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3年1月底春节期间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的。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立。到1934年10月，我随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先后一年又八个月时间。
在瑞金，我首先见到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美丽牌香烟交给她，这是联络的“介绍信”。接着见到了刘少奇同志，他在中央苏区仍做工会工作，住在瑞金城里。我被分配到临时中央宣传部。临时中央机关设在瑞金下肖区观音山，办公和宿舍都在一个大祠堂里。祠堂前临池塘，水清见底，塘边种着垂柳。村子不大，松林掩映下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环境十分幽静。张闻天、罗迈(李维汉)和吴亮平等同志都住在这里。我到时，闻天同志正在作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同志本来住在叶坪，宁都会议后，毛主席请病假在福建养病，朱、周和王稼祥在反“围剿”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局只有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等同志在。不久，博古、陈云也到了。李伯钊进苏区后，先在闽西苏区做宣传工作，1931年10月调到瑞金。我们的小家庭又团聚了。
初识毛泽东与反“罗明路线”
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是张闻天，我给他当助手。
宣传部最重要的工作是办好党的一刊一报。苏区的宣传工作那时还在初创时期，张闻天同志是有建树的。《斗争》原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创办的机关刊物。进入苏区后不久，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央局原来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两刊合并改名《斗争》，在1933年2月4日出版，由张闻天任主编。为了区别于上海版，刊次从第一期开始。前六期《斗争》中，我共撰写署名文章七篇，除第五期外，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红色中华》是一张四开的周报，创刊于1931年12月，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主编是王观澜;1933年2月4日起，改成三日报，成为党、团、政府和工会合办的机关报，主编先是王观澜，以后是当过张闻天秘书的谢然之(这个人后来叛变了)。从《红色中华》改版之日起到3月20日的一个半月内，我用“昆”的笔名撰写社论六篇，那时撰写社论的还有博古、洛甫、谢然之、李一氓、潘汉年和沙可夫、吴亮平等，这一刊一报是临时中央指导工作的重要工具。我初到苏区，对农村的情况不熟悉，对游击战争更没有实际经验，撰写的社论和文章只能记录和表述临时中央的基本意图。在中宣部的四个多月内共发文十三篇，可以算是“多产”了。
那么夏耕将到，为了写《关于夏耕运动》的文章，我采访了毛主席。那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对访问毛主席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时，他刚结束休养，从福建回到江西瑞金，仍住在叶坪村的一个祠堂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春耕大忙时拉开战幕的，在后方主持苏维埃临时政府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尽最大可能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前方。他和项英一起先后发出向群众借粮供给红军、调剂民食接济军粮，以及动员群众为干部家属代耕等命令和指示，保障了战争需要又不违农时。4月下旬，苏维埃政府又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我为此走访了毛主席。
毛主席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我回答：四川。他又问：你们四川有一位杨?公你知道吗?我说：他是我的四哥!他便深情地询问烈士遗属的情况。我说有一子一女，四哥遇难时，大女儿一岁半，儿子才40天。现在由我四嫂抚养着。这一来，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加贴近了。我说，《红色中华》要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这篇文章应该怎样写才好?他便侃侃而谈，告诉我应该怎么写，怎么写。那时，因为战争勤务工作繁重，中央政府下令：苏区18岁到40岁的青壮年“全体自动要以革命的办法，把在乡村的劳动力和辅助劳力尽可能地发动起来，投入夏耕”。文章强调要依靠党支部和贫农团，组织耕田队，帮助有困难的农户和乡村，对红军的公田还应组织特别耕田队，同时要订立公约，开展竞赛和组织“轻骑队”，反对消极怠工分子和官僚主义。
临时中央对所谓“右倾主要危险”的毛泽东的不满由来已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认为形势“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扩大苏区，攻打中心城市。毛主席认为这是轻视强敌、不顾革命主观力量的冒险主义。宁都会议后，毛主席虽然被迫离开军队，但在广大干部中的威望仍很高，成为临时中央推行“进攻路线”的主要障碍。反“罗明路线”实际的目的是打击支持毛主席的干部，消除他的政治影响。为了推行这条“进攻路线”，临时中央到苏区不到一个半月，政治上有两大“雷厉风行”的举动：一是2月8日下达指示，要求在人口不满1000万的全国苏区和游击区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二是2月11日至15日五天内撤销了两个省委书记的职务。先在2月11日撤销王首道的湘赣省委书记，“罪名”是对肃反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动摇”，15日又撤销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职务。
