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版的《太平天国之秋》
与老师史景迁一样，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普拉特也写了本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太平天国之秋》，该书英文版于去年底在美国出版，繁体字版日前在台湾出版，简体字版将于下半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普拉特把太平天国放在19世纪的世界史中来研究。在《太平天国之秋》中，普拉特首先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内战”，而不是“叛乱”或“起义”，因为他意图撇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该书一开始就说：“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协助恢复中国在19世纪的世界中应有的位置。中国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大清帝国通过贸易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中，有数千名外国人住在香港和上海。因此，中国这场内战与地球彼端的欧美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受到外界即时的关注。”
作为一个美国人，普拉特认为，研究中国的太平天国史对研究美国史尤其是内战史也是有联系的，“美国人该认识太平天国，不只为了解中国历史，或因为有美国人牵涉其中，还因为这有助于阐明美国内战在地球另一端所产生的更大影响。中国与美国两场内战的同时进行，绝非两个孤立的事件。本书的基本论点之一，乃是1861年美国内战的爆发迫使英国放弃在中国的内战中保持中立，从而影响了中国内战的终结。”普拉特认为，中国与美国是当时英国两个最大的贸易市场，两个国家的内战，使英国面临同时失去这两大市场的风险。英国得想办法让它们恢复秩序。英国本可能介入美国以重启棉花贸易，但经过权衡，英国人发现介入中国相对更加容易，因此最终选择投入中国的内战。1864年，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指出，英国参与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是最重要的事情。英国由于对中国内战放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内战
东方早报：你这本《太平天国之秋》与你的老师史景迁的视角完全不同。你是如何找到新的视角的？
普拉特：史景迁是我的老师，他的《追寻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太平天国》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追寻洪秀全的内心世界》首先是一本关于洪秀全内心世界的书，而我试图避免站在战争的任何一方，无论是清王朝（尤其是曾国藩）还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同样的，史景迁的重点放在对太平天国宗教信仰方面，以及太平天国的起源及其兴起，我的重点则是放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以及太平天国对抗满人统治的非宗教因素。最后，也是由于这两本的创作相隔多年，我更多是从全球视角来看待太平天国运动，并不满足于叙述那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也想从外部去理解太平天国，以及这场运动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影响。
东方早报：你这本书的副标题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内战，但在中国，我们一般都称之为一场起义、革命或者叛乱。你怎么界定这里的“内战”？
普拉特：在历史学家眼里，大部分内战都是叛乱，在战争前，一方掌权，另一方起来对抗它试图把它驱逐出去甚至取代它。太平天国是一场针对清王朝的叛乱，但这场战争毫无疑问也是一场内战，因为这是中国内部两股政治力量的对抗，每一方都拥有大规模的军队，也都试图控制整个国家。
到底是农民起义，还是革命，还是内战，这些术语的选择反映的是历史学家个人判断，也就是站在其中一方判断谁对谁错。如果把这场运动称之为“太平叛乱”，毫无疑问是站在清王朝一边——在英语世界，我们沿用了英国人的说法，英国人当时是跟清王朝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这个概念暗示，太平军是罪犯，他们应该为战争中全部的暴力负责。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称之为“起义”或“革命”，那就是站在了反叛者一方，认为太平军是对政府残酷统治的反叛。我个人更喜欢用“内战”这个概念，因为这是一个中性词，它能准确描述这场中国内部战争的规模和力量对比，并且不站在任何一方说话。
以此类推，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是反叛的一方，直到今天他们还被这样描述。但是，战争本身被认为是“内战”，战争的结果是国家重新统一。过去，还有很多概念比如“南方诸州叛乱”或者“北方侵略者”，这些概念其实就取决于你同情哪一边，但是这些概念现在被认为是非常对抗性的。
东方早报：在中国，谈到太平天国历史的时候，其实都跟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否试图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纷争？
普拉特：太平天国跟20世纪中国政治纠缠在一起。孙中山推崇太平天国，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向他介绍了洪秀全。毛泽东是湖南人，当然崇拜曾国藩，但后来他却开始崇拜太平天国。蒋介石用曾国藩和胡林翼（注：晚清名臣，湘军重要将领）的思想去训练他的军官以对抗共产党人。在20世纪，太平天国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驱，因此很难脱离政治论述去讨论太平天国这段历史，但我在书中尽力避免这一点。我对太平天国的讨论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立场无关。如果我们把历史和现实政治分开，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历史新的面向，而这也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中、美内战有内在关联”
