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严刑反贪，处死多人
1942年，抗战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为整顿吏治，曾以严刑峻法和军法审判两手，从重、从严惩办贪官污吏。他不顾姻亲、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说情和反对，毅然判处孔的两个亲信一死刑，一五年徒刑，且不许缓刑，企图由此祛除贪污，修明政治。此后，蒋介石也曾多次、多方设法，甚至企图开展“肃清贪污运动”，借以解决弥漫于国民党官场的严重贪污现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虽曾命令自己的儿子蒋纬国退回非法取得的“敌产”，却无力改变国民党官场的普遍现实。在他主持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虽曾制订《当前组织纲领》，规定党员应登记财产，凡拒绝登记者不得成为国民党员，但从未付诸实行。贪腐现象日益发展、泛滥、强化，终于迫使人民对这一政权完全丧失信心和希望，蒋介石不得不败走台湾。
关于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因贪污150万元而被蒋介石下令枪毙的情况，笔者已另外著文论述。其实，抗战期间，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从严从重惩处贪污犯的案例尚有多起，仅以1942年为例：
1月，四川云阳南溪乡粮食征收员毕巨卿等大斗浮收、倒卖公谷案，主犯处死刑，其余处无期徒刑。
2月，万县粮食征收员雷仲纯征粮舞弊案，判处死刑，追缴赃款。
7月，长沙警备司令部特务组长孔松涛等6人贪污案，均予枪决。
8月，贵州师管区司令胡启儒浮报名额，扣饷不发，擅权杀人，行使贿赂案，死刑。判决后，有重要军官二十余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改判无期，贷其一死。蒋介石批称：“此何等事，妄加干涉，置国家法纪于何地。其列名者，均记过一次示儆。”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委座之整饬法纪，毫不假借，作奸犯科者，应知所戒惧也。”（《何成浚战时日记》）
9月，成都航空站站长马祯祥代商人运货，有舞弊嫌疑，蒋介石命军法执行总监部讯究，何成浚因不能查得犯罪证据，以“行为不检”签请予以行政处分，蒋介石不准，再签请监禁一年，蒋介石批示，改为监禁十年。何成浚感叹道：“现一般公务员作奸犯科者，日益加多，委座采刑乱世用重典之主张，亦子产所谓‘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之至意焉也。寓宽仁于严峻，用心良苦矣。”（《何成浚战时日记》）
10月，桂林办公厅科长黄勋、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秦开明假借职权、营私舞弊案，蒋介石批交讯办，判秦无期徒刑，黄有期徒刑十年。蒋介石亲批，一律枪决。
10月，运输统制局昆明检查站站长朱孝仪倒卖查扣鸦片及货物，潜逃被捕，处死。
军法执行总监部办公厅特检股股长俞浩兴假借职务便利，取得中国工业服务社顾问名义，月支顾问费300元；钟元昭夫妇受贿900元，均令处死。
以上各例，或见于《大公报》报道，或见于何成浚日记，应均属实。其中8、9、10月（桂林）三案，均经蒋介石批示，从重从严惩处。当年4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贪污案必须将其上官与保要连坐处分。”6月29日日记云：“所见所闻皆多被侮受凌、阴险谋叛与贪污腐劣之事……思之危岌，言之痛愤。”9月30日日记云：“与康兆铭（泽）谈澄清贪污计划。”这些日记与蒋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作为是一致的。但是，贪污、腐败是一种痼疾，蒋介石仅靠个人所知所见，靠严刑峻法，或仅靠军统、军法部门，何能阻止那日益泛滥成灾的贪污现象！
作为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浚理解蒋介石的用意，但是，他也担心贪官太多，办不胜办。12月22日，何成浚日记云：“现在高级官吏贪污舞弊者颇多，委座主严惩，实具有万不得已之苦衷。盖不如此，彼辈将毫无所顾忌也。但吞舟之鱼，仍不但漏网，而且不知有网。林世良之骨未寒，继承其遗志者，或已另有一巧妙作法，将林世良未到手之赃款，如数收取朋分矣。此等事委座安得一一尽闻之？”
战后欲继续反贪，“禁令”写到手臂酸疼