罗明的“罪名”是什么?那时，闽西苏区因主力红军第十二军和地方独立师被抽调到江西作战，当粤军陈济棠的部队进犯时，不得不撤离苏区部分地区;罗明又认为在赤白交界的边缘地区，党的政策应该不同于根据地巩固地区。临时中央便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违反“进攻路线”的“逃跑”主义。于是，作出决议，说福建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又由博古亲自出面，在红军学校作声讨“罗明路线”的长篇报告;《斗争》也出版“反罗明路线专号”;责令罗明从上杭赶回瑞金，接受批斗;要福建省委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批判罗明的错误。一时间，掀起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
在这场风暴中，我写了两篇文章，都是批判“罗明路线”的：2月19日，为《红色中华》写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的社论，内容是根据15日博古长篇报告的思想和逻辑，硬说“罗明路线”的真面目是“不要扩大红军”，“不要扩大地方武装”，“唯一的出路是逃跑”，所以必须用“布尔什维克的火力残酷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逃跑路线”。28日，《斗争》出版“反罗明路线专号”，内容刊登：《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博古在红军学校的报告(部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洛甫的长文“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我写的“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反对自由主义指的是什么?中央局的决议原来指责整个福建省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中央局分工主管福建省委工作的任弼时同志不同意这种打倒一切的做法，决议便在行文上作了些修饰，叫做省委内部“一小部分同志”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刘晓等“大多数同志”对罗明有“部分的反对与批评”。我的文章就是着重批评那“大多数同志”没有给罗明以“残酷无情”的打击，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错误。
3月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升级，开始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对象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撤了他们的职。以后，又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把萧劲光同志抓了起来，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在江西、福建、湘赣三个苏区内，凡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达高峰。
在反“罗明路线”的政治压力下，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践踏。弼时同志却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中，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他说：不应把“进攻路线”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这是公开发表的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为如此，博古认为他“不合手”，两个月后，把他调离中央苏区到湘赣省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见到罗明同志，谈到这件一直使我感到内疚的往事，他对我说：“你那时对我还起了点缓解的作用。”他说：在瑞金检讨时，有一天晚上，中央机关召开批判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气氛很紧张，不断地呼口号。有位年轻干部提出要枪毙罗明，后来，你上台讲话，说还是党内问题，气氛才缓和下来。他在《罗明回忆录》中也写到了这件事。
1933年3月，中央局创办了一所名字很大的学校，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代替原苏区中央局党校，原党校校长任弼时调湘赣去后，共大由张闻天任校长，我任副校长，董老任教育长。课程有中国革命形势、苏维埃建设、党的建设等。校址先在瑞金的洋溪村，是三栋砖瓦房，四周有围墙。不久又迁到沙洲坝的黄竹堪村，借用一个大祠堂和附近的民房做校舍。说是“大学”，实际上是训练班，学员从最基层的干部到省级干部都有，谭启龙是高级班的学员，也有好多学员是文盲。我在学校里又干行政工作又教书，教员中有人请假时，我就代课，成了“万金油”。罗明同志经过批判后，调到党校任教务处长，兼班主任。长征时，他率领一百多名学员，编入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的中央后勤纵队，参加长征。
