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李立三，尤其是所谓“立三路线”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许多研究也比较客观，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苏联、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形成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确证后者来源于前者）。但是纵观这些研究，总觉得仍有某种偏颇、缺失与不尽人意之处。如老是走不出苏联斯大林时期与反对派进行“路线斗争”的模子——既然大家都肯定李立三犯了左倾错误并习惯上称“路线错误”，那么就想当然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确立另一条“正确路线”及其代表。这种习惯意识不仅为过去岁月的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造成了李立三政治生涯的坎坷和悲剧；而且在批判了个人崇拜的今天，无形中仍然在抬高子虚乌有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仍然在不公正地矮化李立三和夸大其错误。所以关于李立三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且，笔者感觉到有关研究关注“立三路线”之事较多，而关注李立三这个人及其命运很少，见事不见人。本文试从“苏联背景”这一角度切入，阐述其与李立三政治生涯的关系及对其个人的影响。
一 代表全党充当苏联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立三路线”是从苏联、共产国际来的，也就是说隐在“左倾盲动主义者”李立三后面的实际责任者是苏联、共产国际，这一隐性背景国际国内学术界已成共识。李立三代表全党接受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指示，从而又代表全党充当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替罪羊。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全党”，而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派别。这一结论既不表明李立三个人没有错误和责任，也不表明这条“错误路线”推行之时，必然还有另一条“正确路线”及其代表在并行和抵制。遗憾的是，后一种想当然却长期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与观念。具体说，就是长期以来的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教育，给人们形成的认识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始终坚定地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不断地抵制乃至反对“立三路线”。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不少中国学者对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过质疑，90年代有学者甚至认为该理论的“基本形成”标志应为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2]但令人不解的是，学术界却很少有人将这一研究成果应用或引申到“立三路线”问题的研究上。换句话说，人们一直在孤立地研究这两个问题，尽管各自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观点已完全改变，但与二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毛泽东与“立三路线”之关系等的观点和立场却依然照旧。所以1999年初，当原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主要以苏联学者А•М•格里哥里耶夫著作提供的论据，批评“长期以来，一些史学工作者总是把毛泽东作为反‘立三路线’的正确代表加以描述。而毛泽东本人，也总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对李立三大批特批”的现象时，[3]立即就遭到了据说还是李思慎好友的张培林的抨击，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地位。[4]
实际上不仅苏联学者，而且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已经证明，在中共中央推行“立三路线”的几个月时间里（1930年6-9月，若算上所谓的酝酿时期，即从李立三3月26日写《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开始，到9月30日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其错误为止，满打满算也只有6个月），当时党内举不出几个持反对意见者，更拿不出一件能证明存在有组织或有系统的持反对意见的派别或“路线”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当时敢于和真正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立三路线”的，还只有何孟雄和陈独秀等少数几个人。[5]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所谓“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和参与者。我们即使从已经多方修改的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这一时期的著作来看，不仅没有或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特定概念，也没有或找不到任何字句包涵了这层意思（只有诸如“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这样一些概念和意思，它们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本是两码事，而且也不是毛泽东首创；大革命失败后，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甚至也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方针）。[1-2]相反，学者们却举出了大量当时毛泽东没有脱离所谓“城市中心论”思想束缚的言论。
