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发展可能给世界带来很多问题的讨论非常之多，反过来想的也不在少数，认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希望或机会。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好像全世界都陷入困境，惟有中国一枝独秀。因此，近代以来一直比较边缘化的一个看法——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逐渐成为主流。
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今天许多人并不知道一个真实的近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近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不像后来讲的那么复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走向世界。西方世界东来是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西方的面貌，也给中国带来非常强烈的刺激，导致产生了很不一样的社会状态。
中西文明的接触并不必然导致冲突
“五四”前后，梁漱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系统，假如不是西方的变化，不是工业革命，不是大航路的开辟，中国与西方不会接头，中国文明完全有可能长此终古，静静地温馨地发展下去，可以发展得更精致。梁漱溟的这个判断是对的，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确实都是西方势力东来引发的。
西方势力东来的背景就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得西方社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一定会向外寻找市场。恰恰在这个时候，地理大发现、蒸汽技术的发明、新航路的开辟，几个很重要的因素聚集到一起，使得西方寻找到中国这样一个保持着纯粹农业文明的市场，很自然地将中国卷入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使之成为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中西两种伟大的文明，就在这个时候走到了一起。
中西文明的接触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两种文明在接触的最初阶段并不是敌对关系。研究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交往的过程，我们很容易发现东方文明接触西方文明后并没有多少尴尬或不适应，就像几百年前中国人面对佛教文化，或更早时候黄河流域的中国人面对蛮夷文化、岭南文化一样，没有障碍。儒家的教导是“一事不知以为耻”，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或“不会”对中国文明来说，都不是问题。“不知”、“不会”、“没有”，都不要紧，学习就是了，引进就是了，补充进来就行了。这就是中西文明接触之初的真实情形。
从文献上看，中西文明最早的接触是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促成的。按照一般规律，历史发生得比文献记录要早些。如果去了解东南沿海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当时中国人用仿造手段模仿英国纺织产业，就会发现中西之间的交往应该提前到徐光启、利玛窦之前很多年。
我们过去不太容易理解明代中晚期的思想异端，因为单纯从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看，无论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如何异端，都很难发生黄宗羲的“非君”思想，李贽的个性主义、女性解放、男女平权，更不太可能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生顾炎武的地方自治思想。这些思想与传统相比，无疑具有异端性格，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思想源头。其实，仔细排比明代中晚期相关史料，就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大约都与西学东渐有关，与中国人在公海，在域外的交往有关，因为有些思想未必真正进入了中土。这些思想不会是无端发生，不会是无源之本，一定有其思想的源头。
在明代中晚期中西交流中，最主要的肯定是贸易。贸易的交往是西方势力东来的主要目标，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精致的农业文明，但是，农业文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因此，明代中晚期的中国农业社会面对西方过量进入的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根本无法吸纳，对于最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来说，简直就是不需要。于是，中外之间合法贸易渠道非常少，而非法的贸易管道渐渐形成，越发兴盛。这个非法却兴盛的贸易管道，多少年来一直被解读为倭寇，倭寇实际上做的就是中西之间的贸易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
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接触的历史表明，中国面对西方并不自卑，也没有惊慌，中国文明只是在已有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做加法，增加一个工业的或商业的文明而已。中国人不会走向一种例外，一定会面对西方慢慢改造自己，就像过去几百年面对印度佛教改变自己一样。
大清皇帝为何拒绝通商
然而，中西之间的这种文明交流并没有持续下去，明清易代，打断了中西文明交流。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洲人来自周边，这个族群与中原文明接触的时间还很短，在文明的程度上，还处在尚待汉化，或者说有待接纳华夏文明，有待“以夏化夷”的时期。从中国文明过去几千年、几万年不断扩大自己文明边疆的历史来看，周边族群不断加盟、内卷、内化，其实就是认同中国的主流文明，放弃非主流文明的过程。假如不是明清易代突然发生，地处周边的满洲人也一定会和其他周边族群一样，在与中原文明长期交往中内卷、内化，进而加盟。
相对于中原文明，满洲人的文明形态自然落后，而且由于满洲人的人口总数没有办法与中原帝国已有人口总数比，满洲人虽然建立了对中原帝国的政治统治，但其内心的恐慌、不自信自然难免。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自己的汉化，是巩固自己这样一个不太强大的族群对一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统治。
现实的政治压力使满洲政治统治者无法兼及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明代中晚期开始的中西文明交流在清代前中期确实中断了上百年时间，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在纯粹的精神文明领域，中国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一个所谓的乾嘉时代，在中西贸易交往上，非法的贸易日益严重，使得合法的贸易问题多多。对于中国来说，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对英国人来说，继续下去几乎毫无可能，巨大的贸易逆差无法支持贸易的顺当进行。
当时所谓中西贸易其实就是中英之间的贸易。英国人替世界做着整个中国的生意，中国人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已经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欧洲上层社会的下午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物品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
西方在英国商人的开发、培育下，已经能够大幅度吸纳中国物品，但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对西方工业品的冷漠，尤其是中国人缺乏消费能力和消费冲动，都让英国商人毫无办法。