军事战略的一场争论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召开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陈云、周恩来、朱德、毛主席、邓颖超和我。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肯定了前一段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是正确的，肯定了军事上“两个拳头打人”等口号，准备去福建打两个大胜仗。过去毛主席领导作战时，一军团和三军团都是集中起来作战的。有一次，林彪领导一军团单独打了一次胜仗。那是部队在前进中打的遭遇战，歼敌一个旅，但博古等没有全局的设想，为一时的局部胜利所迷惑，胜利冲昏了头脑，出来了一个“两个拳头打人”的“理论”。为了集中军事大权，这次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前方时，决定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前方成立一方面军司令部，辖红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后来又有八军团、九军团。朱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政委。我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徐梦秋，秘书长萧向荣。当时，五次反“围剿”战争尚未开始，主力红军正在休整。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原来是周以栗。周病逝后，由王稼祥接任。王稼祥是随任弼时一起到苏区的。他也是莫期科中山大学的，到莫斯科的时间比我早一年，后来又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思想开阔，到苏区后和毛主席接触多，毛很看重他。我在瑞金时，稼祥同志在前方，后来他因为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在福建建宁住医院。后来，他回瑞金，我又随朱、周到一方面军去了，部队转战在江西的石城、宁都，福建的建宁、泰宁地区。所以，尽管一个是主任，一个是副主任，两个人其实没有在一起工作。
宁都那次会议后，红军的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博古根本不懂军事。项英在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时，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对他曾有“领导战争能力弱”的评价。后来，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在军事上都听他的。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事行动上争论迭起：
第一次，是1933年六、七月间。中央决定了要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人”，于是，以三军团为基干，成立“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认为“绝对不应该”分兵入闽，“酷暑远征”。博古和项英不听，反而来电训斥：“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并派我随彭德怀同志率东方军入闽。这时，三军团的政委仍是滕代远同志。博古、项英和以后的李德下命令时，朝令夕改，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述电报，他们也不理睬。周恩来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他的不满情绪，但我们看得出来。
第二次，是同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不久。
敌人这次“围剿”，规模空前。蒋介石坐镇南昌，调兵100万，飞机200架，以50万兵力用堡垒战术合围中央苏区，逐步推进，企图“竭泽而渔”。恰恰在这时，主张联共抗日反蒋的十九路军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不得不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围剿”苏区的部队中抽调十万兵力镇压“叛逆者”。这就打乱了蒋的军事部署，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彭德怀、滕代远向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主力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依托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围剿”计划。毛主席也提出：红军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苏浙皖地区突进，那里蒋介石兵力空虚，只有保安团和民团，连南京也只有宪兵和警卫部队，别无机动兵力，我可纵横弛骋于杭、苏、宁、芜和南昌、福州之间无堡垒地带，可解十九路军之围，撤“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当时，我们和福建人民政府已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那样做，就可以打乱蒋介石的全盘计划。但是临时中央只有“左”的偏见，没有真知灼见和魄力。博古认为主力离开苏区是冒险主义;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变种”、“奴仆”，不可靠的“中间势力”，主张不予支持，让他们同蒋介石自相残杀;李德既不了解中国国情，又不懂得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更不了解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却被博古等奉为军事上的“太上皇”。他下车伊始，便错误地宣称“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运动战”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当红军内部还在争来争去时，蒋介石已使用武力讨伐和政治分化的手段，解决了福建事变，又集中力量向中央苏区攻来。我们已丧失战机，全面陷于被动。这时，李德又不顾实际情况，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准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作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中心口号。在争论中，项英专擅地要朱德和周恩来转告彭德怀和滕代远，说军委已作决定，应该“停止建议”。12月，中央决定撤销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的职务，改任他为红军医院的政委。以后，他到共产国际去开会了。滕代远是和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的，是红三军团的老政委，曾获二等红星奖章，两次被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和彭德怀是老搭档。彭对把滕代远调开很不高兴，但只好服从。