有意思的是，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张培林是怎样为毛泽东辩护，极力求证这一时期毛已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和怀疑抵制“立三路线”，并说别人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首先，他在文章中写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这就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解决了一个根本前提问题。正是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一伟大思想指引下，毛泽东、朱德领导创造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创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4]稍微查一查和想一想，就可知悉这段论证的原文引述和论证逻辑很成问题。一是在这段论述中“明确指出”后面有两段话都用了引号，似乎是毛泽东的原话。但此处实际上是作者很不忠实于原文的“意摘”，“毛选”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没有这两段原话，也没有“以乡村为中心”的字样；只有“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几个字与原文相符，且其中的“最”字还是该文编入“毛选”时加的。[6]而论据错了，“前提”错了，后面根据这错误的论据和“前提”的推论也就不成立了。二是后面的“推论”跳跃性很大：即使假定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已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但也只是作者开始所说的“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解决了一个根本前提问题”；可作者笔锋一转，作为“前提”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立即就变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已成现实——变成了“正是在”“这一伟大思想指引下”如何如何……
接着，张文又逐一分析了李思慎所持的当时毛泽东并不比李立三高明和正确的五个依据。但他除了几乎每一条依据都无法否认或无奈地承认“这是事实”、“确实如此”外，拿不出任何第一手资料加以否定，只能出具第二手的诸如史沫特莱后来记载的朱德的回忆乃至美国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1967年所著《毛泽东》的没有确切出处的有关论述资料。张氏自己也承认，“朱德是当事人之一，似有不够客观的嫌疑”，故说就引了美国教授的论述来避嫌，似乎说洋人的评论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但张氏难道不知道，美国教授不是历史见证人，没史实支持的史家之个人观点怎么能拿来作证据？
当然，这里所举个案有些极端，但却比较典型和颇具代表性。国内政坛乃至学术界某些人，在阐述毛泽东与“立三路线”关系时的惯常思维，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逻辑演绎的。这显然是错误的，是真正不合历史实际的。
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自然路径”，而不是“预定战略”。就像后来工农红军是被迫北上抗日的悲壮，而不是以往失实的名曰“伟大战略转移”的高调一样。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曾有不少先在农村建立较稳固根据地的先例（或叫大本营、老巢等，毛泽东不就说共产党人也是被蒋介石“逼上梁山”的吗）。因为中国的历史环境与欧洲不同，城市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统治者统治力量最坚固的地方（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城堡建在乡村）。所以中国农民要革命要造反，其“自然路径”只能先在农村积聚力量，“占山为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然后才能去取州府、捣龙庭……这都是些历史常识。与历史上不同的是，由于苏联、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指导，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这种自然进程曾被中断，在力量尚不具备的时候就去攻打大城市，导致损失惨重。而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一后果是不能由某一个人来完全负责的。因为当时全党全军是一致的——从循“自然路径”，到改变路径遵“城市中心论”，最后再回复到“自然路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人事先“预定”过，都是历史的客观进程。如除朱毛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外，其他互不统属的几块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比较封闭、隔离状态中斗争的海南琼崖革命根据地，大体都经历了与之相似的客观历史进程。[7]以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对此在文字上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从而才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比较系统化的理论或思想。很显然，这个理论或思想中也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已有学者作过研究，周恩来、邓小平等不少中共领袖，都曾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作出过探索和实践。[8-9]
综上所述， “立三路线”的产生有重大的苏联这一“隐性背景”，它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时间上不是一种并行关系，而是一种有先有后的完全替代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后来人们杜撰的。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李立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功过有一个新的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估。
二 居留苏联十五年的工作与生活沉浮不定
