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建党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具体方式是怎样的，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欠缺，所提供的经费又来自何处，这些问题鲜有详解。本文根据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结合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作出考证和阐释。
中共筹建时期，筹建者们曾拒绝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向未来的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表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就曾经拒绝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有关经费支持的表示，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的相关记述提供了证明。他在为筹备中共一大的召开而提前抵达上海之后，李汉俊向他介绍了自己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马林向李汉俊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经费支持，而李汉俊则回绝了马林的这一要求，认为“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并且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照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①。
不仅李汉俊做过此类拒绝，陈独秀最初也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包惠僧1921年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后时常会晤陈独秀，陈独秀曾向他解释了他为什么力主拒绝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的原因：“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②。
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等人对外来经费问题上态度的改变，是1921年8月下旬陈独秀等人从上海法国巡捕房获释之后的事。8月中旬陈独秀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一职返沪，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独秀同当时在他家作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释。包惠僧一篇文章中记述了马林为他们获释所作的努力：“出去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③。张国焘也记述了陈独秀获释后与马林会晤的情况：“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④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的”⑤。张这里所说的“威金斯基”是指代表共产国际于1920年4月率工作组抵达北京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1920年6月，维经斯基工作小组持李大钊的介绍信抵达上海。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⑥发送了一封密电，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⑦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⑧。维经斯基的汇报证明他的工作组在上海的工作很有成效，同时也透露了工作小组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投入了一定的经费，这客观上也就是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经费支持。因此，在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已经在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了。
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部分经费支持。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一百元路费”⑨。包惠僧回忆材料中的相关叙述也证实了这一点：“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⑩;“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11)
中共一大后，特别是获释的陈独秀开始真正履行中央书记一职之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提供经费援助了。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报告，报告对自他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至1922年6月这段时间中共各方面工作情况作了汇报性总结，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12)。在同一天写给曾于1920年4月来华、1921年春回国后在共产国际具体分管中国事务的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说：“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13)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14)
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收支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15)，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16)。
要精确地统计出在中共建党初期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经费，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比如，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1923年活动经费所做的预算中，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万金卢布，平均每月支出额为1000金卢布，具体包括印刷、出版报刊费用310金卢布，组织员和宣传员费用370金卢布，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100金卢布，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差旅费120金卢布，意外开支100金卢布(17)。但实际拨付中共的经费大大超出这一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维尔德在1923年7月26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18)维尔德在这封密信中所列举的“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这些都不是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为中共所做的1923年活动经费预算中所包括的支出项目。
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利金呈交给国际执委会的一份书面报告也证明了经费拨付并没有按照预算来施行：“国外工作的拨款……没有完全明确的计划。当然，预算是有的，但是每项预算只有在具备明确的内容，也就是工作本身有严格明确的方案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上面这一点没有做到……应当承认：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国外工作的拨款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组织方面的开支占了大部分，二是给各中央的预算拨款常常变动不定……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下，这种波动就会造成直接有害的影响，不会为保持稳定，哪怕是出版工作的稳定留有余地……”(19)
(二)个别工作人员的粗心，造成一些款项成了糊涂账
有时，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粗心或不负责任，导致少数汇款既没有标注是何人所汇，也没有指明款项的用途，致使收款人困惑，费解。比如，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指出：“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20)，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21)此类糊涂账显然增加了精确统计共产国际向中共所提供经费的难度。
(三)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
除了共产国际，后来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以及“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等组织也向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提供经费支持，不过这些组织提供的经费一般比较少。比如，1925年8月5—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紧急汇款10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者支配”(22)。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致信维经斯基，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钱来”(23)。
这份档案文件表明了两点：一、共产国际给中共提供的经费援助往往滞后;二、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除了共产国际之外，赤色职工国际，即该信中所说的“红色工会国际”也向中共提供了经费援助。正因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所以要精确地统计出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数是比较困难的。
(四)经费时常被挪用、救急
有时因为中共经费过于紧张，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致信维经斯基：“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24)再比如，1922年11月7日，越飞在一封写给马林的信中谈到了他曾交给李大钊一千元的情况：“党的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唐山矿工罢工已证明了这一点。上百个地方向我索款支援罢工工人，虽然我们已商定只把款交给共产党，但是从共产党那里我未得到任何消息。后来情况严重时，我给了李教授1000元，我们的任务是再筹措400元。”(25)这里所说的“李教授”，笔者认为应该是指李大钊。此信表明，当时应当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往往会被拿去救急。
