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
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说是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却丧失殆尽，在最后的国共大决战中惨败而逃。
最终为何是如此结局？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与解释，历史学家当然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与解释，有关论文、专著指不胜屈。美国学者胡素珊（SuzannePep-per）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翻译出版），即其中一本非常重要的专著。
这部50多万字关于"中国的内战"的专著，却几乎未提战争、军事。显然，作者认为在1945－1949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中，战争、军事起的并非决定性作用，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然而，所谓"政治斗争"，作者对国共两党的谋略、策略也惜墨如金。通读全书，作者的"政治斗争"指的是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这些政策，可以称之为"社会政策"。在国共两党的"政权攻防战"中，彼此不同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就是广义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终决定鹿死谁手的"政治斗争"。
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结局，在美国曾经引起"为什么我们失去中国"的讨论，检讨美国政府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但美国学界不久就开始反思这种研究套路：中国本来就不是美国的，美国如何"失去"中国？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应从中国内在寻找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历史答案。
胡素姗强调，中国如此之大，社会如此复杂，很难有单一的原因，所以"中国的内战"最终结局是前述"政治斗争"的结果。即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各阶层的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她设定的目标是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或表现进行比较，她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她认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中国这一次"内战"从1945年日本投降起实际就已开始。国共两党，开始了政权的攻防。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胜利者的接收，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国民党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了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历史的吊诡。
由"接收"开始，本书对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做了详细的研究。总体说来，这些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不必说国民党对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策，就是对工商业者、知识分子这两类原本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社会"上层"阶层的政策，最后也使其抛弃了国民党。
"战时经济"使国有经济突然强大，在战争中有其合理性。然而抗战胜利，国家本应从一些经济领域退出却没有退出。不仅没有退出，反而通过"接收"进一步强化了国有，并且进入到战前国家涉足不多的领域，引起为战争做出贡献、牺牲的民营工商业者强烈不满，多次与政府交涉、抗议。但当时根本没有能约束在"战时经济"和"接收"中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制度和力量，国有或曰官僚资本对民间资本的压迫有增无减，众多工商业者对国民党的离心力越来越强。
经过抗战，知识界争民主、自由、宪政的要求更加强烈，更不能容忍"接收"中严重的贪腐现象。军政、训政、宪政是国民党承诺的政治发展"三阶段"。此时，知识界强烈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开始"行宪"。
中央大学教授、著名红学家吴世昌在《观察》杂志发表文章批评说，国民党一党专政仍是以民主政体为目的的，训政不过是其中一段过程。"但不幸这段过程太长，甜头太多，竟使它还没有走到目的地，便腐化起来。"《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势力？假如二十年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直率地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
1948年12月，《观察》被查封，此前储安平突然失踪。一个月后，人们才知道他已经悄然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储安平作为14名新闻界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储安平出席会议，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对共产党不无疑虑的储安平，最后在国共之间的选择，更能说明国民党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农民是主力军，以农村为根据地，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这种背景使有关研究都聚焦于中国的农村、农民。有美国学者提出了"农民民族主义"新概念，认为通过领导华北、华东的抗日活动，共产党得到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而且，中共不再是苏共的"复制品"，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本土政治力量。这种观点认为，动员农民要从利益入手，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农村实行"土改"，使农民得到实惠，广大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支持共产党。"土改"是农村最大的动员力量。然后，进一步动员农民的有效方法是告诉农民，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反帝"，即民族主义，是中共动员农民并最终取胜的最重要原因。
对此，胡素姗不表赞同，她认为共产党的取胜同"农民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她举例说，"土改"固然重要，但中国许多地方土地兼并并不严重，农民本来大都是土地所有者，从"地主"、"富农"手分得的土地其实有限。然而，她认为值得思考、研究的是，在土地占有多寡差别并不十分大的许多地方，土改依然非常激烈，对占地比其他农民多不了多少的地主、富农批斗和镇压依然严酷。之所以如此，因为共产党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
