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之在欧洲，无疑是一种由许多因素所造成的产物。军事贵族的封建主义，不管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都是疲软而脆弱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封建官僚主义却是强大的。从地理上说，欧洲有许多岛屿，点缀着从事海外贸易并且愿意进行对外征服的城邦国家。此外，欧洲距离另外一个商业中心，即说阿拉伯语的地区，非常之近。古希腊科学通过他们传遍整个拉丁世界，从而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大部分基础（不是全部，因为还有中国人的贡献）。受此刺激，一种容易运算的数学发展起来，并被运用到计算、借贷以及航海上。宗教改革的成功包括了对传统的决裂；欧洲人很快就得出结论：实际上，历史可以有真正的改变，而上帝也的确会让所有的事物常变常新。鼓励与上帝直接沟通的新教，意味着人们可以读书识字；尽管需要从阅读《圣经》开始，最后却以迄至当时闻所未闻的现象结束——一批真正有文化的劳动力诞生了。因此，文字所造成的阶层门槛就被一扫而空了；经理、工程师、手艺人和普通工人渐渐变得没有太明显的差别了。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几乎可以被视为一堆火种，注定将会有“工业革命”随之而来。这火花，也许就是那个有着几近无限的市场而起源于一个岛国的英国棉纺织业。
一旦近代科学运动发轫，情势将随之而变。我们就有可能追溯近代世界如何从一个接一个的发现或发明中在欧洲、北美形成。那些地区的人们从自然中得到超乎寻常的暗示，并且机遇不错。在13世纪末，不列颠诸岛产生了重要的商业城市，尤其是伦敦。由于所处纬度较高，那里极需燃料。至少早在那时候，露天煤已可获得，但不能满足需求。
然后，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了大气压强；到18世纪，之前难以逾越的限制因素——煤矿的排水，因为萨维利和纽可门的发明而得以解决。瓦特设计完成的蒸汽机带来了以纺织行业尤其是棉纺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并且导致蒸汽船和铁路的诞生。然后，蒸汽机又反作用于科学，催生了力能学和热力学的发展。接着，18世纪的电学应用于电气工程，能够提供廉价方便的人造光源以及由中央发电站产生的牵引动力。石油工程是最后产生的，最初提供照明和用作润滑剂；但是，之后人们发现，它与内燃机提供的原动力可以在无人照管的情形下工作，并且可以驱动我们现在如此熟悉的小型汽车向各个方向前进。就这样，煤、铁、石油成了西方世界的真正财富，远比金、银更重要；西方世界的人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从自己所在地区的地下得到大量的此类自然资源。如果没有煤、铁和石油，近代科学便一文不值；有了煤、铁和油但却没有近代科学，例如在中国，新的社会形态也不可能诞生。
以上揭示的背景似乎是说，这个世界早应该建议中国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并且认真模仿西方。实际上，这样的建议曾经非常流行，甚至被少数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然而，历史却证明了这些建议十分荒谬。
中国放弃发展独立的司法，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轻视法律，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形成过城邦公民之间以及国王和封建主之间的对峙局面——这种局面需要法官的仲裁。在中世纪晚期及近代，中国缺少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政治稳定性比经济利益有更大的好处。当然，中国商人不缺乏积极主动、诚实、节俭、精打细算、机敏灵活的品格。这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他们作为商人的成功上——在19世纪中国人侨居的所有海外国家，中国商人们的成功远远超过当地人。但是，其他中国人所关心的只是政府以及它的难处。这些背景真正反映的是，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可能要从传统主旨的调整中去寻找，而不是去模仿外面的世界。比起任何资本主义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形态跟中国的过去更相配，因此才会有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
一旦中国找到了其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是无价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大约使北部中国（那里种植旱地作物）每人获得5亩耕地，南部中国（那里的主要植物是水稻）每人获得1亩耕地（1亩比1/5英亩还要小）。如果土地分布方式仍然是个人占有的话，那么，这种程度的小块分割将会排除技术进步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在这种条件下，集体所有制成为唯一合乎逻辑的答案。面对全世界人口的稳定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减少，中国的实验理应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并予以重视。
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的目标不仅是寻找到一条工业化的捷径，而且还要以更大的合理性来取得这些成就。这要求勇气和纪律。幸运的是，因为中国人在其早期历史中要学着去克服如此之多的不利条件，所以在中国社会的遗产中，从不缺少勇气和纪律的品质。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来说，放弃他们自己的优点而采用一直以来与他们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是不明智的。
中国过去的困境，在本质上基本是技术性的，而现代科技肯定可以解决这些困境。在国家所有制下，信贷的产生不再是问题，因为整个国家的资源可以蓄积起来，发挥最有利的用处。
今天，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如何才能找到经济合理行为与其他生活品质之间的和谐。使中国人的解决方案不同的，是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而每一个人是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的。
本文节选自《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作者为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
文章载于《月读》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