，还有这个民族兴学的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