抗战胜利，国民党派员到各地接收，贪污、腐败现象更见恶性发展。1945年11月20日，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中将向蒋介石建议，“迅速执行在政治和官吏方面的改革，准备扫除官吏的腐败行为及取消过分的重税”。他警告蒋介石说：“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事一结束后，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11月28日，魏德迈会见蒋介石，报告他所知中央派往华北地区官员的贪污情况，使蒋感到极端惭愧。11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
昨魏德迈来见，告我以中央派往华北人员之如何贪污不法，失却民心，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
次日，蒋介石决定，在宪兵中增编“特侦贪污队”。12月2日，决定告诫党政军各界官吏：“廉洁自爱，奉公守法，不为攻讦自馁。”12月5日，审核《肃清贪污运动纲领》及《改革党务方案》，声称这两个文件“极为重要”。8日日记称：“《整理党务方案》《肃清贪污运动大纲》均已核定，中央党政小组会议亦已成立，惟秘书组织尚未着手。”同时计划成立“肃清贪污运动之组织”。12月28日，又将此事列入预定要做的项目中。
当时国民党的情况是严重缺乏执行力。许多计划、想法、做法都停留在口头上、纸上或决议中，议而不行，行而不果。《整理党务方案》《肃清贪污运动大纲》核定了，中央党政小组会议成立了，但是，也就没有下文了。各地接收大员贪污情形日益严重，纷纷抢夺“房子、票子、条子、车子、女子”，一时有“五子登科”之称。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认为这是“本党从根本上整理刷新的大好时光”，要求每一个党员都“为民前锋，为民服务”，决议加强对从政党员的管理。会议特别在《政治决议》案中增设“检讨部分”，认为“多年以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假公济私为尤甚”，“一部分接收人员败坏法纪，丧失民心”。（《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8月26日，蒋介石制订《收复区人民约言》，向刚从日伪统治下回归祖国的人民许诺：1.停止没收粮食。在收复区内凡有粮食的人民要向政府如实报告其存粮数额。其余粮由政府定价收购（但不许隐藏）。2.恢复人民自由，在收复区内的人民只要不违犯法令和公共秩序，均有集会言论之自由。3.严惩贪污人员，不论党政军人员，凡贪污舞弊达1万元以上者枪毙，并准民众告密（设密告箱）。4.处理土地，凡已分配之土地，只要其为自耕者，准予如旧耕种，但必须照二五减租规章缴纳租税。（《杂录》，《蒋介石日记》1946年年末附录）从《约言》第3条可以看出，贪污1万元以上者即枪毙，蒋介石准备实行比抗战时期更加严厉的惩处贪污办法，并且设立密告箱，准许百姓检举、告发。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党政军各级干部多幼稚无能，其间且真有贪污自私为中外人士所侧目，尤其是京沪一带，强占民房，擅捕汉奸，藉此拷作报复，直至受降年余之今日，关于此种非法行动犹在发展，以致怨声载道，外邦讥刺，诚使此心愧怍无地。”他当即执笔起草杜绝各种恶劣现象的“禁令”，一直到手臂酸疼，自感“疲惫”为止。
蒋介石的这页日记反映出，国民党的贪腐情况较之魏德迈1945年会见蒋介石时所言，又有更严重的发展，其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约言》也未见什么效果。
美国调查团严抨贪腐，戴季陶痛哭四小时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承认“党的病状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提出“反对个人利己主义，抨击升官发财观念”，要求“随时淘汰投机分子、动摇分子、腐化分子及恶化分子，以保持党员成分之纯一”，同时提出“加紧监察工作”。同月23日，黄宇人等100名中委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会议决议交中央常务委员会迅速切实办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4月，蒋介石对国民政府进行改组，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社会贤达”进入国民政府委员会，长期的“一党专政”局面似乎得到改变，国民政府成为“多党政府”，但贪腐依旧。6月3日，蒋介石得知山东高级将领贪污巨款，不胜痛愤，决心彻查。（《蒋介石日记》，1947年6月3日）22日，蒋介石研究改革内政方案，决心“肃清贪污”，措施之一是允准官员部下报告、检举其上级。24日，蒋经国从东北经华北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高级将领已全失信心，对前途绝望，“贪污自保之念日甚一日”。蒋经国的报告引起蒋介石的自责，日记云：“此皆余平时大意疏略，监教无方之过，能不自戒乎哉！”