东方早报：进入1860年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还在持续，而在美国也发生了内战。你这本书最有意思的观点认为，中美同时进行的两场内战是有关联的，你是如何得出这个观点的？
普拉特：我认为，这场在中国的战争历史已经被处理过了，这场战争长期被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很少注意到它和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联。从当时的英国人视角看，美国和中国的这两场战争是相似的内战，对英国人来说，这两场战争同等重要。中国和美国是英国这个贸易帝国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贸易市场，同时失去这两个市场，对英国来说非常可怕。整个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政府始终保持中立政策。对于中国的这场战争，英国最初也保持中立，但在美国内战爆发后不久，英国决定介入中国内战。因为经过权衡，英国人发现介入中国相对更加容易。当时英国的报纸反对介入中国的战争。假设中国和英国是同族同文化，英国可能就不会介入到这场政治纷争中。1864年，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指出，英国参与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将弥补英国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英国在美国内战上袖手旁观，这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换句话说，英国放弃对中国内战的中立立场，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它对美国内战的中立。因此，美国内战是在没有被干涉的情况下，沿着其历史规律走完全程，而中国的这场内战则不同。
东方早报：《躁动的帝国》的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认为，清朝时期的中国从来都是全球化的重要一部分，而你这本书似乎也建立在这个观点之上。
普拉特：当然如此。从某种层面讲，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有全球化。中国从来都是东方最重要的贸易帝国和最重要的文化力量。中国驱使着周边国家围绕着它开展贸易，同时它也为亚洲其他国家树立了文化标准。而全球化的故事，最重要的就是东西方的经济联结。
19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我不是第一次提出。英国与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远早于太平天国运动。但由于某些原因，在西方，有一种流行的幻想认为，在20世纪之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这是在为中国对外部世界没有影响这种观点背书。
曾国藩意外与洋人“合作”
东方早报：在你的书中，你认为洋人对太平天国的介入对战争结束影响很大，而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你个人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普拉特：在战争中，英国人扮演着支持清政府的角色，这一判断不会推翻曾国藩是打败太平军的决定性因素。英国提供军事支持的地区是非常小的，使用洋枪的中国军队和外国军队人数也不多，但这已经足以影响到战争的任何一方。部分原因是英国人提供的武器技术比如汽船、来复枪、加农炮等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一小部分被武装的军队也能有效抗击太平军大量武装力量。
其实直到1862年，太平军一直避免与英国人正面冲突，太平军甚至一直希望英国人成为他们的盟友，英国人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战争进程。太平军的指挥官为了取悦英国人，甚至放弃了部分战场。这些英国人一直暗示，假如太平军对他们的贸易城市造成损害，太平军就会成为英国人的敌人。比如，在安庆战役中，太平军没有去攻打防守薄弱的武昌，因为英国人哈利·派克斯警告他们要离武昌远一点。安庆战役交战双方势均力敌，如果太平军当时不理会英国人，战局可能就不会是这样。
讽刺的是，英国人对曾国藩一方其实一无所知，当时曾国藩对英国人的唯利是图极端轻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与英国人的“合作”纯属意外，他们在对抗太平军时其实各自为阵。
东方早报：你这本书最重要的人物是曾国藩和洪仁玕（洪秀全族弟），也就是交战双方各自的领导人，在你看来，这两个人物的差异在哪里？r
普拉特：曾国藩非常鄙视外国人，认为他们是未开化之人。他也不希望外国人介入到对抗太平军的战争中，因为他认为外国人是为了利益而不是因为效忠于清王朝和皇帝。曾国藩预计到，如果清王朝允许洋人介入战争，万一洋人失败了，大清将成为笑柄；如果洋人赢了，他们必然会向中国人狮子大开口。放手让洋人介入，曾国藩认为这就意味着中国从此要门户洞开，受到侵蚀。
曾国藩肯定洋人的船坚炮利，但他认为道德和规训远比赢得战争重要。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曾国藩开始建造汽船，并派人去美国为兵工厂购买机器。他这些现代化的努力只是为了加强中国军队的势力以对抗西方，也确保中国可以不再仰赖洋人的帮助。
东方早报：在你的书中，你其实对洪仁玕本人是同情的，这个人的悲剧性在哪里？r
普拉特：洪仁玕的悲剧在于，英国最终认同曾国藩。但其实相对于曾国藩，洪仁玕对西方更加友好，更倾向于与西方合作。他有一些洋人朋友，对西方国家推崇备至，但与此同时，他又献身于自己的“国家”和子民。洪仁玕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不与洋人冲突，而要与西方合作，希望分享西方的技术成果和民主平等，扩大贸易，和西方人一起获利。但在最后，在他看来，洋人背叛了他，最终让他的梦想破灭。r
2013-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