李立三代表全党接受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指示，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从此铸就了其政治生涯的“苏联背景”。1930年12月，它被召到苏联“汇报和检查”，被扣苏联达15年之久。在这个直接的“苏联背景”下，李立三的工作与生活沉浮不定。老实说，李立三犯了左倾错误，被召到作为当时各国共产党总部的共产国际，去汇报情况和检查错误应该是正常的。所以李立三在苏联与瞿秋白在苏联的工作与生活一样，[10] 有阳光、平静、和谐与幸福；但一沾上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这一时期与立三有关的主要有共产国际指示、苏联经验神圣，斯大林英明正确，王明个人专断），就尽是阴霾、惊涛、陷阱和厄运。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愤怒，主要原因不是其左倾盲动错误（前面说了，李立三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也未作过多追究，未从根本上批评其错误，从而导致更激进的王明的左倾错误）；而是因为李立三曾公然蔑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甚至还提出要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命令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所以尽管李立三从此开始不断忏悔不断上纲上线，作“深刻和诚恳的检讨”（如以后在莫斯科郊区为中国培养干部的一所军事学院兼课，讲“立三路线”一课“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也极深刻”，而学员当时并不知道教员就是李立三自己），[11]（p187)并因此得到过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许；但结果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责令他继续留在苏联，改名李明，到共产国际所办的列宁学校学习和改造。特别是1935年王明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到莫斯科后，贯于以打击别人的手段来抬高自己，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使李立三在王明手下过起了“小媳妇”的生活。
但李立三毕竟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并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又是在当时全世界工人和革命者心心向往的红都，所以许多时候工作和学习还是充满热情，生活还是洒满阳光的。他努力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情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或分配的工作。如由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共产国际派李立三等人到靠近新疆的苏联中亚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李立三先后两次和分批派人与长征后的中共中央联系，还亲自编写密电码，几经曲折，最后终于在陕北找到了中共中央，并于1936年初夏恢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秋，李立三被派到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不久又兼任在莫斯科组稿、编辑、和排版的《救国时报》的实际主编，并负责起草了该报许多社论和重要文章。《救国时报》排版制成纸型后寄到巴黎，由吴玉章等人负责印刷成报向中国国内发行。它实际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国内许多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革命知识分子及广大民众联系的主要渠道。在报社工作的日子里，他常常废寝忘食，工作到深夜，星期天不休息，甚至把难得的莫斯科大剧院的戏票让给别人。同时，作为报社负责人，自己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但对同志却关怀备至，千方百计为下属生活上的困难奔走呼号，忙过不停。[11](184-186)在当时被各国革命者视为工人阶级天堂的国度里，更让李立三感到欣慰、幸福，而被现在许多报刊传为美谈的是，也是从此开始了他与美丽的俄罗斯姑娘李莎忠贞曲折的异国婚恋。在李莎已经得悉这位未来的夫君“就是那个左倾机会主义分子”，
仍然欣赏他、同情他并答应嫁给他时，生在异国他乡且当时许多人因其特殊身份不敢接近他的李立三，自然特别动情，也是莫大的安慰。1936年5月，李立三带自己一生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新婚妻子李莎，在黑海之滨的避暑胜地索契度过了难忘的蜜月：“海声涛涛，绿树丛丛，苏共中央疗养院的花园里兰花盛开，散发着醉人的馨香。立三和我共享着浪漫的爱情高潮。我们爬山散步，下海游泳，形影不离。立三热爱鲜花，发现我喜欢玉兰，顿时童心发作，灵巧迅速地爬到树上，为我摘下一大束玉兰花，插在我们房间里。”[12]
让李立三后来感到光荣而当时吃尽苦头的是，1935年7月，李立三曾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抵制和挫败了王明企图召开中共临时代表大会选举自己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阴谋。但是，这也让王明对李立三仇上加仇。据说王明1930年在上海被捕，为保释供出了中央宣传部的地址，给党的地下机关造成了很大危害，故曾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11]（p188）1937年8月，李立三不慎将自己一只普通公文包丢失，不久又失而复得。这本是件小事，康生当时也承认里面没有机密文件，但事后王明、康生却抓住不放，不断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等等，苏联内务部也开始盯上李立三。1938年2月，李立三被内务部的人带走，并被宣布开除党籍，将一些鸡毛蒜皮上纲上线,指控他为“托派”、“日本特务”、“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试图谋杀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而在苏联30年代“肃反”的最恐怖的日子里过了21个月的铁窗生活。只是靠着李莎的坚贞爱情，他才能坚持斗争，不断与审讯人员周旋，终于在1939年11月走出冤狱，死里逃生。此后在苏联的日子里仍然不给他恢复党籍，后来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的同情，才回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当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但仍被当作“可疑分子”，在十月革命节、五一节不能去红场，不能参加庆祝游行。[13]