(五)经费拨付往往严重滞后
共产国际给中共提供的款项常常不能及时到位，比如上文引证的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那封含有“催款”内容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再比如，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斯列帕克于1923年11月25日在北京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不及时的情况：“说到共产党，首先应该强调一下它的财政困难情况。你知道吗，格里沙，遗憾的是，这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实，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也许对其他许多共产党都是如此。简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六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并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26)。
上述特点及其他因素决定了目前要精确地搞清楚在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经费是比较困难的。不过，上文引述的解密档案材料足以证明：在中共诞生初期其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这一支持对于诞生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党的筹建及诞生初期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主要是由共产国际指派专门人员直接将钱款转交给中共，比如上文叙述的马林从活动经费中抽出一部分钱用作参加中共一大的人员的路费，包惠僧关于马林花钱将陈独秀等人从法国巡捕房保释出来的回忆，都属这种情况;上文引述的1922年11月7日越飞写给马林的信中谈及他曾交给李大钊一千元也证明了莫斯科的代表直接将钱款交给中共领导人的情况。
(一)以汇款的方式提供经费
那么，经费是怎样到达维经斯基、马林等人的手中的呢?解密档案文件提供了线索。比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密电中特意强调了给他往上海汇款的地址：“我的邮寄报刊(不是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格里高里耶夫收，而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27)。这封密电表明维经斯基在上海是通过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接受共产国际发来的活动经费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经费又是怎样到达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的呢?上文曾引证过的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密信解答了这一问题：“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28)，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维尔德这里说的“远东银行”是指苏俄政府开设的一个金融机构，其主要办事处在哈巴罗夫斯克，开设这个银行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大量收购金锭运往莫斯科，销售在苏俄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为共产国际谍报员保留往来帐户”(29)。1922年，远东银行在哈尔滨开设了分行。同年初，苏俄政府还在哈尔滨设立了一个商务机构——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通常，莫斯科先将款项汇至远东银行，再从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
有时候莫斯科也会通过别的“线路”将款项汇到上海。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汇报说：“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寄给中国共产党的3月份预算经费和电报费用1300墨西哥元已经收到。”再比如，1923年7月26日维尔德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这些材料说明，共产国际给中共汇款的“线路”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路径。
(二)由信使或者专人随身携带款项来华
除了多种路径汇款，共产国际还时常派遣信使或专人将经费从莫斯科带到中国境内交给在华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这是向中共提供经费的第二种办法。比如，1920年10月下旬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在一封发送给维经斯基的电报中焦虑地询问道：“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托付优林带去的2万美元，请尽快答复!”(30)
在很多情况下，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不是现金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比如，1922年4月，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曾经将价值60万卢布的黄金和价值400万卢布的证券交给了朝鲜人(31)。曾在美国参加过工人运动的日本人(化名诺吉)也曾于1921年秋天在共产国际领取过价值高昂的宝石，共产国际委托他前往日本与日本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可是他却将用于建立日本共产党的巨额经费挥霍掉了(32)。目前，笔者还没有掌握可以证明共产国际曾经将珠宝、钻石等贵重物品直接交给中共的文献资料，但是有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经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珠宝、钻石或其他贵重物品变卖之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给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33)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34)
由于珠宝、钻石、鸦片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这些贵重物品藏入脚上穿的皮鞋鞋掌或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比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1919年8月18日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一定数量的皮革时指出：“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35)而鸦片，则需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鸦片的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藏匿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哈尔滨、上海等地可以换成大笔现金。
众所周知，为了推进世界革命，1919年俄共(布)主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向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供的经费来源于俄共(布)和苏俄政府。那么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又是从哪里获取可以兑换成高额现金的珠宝、钻石等珍宝的呢?
苏俄政权初期发起过大规模没收教会珍宝运动，这一运动使苏俄政府拥有了大量的珠宝、钻石等珍宝。1922年3月19日，列宁就没收教会珍宝一事给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密信中这样阐述没收教会珍宝工作的真正目的：“我们务必要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卢布的基金(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有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没收珍宝的斗争的胜利必然全部属于我们时保持中立”(36)。当时，列宁认为此时是夺取教会珍宝的难得机遇。爆发大规模饥荒的特定时刻比较容易夺取教会的珍宝，因为在这个特定时刻以赈灾的名义夺取教会珍宝容易被广大农民接受和拥护，而事实上，列宁力主夺取教会珍宝的真正目的则在于利用这笔几亿甚至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开展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经济建设”，“夺得为我们今后几十年所必须的阵地”。为了保密，列宁在信中强调“请绝对不要复制抄件，由政治局每一位委员(包括加里宁同志)在此件上直接写上自己的意见”，“请莫洛托夫同志设法今天就此信送政治局各委员传阅(不要复制抄件)，并请他们阅后立即退给书记”(37)。很长时间里，这封密信一直被封存在档案馆里，几次出版《列宁全集》均未收入，直到1990年即苏联解体前一年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于世。
俄解密档案文件表明：没收教会珍宝行动成效很大。仅自1922年3月3日至4月8日从科斯特罗马市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没收的珍宝就有：赤金，36俄磅。白银，12普特29俄磅19左洛特尼克77多利亚。钻石，135颗。小钻石，276颗。金刚钻，33颗。珍珠连同衣饰，8俄磅85左洛特尼克25多利亚。珍珠散粒，658颗和3颗分成两半的。紫晶，17颗。宝石，112颗。石榴石(维尼斯)，27颗。纯绿宝石(祖母绿)184颗和祖母绿1颗。大圆珍珠，116颗。石榴石，26颗。黄玉，39颗。红宝石，27颗。绿松石，1036颗。贵榴石，12颗。水晶，4颗。深红色宝石，49颗。光玉髓，5颗。尖晶石，118颗。碧玉，2颗。飞轮，1只。卡菲姆珠宝，1颗。兽铗，1只。珍珠贝，2颗。蓝宝石，1颗。海蓝宝石，18颗，等等(38)。以上只是对科斯特罗马市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教堂一处没收的珍宝情况，1922年3月苏俄政府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舒亚、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斯摩棱斯克等城市掀起了大规模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直到7月份，这场没收珍宝运动仍在狂热地进行着，比如，普斯科夫省仅1922年7月11日一天的没收行动就夺得如下珍宝：黄金制品39俄磅27左洛特尼克83多利亚;银制品206普特27俄磅43左洛特尼克24多利亚;1010颗珍珠和其他贵重宝石，其中祖母绿33颗、红宝石33颗、金刚钻641颗、黄玉17颗、宝石6颗、紫晶159块、蓝宝石3颗、贵榴石18颗、碧玉4颗、绿松石33颗、光玉髓4颗、石榴石9颗、月长石1块、珍珠14颗和1922年版金属货币18.