为了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必须将中国市场向西方开放，必须允许英国资本进入中国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提升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刺激中国人的消费冲动。过去三十年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这样干的，近代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乾隆大帝当政的年代，中国政府就是不允许英国商人进入中国，不允许英国资本去开发、培育中国的市场。
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与中国商量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相互要求、允许进入对方首都设立公使馆，允许商业资本自由进入开发市场，培育市场，进而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让中英贸易健康发展。
两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后，不会再怀疑英国政府和资本的诚意。如果那个时候和平地解决了贸易失衡，扩大进口，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养成人民新的消费习惯，那么中国应该提前两百年步入现代社会，可以避免那么多的挫折，中国完全可以在和平的轨道上与世界一致。
然而遗憾的是，乾隆皇帝就是很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他的理由很简单，你们英国人的那些东西，我中华帝国都有，不需要。乾隆大帝有什么依据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说英国的东西中国都有，不需要？ 答案在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传统中国，即前工业时代的农业中国，是一个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阶层是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人数始终不多；商人阶层也不大，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政府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资本受到遏制；至于手工业者，这个阶层人数不少，但他们自生自灭，也不在政府考虑范围内；最后一个阶层是农民，不过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地位最低，他们是自然经济的创造者，也是享用者，他们不需要工业品，他们的一切用物都来自农业，他们以最低的生活方式苟且地活着，一代又一代。
时至今日，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依然是“扩大内需”。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府，一直在做着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普遍做过的梦：一个庞大的帝国，数亿人口，假如每个中国人穿一双袜子，那么英国纺织资本家就一定发大财。这个梦已经做了几百年了，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没有根本提升，消费习惯没有真正养成，消费冲动更没有激活。今天的中国人爱存钱，不屑于消费，其实不是中国人不习惯，而是一个等级的中国，将下层永远约束在下层。等级的消费使乾隆大帝非常坦然地告诉马戛尔尼，你们英国的那些工业品，乃至一切新鲜好玩的玩意，我大清的宫里都有，所以我大清不需要更多的。这才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真正原因，与文明的冲突，与入乡随俗、三跪九叩的大礼无关，只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有关联。
看看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世界名苑圆明园，可知乾隆大帝所言不虚，宫中对西洋一切好玩的玩意早都及时采购了，更多的也就不需要了。乾隆大帝的概念中，当然没有考虑到农工两个阶级，因为在皇上的意识深处，农工这两个阶级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有闲有钱阶级的玩意。所以，马戛尔尼试图通过扩大通商解决贸易失衡的思路，被乾隆大帝四两拨千斤予以化解了。
乾隆大帝轻松拒绝了马戛尔尼建交、扩大通商的建议，不愿就中英之间贸易失衡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讨论。乾隆大帝和那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你们欧洲人看上了中国的东西，进口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有买有卖，公平合理，至于失衡，与中国没有关系。很显然，那时中国人没有国际贸易的观念，不知道贸易失衡并不是单方面受害，而是影响正常的贸易，贸易顺差不是越大越好，顺差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问题。
开放还是抵抗？大清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自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不法商人找到了鸦片去抵消贸易失衡，这被马克思称为“罪恶的鸦片贸易”。不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毕竟也是贸易。鸦片很快将失衡的贸易拉平了，到了1830年代，鸦片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财政，甚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究竟能不能接纳西方的工业品，能不能把中国市场开放出来。
从整个历史过程看，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面对西方资本冲击时采取了武装抵抗。日本面对西方资本，起初也抵抗，但很快就放弃，打开了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
1840年代，中国在鸦片贸易已经成为灾难的时候，毅然选择了抵抗，目标是要把外国资本继续拒之门外。然而，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中国告饶不打了，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开放五个口岸，改变先前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让外国资本通过这五个通商口岸，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
《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中国走上世界的开始，并不是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不是赔款，不是割让香港，而是五口通商。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而且是由外国资本开发、管理的特区。
短短二十年，五个特区带给古老中国近代的气息，西方的工业品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西方的文化也越来越让一部分中国人着迷。二十年后，中国在西方压力和自身发展需求下，不得不踏上现代化之路，对外放得更开，在中体西用口号下开始名正言顺学西方，这就是“洋务新政”，也是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
中国在1860年开始新的开放，当然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但是通过这次扩大开放，中国与西方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外国公使终于可以常驻北京，中国也按照对等的原则开始向西方各大国派遣外交使节。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近，中国渐渐成为世界的一个当然部分。
