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在立宪派的鼓吹和发动之下，十余省的绅商民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速开国会。到了1910年，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国会请愿热潮，先后进行四次，长达一年之久。尽管请愿没有达到本来的目标，但却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普及了立宪知识，提高了国民的民主觉悟。
徐特立断指血书
1908年的请愿，促使朝廷宣布了九年正式立宪的期限。但立宪派认为期限过长，资政院不能代表民意;在筹办谘议局的岁月里，立宪派看到政府的表现，“以枢臣之老耄，疆臣之畏葸不前，但足以亡国而有余，绝不足以唤起沉疴，挽回危局，共臻于立宪之一境”，深深认识到只有早开国会，成立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人民参政，才能监督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1909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约，丧失种种权利，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群以为“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于是拟请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之议，各行省乃不谋而同”，10月13日，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同立宪派骨干商定，派人前往各省谘议局相约，于12月中旬派代表到上海，共同讨论速开国会的问题。
11月初，张謇亲赴杭州，会晤浙江巡抚增韫，增韫表示愿与江苏巡抚瑞澂取同一态度。又会见了汤寿潜、王清穆等人。当时有人说，从政府、社会各方面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回答说：“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而视其亡，无人理。”他觉得国民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为国家分忧解难。汤寿潜同意他的意见，上疏请求提前召开国会，或先开临时国会。
请愿速开国会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徐特立断指血书是其中最为感人的事件。12月6日，湖南各界推举罗杰、刘善渥等4人为代表，定于8日启程赴沪。时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员的徐特立闻悉异常兴奋，8日在学校谈及外交失败、时局阽危、“既已筹备宪政，以图补救，则非早开国会，不足以促进行”时，他热血沸腾，找了一把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用鲜血书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字，表达了支持请愿的坚强决心。他还想去找罗杰亲自陈述意见，经人劝止，遂嘱姜济寰、彭国钧将血书转送代表，并代达己意。徐特立是以甘洒热血为代价换取国会速开的第一位志士。
到上海参加会议的共有16个省的51名代表，从12月18日起召开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确定签名以谘议局议员为限，公推直隶省的孙洪伊领衔，决定了进京的人员，12月30日通过了要求一年召开国会的呈稿。会议期间，罗杰和刘善渥向代表们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大家看了感动得流下热泪，纷纷表示一定要将请愿进行到底，不达目的誓不返回。
第一次请愿
1910年1月，请愿代表陆续抵达北京。16日，代表们列队齐赴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请愿书从内政、外交和国会的重要性三个方面列举了国会必须速开的理由，还驳斥了不能更易九年召开国会谕旨和人民程度不够两种论调。
请愿代表受到京师绅商学界的热烈欢迎。巡抚孙宝琦、程德全、陈昭常、丁宝铨、袁树勋以及出使各国大臣均电政府俯从舆论，速开国会。顺天府府丞李盛铎亦奏请“立布宪法条文，定期早开国会”，并特别指出，“今代表诸人颇多地方缙绅，为乡里所推重，其忠信不止孚一邑，其言论且可鼓吹一时。故善用之，则此辈皆日本维新时之士族，足以辅扬伟业，昌大盛治;不善利用，则失意复归，或至疑朝廷真意之所在”，“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史迹俱在，可为寒心”。
1月22日，代表议决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确定1909年各省签名请愿者均为会员;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会员均应广泛发动群众，分头请愿;每省设置干事等事。接着通告了各省谘议局，谒见军机大臣和满族亲贵。