可见，在这15年的“显性”苏联背景中，李立三是倒尽了霉。政治上寄人篱下和受尽折磨，哪能不“身在曹营心在汉”；即使在最欢乐的新婚蜜月中，望着“高加索的水光山色”哪能不引发他“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12]
三 回国热心报效祖国却被污“里通外国”
随着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李立三“再也按耐不住回国的渴望”，一面托来苏访问的郭沫若带信给中共中央，一面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申请，请求以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中共七大竟然已将他选为中央委员！这“对立三震动很大。他对党、对毛主席怀有真诚感激的心情”，从而“归心似箭”，“信心百倍地立即动身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事业”。[13]实际上，在尚无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因素渗入到“立三路线”问题中时，这种处置、这种公正是很自然的和正常的。
李立三一回到中国东北，立即带着“补课”的心情，开始了解情况，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1946年3月，接替饶漱石担任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三人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 1946年秋，李立三又担任了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是负责同苏联的关系。后由于与之打交道的中长铁路苏方副局长就是原参与过迫害李立三的克格勃人员，双方产生矛盾，李立三被迫调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负责情报和敌军策反工作。1948年，李立三又被任命为东北局工委书记，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全国总工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在这一系列重要职务上，李立三都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和“革命坦克车”的干劲，努力奋斗，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及全国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14]尤其是，他利用自己精通俄语这项居留苏联15年的副产品，于1948年建立了一个俄文编译小组，当时就将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和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不久就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建国后就是在这个编译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译局。[11]（222-224）
1949年2月，李立三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指示随同中央机关到北平工作。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立三当选为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兼政务院委员、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等多种职务。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李立三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站在毛泽东右侧，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1952年前，他的实职是主持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劳动竞赛，亲抓企业管理、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同时还进行工会方针和理论问题的探讨。“工作十分繁忙，他晚上经常出席中南海召开的重要会议……时常是第二天早上清洁工人开始清扫大街的时候，他才从中南海出来。回到家里稍事休息，又要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11]（234-235）此外，李立三还处处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15]
李立三的工会工作做得很“红火”，很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争议，引来批评，并引起毛泽东对李立三的不满。[11]（258）1951年12月，几次检查批判会，就定下了李立三犯了“工团主义”、“狭隘经济主义”等“极右”错误的调子，李立三为此被迫离开总工会；1954年9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又被免去劳动部长职务还乡休假，后改任中共中央第三办公室主任。今天来看，尽管这些定调和处理并不正确，但在当时也许还属正常的党内批评或党内分歧与斗争；但接着而来的李立三政治生涯的曲折和悲剧，另类因素影响之痕迹就越来越明显了。
随着形势的变化，国内政治生活越来越敏感、极端、偏狭。一方面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在共和国政治生活中逐渐“崭露头角”，如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公然主张要区分所谓两种个人崇拜，此说一出，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就有人出来嚷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极大助长了个人崇拜。而另一方面, 像1959年，毛泽东主张的大跃进已造成工农业生产的极大损失，党内外怨言很多，并感觉到知识分子不仅不那么听话，而且还有人公然说“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国际上尤其是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三面红旗”也已有直接批评，这对毛泽东的权威构成了某种挑战和威胁,中苏两国领袖和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到了这种时候，面临这种状况，就不管李立三怎样谦虚谨慎，怎样一次又一次对过去历史真诚悔过，都注定了他最后的悲惨结局。
