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降，建立一个以公民生活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一直还是中国人的未竟事业。这一持续的过程，终将会有一个结果。
百年历史的颠沛与迷雾，或许已经给许多国人一些清醒：以制度变迁的方式而论，理智还是情感?和平还是暴力?常常是魂牵梦萦、进退难断的哈姆雷特之间。宪政之路依然是亿兆临深履薄之伟业，绝非几个枭雄擘画颐指的浪漫。因此，从各种角度考察历史，鉴往知来，对于今天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说，从一种心灵意义上，每个人都并非活在当下，而是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从过去找来路，向未来寻去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君宪还是共和：辛亥革命与南北议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颠覆清朝遂成燎原之势。随后的南北议和在列强环伺之下，最终达成。1905年，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口号。此时，他所坚持的所谓共和，也非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共和。在选择中国国体这一头等大事问题上，也没有考虑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年帝制传统的国家。
袁世凯虽然深谙君主立宪适合当时中国改革之需，但是为了一己之私获得大总统的位置，他不惜背弃自己原先的改革思路。以袁世凯的实力，南方革命党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无法与之抗衡。但袁世凯同时对清王室和革命党进行讹诈，最后成功地攫取他梦寐以求的权力。
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实际上不能按照是不是保留皇帝来判定，英国的君主制是披着君主外衣的共和制国家，这是政治学界公认的事实。且君主立宪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缺乏统一宗教信仰的君主制国家而言，也许是走向共和制合适的折衷道路。君主立宪将使宪政制度确立，同时保有国民对国家的凝聚力，这便是虚君共和。而革命党人将是否保留皇帝这一形式性的内容当作了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本质性分野，没有考虑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皇帝不在了，会不会反而导致更多人想当皇帝这一令人惊惧的后果。最终的选择导致了权力中心的板荡，并且加剧了人们对国体认识的误解。
1915年底的洪宪帝制，1917年的丁巳复辟，都是上述选择错误的结果。前者严复加入筹安会，后者康有为则是背后谋划人之一。张勋认为君宪更适合中国，但认不清形势，且刻舟求剑，假如他能剪辫子入京，且说服溥仪废除跪拜礼等不合共和政体的做法，结果也殊难预料。当然，历史并不能假设。此三人都是君主立宪的坚定拥护者，于当时而言，也是对国体有较深刻认识之人，无奈形势比人强，且不知在新形势下作出恰当的变通，失败岂非必然?
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也是民族国家的悲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少数政治枭雄为了夺取最高权力而使得人民长期处于苦难之中。
和平还是战争：政治谋杀与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眼看大势已去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暗示下，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宋时年32岁。“宋教仁案”揭露后，袁世凯虽百般抵赖，但表面上还是支持特别调查法庭，1913年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票传赵秉钧出庭受审，司法程序在进行中。但孙中山并不相信这一程序，此事一出，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即“武力讨袁”，3月25日就发电文组织讨袁军，进行二次革命。如所周知，二次革命后来全面失败，孙中山远遁日本。
在此案中，国民党一些重要成员愿意走司法程序，以和平的方式与袁世凯进行斗争，原本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宪政表率，如果因为袁世凯的破坏司法程序而最后失败，再采取发动战争的方式抗争，似乎更合乎宪政精神。
这一过程中，蔡锷的表现相当清醒，他认为应该遵循宪政规范，先等司法结果，因此，在得到孙中山组织讨袁军的电文之后，他按兵不动。政治谋杀是破坏正当法律秩序的一剂毒药，辛亥革命前，各方都在使用，一定程度上说，宋教仁被刺是这一恶性循环的牺牲品，而国民党终其整个民国期间，也一直热衷于政治谋杀。
当司法程序有可能被落实的时候，未经任何程序穷尽的方案，即动用武力征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置和平于不顾，置人民安危于不顾的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
联邦还是一统：孙陈之争与军阀混战
自1920年开始，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陈炯明法科出身，在广东执政期间，坚持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中国，而孙中山则一直认为应该打垮各军阀，建立统一的民国。两人矛盾日益激化，1922年6月9日，陈炯明公开指斥孙中山。此前，陈炯明屡次险遭暗杀，与胡汉民关系甚密。
陈孙之争的核心在于陈推崇联省自治，而孙则欲武力一统中国，于是孙要北伐，陈则反对。6月12日孙中山对报界声称要消灭陈炯明。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
孙陈之争以陈炯明的失败而告终。中国人对于一统观念根深蒂固——不惜以战争的方式寻求建立一个庞大国家。而人们也常常容易遗忘这一过程付出的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代价。
逊帝还是平民：北京政变与溥仪出宫
1924年10月22日午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直系军阀冯玉祥秘密倒戈，率部返回北京，包围总统府，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11月5日上午9点，冯玉祥部属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人紫禁城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以武力要挟溥仪同意修改优待清室条例，胁迫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离开故宫，清王室在民国的背信弃义之下宣告结束。