京师的八旗士民看到代表请愿，很受鼓舞，特召集起来，开会欢迎代表。遂后也推举代表将请愿书送呈都察院，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
接到请愿书，都察院堂官打算像1908年那次一样，先探实军机大臣的意向，再作处理。有些御史不平，召集同僚，“力言此次各省代表来都要求速开国会，邀准与否，实为大局存亡、民气消长之所关，亦即列强对待中国用刚用柔敬我侮我之所系。我辈职司献替，际此紧要关键，正宜联名具奏，极力赞成，以期襄斯盛举。”此议获得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载沣亦面谕都御史张英麟不准延阻。
1月28日，都察院将请愿代表和旗民的请愿书上奏。30日，摄政王载沣颁发谕旨，嘉奖了代表们的爱国热忱，但又说我国幅员辽阔，筹备不完全，国民知识程度不齐，速开国会，反致纷扰，“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夫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现在各省咨议局均已举行，明年资政院亦即开办，所以为议院基础者，具在于此”，“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必定召开国会。第一次国会请愿就这样遭到了拒绝。
第二次请愿
2月1日，北京各界召开大会，与代表商量协助进行之策。代表表示，断不会因为遭到一次拒绝而畏缩，改变初志。孙洪伊提出，政府既然不允速开国会，各省国债应即停止，何时开国会，再行筹办。
2月6日，代表议决了再上书的时间;出京代表回省组织同志会及发动人民请愿;各省同志会一面上书督抚，请其代奏，一面推举代表来京;通电海外华侨推举代表来京请愿;组织报馆;并将会名改为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等重大问题。次日又电告各省团体，暂以京师代表团为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总部，各省立即设立分会，举定干事。继又致书各省多立同志会，发表演说，务使全国人民皆知国会利益，推举代表来京上书。
为了团结同志，增加请愿的后援力量，2月12日，由黎宗岳等发起，京师人士成立了国会期成会。通告各省团体，请即组织分会，公举代表2人到京，与京师国会期成会联名上书请愿。
为唤起人民争取国民权利的民主意识，鼓起要求速开国会的勇气，请愿代表将徐特立的血书刷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广为散发。直隶立宪派人士还把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编成国会热潮新戏，在天津同乐舞台与该园著名艺人同台演出。徐特立由此声名鹊起，成为全国敬仰的志士。江苏丹徒县的郭毅为表示其“以血购国会”和支持请愿的诚意，鼓励代表勇往直前，也效法徐特立，自刺臂血，书写了“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连同一信，邮寄请愿代表。代表不胜感痛，立即将其血书制版印刷，分发各省。
接着代表讨论了海外华侨发动的办法，请直隶、江苏、广东、湖北4省总商会通告各省商会，推举代表到汉口开会，并到京上书。
4月4日，代表邀请各界人士开会。经大家公议，将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定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总部设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作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和谘议局联合会的喉舌。
会后，代表刊布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论述了速开国会可以革除贫弱根源，驳斥了朝廷不允速开的各种说法。还特别发表了敬告商会书，着重强调：“今日世界无不以工商业为立国之根本者。夫商人既一跃而居国中最重要之地位，则国中政治之得失自与商人有特别利害之关系，故吾国今日国会请愿之事，尤应以联络商界为中坚”。急望各省商会共举代表，相约入京，大举请愿。接着，代表组织了国会请愿代表团，公举孙洪伊等为干事。
全国各省谘议局、教育会、商会和立宪团体，均积极支持代表继续请愿，响应号召，组织了同志会支部，大力宣传，广泛发动国民签名。此次请愿，据称国民签名者达3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商民，他们构成了请愿的主力军。商界这次是以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于运动中的。当请愿代表一发出号召，他们便毅然挺身而出，由各地商会出面，纷电请愿代表，表示决心继续请求，誓作后盾。江苏的商界召开了大会，选派代表，直接上书请愿;吉林商务总会和各地分会亦公请督抚代奏即开国会。上海的李厚祜、陈震福、陈寿颐、金贤来还以华商联合会的名义，拟就请愿书，准备联合海内外华商请愿。广东、江西、山东、湖北等地商会都积极参加了请愿活动。海外侨胞有的直接致电政府，有的推举代表回国，一致要求速开国会。
