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22年孙中山北伐中途受阻，迫不得已“潜师回粤”，事后孙中山认为其原因在于陈炯明从中阻遏，后世史家亦多从此说。实际上，就当时北伐的即刻历史情境而言，无论是北伐的南北联盟，还是北伐的饷械准备，以及湖南各界反对北伐假道湘省，都未取得有利的情势，此皆为孙中山北伐受阻“潜师回粤”的重要因素。
1920年11月，陈炯明率粤军回粤逐走桂军后，孙中山在各方邀请下，携伍廷芳、唐绍仪等由上海抵达广州，随之两人纷争骤起，组建正式政府、选举总统、援桂，纷争一个接着一个，而最终导致两人决裂的则是联省自治与北伐统一之争。
北伐是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既定策略，当选非常大总统后，孙中山即开始紧锣密鼓地谋划。虽然陈炯明同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意见相左，但孙中山仍极力谋求陈炯明的支持。原因在于陈炯明所率粤军历经援闽、回粤、援桂三役，无役不捷，成为革命党的一支劲旅；陈炯明也通过这三次战役，展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党人中少见的军事人才。无疑，如果陈炯明率粤军参与北伐，胜算将会大大增加。因此，孙中山派汪精卫、胡汉民赴南宁与陈炯明商讨北伐，陈炯明对于出兵北伐表示坚决反对，称“如不见谅，惟有引兵回粤，辞职回里，不闻政事”。【1】孙中山仍未甘心，旋亲赴南宁与陈炯明商谈北伐事宜，希望得到陈炯明支持，仍未奏效。迫于无奈，孙中山只有退而求其次，向陈炯明表示，“吾北伐而胜，在事势上固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及切实接济饷械而已”。【2】由此可见，两人达成协议，只要陈炯明不阻挠北伐，则无论北伐成败与否，孙中山都不会再回两广。但是，历史的结局是，孙中山由于北伐受阻，不得不“潜师回粤”，导致“六一六事变”孙陈决裂。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违背允诺“潜师回粤”呢？事后孙中山认定陈炯明“欲据粤以自固”、“兼桂以自益”，虑及“北伐若有蹉跌，累及于己”，因此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厚颜反噬，以求自全”，【3】把北伐的失败归罪于陈炯明的反叛。由孙中山开始，此后的正统史学无不认为陈炯明为图据地自保，不惜背叛孙中山，成了革命的叛逆。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当年撰文大力倡导联省自治、参与湖南省宪起草的学者李剑农，也认为陈炯明舍不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不惜背叛孙中山，其“行动实在是不应该”，并称陈炯明“手段未免太恶辣，人格未免太卑劣”。【4】实际上，孙中山北伐受阻，虽然政治主张和策略的不同，未能得到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并对北伐起到了一定的间接阻隔作用。但揆之以当时的历史情境，无论北伐的南北结盟，还是北伐的饷械准备，以及湖南各界反对北伐假道湘省，等等，都未取得有利的情势。本文即从北伐的即刻历史情境诸因素，具体考察孙中山迫不得已“潜师回粤”的原因。
一、各怀异志的军事联盟
孙中山北伐的总体策略是，在南方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与北方皖系、奉系结成孙、皖、奉三角同盟，南北联合讨伐把持中央政府的直系军阀。但是，孙中山的军事联盟基于临时利益拼凑而成，未能如孙中山那样有明确的宗旨，因利益关系才苟同北伐，因此对于北伐未免首鼠两端。以西南联盟而言，当时滇、黔、湘、川等地方实力派虽然表面上支持孙中山北伐，而实际则各有打算。以在北伐队伍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滇军来说，唐继尧支持北伐是为了夺得失去的云南地盘，在重返昆明并自任云南善后督办之后，即以滇省需休养生息为由，未予北伐。【5】唐的返滇，使得北伐滇军实力大为削减，严重影响了北伐的声势。贵州卢焘、谷正伦等与孙中山相友善，有意北伐，但唐继尧助袁祖铭返回贵州，逐总司令卢焘，北伐黔军谷正伦部王天培、彭汉章两旅被带离回黔，【6】这对于出发在即的北伐不啻为另一重大的打击。四川地方实力派熊克武、刘成勋、刘湘、杨森等混战不休，虽有赞同北伐者，但其目的在于向湖北、陕西扩张，无意真正同直系为敌。湖南为北伐必经之地，但谭延闿、赵恒惕、程潜等各树势力，斗争错综复杂，加以湖南民众反对假道湘省，更使孙中山北伐受阻。【7】由此看来，西南各地方实力派内部纷争激烈，根本无法结成北伐统一联盟，即使表面赞同北伐者，也都是为自身地盘考虑，根本没有北伐统一的真正意愿。