她强调，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现有的农村上层集团，无论是不是由地主组成。土改摧毁了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权，是创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的武装力量，保证了土改的进行和土改成果不被破坏。"但是土改的政治意义已超越了它在经济上对穷人的正面吸引力。同样重要的是它的否定意义。土改不仅摧毁了地主和富农阶层的经济特权，还破坏了支持地主、富农并为他们所拥护的政权组织。共产党因此得以用一个对其忠心不二的政权组织取而代之，并在贫农的积极拥护下保持这一组织的地位。"（第289页）
土改确实使共产党"如愿以偿"，得到了农民的支持，"这是对财产分配所提供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的回报。不过，土改斗争还使共产党得以从制度上确保把这种刚开始萌芽的阶级觉悟变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特殊拥护。在这一点上，土地革命的基本环节就是推翻现存的农村精英阶层。至于这个阶层是否真的封建，是否由每个村庄的地主组成，这些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这场斗争运动通过斗倒许多斗争对象，摧毁了统治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垄断，这是创建一个新的农村权力机构的必要步骤。"（第360页）
相对于农村土改的"过激"，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显得温和得多。对城市中的"富人"、民族资本家、大小工商业者，不仅不剥夺其财产，还允许其发展。一些城市工人涨工资的要求过高过快，也并不是总能得到新政权的支持。但是，这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非易事，因为共产党的理论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揭露、谴责并且最终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剥削。在提高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益与保护民族资产阶级财产、让其经营，甚至扩大生产与经营之间如何平衡，确实困难。
对共产党城市政策的细致研究，是本书亮点之一。因为几十年来，国内对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中共农村政策研究相当丰富，而对城市研究相对薄弱得多。本书对以往研究注意不多的张家口市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张家口实验"是中共城市政策、管理城市的重要"实验"，通过"张家口实验"，共产党初步取得了管理城市的经验。"张家口实验"与稍后东北哈尔滨等城市的经验，是1945－1946年中共城市政策起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战争尚未结束，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制定了允许甚至鼓励私人工商业的路线、政策，但由于多数干部来自农村，一些城市出现了把农村对待地主富农的方法带进城市对待资本家的现象。随着共产党占领的城市越来越多，"保卫胜利果实的能力不断加强，它不得不在每占领一个城市后就立刻开始发动保护工商业的运动。所有在这方面还保持"游击作风"的干部和军事官员都受到批评。很快，共产党在所有的地方都沿用了它在张家口采用过的保护财产，鼓励贸易和生产的政策。"（第411页）
这些"左"的做法往往迅速被制止，但又屡屡发生。所以1947年底，在劳工运动中展开了反"左"的"运动"。1948年2月，新华社专门发了《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社论，严厉谴责了"左"的做法："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内仍然有不少党员、干部、工会工作者，甚至是一些担当高级职位的领导干部还是不能弄懂党的工业政策和工会运动路线，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和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再稍微看得远一点。他们忘记了在1931－1934年间采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和工人运动路线是怎样危害工人阶级和革命政府的。他们对过去十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工业政策和工人运动路线没有做任何调查研究。他们顽固地反对党的路线，许多地方领导机关很少时间甚至没有正式讨论和宣传过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他们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资方劳方，难以两全。为了平衡双方利益，解决在新旧交替时出现的企业发展难，共产党直接介入了企业的分配。一段时间，工会着重要求资方提高工人工资福利待遇，忽视了生产管理、劳动效率和生产纪律，资方不敢大胆管理，结果影响了生产发展。工会立即调整方针，要求工人要兼顾资方利益，不能提太高的工资要求，资方可以计件工资。原国民政府官企由共产党接收直接管理经营，曾经以工人的政治态度、政治面貌定工资，而不以劳动技能和经验来定工资。这种做法不久就受到批评，决定以劳动技能定工资，并且也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打破平均主义。（第419页）对一些因不理解、恐惧跑到国统区的资本家，共产党不仅保护其财产，甚至派专人保护管理工厂商店，向国统区广播，请其回来。对出人参军、支前运输、抬担架等等，新政权也规定了工商业者可以缴费代替。（第433页）这些政策，使多数工商业者在国共之间最后选择了共产党。
胡素姗强调从政治学角度看，"政治被界定为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作用和交换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它是这样一种交换，一方是社会权位的占据者，另一方是该权力施行于其自身的全体人民中的个人、群体及阶层。政治资源提供了交换手段，并且在这些社会成分和政权之间被交易，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在争夺者对权力的企望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政权夺取资源。假如后者有弱点可以利用，则做到这一点明显是轻而易举之事。现政权与各阶层的关系愈是松散，则争夺者愈有机会消除他们的抵触，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中国民众与这两个对立的政党进行此种及其他资源交换的种种情况，便构成了我们探究的课题。"（第6-7页）
她的研究表明："到1948年底，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一个阶层不曾尝到过国民党统治的恶果。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抢米风潮，台湾起义，学生示威以及知识界持续不断的批评，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人民普遍的不满。中国民众要求社会公正，要求清除腐败，要求经济保障，要求一个不再压制人民的政府，要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并要求结束国民党当局对农村的忽视和剥削。所有的人，包括国民党人自身，似乎都明白问题出在何处，但是人们要求变革的呼声实际上却并没有影响政府的所作所为。"（第502页）结果，在1945－1949年这一轮"政治资源交换"的国共博弈中，共产党赢得了各阶层支持，最终大获全胜。文载《经济观察报》2013年9月30日第04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