各地人民不仅踊跃签名，而且还从物质上给请愿代表以帮助。如汉口水电公司总理宋炜臣寄给代表大洋500元，“聊尽国民分子之义”，希望代表“迈往直前，百折不回”。福建谘议局议员林辂存捐给国会请愿同志会总部银180两，作为创办日报之用。直隶有一自署“逸亭氏”的公民汇给代表2000元，作为组织政党之助。江苏一个自称“濑水氏”的公民见国会不开，特将自己认捐的国债100元改寄给代表。至于捐款赞助各地同志会分会的就不计其数了。
6月16日上午，代表齐集都察院，由领衔者依次向都察院递交了分别代表直省谘议局议员、直省和旗籍绅民、各省政治团体、各省商会、直省教育会、东三省绅民、江苏教育会、江苏商务总会、(南洋)雪兰峨中华商务总会、澳洲全体侨商10份请愿书，均要求一年之内召开国会。请愿书内容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国会不能不速开的理由。
这些请愿书讲的都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表达的都是代表内心的真实感情。他们苦心劝告，竭诚相求，只是因为要尽到国民的责任，表现了对朝廷的依恋之情和赤诚之心，语语见泪，字字泣血。然而，在顽固守旧的大臣眼里，人民请愿并不是出于什么好心，叫嚷要解散代表团，以免与政府为难。
26日，代表上书政府，理直气壮地声明：人民是极不信任官僚专制政府的，不给人民立法权，人民便不承认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人民起来造反，推翻政府，都是正义的、无可指责的，“故吾国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日后人民虽酿成大变，虽仇视政府，虽显有不法之举动，代表等亦无力可以导喻之，惟有束手以坐视宗社之墟耳”，这种几乎等于煽动“叛上作乱”的大胆言词，既表明了他们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悲愤之情，又是对政府的当头棒喝。无奈当权者利令智昏，执迷不悟。
27日，载沣颁下诏旨，虽然说朝廷希望立宪早日实现，但又以“国家至重，宪政至繁，缓急先后之间，为治乱安危所系”，和财政困难、地方受灾为由，拒绝了第二次请愿。
主张继续请愿
立宪派一直抱着一种极其美好善良的愿望：“始终冀君民一德，不惊不扰”，促令宪政“安全成立，以垂为特色之改革历史。”希望以最和平的方式，通过政治改革，创造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由封建社会通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代表们对二次请愿被拒思想准备不足，可仍然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全国人民一致呼号，是能够感悟政府的，所以还是主张继续请愿。
6月29、30日，代表团连续开了两天会议。孙洪伊自领衔请愿后，一心扑在运动上，家事一概不问。有次家人因事来函，要其回去料理，他回信说：“国会一日不解决，则一日不回乡。”不准再行请求的谕旨颁下以后，有人劝其少缓运动，他慨然答道：“我等受父老之重托，为天下所仰望，苟不达到速开国会之目的，虽诸君尽归，我孙某抵死不出京师一步也。”在会议上，他又坚定地表示：请愿有进无退，勿庸讨论，
所要研究的只是进行方法问题。并提议代表团势力单薄，应联络农工商各界。
代表们除讨论经费、选派专员分往各地游说联络等问题以外，还决定将原来仅限于谘议局议员的代表团扩大范围，凡在京各界代表一律加入，成为一大团体;取消北京同志会总部名称，改为北京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城及府厅州县均设分会。
关于第三次清愿的准备，主要有：请愿定于明年农历二月举行;签名必须普及于农工商各界，人数每省至少在百万以上;请愿时，各府厅州县必须派1至2名代表到京，近省代表至少在100人以上，远省代表至少在50人以上;请愿之前，还要进行间接请愿，即代表团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同时呈请督抚代奏。之后即电各省团体，告以“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代表团的决定得到各省团体、人民和留学生、华侨的热烈拥护。
正在代表团加紧发动人民进行第三次请愿的时候，第二次日俄协定签订了，约定两国维护在中国东三省取得的特殊利益。面对形势的变化，请愿代表团决定将原定农历九月代表团上书资政院陈请速开国会改为进行请愿。接着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又传出日俄协定另订密约，内容有俄国取缔蒙古，日俄保护黄河以北权利，监督中国财政等。代表团以为密约实现，全国人民将永世沉沦，催各代表提前来京。9月29日，代表团听取了吉林代表关于东三省危殆情形的报告，一致认为根本问题仍在速开国会，议定上书载沣、资政院和会议政务处。
各代表纷然泪下，答谢学生，誓死请愿到底。赵振清、牛广生等遂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踉跄而去。