滕代远同志走后，军委派我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上任前，我回过瑞金一次。当时正是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苏大会前夕，博古等忙于准备这两个会，我就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去汇报。他那时候有病躺在那里，见了一面。以后又去见恩来同志。本来，我是两会的代表，应该参加会议，但这时蒋介石的东路军从闽中西进，协同北路军向中央苏区袭来，军委命令三军团从建宁东出延平、沙县，阻止蒋军西进。我立即赶回三军团，没有参加两会。临走时，恩来同志还要我把炮兵营带到三军团去。这个炮兵营其实只有两门炮，100多发炮弹，但在那时已经了不得啦!两门炮是打漳州时缴获的，长征时还抬着，到过草地时才砸烂了扔到河里，那是后话了。
1934年1月，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最高峰。会议强调中国已面临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通过两会，中央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一是博古、洛甫、项英、周恩来为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等被排除在外。二是毛泽东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接替。这样毛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架空了。闻天同志对此并不高兴，对博古颇有微词。三是朱总司令虽然继续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但另设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实际上的决策人是后来被称为“洋钦差”的李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
我虽然没有出席五中全会，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我从瑞金赶到红三军团时，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正在召开分兵的会议。会后，周恩来、朱德回瑞金去，我到三军团报到后就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率领以三军团为基础组成的东方军向福建的沙县进军。在一方面军的半年里，我在周恩来和朱德领导下工作。这是我初到军队，职务上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但该怎么工作，主任王稼祥没有交待，我也有点鲁莽，没有问。后来是靠周恩来同志把着手，一点一点地教我。我写个训令之类的文件，都先送给他看过。他确实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分兵以后，东方军入闽。我在三军团指挥部见到彭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穿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裤子上打了补钉，但绑腿裹得很整齐。一见面，他就迎上来紧握着我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欢迎你。”我说：“我带兵打仗是外行，到苏区的时间也很短，希望你多帮助。”他直率而诚恳地说：“我年纪比你大，但文化不高，参加革命比较迟，往后互相帮助，遇事多商量。”这以后，我们经常促膝夜谈，日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他对我几乎是无话不说。我真是非常尊敬他，佩服他。
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是有名的战将，在历次反“围剿”中战功赫赫。他长我11岁，从小当过牧童、堤工，18岁参加湘军，是行伍出身。北伐军到湖南时，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何键所部第一师的营长，和军长何键、师长周磐是湖南讲武堂的同学。在北伐中，他认识了师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段德昌，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曾向段提出入党要求，段说：党中央决定，不在北伐军中发展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有些人壮烈牺牲，有些人落荒而逃，有些人可耻地叛变，段德昌临别向他赠言：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中国共产党是杀不尽的;不要把每个党员都理想化，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当时，反动派一面屠杀共产党，一面拉拢部下，巩固队伍。鲁涤平、周磐“擢升”彭为团长，发给就职费1200大洋，要他向上司“谢委”，宴请同僚官佐。他说：“这么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周磐知道他犟，没有勉强他。当时，部队驻在湖南的南县，当地士绅组织清乡委员会。彭对信得过的朋友说：“今天他们提拔我，是拉我跟他们走。我主意早定了，坚决走革命的路，走共产党的路。我们大家一起走，决不回头。”这年的“双十节”，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吸收他为中共党员。1928年2月，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他在镰刀锤子的党旗前宣了誓。同年7月22日，他和滕代远、邓萍一起发动平江起义，捣毁了反革命政权，树起了以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的红五军的大旗。全军2500人在湘鄂赣省边界地区艰苦转战四个半月，幸存的300多人南下转移到井冈山，和朱毛红军胜利会师。彭德怀是在共产党“背时”时入党的，他和滕代远等是在革命最困难时发动起义的，他们坚定的革命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由此，我对博古为首的中央对滕代远的处置疑惑不解，心里很不平静。但彭总荣辱不惊，处之泰然。