1912年的《优待清室条例》是一个具有宪政性质的宪法性和国际法文件，破坏该条例与破坏宪法、国际法无异。冯玉祥这一不知深浅的做法，是对宪政的严重破坏。
逊帝还是平民，原本未必多重要，但此举导致的后果是，“民国政府无信义”成为一个国际性共识，此举与日后日本绑架溥仪成立傀儡朝廷之间关系密切，若有民国政府的保护，溥仪即不可能被日本绑架。
独立还是外倚：如何外交
外交问题一直是中国的弱项。为了获得革命资助，孙中山也曾外联日本换取日本的支持。
北伐之前，苏俄曾经想找吴佩孚作为他们的利益代理人，被吴断然拒绝。1927年的北伐，若无苏俄支持，没有其强大的财力、军事支持，成功便渺无胜算。苏俄的目的，自然是要建立一个他们能控制的中国，斯大林的本意是通过支援北伐，“将蒋介石榨干”，虽然蒋介石最后没有让斯大林满意，但是蒋介石却利用斯大林此举，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北伐的胜利，各省自治权被进一步被剥夺，离日后的一统更进一步。
百年以降，对中国危害最大的两个国家，一是日本，一是俄国。他们不断地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诱之以利，这对那些政客而言，是无往不胜的。民族国家时代，国际交往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唯有国家利益而已。以独立自处、合作相辅，即使不能得眼前之利，也未尝无后来之收益。
政治家还是政客：民国以来若干政治人物浅议
百年中国一直缺乏政治家施展舞台的环境。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提出两种衡量政治行为的伦理标准，即“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当能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相结合。“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若以此衡量，梁启超、蔡锷、宋教仁、邓演达等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他们既有正确的头脑，又有铁肩道义的担当能力，但是他们却没能成功。倒是那些品格卑劣而权欲熏心之人或者丹心一片却脑子浆糊的人，常常获得成功。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中国政治生态的一大悲哀。
张季鸾、胡适、傅斯年都是民国时以言论参与政治行动的知识分子，也是书生报国的典范。张季鸾先生作为民国第一时评政论家，保持了“不盲不卖不私不党”这一独立议政者的风骨，几乎后无来者；胡适之先生一直保持中正理性平和的心态对待公共事务，以政府诤友的立场评论时事；1938年，傅斯年先生担任国民参政员，以宪政程序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导致其下台，随后炮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亦致其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赶走两任行政院长，没有铮铮铁骨，是不可能的。这些人都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参政的典范。
公民精神的培养：民国的学生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家喻户晓，国家有难而游行示威，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爱国之举。
1919年5月4日那天，学生们激愤之际，在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大打出手，火烧民宅。冲进曹宅的学生，连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他们可以将财物拿走，但不必破坏的话都懒得听：曹宅在焚毁之前已经被砸得满目狼藉。他们在痛打章宗祥的时候甚至误以为他是曹汝霖。虽然出于爱国之心一时激愤可以理解，但不分清红皂白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北洋时代的学生八面威风，有“丘九”之称。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校长最初处理晚到生的做法固然过于生硬呆板，但与学生擅自查封办公室、砸烂窗玻璃、办公桌的做法性质完全不同。杨荫榆女士只能到外面租房子办公，在她请来章士钊解决此事过程中，章士钊作为教育总长，对学生并无过分之处。其后教育司司长刘百昭为护女生斯文，特地从三河找来百名女佣，翻墙入校以制服戾气十足的女生，也未动用警察。
在这两起事件中，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学生有爱国之心，却也少了爱国的理性。万事皆有度。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如果出现不合理的公共事务，所需要的是理性守法、有教养的抗议者，而不能动辄打砸抢烧。
如何实现我们的宪政未来
上述简单的梳理，或许可以从历史中看到一些至今依然可能有价值的教训。在这个翻波涌浪的转型时代，宪政已是必由之路，但如何走上这条道路，应当有一些普世法则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一体遵循。
我以为当有下述：认清天下大势，顺势者生，逆势者亡，这是千古不变之定律；改革需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单纯的前者可能导致负面结果，单纯的后者可能导致机会主义，两者都对改革无益；遵循人类伦理的底线规则，例如人道主义；政府在大是大非上应当言而有信，政府无信将导致执政艰难，失去公信力的政府是最危险的政府；遵循规则，如果有人破坏正当的规则，应当阻止，并且行动者应当身体力行，以至于“遵循规则，直到受伤”；政治家既要有远见卓识，又要有政治道德，要有真正的担当，当代中国就是一个呼唤大政治家的时代，我们不需要政客；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要理性、平和、中正，且具悲悯情怀与特立独行的风骨；社会大众应当自觉地培养公民精神，而不是在公共事务中不辨是非，打砸抢烧，将公共事务当作狂欢节而沦为暴民。
无论现状如何，我相信中国的宪政转型必将成功，我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国人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