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今年7月份的香港书展上，记者便读到牛津大学“中国现代政治与历史系”教授拉纳·米特（又译芮纳·米德）的新书《被遗忘的盟友：揭开你所不知道的八年抗战》（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2014年6月版）。时隔一个月时间，这本书已经由中资海派联手新世界出版社译介进入内地，书名变成《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更确切，也更引人注目。日前，拉纳·米特本人携新书来深圳参与推介活动，记者对这位清秀儒雅又略带腼腆的青年学者进行了独家专访。
抗战到底，是蒋介石作出的艰难决定
晶报：如果从七七事变算起，中国的抗日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整整进行了八年，在您看来，是什么民族性格和现实条件让中国军民坚持到最后的胜利，而不是像许多国家那样向日本侵略者妥协？
拉纳·米特：事实上，“第二次中日战争”差不多持续了十五年，但是八年抗战是其中最重要的阶段。1931年是一个转折点，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才正式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此后，抗战日益巩固了中国军民的信念，八年抗战是全面的战争，所有的中国军民都置身其间，战争彻底而惨烈。八年抗战跟之前中国近代史上的战争不同，即使到了危亡时刻，中国军民也没有同日本媾和。战争中，中日都倾尽国力以期彻底打败彼此，可以说，双方既是为了各自的国家而战，也是为了亚洲的未来而战。
晶报：民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七七事变让当时实力远逊于日本的中国政府动员全体军民投入抗战，并不是明智之举，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拉纳·米特：在七七事变的时候，蒋介石政府在如何应对日本侵华问题上进行了大量讨论，讨论什么是正确的、明智的举措。当时有人说：或许我们该等一等，中日军力悬殊，中国如果失败，整个国家都将沦陷。但是，卢沟桥并不是一个桥的问题，蒋介石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考虑的是维持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而不能让中国沦为任何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果中国向日本妥协、任由华北沦陷，日本在中国其它地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日本取得战争的胜利也将越来越快。蒋介石明白，中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取得战争的胜利，可如果自己都没有抵抗的决心，就无法团结中国军民去抗日，也很难取得美英苏的信任和援助。所以蒋介石在权衡了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之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坚决反抗日本。现在的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也许会反问：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就好像今天人们讨论：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时间？有的人说是不是应该早一点，有的人说是不是应该晚一点。
晶报：今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亦是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七十七周年。“一战”结束之后的1919年，协约国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新秩序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并让中国的民族主义全面爆发——“一战”为中国带来的改变，是否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奠定了一些基础？
拉纳·米特：是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为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也为中国日后的抗争奠定了一些物质与精神的基础，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因为巴黎和会对于非欧洲国家而言，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同时加剧了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以及信念。对于欧洲列强、日本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巴黎和会也使得它们的大国力量无法长久地持续下去，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更趋盛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到的不公待遇，也进一步滋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也担心，随着本国帝国主义势力在亚洲地区的弱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将很快崛起。
一个人的叙述，不足以概括一段历史
晶报：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一场美英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而在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的中国却被西方人遗忘了。请您谈一谈这一“遗忘”所造成的影响。
拉纳·米特：是的，西方人对中国盟友的“遗忘”，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因为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在“二战”中所作出的贡献，很快就被西方人乃至中国人忘记了。从1945年抗战结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角色快速转变：从西方国家的盟友变成西方国家的反对者，成为前苏联的盟友。中国在“二战”中作出的贡献，很快在西方人眼中消失了。背后的原因有二：一，过去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来自于蒋介石，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生了巨变，整个中国再次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二，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府并不允许西方学者来中国实地考察并查阅相关档案，即便他们想了解中国现状、想还原过去那段历史，也是很难的。以至于中国在战时作出的贡献连同它在建国以后不为人知的状况，被一并遗忘了。
晶报：这一“遗忘”，是否继而影响到今天的中日关系以及中美关系？
拉纳·米特：“第二次中日战争”对以后中日两国的互动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首先，很多人由此变得不知如何去正确看待那段历史，日本人没有完全认识到他们在中国发起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破坏所及，包括中国百姓的生活、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多数中国人也普遍认为，所有日本人都否认本国在战争中的罪恶行径。但公允地说，日本一些大学的教授、政客、媒体等等，已经认识到本国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所以也有人一再呼吁日本应反省历史。中日两个国家需要互相
理解，学界和政治界则需要从多方面去审视中日战争史，希望中日两国对待同一段历史，最终可以达成一种能分享的、取得共识的理解，而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分化为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立场，这不利于中日两国的外交互动。
晶报：正如巴黎和会中仓促形成的世界秩序，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新的诱因。美欧苏对“二战”战后格局的安排，是否也决定了西方对中国的“遗忘”，继而为日后的中西方冲突和对峙埋下了伏笔？
拉纳·米特：是的。其实我们在回顾当时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国际秩序的重建，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1919年到1930年的十一年间，“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没有对中国表现出足够的重视，中国还被归在二三流国家之列。巴黎和会中的战胜国，共同构建了新的世界秩序，却没有保护同样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的利益。比如在1932年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中国对于日本乃至国联都是不满的，将它们视为“一丘之貉”。在1945年的时候，英美苏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召开重要会议，中国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做出的贡献，虽然得到人们一定的认可，却仍属于被埋没的一类盟友。比如，中国首脑并没有受邀参加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这些会议直接影响到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以及战后遗产的分配。然而，中国在“二战”之后的国际地位毕竟有了显著提高，中国更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如今的中国已经与九十多年前巴黎和会时期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了。
