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是已消逝的既往，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见仁见智，革命者从中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伤害。几十年过去了，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建设、发展成为国家进步的首要问题，由此回望近代中国走过的路，我们很容易发现外国资本和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是过去所批判的那样邪恶。外国资本为中国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们只是拿走了，或者说多拿了他们应得到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他们在夹缝中成长，在艰难中引领中国社会前行，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至少可以说是中坚之一。
传统史家认为，近代中国的外国资本是西方携其炮舰之威进入的，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因其本身受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迫，具有革命与妥协多重性格，由此也就没有领导中国完成现代化的资格、能力。其实，如果放到现代化背景去考察，外国资本的资本之外的诉求，我们过去的估计或许过高；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看，他们或许不是政治上最合适的领导阶级，但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资产阶级一直是中外沟通的桥梁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引领者。
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
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
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
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
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在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中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
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 19世纪 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
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
《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 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 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
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
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洋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 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 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作用。
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
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
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
二、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
在过往几十年，我们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
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被划为社会结构中的最末层，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
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
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 18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的群体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
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他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8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其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
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最后时候绝不轻言放弃，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挡车为旧制度殉葬。
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惟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
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