至于与北方军阀的孙、皖、奉三角同盟更是各怀异志，孙中山自己就称这只是“临机变计”的策略。孙中山联合奉皖两系的北伐计划是，利用北方直奉两系的矛盾，南方北伐军一出，奉张即举兵入关，合力倒直。并与皖系浙江卢永祥、福建李厚基联系，待孙中山举兵入湘，卢、李即发表通电服从西南，与北方脱离关系。如此北伐军入湘后，合湘、粤之力攻岳州，奉军入关响应，吴佩孚首尾不顾，定会失败，一举再下武昌，浙卢闽李响应，合力胁迫江苏齐燮元，江苏将不战而下。这时将总统府迁往南京，再会合奉系扫清中原，完成统一大业。【8】这个计划建立在西南联成一体，北方奉皖与直系发生矛盾的主观臆测基础之上。而实际上西南远未达到一致，前面已述。至于奉系张作霖，不管目的怎样，但他同孙中山联合倒直是一致的。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不堪一击，只几日就兵败退回关外，从此张作霖在东三省讲联省自治以图自保了。【9】奉系兵败，使孙中山北伐恃以依托的强大奉系集团不再能发生作用。另一个可以依托的皖系首领段祺瑞对于北伐态度消极，浙督卢永祥正与西南地方势力联合，倡导联省自治，组织联省政府。【10】闽督李厚基因与部下王永泉、臧致平发生矛盾，加之直皖战争皖系失败，便弃皖投直，与孙中山对立。【11】
综上所述，孙中山北伐依托的西南势力和北方皖奉联盟均告解体，凭借一支孤军去征服势力强大的直系军阀，根本无法取胜。
二、困难重重的饷械接济
孙中山北伐面临的另一难局是饷械接济严重不足。对于北伐军的饷械供给，“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抱怨陈炯明，“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众，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对陈炯明“屡次电促，曾不一诺”，而北伐军在桂林勉强支持半年，“全恃临行借提广东省银行纸币二百万，为陈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暂维军用”。【12】陈炯明对此大感不平，他对汪精卫说：“桂林军队之有无接济，不可以口舌争，查桂林出发时，支去行军特别费八十万，福军一十万，许军长二十万（各军月饷另支），以后陆续汇去数万元者，尚有几次，闻桂林回兵之时，尚解去二十万。又程天斗由银行划解去二百万，数目历历可考，何得谓毫无接济。”【13】虽然孙中山对于陈炯明的抱怨言过其实，但就陈炯明的声辩也可看出，广东接济北伐的费用不超过350万元。【14】而维持北伐军10万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连陈炯明自己也承认，至少也需要筹措1000万元，才能应付。【15】
陈炯明对于北伐饷械接济不积极，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方面，陈炯明不支持武力北伐，他认为，“兵权政权非可以统一中国”，已有前车之鉴，“袁、段是其明证”。因此，只能另外寻求统一中国的途径，“使人民得有全权，由人民发展其权力以统一”，【16】即主张以民治为基础，由省自治进而联省自治，结成联省政府统一中国。另一方面，从广东现实的财政状况看，陈炯明也不同意即刻北伐。广东经桂系搜刮，财政资金奇缺，当时任省财政厅长的廖仲恺就说：“吾粤近年被莫荣新、杨永泰、龚政等多方罗掘，大有破产之虞”。【17】为缓解财政危机，陈炯明计划发行善后公债500万元，可两个月认购数量还不到1/50，导致财政厅长廖仲恺辞职，马育航、邹鲁均不愿接受该职，省政府全体公职人员薪金、津贴一律按折扣发放。【18】援桂之役后，给已陷枯竭的财政增加更多困难，据粤海关情报称，从1921年5月15日到10月底，对桂作战军费开支为677万元，广东每年军费开支则达1200万元。1921年广东省拖欠海陆军、教育、行政等费用约达1600万元，而广东省每月税收仅4万元，全年共约50万元。【19】另据陈炯明1921年底向广东省议会呈送的当年岁出预算书来看，全年收入13882350元，支出37404615元，收支相抵，不足达23522265元。其中，陆军费用便占去32502185元。【20】为摆脱财政困局，陈炯明一再提出要大力裁军，以压缩军费开支，【21】拟将1922年在粤军队的常年开支由上年的1200万元减至780多万元。【22】如果进行北伐，肯定还须另筹军费。因此，陈炯明认为两广初定，理应休养生息，不忍再劳民动众，不应该立即北伐。
