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刚刚统一不久的中国重新陷入分裂。而且，这一次分裂不再单纯源自中国社会内部势力冲突，而是严复所说的广袤的边地连同它的人民，“归附附近的某一个强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786页）中国不可能继续按照蒋介石给出的路径按部就班建设自己的国家。
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迅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全体党员深入民间发动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剿”状态的中共中央就“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以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从此开始，抗日救亡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
但从那时中国政府的立场看，九一八事变确属重大危机，但中国是否由此与日本全面对抗，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张学良、蒋介石究竟是谁主导了“不抵抗”还可以探究，不过正如那时许多知识精英所意识到的，日本帝国主义决不会容许中国从容地建设一个新国家。
中方委曲求全并没有换来和平，反而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日本操控的所谓满洲国宣布其领土并不局限于东北，而是包括热河省。此后，长城内外就成了日军蚕食对象，成为中日争夺的战场。
1933年1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占山海关，预示着日本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天，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但日本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加紧进攻热河的准备。2月13日，板垣征四郎奉命赶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密谋收罗张敬尧等成立华北伪政权。23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借口热河省内中国军队危及满洲国的存在，要求中国军队立即退出热河全省。不待中方回应，日军于当天向热河发起进攻，中国军队不战自溃，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于3月3日弃城逃跑，使日军仅以一百二十三人先头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前后仅仅十天，热河全省失陷。
热河失陷，日本关东军向长城以内迅速推进，中国面临九一八事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先前力主沉着应对的知识精英终于坐不住了，以为再不抵抗，亡国就在眼前。胡适1933年3月2日的一则日记，大致可以反映北平知识界的一般看法：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在共产国际、中共介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
热河沦陷，举国一致谴责蒋介石、张学良以及南京国民政府。3月7日，监察院高一涵等六名委员，弹劾失职者张学良、汤玉麟，要求军法严惩。为平息众怒，也为了替蒋介石担责，张学良3月8日引咎辞职。
接替张学良暂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是何应钦，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抵抗是为了给国人一个交代，以扭转胡适日记中所说的那种倾向，让人民留存一丝希望；交涉是因为中国的力量确实不足以抵抗，双方实力悬殊太大。
3月13日，胡适、丁文江、翁文灏等华北学术界领袖至保定谒见蒋介石。丁文江熟悉地理，深知热河失陷后，北平即已无险可守。而北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其意义非同小可，决不能让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毁这笔人类文明财富。
学术界的意见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事实上，蒋介石此时也没有与日本对决的信心。有了学术界的意见，蒋介石更愿意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暂时保全平津。4月9日，蒋介石致电黄郛，稍后任命他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指示他把握时机争取与日本达成谅解，维持暂时的和平。
和平不易获得，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更困难。4月19日晚，正在北平指挥作战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华北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于学忠陪同下，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术领袖座谈，郑重讨论怎样才能结束战争，重建和平。鉴于当时的情况，学术界代表希望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以换取必要的准备时间。他们建议由蒋梦麟以私人身份往访英国公使蓝浦生，询问英国能否居间调停。他们提出的条件是：调停只限于停止双方的敌对形势，不涉及东三省或其他问题，并且只作口头而非文字上的协议。
蒋梦麟与蓝浦生的交涉并没有结果，但5月31日，中日双方达成《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军队继续后撤，实际上承认了满洲国，承认长城是中国的北部边界。
就中国全局而言，《塘沽协定》是一个屈辱协定，这个协定让绥东、察北、冀东，成为日军自由行动区，为日军进一步控制华北提供了便利。但其一方面激发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为两年后一二·九运动、三年后西安事变、四年后卢沟桥事变积蓄了动能，另一方面为切实进行战争准备发布了一个实际上的动员令。此后的中国，大致进入一个“准战争状态”，读蒋梦麟《西潮》很容易感觉那时在华北地区继续坚守的知识人，通过长城抗战，都比较清楚中日决战不会很远了。
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有一个政策宣示，强调和平没有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显然，朝野各界对日渐趋强硬，中日全面冲突，以战争决胜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等待一个契机。
二十天后，在北平爆发了蒋梦麟所说的“七七事变”前七年唯一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这个被后来命名为“一二·九运动”的政治事件，极大促动了中国人的觉醒，中国社会各界放弃幻想、准备战争的情绪渐趋上风。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撤回关内五六年的东北军不堪继续忍受“不抵抗”而丢失东北的历史指责，他们宁愿血染沙场，也不愿继续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亲临前线督战“剿共”的蒋介石，以“兵谏”的方式要求蒋介石放弃内战，领导抗日。
在共产国际、中共介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希望，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级普遍拥戴蒋介石为抗日最高领袖。这是一个历史性巨变，表明中国人已走出内战，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中华民族全面抵抗只等待一个命令。
全面抗战爆发激发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中国军队用行动粉碎了日本迅速战胜中国的梦想
半年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抵抗。十天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蒋介石郑重宣布：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中国依然希望和平。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国家战略，迅速赢得中共，以及云贵川等地方实力派支持，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其实，据后来研究，蒋介石庐山谈话以强硬姿态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但这个谈话并没有被日本政府准确解读，日本不仅没有和平解决卢沟桥危机的诚意，反而持续向平津增兵。26日，华北驻屯军向中国守军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宋哲元严词拒绝，并向全国发出自卫通电。日本政府也不示弱，增调二十万军队至平津。28日，日军按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此后一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顽强抵抗，用行动粉碎了日本迅速战胜中国的梦想。日本不仅没有力量迅速征服中国，相反，全面抗战爆发激发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全体一致抵抗，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已被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弄得四分五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分离主义运动依然没有停止，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说，“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近代以来最美好的政治名词“民族”，竟然一变而成为分裂主义的借口。
“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也应该是中国政治的现实。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竭尽全力论证满洲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论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包容性超强的民族，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多民族搭起来的积木。著名思想家熊十力在颠沛流离之际撰写《中国历史讲话》，倡言五族同源，以为“中华民族，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构成之。故分言之，则有五族；统称之，则唯华族而已。如一家昆季，分言之，则有伯仲；统称之，则是一家骨肉也。”五族同源，五族一家，五族就是一个大家庭。分言之，中华民族有五大族群；合言之，五族就是中华民族的内涵。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贡献，也是民族危机空前时刻所寻找到的重要思想资源。由此，中国人方才有理由坚信：“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历史依据的充实，是一个民族不会被轻易打败的根底。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引起进步知识界的积极回应，继傅斯年、顾颉刚之后，白寿彝、杨向奎、翦伯赞、吴文藻、费孝通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有相关文章发表，他们的讨论是对近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拨，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复归，至抗战胜利，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有了很大提升，抗战前、抗战中以“民族自决”为幌子的分离主义运动渐趋结束，“中华民族”的概念至此终于成为中国人不言而喻的族群认同。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全体一致的抵抗，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空前危机带来空前机遇。一盘散沙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刺激下振作起来了，正像顾颉刚1935年《旅行后的悲哀》所意识的那样，“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一个全新的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国家，经抗日战争一役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打败，反而经此刺激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
阅读延伸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
学术论辩
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20世纪得到空前加强。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宗明义地讲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文章观点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张维华、白寿彝、马毅等都发表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了赞同，特别是从当时的形势着眼，认为顾氏提出这一观点对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惟费孝通表示了不同意见，对于顾颉刚说的要通过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防止敌人的分化，费孝通认为重要的还是要健全自己的组织，“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为了避免在名词上纠缠不清，费孝通没有使用“民族”一词，但他所说的“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分子”等，其实就是指的民族。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国家。
（徐平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