特别是，李立三自己对毛泽东也如同敬神一样：被免职还乡竟然不敢去安源这个自己“很想念的地方”，因为“我去那里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15]前面已述李立三早在苏联时自己讲课把自己当反面教员，批“立三路线”就特深刻。回国后，又在各种场合对党组织，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断检讨自己过去的错误，表明将功补过的决心。如在1946年6月他第一次到延安后在延安党校大礼堂的长篇讲话，[11]（212）1949年2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11]（229-230）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的讲话，[11]（268-270）主题都是讲自己的错误，讲“毛主席英明伟大”、路线正确。特别是其中在八大上，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来了一个“不怕丑不怕痛”的“总清算”。可见，当时李立三自己都这样说这样做，别人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以至于现在有人在互联网上甚至说李立三是个“搞笑人物”，说“他经常表演他的一个‘绝技’，把拳头伸进自己张开的大嘴”（见新浪“关天茶舍”2004-02-14）。但是，所有这些个人崇拜氛围下的语言与精神自虐都无济于事。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当着李立三的面，将其列举为“知识分子出坏人的例子”之一，并将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人并提。李立三听了报告后“很难过”，立即写了一封长信请求毛泽东将他与王明应有所区别；但毛在4月11日一次谈话中仍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3]只是后来在公开发表那个报告时才删去了李立三的名字。这也许是暂时谅解了李立三个人，但树立自己的路线“一贯英明正确”这个“底线”是不会变的。从而继1957年大规模反右运动后,又在党内组织反右倾斗争,对敢于写万言书对大跃进提出异议的反对者代表彭德怀进行批判斗争，诬蔑他“反党”、“里通外国”。在这种形势下，特别是随着中苏两党分歧越来越深，加上路线“一贯正确”代表客观上的需要，李立三被指责反对三面红旗不说（幸亏刘少奇的保护才过了此关）；仅凭李立三那所谓的“苏联背景”此时也难脱干系。1957年，李立三与刘少奇、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人一样，曾在家里宴请过苏籍华人学者郭绍唐。庐山会议后不久，康生就将与郭有过接触的中央委员召集起来，郑重宣布郭是“苏修特务”；并“到处吹风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李立三很可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据可靠的同志讲，他这种阴风当时直接吹到毛泽东的耳边”；另又有人乘机写信诬告李莎与苏联大使馆保持紧密联系，是“苏修特务”。这种纯粹的虚假和伪造，弄得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来审查这个问题，直到1962年李立三直接给周恩来写信申诉，周建议让李莎转中国籍，1964年经周恩来批准成为正式中国公民，这一虚假的“苏联背景”问题才暂告一段落。[16]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来临，李立三这位“老机会主义分子”，由于当时虽还是华北局书记，却早已没管事没实权，本不会引起什么“特别关照”。但当无产阶级司令部想起利用他这个“活档案”，要从他口中掏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刘少奇的“罪证”时，就在劫难逃了。因为他不能昧着良心去作伪证，去诬陷曾保护过他的恩人；他只能客观介绍“他在历史上有三个阶段和刘少奇一起工作的情况”，并强调说“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的问题”。[16]其结果自然是不能饶恕这只“死老虎”，使他遭到更恶毒的诬陷和更残酷的迫害。这样，李莎重新被污为“苏修特务”，李立三则被戴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帽子，并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派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用尽了文革中所有批斗方法，甚至私设牢房，轮番批斗、审讯。1967年6月22日，68岁且患有高血压的李立三再也忍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折磨，最后“自杀叛党”，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和政治生涯。但是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亲笔遗书中，其称呼仍用的是“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综上所述，隐性的、显性的和虚假的“苏联背景”，给李立三的政治生涯加上了厚重的阴影和悲剧色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党内包括毛泽东在内，对李立三个人的评估还是比较客观、比较平和的。可一旦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兴起，人们将功劳、成就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在突显其一贯英明、正确的同时，也突显和夸大了他人的失误，甚至视为蓄谋反动或故意破坏。因为苏联30-40年代有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斯大林英明正确，从而导致李立三在苏联遭受15年的批判、审查乃至开除党籍和坐牢，九死一生；40年代和50年代上半叶，中共党内尚无个人崇拜，则有将李立三请回国并以非党员身份当选中央委员之义举；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有了个人崇拜的苗头，故毛泽东自己就带头将李立三视为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之一，以标榜自己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到60年代中期，大规模造神运动爆发，李立三这样的“死老虎”即难逃灭顶之灾。回顾历史，我们能否稍微像宽容、谅解毛泽东晚年错误那样，进一步去公正评价和理解李立三和“立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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