尽管请愿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却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普及了宪政知识。
1910年10月3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在经历了前两次的挫折后，通告全国人民，进行第三次请愿。请各团体同时开会，“邀集大多数国民速赴各督抚衙门，泣恳代奏速开国会，以救国亡，或联电政府代奏。”
7日午前，孙洪伊等23名代表正整队前去摄政王府，忽有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17人来到，交给代表一信，主要是说政府不可信赖，表示“此次将以血购国会”。并对代表说：“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言毕，赵振清、牛广生即拔出利刃，欲自杀以明心迹。代表惊骇万分，紧握两人之手，苦苦劝解。在代表防备稍疏之际，牛广生突然持刃割下左腿一块肉，赵振清割下右臂一块肉，在致代表的信上涂擦数遍，惨不忍睹。各代表纷然泪下，答谢学生，誓死请愿到底。赵振清、牛广生等遂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踉跄而去。
孙洪伊等抵达摄政王府，载沣不在。经商议，留下李芳等6人守候。李芳等轮流向围观的群众演说，许多群众流下悲愤的眼泪。巡警官员想为代表寻找住处，代表决心露宿，予以谢绝。民政部尚书善耆闻讯赶来问慰，告以载沣回府尚需数日，不如代达为速，并保证明天即可将代表意见和上书代陈，后日与代表会面。李芳等便将上书交给善耆而归。
8日上午，青年张成珍又将自己的血书、红禀、所断左手食指及青年张云湖的血书送交代表团，表示他们要求速开国会的诚意和对代表的坚决支持。
9日下午，孙洪伊等前赴资政院呈递了由187人署名的请愿书，请资政院提议于1911年召开国会，将请愿书代奏。谘议局联合会也将速开国会的陈请书呈上。
20日，汤睿代表侨寓日本的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中华教育总会同胞，也向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
22日，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的议案，代表兴奋不已，再电各省谘议局要求督抚代奏速开国会。26日，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折稿。为达请愿目的，代表团又上书载沣和会议政务处，要求允准速开国会。后闻政府议定1913召集国会，又电告各省团体致电军机处，力争明年即开。
各省团体和绅民要求速开国会的热情比前两次高涨得多，不仅有许多省增派了新的代表到京，而且突破了以前少数代表请愿、多数群众签名的方式，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使运动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群众性运动，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群众游行请愿
发动群众游行请愿由直隶首发其端。10月5日上午，各界一千余人召开了大会，会后李向辰、温世霖、阎凤阁等领衔人率领着与会人员列队向督署进发。队伍的前导有商民林子书捐赠的8面黄色大旗，上书“顺直人民呈请代奏速开国会”12个大字。总督陈夔龙在群众强烈要求下接见了代表，答允代奏。
继直隶游行请愿的是河南。10月16日，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开封游梁祠开会，各界到会者三千余人，当场签了名。之后列队去抚署衙门，呼喊之声喧天震地。巡抚宝棻接见了代表，允为代奏。群众队伍遂赴谘议局，请提前议决速开国会议案，并电达资政院陈请。绅民同声宣言：“如此次请愿无效，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群起以死力争之。”情绪尤为激烈。
山西于10月23日在太原召开了一千多民众参加的大会。通过了请愿书，渠本澄等讲了话。谘议局议长梁善济也发表了演说：“如三次请愿仍归无效，决定以两主义对待之，积极主义则联合各省数十百万人民，重整旗鼓，相继进行，以死力争;消极主义则各省谘议局一律解散。”后推定领衔人和代表，便打着“人民全体请愿国会”的大旗至抚署请愿。巡抚丁宝铨赞成速开国会，当即答允代奏。
陕西在前两次请愿中均较落后，这次则一跃而名列前茅。10月23日召开了有1万余人参加的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署请愿，五千余人签了名。
福建的游行请愿在10月30日上午，全省9府2州人民和驻防旗人、侨胞五千余人，各打着本府州大旗，由预备立宪公会福建分会负责人郭兆昌手执一面上书“请代奏速开国会”的黄色大旗为前导，前往督署请愿。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群众鼓掌欢呼而出。