我刚到三军团去的时候，对军事几乎一点都不了解，都是彭德怀同志给我讲。我佩服他的打仗。三军团有三个师，真正打起来，彭德怀都是到前方去。有时候，电话一接通，师部还在他后面，同他打完电话赶快往前移。他这个人真是不惜自己的性命，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他又喜欢议论，有见解，有经验，给我的教育很大。
十九路军被蒋军打垮后，中央苏区一翼失去依托，福建苏区首当其冲。为了阻挡东来之敌，红三军团受命攻打沙县。沙县的城墙高而且厚，福建地方军阀、国民党新编第12师卢兴邦的两个团，以优势火力凭险固守，傲气十足。红三军团以一个师主攻，一个师助攻，另一个师在沙县东北的青州阻击从南平来的援敌。1月12日，主攻部队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登城，强攻三个小时没有攻下来。入晚，敌在城楼上点燃汽灯，虚张声势。彭总下令停止进攻，带着我和参谋长邓萍，到前沿去仔细观察地形，决定炸开城门。他命令部队，一面潜伏到城墙底下挖坑道，一面配制炸药，装在棺材里抬进坑道，准备引爆。炸城墙，彭总很有经验。他说：一定要侦察清楚城墙的厚度，把炸药埋到中心点，才能打开缺口，不然只能炸塌半边城墙，功亏一篑。打赣州时，就是因为城墙没有炸开缺口，部队进不去。
15日，红四师在青州附近同前来增援的敌人接火，毙伤敌200多人，攻取了设在尤溪?头的卢兴邦的兵工厂。第二天，彭总抓住战机，和我联名签发《关于先期取沙县同时准备侧击援敌的命令》。23日，中央苏区北面吃紧，中革军委慌了手脚，命令红三军团停攻沙县，又命令在青州打援的红四师在四天之内强行军赶到北线的泰宁，归一军团指挥。彭总认为：沙县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中，来青州的援敌已经遭到我们的沉重打击，沙县唾手可得。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原订计划，会轻失战机，有损士气。于是报经军委同意，继续以红四师和红六师的两个团围攻沙县。
果然，24日清晨青州的援敌秘密撤走，第二天黎明沙县西门按预定目标被炸开二十米长的缺口，我军在一声震天巨响中攻入城内，同敌人展开巷战。彭总和我并辔入城。他挥着指挥刀，沉着指挥。我军登上城楼时，敌人正准备开早饭，还没有来得及吃，就死的死，俘的俘。巷战到大天明，城内的守敌大部被歼，城外沙溪南岸碉堡内的敌人也纷纷扯出白旗。沙县终于被我攻克。
我军攻占沙县后，敌机一架飞临沙县城上空，散发传单，命卢兴邦固守县城，“所需弹饷自当空投”。原来这时敌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还蒙在鼓里，不知沙县已被我攻占。彭总同我商量后，立刻把俘虏的电台台长找来，要他用卢兴邦的名义向“上司”发报求援，急需弹药钱粮。蒋鼎文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连续空投了大量现钞、弹药和物资。这一次战役，共毙伤敌700多人，俘虏1300多人，缴获的物资十分丰富，如粮食、盐巴、布匹等都是被敌人封锁的物资。特别是卢兴邦的兵工厂，我们动员了好多民夫，把全部设备从福建抬到瑞金，由陈云同志主持开工生产。这个厂实际上是个修理厂，能够做的，一是造手榴弹，当时叫马尾手榴弹，有个尾巴，扔不远;二是造子弹，那时候通令前方战士，打完仗后，搜集空弹壳，运回瑞金去装火药，做的子弹能够打240米左右。
攻克沙县，是我到三军团后部队打的第一个胜仗，我很兴奋，彭德怀同志却深沉地说：个别胜仗不能解决寸土不让的方针和机械执行这一方针所造成全局的被动。对他的这个精辟的见解，我是到三溪圩反击战后才有所理解。
2月上旬，红三军团主力奉命从福建调回江西，参加三溪圩反击战，沙县交给红七军团防守。从此，“东方军”的番号不存在了。三溪圩在南丰和广昌之间，这时，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的七个师，已经占领三溪圩、三坑以北地区，正在以堡垒战术向广昌一步步推进。他们在空军和步炮火力的掩护下，一次只前进四五华里，堡垒筑成后，再向前推进。对付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李德提出“短促突击”的战术。那时，敌人每个山头都有碉堡，就像后来抗战时日军所修的碉楼一样，没有重炮不容易打开。短促突击就是在两个碉堡之间打一下，把敌人引出来加以消灭。我们没有重炮，只能在敌堡间钻来钻去，每次都引不出敌人，枪弹只有消耗，得不到补充。这仗怎么打?中革军委集中了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五军团的第十三师，名义上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实际上，军委的部署和命令已分别下达到各军团，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的智慧需要表现在灵活机动和随机应变上，上级统得死死的，彭总只好生闷气，部队只好前赴后继，反复肉搏，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争夺。我们虽然夺回了东华山、五都寨等重要阵地，敌人又集中十个师全线反扑。3月13日彭总和我电告军委：如按军委电令继续攻敌主力集中的石鼓岭、立壁岭一带，“不仅徒耗兵力，而且丧失机动。”军委不得不同意停止强攻。三溪圩反击战，红军集中了近三万人，但不用于运动战而用于攻坚战，尽管战士们英勇顽强，但以三万之众攻坚，加上武器装备的悬殊，不以智取而图力胜，那是典型的冒险主义，结果是我军阵亡389人，
负伤1363人。