在“洋务新政”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总体而言是健康的，中国埋头苦干，默默发展。中国那时之所以强调“中体西用”，主要是不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想走上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路，不想重演西方近代的丛林故事。另一方面，“洋务新政”与传统旧体制也渐行渐远，尽管清政府不断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不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洋务新政”三十多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对中学、西学的比例随时在调整，西学的比例不断扩大，中学的比例逐渐收缩。假如不发生意外，假如中国不在1894年卷入那场战争，相信再有二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也应该能够轻松转型，构建与东西洋各国比较接近的社会，应该能够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君主立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中国一定会赶上去。 “洋务新政”是想走出一条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间主义路线，
这个路线应该说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和巨大变化。到了18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基本建立起来了。那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最强，世界的前几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比例都在增加。按照这个道路再走二十年，中国的面貌一定不一样，中国的政治架构也会随着经济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治出了问题。1894年中国不幸陷入有关朝鲜前途的战争，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结束了，“中体西用”的中间主义路线也被发现问题很多。中国在一夜之间几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不再延续先前的“洋务新政”，而是很自然地转身向东，追随日本明治维新，进入中国自己的“维新时代”了。
中国必须向世界潮流看齐
1895年开始的维新运动当然是中国人的重要觉醒，《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无限制的进入，也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大幅度拉小。过去几十年没有办法修筑的铁路很快开工了，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也在外国资本主导下开采出来，造福社会。这都是中国的进步，是中国在向世界靠拢，也是世界进一步进入中国。当然，大规模的开发也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稍后出现的义和拳、大刀会等，其实都与这个时期的急剧发展有关。流民的大量出现衍生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又被统治阶层中的野心家利用，到了1900年，一场巨大的排外运动突然爆发，并导致第二年的《辛丑条约》。
按照革命史观的解读，《辛丑条约》是中国社会继续沉沦的谷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低点。其实，如果从现代化史的视角去观察，可以看到1901年的新政与这个条约有关。中国必须与世界一致，必须进行政治改造，是《辛丑条约》所蕴含的国际共识。中国不仅通过这个条约避免了被瓜分，而且实际上通过与这个条约相关联的门户开放政策保住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国的面貌经过那几年的折腾有了巨大改变，稍后的新政、司法改革、预备立宪，都表明中国在通往宪政的路上迈着大步，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急剧收缩。
进入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新政，尤其是稍后的宪政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希望，中国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蹉跎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比较正确的轨道。1906年，清廷宣布政治改革路线图和逐年要完成的目标、任务。1908年，清廷发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划时代大事件，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现在对这个事件严重低估。
从后来的宪政理念看，《钦定宪法大纲》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皇权依然至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统治者终于同意将皇权置放于宪法的框架里，这是传统帝制时代想都不敢想的事。
然而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的权力中心在失去了这两位极富权威的政治领导人之后，改革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特别是，随着朝鲜被日本吞并，中国外交面临新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立宪党人发动提前实现宪政的运动。弱势的摄政王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就使慈禧太后、光绪帝规划的宪政路线图进入加速实现的阶段。 宪政加速，打乱了先前的路线图和步骤，但这都不是主要的。按照调整过的计划，清廷应该在1911年春天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然而就在此时宪政改革出了大问题。清廷宣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名来自皇族、贵族，这不能不引起立宪党人的极大不满。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假如清廷在各方压力下改组内阁，调整阁员，立宪党人的不满也就是一阵风，就像现在宪政各国不断倒阁、改组政府，并没有引起政治风波一样。然而，摄政王却不这样看。摄政王认为，第一，根据《钦定宪法大纲》，任命百官是皇帝的权力；第二，施行了宪政，就意味着“平满汉之界”，更意味着不再有什么皇族或贵族，将来只有皇室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其他的皇族、贵族，与一般百姓无异。在这种情形下，皇族、贵族的参政权也应该获得保护。 今天不能说摄政王的想法毫无道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皇族、贵族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贡献巨大，此次获得内阁任命，并不全凭借他们的出身，更多的还是他们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以及过去若干年的政治立场和能力。
“不妥协”将大清送进了历史
但是当时没有人会这样冷静地思考。第一届内阁上台后宣布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又在经济上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立宪党人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危机交相辉映，从1911年春天闹到秋天，全国不得安宁，但清廷自认在两个问题上都没有错，也不愿意让步，不愿意妥协。 清廷的不妥协终于引发了新军将领不满，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哗变，清廷依然没有觉醒。紧接着，湖南、山西、江西、云南等各省新军响应，假如清廷在这个时候宣布废黜这一届政府，另组政府，相信大局在那个月还不至于糜烂。只是清廷主政者太顽固了，他们依然不接受各省新军的哗变，并且相信各省新军闹不出什么名堂，清廷自信中央军安如泰山，没有问题。