四川在第一次请愿时无人参加，第二次派有几名代表，第三次签名人数猛增，超过3万。10月30日，请愿同志会召开了各界大会，与会者六千余人，然后在正副议长蒲殿俊、萧湘等率领下，到督署请愿。总督赵尔巽答允代奏。
贵州于11月2日在省城召开大会，4188人游行至抚署请愿。
湖北人民于二次请愿失败后积极进行第三次的准备。10月22日，汉口同志会邀集武昌总商会、汉口总商会、宪政筹备会、教育总会、谘议局等8大团体的代表，召开协议会，决定向总督请愿，11月2日召开全省大会。28日，谘议局得知政府1913年召开国会的消息后，未再举行，议长汤化龙当即电请军机处赞助速开国会。
奉天的发动最为广泛，为全国之冠。谘议局在第二届常会上通过的第一个议案就是呈请代奏速开国会。至10月中旬，全省已有二十多个城市举行了集会，参加的群众均在1万人以上，并函告谘议局，准备到省请愿，签名者达三十余万。谘议局以为人数太多，声势汹汹，骇人听闻，劳民伤财，复函各地，告以谘议局已呈请总督代奏，不必前来，故省城未能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
其他谘议局一般都通过了呈请代奏速开国会的议案，并电军机处要求速开国会。一些省区的教育会、商会也致电政府速开国会。
与人民请愿的同时，以东三省总督锡良、鄂督瑞澂为首的十几省督抚、将军，两次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11月3日，载沣亲自主持召开会议政务处会议，载泽提出1913年召开国会。其他大臣以为既缩短了年限，人民不至于完全失望，还可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各项筹备工作，都表示同意。4日，朝廷发布上谕说：“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用协好恶之公。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着缩改于宣统五年(1913)实行开设议院。”此次缩短年限，已经“折衷当”，“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同一天，又谕令民政部和各省督抚晓谕请愿代表即日散归。
代表团暂时解散
国会期限比原定缩短三年的谕旨颁布以后，绝大多数人民都是极其不满的。国会请愿代表团于11月5日讨论了今后的行止问题。认为既奉上谕解散，自应遵办，遂向各省谘议局和各团体征求意见。直隶、陕西、河南、湖北、广西、江西、福建、山西、吉林、奉天谘议局均复电切勿解散出京，仍要继续请愿。江西请愿同志会召开了有1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坚持明年即开国会。湖北各团体仍在预定的11月13日由张国溶、吕逵先率领39个团体共两千余人的游行队伍，打着“请愿速开国会”和本团体的大旗，前往督署。总督瑞澂答允再行电奏。请愿群众三呼万岁，围观的一千余名群众也鼓掌不息。
代表一面继续同政府斗争，一面商议善后。关于代表团今后行止和进行方略，代表作了详细讨论，最后决定解散代表团。认为朝旨既下，如继续存在，将招致干涉，再要求也不会发生效力，不如暂时解散，异日请愿，再行组织;保留国会请愿同志会，代表团解散以后，即以同志会作为同人通讯和准备组织政党的机关。同时希望各省继续要求速开国会，唤起民气(12月上旬，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1911年6月，立宪派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党，认为不久便举行国会选举，实无继续请愿的必要，将国会请愿同志会解散)。
11月12日，朝廷谕令中央各部门认真筹备宪政，各省督抚切实筹备国会召开以前应办的事情。12月6日，又令宪政编查馆修改九年筹备规划，准于1913年定期实行立宪。
东三省群众接过请愿大旗
但是，人民群众特别是东三省和直隶的人民群众并不信任政府，朝廷将于1913年召开国会的上谕颁布后，奉天各界数千人自动集会于谘议局，决定进行第四次请愿。谘议局遂电资政院再奏明年即开国会，并电各省协同力争。
奉天学界率先推举出刘焕文、舒继祖作为赴京请愿代表。12月2日，学界三十余人前赴谘议局，与议长等商定行期。谈及第四次请愿前途渺茫时，学生金毓黻即抽刀截指，李德权持刀割股，正副议长吴景濂、袁金铠急夺刀救护，然已来不及了。金毓黻以鲜血大书“至诚感人”和“至诚”，李德权大书“请速开国会”数字。在座者无不深受感动。4日，省城学生五千余人手执“请开国会”旗帜，游行至督署请愿。锡良允为代奏。6日为全省大请愿的日子，上午，奉天各团体和全省46州县代表共1万余人，陆续集合在谘议局门前。行前，《商务日报》编辑张进治突又断指书写旗上，人们愈益感动。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是打着写有“奉天全体人民请愿即开国会”字样的几面大旗，接着是手捧请愿书的谘议局议长吴景濂，其后是谘议局、各团体、各州县的代表群众。队伍整齐严肃，观者如堵，沿途自动加入者又有近万人。锡良接见了代表，答允代奏。群众欢呼“国会万岁”!“大清帝国万岁”!鼓掌声、欢呼声、号哭声混融在一起，“轰动如雷”。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有各团体各州县代表10889人。