三溪圩反击战后，东线又告急，红三军团兼程去福建的泰宁，在太阳嶂阻击敌军。敌人以一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太阳嶂阵地轮番轰击，我守军一个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同敌人血战一天，完成了阻击任务。3月25日，在祝捷大会上，我把写着“铁的红五连”的锦旗授给四师十二团二营第五连时，心情是错综复杂的：我既为红军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所感动，对彭德怀同志在军事上的智慧、经验和魄力衷心感到钦佩;又进一步意识到上级不从实际出发的错误决策和一意孤行的领导作风，正如彭总所说，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造成的全局被动，不是个别胜仗所能替代的。
我和彭德怀同志的思想感情越来越贴近了。
痛失广昌
1934年三、四月间，敌北路军、东路军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编为东西两个纵队，沿盱江两岸，在宽20公里的广阔地域上构筑碉堡，向广昌推进。
广昌，离瑞金不到100公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从这里出发，有两条路可以向南通到瑞金：一条经过宁都，一条经过石城，机械化部队两个小时便可到达。敌军编成两个纵队，从河东、河西向广昌袭来。红军集中了红一、红三、红五和红九军团等几乎全部主力阻挡敌军。以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和敌人会战。红三军团善于打防御战，放在盱河东面的主战场上。博古和李德下了一道“誓死保卫广昌”的训令，并且成立临时指挥部，亲临前线指挥。中央红军1的首长、周恩来等被留在瑞金“看家”。
4月10日，敌军先是用飞机轰炸，继而炮兵射击，然后由步兵发起进攻。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六两个师，以血肉相抗，硬是迫使河东的敌军撤回堡垒。12日以后，盱江水势猛涨，西岸的敌军乘我主力在河东、渡河困难的机会，抢占了甘竹附近的阵地。19日，他们又强行攻占三军团在河东的主阵地。20日，攻占饶家堡阵地。当晚，我随彭总率第四、第五两师，准备利用夜黑夺回饶家堡阵地。由于阴雨边绵，射击困难，改用白刃格斗。在震撼山谷的喊杀声中，饶家堡阵地六次易手。到了天明，我们只得撤出战斗，且战且退。
连日攻坚，红军徒拼消耗。彭德怀同志不计个人得失，对李德和博古坦率地直言：以红军现有的条件，不可能固守广昌。李德不听，反而认为彭总夸大困难，缺乏信心，是右倾。眼看他们又快顶牛了，我说服博古和李德，大家一起去视察一下广昌县城。广昌是赣南的一个小县，县治所在地没有坚固的城墙，周围又是平坦的开阔地，易攻难守。谁知李德看了现场后，仍旧不以为然地说：欧洲的城市保卫战，多数不是靠高而坚的城墙，红三军团应该立即用土木修筑半永久性的碉堡工事，建成巩固的防御阵地。彭总说：“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就算有比较巩固的野战工事，也经不住敌军的轰炸和炮击。如果这样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三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我劝彭总：不要硬顶，能否提出一个灵活性的方案?他接受了，找我和参谋长邓萍共同商量，建议采取决战防御，就是派一个200人的加强连进占工事，吸引敌人来攻，主力隐蔽集结在城西南五公里的山地上，控制制高点，等待敌人攻我守备阵地时，从它的侧后发起突然袭击，争取消灭部分敌人。博古和李德勉强认可，要我们绘制出配制图，写出作战计划，并且强调：正面守军不应少于一个加强营。说这是最后的命令。
27日晨，盱江东西两岸的敌军发起总攻，他们出动三四十架飞机，一个炮兵旅开路，一次推进一二千米，站稳脚跟后，立刻构筑野战工事，配制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此起彼伏，波浪式前进。山头上，只见来犯的敌人密密麻麻一大片，上午11时，我和德怀同志，还有邓萍参谋长和卫生部长，来到战斗最激烈的西华山指挥所。我们的碉堡修在一个小山包上，半截用木头做顶盖，半截是敞着的。我们正在吃午饭，敌机来了。我端着饭碗刚走进碉堡，突然一颗炸弹在我们顶上爆炸。一下子，尘土飞扬什么也看不见了。德怀同志他们恰好在有顶盖的碉堡里面，没有发生危险，但是，有两个战士在战壕里没有走进碉堡，他们牺牲了……
奉命正面守备的加强营呢?他们在敌人密集炮火封锁下，动不了，几次向外突击，都出不去。其余部队也都被困在阵地上，完全失去机动能力。他们一面作战，一面修工事，连饭都吃不上。最后，这个营全部牺牲，一个也没有出来。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到下午四点多，被李德称为“半永久性工事”几乎被炸平了。博古和李德看到了这种情况，到黄昏时才允许撤出战斗，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28日，坚持18天的广昌保卫战结束，广昌陷落。
在广昌保卫战中，红军伤亡5593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其中三军团伤亡2705人，占伤亡总数的一半，这是三军团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彭总说：“过去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何曾吃过这么大的亏。这一次，不是扬长避短，而是丢掉自己的长处，和敌军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彭德怀怒斥“洋钦差”
广昌战斗刚停，博古和李德决定由前方返回瑞金。行前，电话通知彭德怀和我，马上去临时指挥部。一见面，李德便问：你们是怎么组织火力的?又是怎么进行短促突击的?这时，彭总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气。他先反问：我们没有重炮，没有足够的弹药，拿什么来组织火力?敌机轮番轰炸，敌军龟缩在碉堡里，怎么也引不出来，我们多次突击都不成功，一天牺牲上千同志，你了解吗?他越说越激动，担任口译工作的伍修权只能把彭说话的要点译出来。
彭总说：广昌失守并非偶然。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没有打过一次痛快仗。原因是你们司令部指挥的错误。先是分兵作战，消极防御。我军疲于奔命，东面堵，西面夺，但消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指挥又过于集权，不给前方指挥部一点机动权。每个连队、每门迫击炮甚至机关枪的位置，都在你们的作战图上规定，我们只能机械执行。你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怎能不瞎指挥!