所谓中央军，就是袁世凯受命训练的北洋六镇，这些新军拥有现代化的装备，也具有现代宪政理想，在政治上支持朝廷的宪政改革，但他们并没有完成国家化、专业化。所以，清廷对中央军的自信太过盲目，武昌起义仅仅二十天，驻守在滦州的中央军就起而响应，通电要求朝廷遵守宪政承诺，重回宪政轨道。中央军发难使问题简单化，朝廷很快下诏罪己，宣布废黜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或因这个宣布而消解。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宪政轨道上继续前行。
然而在随后几个月，在政治改革进入最关键的时候，满洲贵族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不愿让步。于是半年多的动荡，两个月的冲突，最终将清朝送进了历史。帝制终结，走向共和，中华民国无意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民国的建立：大国复兴的契机
如果仔细分析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运作方式，应该承认，在1912年之后直至1928年，所谓的“中华民国”其实接续了1901年新政、1906年宪政，是国体变更，政权转移，因此“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架构、司法体制，都是沿着1906年的宪政路径接着走。中国的复兴和大国崛起并没有因为国体变更而中断，相反，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民国前半程，中国政治有很多混乱，但中国政府很侥幸地抓住了一些机会。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就很侥幸地在最后时刻参战成为战胜国，这为中国重回世界中心，解决原来发展中遗留的问题提供了前提。中国外交最风光、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这一段。
继续往下走，走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过去所没有的党国体制建构起来了，这显然比民国的前半程要落后。不过，蒋介石毕竟是孙中山的学生，毕竟具有民主宪政的想法，愿意坚守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因而中国在蒋介石统治的那些年，尽管有许多问题，但在政治上，在大国复兴、崛起上，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外史家公认的“黄金十年”。中国资本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在这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果没有这十年的发展，中国就没有办法在1937年与日本开战，即便勉强开战，结局也不会太好。
十年发展为中国赢得了机会，十年过去了，其实也意味着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当抗战爆发时，国民党之外的所有人几乎一致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抗战。这是当时各党各派的共识，也很快被蒋介石、国民党所接受，很快成立国民参政会。几年之后，尽管战争还在进行，不论在大后方，还是在根据地，一场规模空前的宪政运动全面展开，极大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中国政治发展极端重要。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不仅在战场上有了不一样的装备、气势，更重要的，中国人的国际意识、世界意识在那短短几年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到了1945年，中国被美国拉进世界四强，成为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那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尽管还很穷，但中国人的心与世界贴得最近。中国在不知不觉中重回世界中心，终于实现了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和复兴。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最真实的崛起过程。
中国的崛起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今天谈论最多的世界人权问题、普世价值问题，说到底，都是中国给世界的贡献。是中国将孔子的理想、儒家的道理，“强加给”了世界。假如不是中国外交官张彭春将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教导加入《世界人权宣言》，那么这个宣言在“人人平等”这个问题的表达上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大国崛起到1945年，有没有像今天一样想象中国再崛起的障碍呢？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有没有强调中国特殊性，或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不一样，中国必须另外走出一条新路呢？中国那时不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格外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尽管认为中国的民主道路可能会走出自己的特色，但不可能重构一个与西方不一样不兼容的政治制度。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的主流想法就是与世界一致，就是让世界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怎样评估1949年之后的历史
然而，二战结束后，世界不幸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内战后，构建了一个苏联式的国家体制。过去百年从来反对的全盘西化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轻松实现，只是这个西化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化，而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化。
怎样评估1949年之后的历史？现在可能还看不清楚，但是即便从官方观点看，1949~1976这几十年，中国在阶级斗争理论误导下，一直没有找到发展方向。三十年尽管有某些自然增长，但与同时代的世界相比，与战败国日本、德国相比，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几十年的中国不是大国崛起，不是文明复兴，而是一个大国二度衰落的历史。中国人的价值观到了1976年，与世界完全脱节，中国维持的一些所谓“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小朋友，都是世界的边缘国家，中国从未有过如此孤立和孤独。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至1978年，中国明确提出改革开放，重新踏上复兴之路、崛起之路。这是事实，短短三十年，中国确实实现了经济富强的理想，重回世界经济的中心。这都是值得夸耀的成绩，是复兴的应有之义。这三十年，中国在邓小平抬手释放一下社会空间之后，慢慢地在向常态社会回归。
今天讲一个大国崛起，还是应该将近代中国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时段去讲，弄清现在所说的“复兴”只是一个初级目标，中国的全面复兴和大国崛起，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不仅要有经济的增长，还要有真诚的世界意识，要将自己的发展纳入世界一体化的体制中去考虑。中国只有重建与世界一致的意识，才能真正重回世界中心，引领世界，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