之后，谘议局研究了联络吉林、黑龙江谘议局共同请愿的问题，各界推选出赴京的全省人民代表董之威等15人。10日，各界公饯赴京代表，当晚又召开了盛大的送别会。这一天，又有一些中学生以血书勉励学界代表刘焕文、舒继祖“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热心保种”。11日，董之威等肩负着东三省人民(吉、黑代表未及时赶到)的重托，乘车启程赴京。奉天人民给予代表有力的支援，各地自愿签名进京者多达1万余人，青年学生表现特别激烈，断指割股之事时有发生。21日，奉天代表至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次日又呈上上监国书。
24日，资政院通过了弹劾军机大臣案，载沣以为干越君主大权，若骤开国会，必然更加纷扰，颁布上谕说：宣统五年召开国会不能再改，东三省代表来京递呈，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人将他们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即非安分良民”，应即“查拿严办，毋稍纵容”。接着，董之威等即被送回奉天。
奉天代表进京过津时，特下车到直隶谘议局陈说东三省危险情形，散发传单和血书，与各界人士座谈。12月15日下午，由东三省籍的在津学生函请各省在津学生与奉天代表共开茶话会，各省在津学生和天津各学堂学生一千三百余人与会。董之威等发表了演说，希望同学作请愿中坚，组织全国学生请愿同志会，作为东三省的后援。与会者热情奋发，公决全体进行第四次请愿，立即组织全国学界同志会，推举温世霖为会长。
第四次请愿
之后，各校学生和学界请愿同志会均开会研究，多数主张激进，军医学堂学生方宏蒸自断左手中指，用鲜血书写“血诚”二字;北洋法政学堂学生江元吉割下左臂肉一块，以鲜血大书“为国请命，泣告同胞”8个字;继又有杨可等十余人割臂刺指，书写血书;北洋师范学堂学生杨畅时自刎，为人救护。同学们热血奔流，踊跃签名，倡议罢课，推举代表，准备游行请愿。一切进步的爱国青年学生都投入了这场运动，李大钊、白坚武就是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代表。
19日，学界发出公启，指出国民奔走呼号，惟恐中国灭亡;“而政府丧心病狂，惟恐亡之不速”。“造原动力者确为学界。学界唯一之手段曰全国学界罢课，共谋对待，希图进行”。亡国的危险使青年学生出而承当了请愿的主力军。20日，3859名学生在全国学界同志会会长温世霖、谘议局议长阎凤阁和商会总理王竹林带领下，打着各色旗帜，高举着“立宪救国”、“速开国会”等标语，呼喊着“誓死请愿”等口号，游行至督署请愿。总督陈夔龙极不情愿地答应代奏。
次日，朝廷电令陈夔龙宣示不准再联名要求代奏。陈夔龙立即照办，声言再聚众要求，就是“意存扰累治安”，定要查拿严办。
学生愈加愤怒，22日开会，推举了进京代表，决定各省在津学生派人回省发动，并以全国学界国会同志会的名义通电各省咨议局转教育会、商会，告以天津的情况，号召全国学生罢课请愿，呼吁各界速起支援，再掀起一次请愿热潮。陈夔龙大怒，立派数百名军警前往镇压。赤手空拳的学生在各界劝说下，痛心地做出了解散的决定。
24日，学部又通电各省严禁学生请愿。陈夔龙更加嚣张，调兵包围学堂，勒令开课。政法学堂有个平素勤学安分的学生，极为愤恨，用刀断去一臂，次日殒命。保定学生闻知，纷纷罢课支持天津学生。陈夔龙急调陆军和警兵将各学堂包围，不准出入。1911年1月2日，朝廷又严令各省督抚“随时弹压”，“从严惩办”。陈夔龙立令复课，否则解散学堂，将学生押送回家。保定学生在武力高压下被迫停止了罢课。
温世霖被发配新疆
7日晚，陈夔龙又下令将温世霖秘密逮捕。次日密电朝廷，诬蔑温世霖为“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有害地方”，“擅捏会名，妄称会长，遍电各省，广肆要结，尤为意图煽动，居心实不可测”，应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朝廷允准。天津各界著名人士得知温世霖被捕，8日晚自动集议营救办法，议定以教育家张伯苓等26人的名义上禀质问。9日，张伯苓等禀见，陈夔龙竟颠倒黑白，声言“为地方除害”。张伯苓等准备晚上再进一步研究办法，北洋师范学堂等和天津40个乡的议事会也向谘议局陈请，为温世霖辩护。陈夔龙惟恐生变，立即密令军警偷偷将温世霖押赴新疆。
吉林人民于1910年12月22日以前便选出了14名代表，行抵奉天，不准再进京请愿的上谕已经发布，代表只好愤愤而返。
江西、四川、湖北等省接到奉天、直隶协同进行请愿的电报后，有的发动群众签名，游行请愿，有的号召学生全体罢课，但都被督抚破坏了。
至此，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全国第四次请愿运动彻底失败。
尽管请愿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运动却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普及了宪政知识，提高了国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暴露了当权者的真实面目;促使立宪派的少数激进分子与政府决裂，转变到革命立场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