彭总又说;广昌战斗，集中兵力和敌人拼消耗，敌人的武器装备有外来援助，红军只能靠缴获。可是几个月来，部队一点缴获也没有，靠吃老本，打一天，少一天。这样拼消耗，我们拼得起吗?
刚正不阿的彭德怀同志，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急不择言，但意见都是中肯的、坦率的。我试图缓和一点气氛，也不可能。他接着说：
“一三军团在赣闽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是在你们指挥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三军团这次要是听了你们的话，用多兵堆集守广昌，那就全完了!”他非常动情地说：“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也许是伍修权觉得这句话过于尖锐了，没有全部翻译过去。彭总看见李德没有强烈的反应，就意识到了，要我重新翻译。我如实地翻译了一遍。
“封建，封建!”李德咆哮起来，“你是报复，因为你对撤销你军委副主席不满意。”
“现在是研究怎样才能战胜敌人，”德怀同志鄙视李德说：“我根本没有想那些事，你卑鄙……”
眼看双方言词越来越激烈，博古批评彭总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也劝说：“冷静点，都冷静点。”伍修权把李德劝走以后，博古示意：“你们先回去!”临走时，我对博古说：“好吧，我们都作自我批评。”
回指挥部的路上，德怀同志余怒未消，拍拍随身带的背包说：“尚昆，我今天把那套旧军衣装在包里，准备随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我回答说：“是非自有公论，大敌当前，团结为重。”
出乎意料，这次“吵架”后，彭总没有受处罚，只是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右倾。后来我才知道，关于广昌战斗，中央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大约是5月上旬，在一次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批评不应该和强敌硬拼，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博古很反感地回答说：“这是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指责。”博古用俄国的历史事件不伦不类地为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辩护，而且把批评者比作机会主义分子。闻天同志起来反驳。双方争执起来。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1943年延安整风时，张闻天说：教条主义者“常常把你的反‘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这种极左的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个事实表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越来越为人所认识和抵制。所以彭总后来说：“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广昌撤退时，李德和博古曾来电话要我们实行焦土政策，让我们考虑决定。彭总和我商量后，没有采用这种办法。
奉命退出中央苏区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强敌日益深入苏区腹地，苏区的面积越来越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但是中央仍要我们同敌人硬顶，从4月底一直顶到9月末放弃石城为止。从“分兵作战”、“两个拳头打人”，发展到和敌人硬顶，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悲剧性的演进。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7、8两个月“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阵地战。
7月上旬，敌北路军以31个师的兵力向瑞金方向进攻，与此同时，又抽调两个纵队抢修广昌飞机场，赶筑广昌到白水(今赤水)的公路。8月下旬，敌军将“中央炮兵旅”的卜福斯山炮调来向我阵地试射。红军在广昌、石城间的驿前地区顽强地展开阵地防御战，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的战斗场面：
高虎垴战斗。我三军团五师坚守阵地，在四师和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协同下，血战三天，寸土必争，迫使敌军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其中团以上军官五人)，换取推进3000米的距离。
在万年亭主峰阵地上。我五师十三团第三营，在十三、十四两团的协同下，多次使来犯的敌军陷于火网之中，连敌人也承认：“冲到鹿砦内者无一生还，鹿砦外者，死伤过半”。五师政委陈阿金，军团卫生部长何复生为此献出生命。
8月底，红军在纵横20华里的阵地上全面抵御，其中蜡烛形和保护山两个阵地的战斗最为激烈。指挥蜡烛形战斗的是红四师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他们从清晨坚持到中午，野战工事打塌了，就凭交通壕坚守，直到弹药将尽才奉命突围。“模范第八连”幸存20余人。坚守保护山阵地的十二团第五连，大部分战士在阵地上壮烈捐躯，他们不愧是全团闻名的“红五连”。在驿前街以北的阵地防御战中，红军伤亡干部600多人，战士1700多人。敌军左纵队的第八十九师，被红军打得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退出战斗。
第二阶段，是从运动防御到退却转移。
在敌军紧缩包围圈“竭泽而渔”的部署下，8月底，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了。我们正在驿前布置防务，中革军委来电称：驿前是“扼守或放弃由彭、杨根据战况决定”。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这还是中革军委第一次授予下级机动权的指示。可惜这时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9月上旬，又电示彭、杨，要进行“运动防御”，阻敌于石城以北，“但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撤退”。9月中，进一步指示彭、杨：陈诚已相当知道我部署和工事配系，“现防御阵地部分失去时，应有秩序地退却和转移。”到27日，
军委下令彭、杨：“放弃石城。”石城陷落时，蒋介石不可一世地宣称：“对消灭共产党，本人已有极大信心和把握，当在不出两月内见分晓。”
10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红五和红八、红九军团将阵地交给地方武装接防后，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红三军团在14日前迅速补充兵员、干部和弹药，完成部队整理，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红军奔向何方?战略方向是什么?政治工作怎么进行?一概没有指示。这样，中央苏区只留下1.6万多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中央红军被迫走上长征的道路。