对于关系北伐成败如此重要的饷械问题，孙中山则很少考虑。据时任财政厅长的马育航回忆，孙中山称北伐200万元就足够，马说：“如广东出六百万，先生北伐能成功，算是万幸，饷又如何？弹又如何？”孙中山回答：“我以义师北出，所过欢迎，不用战，何须弹？”【23】另据时任粤军军务处长的张醁村回忆，孙中山召开北伐会议，谈到饷项问题时，“中山先生说：‘我带盐去就够了’”。【24】但是，一旦北伐大军开拔，就容不得孙中山如此“旋空大演”了，不得不想方设法筹措北伐费用。孙中山曾先后向美国、日本请求提供援助，但都没有结果。又发行债券、向中外商人申请贷款，也没有效果。最后没有办法，只得打广东的主意，而这恰恰是陈炯明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做的。孙中山向粤省商民征收土地附加税、多加房租，于无可奈何之际曾出卖公地、公共建筑等公产，引起时人非议，招致粤省民众的一致不满。尤为甚者，孙中山开赌禁增收赌税，而陈炯明是一贯主张禁赌的，因此引起陈炯明的强烈反对，称“生平嫉赌如仇，断不忍以数百万金钱而害及广东全省人民，且明令俱在，亦不能任其死灰复燃”，并坚称：“吾在职一日，例禁一日！”【25】尽管孙中山为求北伐的实现，再次出现政治理想与实用策略的异向运动，【26】但收效仍然有限，由此亦可说明北伐非其时也。
三、湘省各界反对假道北伐
湖南反对假道北伐是北伐受阻的重要因素。孙中山本打算假道湖南北伐，但却未取得湖南的一致。早在1921年9月下旬，湖南各社团即声言拒绝北伐军入境。【27】湘省上下之所以坚拒北伐假道湘境，孙中山认为是“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遏”。【28】其实个中原因，远非如此简单。近世史家李剑农就指出，北伐“湖南方面的阻遏，决不是湖南当局几个人的意思”，“湖南人民的不愿意，比当局尤切”。其原因在于，“湖南连年被兵，人民苦不堪言，并且此时北军尚驻在岳州，眈眈虎视，北伐军一北进，北军便蜂拥南下，湖南将复为战场”。因此，“阻遏北伐军的前进，尚不能归咎于湖南当局接受陈氏的诱惑”。【29】
其实，对于湖南问题，陈炯明早就有所关注，在其托汪精卫、廖仲恺向孙中山面复的北伐三策中，首先提出的就是湖南问题。他认为，当时赵恒惕主湘，另两个湖南实力派谭延闿、程潜均与赵不睦，此种矛盾不解决，湘省就不能与粤取得一致行动，如果湘助北军则北伐必败。因此，陈炯明建议北伐军设联军总司令、一副总司令、一总参谋长，以谭延闿任副司令，程潜任总参谋，赵恒惕仍主湘政。适值赵恒惕派贺耀组到粤，陈炯明以此议同贺及张辉瓒、程潜协商，三人均极赞成，议由粤接济湘款50万，托浙卢代湘造子弹，期以4个月后举行誓师。可惜孙中山未用此议。【30】当时赵恒惕正在湖南搞联省自治，陈炯明复电表示赞成。【31】湖南宣布自治后，赵恒惕表示拒绝客军假道湖南，请求南北双方勿再以湖南为战场，加上赵的宿敌程潜时任北伐大本营陆军总长，赵对孙中山芥蒂很深，因此与反对北伐、赞同联治的陈炯结为奥援，缔结湘粤两省联防条约，以互不侵犯及促进联省自治为共同目标。【32】湘省反对假道，使孙中山的北伐战略顿成空想。
四、“适逢其时”的邓铿之死
正当北伐军举措失据、进退维谷之际，1922年3月21日，负责接济北伐费用的粤军参谋长邓铿猝遇暴徒狙击，身中两枪不治身亡。邓铿之死成为孙中山“潜师回粤”的直接诱因。
邓铿之死，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据事后的回忆和分析，凶手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其一，主谋者为陈炯明及其亲信；其二，刺杀者为走私烟商；其三，主谋者为孙中山及国民党方面的人物，其中又有蒋介石、胡汉民、许崇智主使等不同说法。【33】虽然邓案的真凶至今仍然是一个悬案，不过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均可证明陈炯明并无任何刺邓的理由，邓案与陈炯明没有直接关系。据莫纪彭回忆，邓铿遇刺后，陈炯明“亲握其手，热泪盈眶，为余所亲见。如谓竞存惺惺作态，
即余毕生未见有作伪事至如此逼真也”。另外，陈炯明被孙中山免职下野时，邓铿的妻子“亲往车站送行，其后登车坐在竞存之傍移时”。莫纪彭认为，“如果真有杀夫之仇，即竞存已下野返乡，邓妻可不必再来送行，即送行亦不必登车作惜别也”；且邓铿为陈炯明部将，“两人为惠州一带同乡，辛亥惠州光复之役，仲元即参与，以后始终追随竞存。竞存之部将多起自草莽，仅仲元一人尝受正规军官教育，因此甚获竞存之倚重，屡加擢升”，因此，度情论势，陈炯明实无杀邓铿之必要。【34】另据朱勉躬忆述，邓铿夫人李顺春曾与他谈到邓铿遇刺后，陈炯明即来看望，言行举止状极伤感，“当时听到仲元愤愤地说过一句话：‘我不外为国事，弄到我这样。’”【35】又据《陈炯明传》的作者康白石称，邓铿的过继女儿（侄女）曾说过，“她及她的生父均不相信陈会主使行刺”，并说“几十年岁月过去，伊家与陈家仍系通家几代之好”。【36】可见，邓铿及其家人对陈炯明均未产生猜疑。即使认为邓铿为陈炯明部下所谋杀者，也认为邓案与陈炯明无关。【37】