晶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中“遗忘”还是对今天产生了很多很坏的影响，比如中国产生了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与中日之间的领土纠纷、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有关，也来自于中国作为西方国家反法西斯盟友的身份一直被忽视。
拉纳·米特：我觉得，当人们审视每一段历史的时候，应当谨记历史是复杂的，它并不像一个观点、一种立场那么简单、那么一目了然。历史是扑朔迷离的，历史中的战争更是错综复杂的，一个人的叙述不足以概括一段历史，多角度的观察和叙述才能凑成一段可信的历史。
蒋介石是悲剧性人物，
汪精卫是很有意思的人物
晶报：您在书中说，中国之所以一度成为被西方社会“遗忘的盟友”，一些西方年轻人居然弄不清“二战”期间中国究竟是英美同盟，还是日德一伙，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段抗战史“消失在早期冷战创造的黑洞里”。您写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就是为了还原“二战”的历史样貌，并提醒西方人不要遗忘中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该书问世以来，是否起到了这一作用？其影响是否超越了学术界？
拉纳·米特：其实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二战”期间是英美苏的盟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些西方人是本来就不太清楚，而另外一些西方人则慢慢忘记了。我这本书在英国、美国出版后，很多读者告诉我，他们在阅读这本书之前，并不了解中国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我们真该早点知道中国曾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一些西方国家的年轻人对“二战”有所了解，却对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对该书的问世持非常欢迎的态度，也很愿意去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
晶报：让人遗憾的是，一方面是西方人在“遗忘”，一方面某些中国人自己也在忽略中国抗日对于整个“二战”的意义，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我很想听听您对此的意见？
拉纳·米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近些年来，学生们能够在市场上看到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书籍是越来越多的。在二十年前，你很少能在市面上看到关于蒋介石的研究专著，因为在那个时候研究者也很难找到相关的研究资料，而现在，无论是在图书馆还是在书店，你很容易找到关于蒋介石的大量研究材料，甚至包括更具争议性的人物，比如汪精卫。以前，很多人提到汪精卫，往往习惯性地为其冠以“汉奸”之名，现在则有更多人愿意去了解汪精卫当初投靠日本人的复杂动机。再说回蒋介石，人们更是在重新评估他在战时的贡献以及错误。学术研究的解禁、民间阅读兴趣的转向，都有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将更趋于全面、客观。
晶报：您的书聚焦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三大人物：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一改国人脑海中“非英雄即汉奸”的脸谱形象，您可以简略地描述一下三大人物的性格特点吗？
拉纳·米特：我在书里用了大量的细节去证明这三位大人物的性格是极为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某个人好”或“某个人坏”一言以蔽之。总的来说，蒋介石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政权，而一度人们也觉得他对抗战没有做出多少贡献，甚至认为他是投降分子，与日本人暗中勾结。但事实上，抗战期间他矢志不渝地和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战时国民政府官员腐败无能，老百姓既不信任政府也不信任政府的首脑，蒋介石背了太多的“黑锅”，人们对蒋介石的误解由此形成。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是一个善于寻找机会并抓住机会的领袖，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毛泽东在延安积蓄力量的机会，那个时候延安呈现给世人的是中国进步社会应有的风貌。当时蒋介石忙于抗战，政府却变得越来越腐败、越来越不得人心，使得人们设想：也许共产党可以替代国民党统治中国。
汪精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现在人们觉得他当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我们回顾卢沟桥事变之后的1938年，当时很多西方人乃至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将输掉这场战争。对于汪精卫来说，他对中国前途有着不同于蒋介石的考虑，他认为自己如果同日本人合作，日本也将停止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可他并没有打算给日本多少实惠。当然，我们可以不认同他所谓的“曲线救国”论，但可以由此窥探他的真实动机。
中国人对西方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很有兴趣
晶报：您在书中的叙述娓娓道来，准确、客观又不失阅读的美感，且在写作中有闪回有特写，颇像看一部史诗电影的效果。您是如何处理历史研究与文学表述之关系的？
拉纳·米特：我非常感谢您对这本书的褒奖。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撰写这本书，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查阅大量的历史材料，用可靠的证据支撑我的观点。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研究者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历史细节，如果这些细节过于“抽象”，除了寥寥几个同行，一般人将很难理解它们的价值。而这本书不仅面向那些学者，更能让一般的读者看懂。所以你会发现，我在书里做了很多技巧性处理，营造一种观影的效果，也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同时以人物回忆录的方式再现历史。我的书里不光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些人差不多已经湮灭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面，然而他们又实实在在地生活于那个残酷的时代。
晶报：看您的书，听您讲故事，不由地让人联想到美国的汉学家乔纳森·斯宾塞（中文名“史景迁”）。与学院派不同的是，您和乔纳森·斯宾塞先生的作品跳出了“分析式历史书写”的窠臼，赋予史学著作以文学美感，好像形成了全新的学术风格。
拉纳·米特：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刚才您提到史景迁，我跟他是朋友，他是才华横溢的学者，天赋远远在我之上，我不敢拿我自己跟他相比。但是你若问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可是早有渊源了，我们长期致力于帮助西方人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比如早在500年前，牛津大学图书馆就珍藏着一本中国著作，18世纪的一位中国学者还帮助我们研读了这本著作。在中国翻译家将这本书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后，我们发现：原来中国人不光对自己的历史津津乐道，对于西方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也有着同样的兴趣。
晶报：您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在构思下一部中国现代历史著作的选题？
拉纳·米特：是的。每当我接触中国的历史，都是很兴奋的，从中选择一个题材是很难的。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我更想去考察中国“国际化的历史”、“全球化的历程”，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孤立于世界的国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除了“文革”期间的中国稍显闭塞，中国现代史的其它阶段，都是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你看看民国时期，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思考中国应该在现代世界中扮演何种角色，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代的背景是不一样的，问题的某些方面却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