我在中央苏区近两年时间，正是苏维埃运动后期。如果说，在这以前，由于临时中央远在上海，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和革命根据地内传统影响的深入人心，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能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那么，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在博古等直接控制下，就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地推行了打着国际路线旗号的极左错误，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在政治上，从攻打中心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发展到提出苏维埃道路和殖民地道路谁战胜谁的决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固定领土和游击区已占全国本部十八省的四分之一，中央苏区的固定领土比荷兰、比利时两国的领土面积之和大两倍;拥有正式红军35万，游击武装60万以上。临时中央一到江西就提出要创造100万铁的红军，发展直接革命形势，同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且挥舞反对“罗明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棍子，打击苏区内一大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湘赣的王首道、谭启龙，福建的罗明、张鼎丞、谭震林，军队的萧劲光等被撤职甚至判刑，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也被批判和撤职。这实际上就是以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来保障极“左”倾路线的推行。
第二是军事上的“左”倾冒险。我到苏区后，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军队工作。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都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壮大了自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原因就在中央的指导者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制订了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当时，蒋介石握有全国政权，可以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和战争物资，中央苏区只有二十几个县，近300万人口，力量悬殊。面对这样敌强我弱的事实，由博古主持的中央却宣布“游击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同强敌打正规战、阵地战，集中主力会战，他们的主观主义已发展到何等地步。后来，在遵义会议上我听说，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过正确的指示，李德和博古也置之不理。比如，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国际执委来电：“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1934年2月，我们正在进行阵地反击战时，国际又来电示：“应该在那些我们已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而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1934年6月，国际又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唯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对这些指示，博古和李德都充耳不闻。可见，对不适合他们需要的国际指示，他们也并不是“忠实执行”的。
第三，不讲统一战线，不要朋友。最突出的是错误地处理“福建事变”。本来，中央已派潘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结果，因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不同意，竟不惜拆散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使自己也陷于孤立。对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进步人士，在肃反扩大化的政策下，有的处置失当。福建有个傅柏翠，参加了红军，当过红四军第四纵队纵队长，在闽西很有影响，后来怀疑他是社会民主党，他就跑了。解放后，一次我到福建去时，见到了傅，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跑?他说：怕杀头。又比如，红五军团，原来是冯玉祥旧部的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编为第五军团。后来怀疑参与领导起义的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国是反革命，把他杀了。至于前期打AB团和“富田事变”，也错杀了许多人。那时我还没有到苏区。
第四，是查田运动。把保护中农利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土地政策，斥责为“富农路线”，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在“加紧反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部分富裕中农，搅乱了阶级阵线，破坏了社会关系，一部分地主富农逃离苏区。
所有这些，都是我在苏区亲身看到的。记得大革命失败后，有一批干部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一伙人，竟认为这些同志不懂理论，断送了中国革命，是历史的“罪人”，中国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在懂得“国际路线”的人身上。党的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等先后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但是，他们推行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了四年，却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片苏维埃区域丢掉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谁又是历史的罪人呢?事实证明，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只有靠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以为是，照搬书本教条或外国的模式，不管说得如何头头是道，最后只能导致惨痛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