5424万卢布(39)。
这场全国范围内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使苏俄政府的国库充实了巨额珍宝，这不仅为苏俄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经费支撑，而且为世界革命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为共产国际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援助。
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对于筹备建党时期及诞生初期比较弱小的中共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毋庸置疑。没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立刻就会陷入停顿或者瘫痪。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40)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41)。
这里要指出，接受外援的同时，中共从没放弃自筹经费的努力。比如，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自身也筹集到了1000元;再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罢工中，京汉铁路工人遭受了军阀吴佩孚的屠杀，五十多人被害，三百多人受伤，在努力争取共产国际提供抚恤专项资金的同时，中共也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安抚受难者，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萨法罗夫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42)。
苏俄对中共的经费支持，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进“世界革命”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利己动机和实用主义因素。列宁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上的一番话充分反映了创建共产国际的目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43)。显而易见，此时苏俄领导人是将发动和推进世界革命作为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正是从世界革命这一根本战略出发，俄共(布)倡导成立了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共产国际。因此，尽管苏俄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其自身也比较贫弱，国内各项事业亟需经费的投入，俄共(布)仍然向共产国际及其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支持。为了获取经费，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
然而，世界革命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反而遭受了重挫，这迫使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战略规划，开始重视亚洲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探索和寻觅中国革命盟友的艰难过程中，苏俄领导人曾长期轻视诞生时间不长、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后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经费援助(44)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是比较少的。共产党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给共产国际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状况的报告中抱怨说，仅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一种报纸的经费，“就超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45)。这里明确地反映出莫斯科对中共的轻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46)，认为只有中国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莫斯科对中国国民党的这一认识，使它不能不对后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责任。
注释：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2—133页。
②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党史研究资料》第1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110页。
③包惠僧：《回忆马林》，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265页。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7页。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9页。
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1921年1月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该处工作到1922年2月。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⑦这里指的是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⑧《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页。
⑨《伟大的历程(1921—200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⑩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1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12)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13)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一“够”字。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14)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15)原文无货币单位。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页。
(16)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页。
(17)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18)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19)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20)档案原件此处没有标注是什么货币。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2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22)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48页。
(23)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24)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25)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26)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页。
(27)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28)档案原件此处没有标注是什么货币。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29)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Усов，совет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вКитае.20—егоды ХХ века，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 г.中译本见《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页。
(30)我核对了刊登在俄文学术杂志《远东问题》2007年第1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一文中这句引文的俄文原文，引文原出自《远东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8页。我发现俄文原文中此处的经费数额是“2万美元”。而《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7页发表的这一档案文件的中文译文将此处的数额误译成了“2千美元”，一些国内学者也误引了这一数字。
(31)Пятницкий В.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Сталина.M.：Современник，1998.c.246.
(3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Япония.1917—1941.М：2001. c. 253.
(33)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34)Бубер—Нейман Маргарете. 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ежим.Записки очевидца о деятелъност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20—1930—х годах.
М.：АИРО—ХХ，1995.С.68.
(35)Коминтерн и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Наука，1998. c. 153.
(36)《列宁关于没收教会珍宝致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37)《列宁关于没收教会珍宝致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415页。
(38)《科斯特罗马省执委会司法局致司法人民委员部第8局关于没收科斯特罗马市各教堂珍贵物品的汇报(1922年4月11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35页。
(39)《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66页。
(40)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4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42)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4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44)莫斯科对中国国民党的经费支持，在很长时期里是从共产国际的渠道实施的，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会议记录证明了这一点。这份记录记载了当日会议作出的决定，其中指出“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45)《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3期。
(46)在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中强调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