然而不管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邓案是造成孙陈关系破裂的一个转折点。原本由于北伐的歧见，双方早已是隔阂日深，继之唐继尧回滇导致西南北伐联盟解体，北伐费用无法筹措，湖南拒绝北伐军入境，孙中山因对陈炯明有北伐胜负均将不回广东的言诺，因此造成北伐进退失据的窘境。在此种窘境下，孙中山认为北伐受阻在于陈炯明从中作梗，暗中调唆所致，对其已经恨之入骨。邓案发生恰逢其时，以此为口实，指责陈炯明刺杀接济北伐费用的邓铿以阻挠北伐，为其率军回粤提供借口。3月26日，即邓铿被刺后5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北伐行止，议决北伐军“潜师回粤”。【38】另一方面，陈炯明也怀疑邓铿是孙中山所谋杀，以嫁祸于他。于是，双方已经剑拔弩张，决裂一触即发。
注释：
【1】《孙陈各抱主张之粤闻》，长沙《大公报》1921年9月27日。
【2】邹鲁：《回顾录》，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96页。同时，孙中山曾请一些民党人士作陈炯明的工作，如胡汉民、程潜、陈劭先、张醁村均有类似的回忆，参见胡汉民：《六月十六之回顾》，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8－609页；程潜：《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同前书，第61－62页；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10页；张醁村：《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与分裂》，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2年1月，第25－26页。
【3】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0、555页。
【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页。
【5】詹秉忠：《护法期间唐继尧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其演变》，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30页。
【6】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131－1133页；洪喜美：《李烈钧与护法运动》，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期，1987年6月，第96页。
【7】唐继尧在致北伐滇军司令胡若愚等电中，称所谓的北伐西南联盟早已解体：“北伐策源地之两广，已先不能发一兵也！其余为湘，既已和议，复由各界来电宣言，无论何方军队，不得经过湘境。蜀则自宜昌一战，迭遭挫损，刘湘已电潘正道、但懋辛退川自保。黔因内部问题，奚遑他顾。”《唐继尧致桂林北伐滇军胡司令、张纵队长等电》，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8】《粤省要闻•孙派党人所述孙文北伐大计画》，《华字日报》1921年11月5日。孙中山预测北伐届期将会出现“闽王攻赣之北面，鄂孙乱吴之后方，……浙卢、皖马即可据长江下游，而豫赵、鲁田共起，使直系更无归路”，并称“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实孙中山根本无法与这些军阀达成“政略既同”，所谓“南北一致”，只能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参见孙中山：《复廖仲恺汪精卫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4页。
【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第504页。
【10】《粤闻•客述卢永祥主张自治之内幕》，《华字日报》1921年6月14日。
【11】潘守正等：《李厚基在福建》，政协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9辑（1985年第7期），第19－20页。
【12】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0页。
【13】《陈炯明最近之谈话》，《申报》1922年6月13日。
【14】关于陈炯明接济北伐费用，另有一说。据白逾桓回忆：“陈君返粤未及一月，中山竟率许崇智部到桂林大唱北伐高调，陈君无可如何，只好听之中山在桂林二月共用去省银行五百余万元。”参见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438页。