同年7月，魏德迈受美国总统杜鲁门指令，率领调查团再次访华，其任务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情况作出评估，以便确立美国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7月22日，魏等一行到达南京。29日，魏德迈致电马歇尔报告说：
我觉得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已经破产，他们不明白为何而死或做任何牺牲，他们对军政领导阶层已失去信心，预期全面崩溃。那些居上层的贪腐之辈则企图在崩溃之前竞相捞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此后，魏德迈等人访问北平、天津、汉口、沈阳、旅顺、青岛、济南、台湾、广州等地，所得情况使调查团极为震惊。8月10日，魏德迈向蒋介石递交详细提纲，列举国民党应该改革的各个方面，其中特别提到“清除贪污无能官员”。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扫除贪污，提高监察权与民意检举权”等字。18日，写下“贪污富豪应除党籍”等字。19日，魏德迈在南京与蒋介石长谈，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下午4点。蒋向魏德迈保证，“他是真心要帮助他的人民，消除腐败”，魏德迈则告诉蒋，“改革已刻不容缓”。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自责：“亲属贪污、中外诟病，其不知自耻，更增痛苦。每念少年罪孽深重，所以上帝予我以如此惩罚乎？不然，何以使我耻辱至于此极？否则，天父加我以特别锻炼，而望我完成其所予我之重大使命，以增强我信心乎？”22日，魏德迈应蒋介石之邀，向国民政府委员及部会首长报告访华观感，严厉抨击国民政府的军事措施和党政官员的腐败无能。戴季陶当场泣下，回家后又痛哭4小时之久。（《蒋介石日记》，1947年8月25日）
蒋介石也觉得难以忍受，日记云：“本日魏德迈对我首脑部之谈话，无异严厉之训词，类于斥责裁判，实为我国最大之耻辱”，“若不痛自反省，发奋雪耻，何以立国？何以成人？”（《蒋介石日记》，1947年8月22日）这一天，蒋介石决定筹组侦察贪污与军纪的机构，设立军法总监与各路军法机构。这就恢复抗战时期将贪污罪移归军法处理的老办法了。
蒋承认国民党“干部无人，贪污怯弱”
8月24日，魏德迈即将离开中国，临行前发表声明，认为“只要撤除目前在政府中占据许多负责地位的不称职和贪污的人”，“现中央政府就能够赢得和保持大部分中国人民专一热情的支持”。他提醒国民党，必须立即实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经济改革，“空言已是不够，实行乃是绝对需要的”。9月19日，魏德迈在致杜鲁门总统的备忘录中再次强调，苛政与贪污正在促使人民失去对政府的信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
魏德迈使团的调查和严厉、直率的批评促动了蒋介石。8月30日，蒋介石决定开展“自力更生运动”，其具体办法有“社会革新”、“为民服务与解除其压迫”、“勤俭报国”、“平均地权、耕者有其地”等，其第5项则为“扫除贪污”。31日，蒋介石进一步思考“自力更生运动”，认为这并非“局部之技术问题，乃为全般大原则之确立与重新问题”，如果仅停留于“技术补救”，则“利未收而害先见”，“反疑一切改革为不可能之事”。
他决定先“确立大原则”，“立定前提”。其内容有：“甲、忍痛断臂与除毒，祛除情感，惩治贪污。乙、提倡民主法则，加强群众监督力量，涤荡官僚恶习与铲除豪门资本。丙、建立组织与制度之基础。丁、建立干部政策，慎选核心干部与新陈代谢法令之树立。”
“豪门资本”亦称“官僚资本”，自抗战中、后期起，就成为国人指责、唾骂的对象。1940年12月，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此遭到蒋介石的软禁。现在，蒋介石将“铲除豪门资本”，列为“自力更生运动”的大前提，反映出历史的变迁和蒋介石所受魏德迈刺激之深。
当年9月13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蒋介石在会上演说，提出，第一，要澄清吏治，根绝贪污。他沉痛地说：
现在我们中国政治最为外人所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这当然是部分的现象，然而我们政府里面如有一个贪污的官吏，就是我们全体的耻辱。而本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当然要负责任。所以今后本党从政的同志，一定要互相约束，互相挟持，更要严行纠举，务使贪官污吏在政府中无法立足。必须禁绝贪污，而吏治乃能澄清，行政效率乃能提高。
国民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公开的会议，所以蒋介石在报告官场的贪腐情况时有所保留，强调“这当然是部分的情况”，不像他在日记中表现得那样愤激。他又说：