【15】马超俊回忆，在讨论北伐问题时，陈炯明对孙中山说：“不行，现在非有1000万元现款，5000万发子弹不可”。马超俊：《国父广州蒙难之经过》，《中山月刊》第5卷第1期，1944年3月29日，转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433页。另据白逾桓回忆，陈炯明以孤军远征，将士疲倦，非整休半年，不能北伐，并以三件事托汪精卫、廖仲恺面复孙中山，其中第三件即是需筹北伐经费3000万。参见白逾桓：《哭亡友陈君竞存》，《振报》1933年9月24日，转引自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有关陈炯明资料》，广州，1965年油印本，第201－202页。
【16】《纪陈竞存在国民党本部办事处演词》，《民国日报》1921年3月14日。
【17】 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页。
【18】 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52页。
【19】同上书，第354－355、359－361页。
【20】陈炯明：《咨广东省议会呈送粤省民国十年岁出预算书文》，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1页。
【21】 《陈炯明实行裁兵纪》，《申报》1921年12月22日。
【22】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第360页。
【23】马育航：《算我十五年来之账》，《陆安日刊》1925年2月5、6日，转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428页。
【24】张醁村：《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与分裂》，《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4－25页。
【25】《粤闻•陈炯明不肯赞成开赌》，《华字日报》1921年5月7日。
【26】参见桑兵：《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论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138－161页。
【27】《华字日报》1921年9月23日。
【28】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0页。
【2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第508－509页。
【30】白逾桓：《哭亡友陈君竞存》，《振报》1933年9月24日，转引自《有关陈炯明资料》，第201－202页。
【31】《陈省长与赵恒惕往来电》，《群报》1922年3月21日。
【32】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124－1127页。
【33】参见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467－4735页；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编著：《历有争议的陈炯明》，第30-33页。
【34】王聿均访问，谢文孙记录：《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17页。
【35】朱勉躬：《邓仲元先生遇害前的二三事》，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10页。另据报载，陈炯明曾谈到，“仲元每晨六点半，必往公园吸空气，予历告其按时而往，恐遭危险，所乘八十一号车，尤为众目昭彰，劝其宜带得力防卫。仲元恐人议其出风头，故出入不带护兵。”《续记邓铿被刺详情》，《申报》1922年3月30日。
【36】康白石：《敬答对<陈炯明传>的批评》，香港《南北极》第97期，1978年6月，转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474页。
【37】 参见李洁之：《邓铿之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页；罗翼群：《追忆邓仲元先生事略》，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2年1月，第68－70页；沈太闲：《关于邓铿被刺事件》，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3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37-1438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