本党今天所受的耻辱，是五十年来所未有。外国人诋毁我们贪污无能，腐败堕落，一切罪恶的名词都加到本党的身上。我们必须认清这种耻辱，奋发图强。（《四中全会之成就与本党今后应有之努力》，《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外人”，“外国人”，指的就是魏德迈。“五十年来所未有”的“耻辱”，这一句话说得很严重，可见魏德迈的批评对蒋刺激之深。
为了反对贪污，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当前组织纲领》，规定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党员财产必须依规定申报，凡有贪污行为者，拒绝登记财产者，均不得成为党员。贪污有据者，开除党籍。《纲领》特别规定，党的各级干部、从政党员，在公营事业及金融机关的党员，其财产登记办法另定。（《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不过，这个规定始终未见问世。
美国人感觉到了蒋介石加强反贪的企图。9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说：“蒋主席至少是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监察院已获得大为增加的权力。”但是，司徒雷登也承认：“贪污愈加盛行，对于此事处理究竟有何成功，迄今尚无很多的证明。”（《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仅能一提的是，这一年10月，蒋介石发现自己的儿子蒋纬国也以“接收”为名在上海搞到一座房子，很生气，认为蒋纬国“招摇不规，不知自爱，为人轻视，为家蒙羞”，命蒋经国代为“教诫”。24日，蒋介石命蒋纬国将房产退还敌产管理处。（《蒋介石日记》，1947年10月23、24日）
1948年，蒋介石进一步感受到贪污问题的严重和对于国民党政权威胁的加大。其日记记载云：
1月7日：“听取保密局贪污案报告，其诚骇人听闻，可痛。”
1月16日：“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
3月3日：“桂系之贪污投机可认为今日之首也。”
6月8日：“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耻之心扫地，是以不能剿匪，不能整军。”
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在和中共部队的战斗中屡屡失败。8月18日，蒋介石总结、检讨原因四条，其中两条涉及贪污腐败。一条云：“将领精神丧失，军队腐败”；一条云：“经理制度不良，军费无从核实，因之将领吃空贪污”。（《杂录》，《蒋介石日记》，1948年年末）
蒋介石计划的“肃清贪污运动”、“自力更生运动”都未能发挥作用。8月27日，蒋介石企图从扭转社会和官场的奢侈风气入手，决定改换名目，发起成立勤俭报国会，其宗旨为：1.遵奉国家法规；2.贯彻经济改革命令；3.实行自力更生；4.提倡节约储蓄；5.协助农工生产；6.宣布贪污实据；7.打破黑暗不平恶风；8.厉行新生活信条。
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军事上连连失败。蒋介石追根溯源，发现乃系军队特别是高级军官腐败的结果。9月24日，中共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人被俘。10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痛心王耀武之准备不确，决心不坚，此乃贪污无勇之结果，实皆余用心不当之罪也。”同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等高级军官36人被俘。18日，蒋介石日记再云：“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怕匪，以致军队枉然牺牲，而反加余之耻辱，思之无以自解，几乎无地自容。”
1949年8月13日，蒋介石翻读旧日记，对国民党“干部无人，贪污怯弱”的情况感到“悲愤之至”。同年6月，阎锡山在广州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0月11日，蒋介石已经退到台北，与阎谈财政。阎要求蒋拨存金四十万两以及两月支出经费，蒋当即同意，只说了一句话：“勿浪用或将此现金为贪污投机者所得耳！”（《蒋介石日记》，1949年10月11日）这说明，面对贪腐，蒋介石已经束手无策了。
空言不能反贪
贪污、腐败是一种痼疾、顽疾，一旦发生、发展，若不能下狠心，用大力气，充分动员，群策群力，积极改革，多方采取措施，就很难治理，更难于根除。检视蒋介石枪毙孔祥熙亲信林世良及其以后的反贪史，应该承认，蒋介石确有反贪之愿。抗战时期，严刑峻法，不稍宽假；抗战以后，屡立名义，更换方案和方法，但大都陷于空言，而空言是不能奏效的，最后丢失大陆，败走台湾。
贪腐可以亡政，信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