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主要是以传统排外主义为动员方式，从而反抗西方入侵的。与西方近代基于主权思想的民族主义不同，排外主义缺乏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主权意识和各民族国家平等竞争的思想，实际上是以中国儒家强调文化对垒的天下主义，对抗西方的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它不仅使近代中国人难以看清西方侵略的实质，因而迟迟未能提出收回主权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标，而且无法进行反抗西方侵略所需要的广泛的民众动员。不仅如此，排外主义主张以暴力排斥一切外人，不仅不能达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目的，反而容易招致外人“合诸国之力以为报复”（注：伤心人：《排外平议》，《清议报》68册，1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传统排外主义的影响逐渐式微，而以民族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为基调的民族主义逐渐流行，成为反抗西方侵略的新的思想资源，其中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即是以这一新思想资源反抗列强欺凌的显例。
国内外学者对抵制美货运动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大多侧重于从反帝和资产阶级成长的角度考察各个阶层的态度和作用（注：1949年后大陆学者关于抵货运动最早的论文是《历史教学》1953年8期发表的署名一宁的文章：《1905年中国人民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的主要情形如何？》。后来《近代史资料》先后发表了《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1956年1期）、《1905年广东反美爱国运动》和《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的片断回忆》（1958年5期）等多篇资料性文章，对抵制美货运功的大致情形进行了介绍，但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1966年台湾学者张存武出版了《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一书，对抵制美货运动的背景、过程、影响及各方的反应做了迄今最为全面、最为详尽的描述，但该书基本上是一本资料集，尚局限于对事件进行描述的层次。1979年后，大陆学者对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获得了较大进展，发表的多篇论文对抵制美货期间资产阶级的状况和历史地位、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耿云志《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近代史研究》1985年1期）、朱英：《晚清商人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的萌发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1年3期）、沈雨梧：《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与浙江资产阶级》（《杭州师院学报》1982年3期）等。美国学者对抵制运动的研究大致始于雷麦(C.F.Remer)1933年出版的《中国抵制外货研究》(AStudyofChineseBoycotts,TheJohnsHopkinsPress,1933)，该书辟有专章研究抵制美货运动，但作者的重点在分析运动的经济后果。1977年德尔伯·麦基(DelberL.McKee)出版的《排华与门户开放之争》(ChineseExclusionVersustheOpenDoorPolicy1900—1906:ClashesoverChinaPolicyintheRooseveltEra,Detroit,1977)，是研究抵制美货比较全面的著作，作者的主旨是探讨美国国内排华政策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矛盾性以及美国政府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华裔美国学者蔡石山曾提出应从民族主义兴起的角度研究抵制美货运动，但语焉不详，且缺乏理论性的分析。参见Shih-shanH.Ts"ai,"ReactiontoExclusion:TheBoycottof1905andChineseNationalAwakening",Historian,Vol.39(1976)。美国学者有关研究抵制美货运动的著作还有：AnthonyMilnar,Chinese-AmericanRelationsWithEspecialReferencetotheImpositionoftheBoycott,1905—1906(Ph.D.diss.,GeorgetownUniversity,1948);MargaretField,"TheChineseBoycottof1905",HarvardEastAsianResearchCenter,ed.,PapersonChina,No.11(Cambridge,Mass.,1957);Shih-shanH.Ts"ai,ChinaanOverseasChineseintheUnitedState,1868—1911(UniversityofArkansasPress,1983)。最近一些文章虽则运用西方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理论分析抵制美货运动中民众活动的近代性”（注：参见〔韩〕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历史研究》1997年4期；朱英《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历史研究》1998年1期。），为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对抵制美货运动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则鲜有论及。其实，作为一场“涉外”事件，抵制美货运动的“近代性”不仅体现在民众自身活动的方式上，而且还体现在反抗外强的理念、手段和方法上，这场运动在中国从传统的排外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即尝试从这一视角来审视抵制美货运动，剖析它所体现的近代民族主义精神。
一、人民主权思想的发展
人民主权(popularsovereignty)思想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基础和“原动力”（注：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94册，1901年10月。）。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只有朝贡体制下的宗主权思想和君王役使臣民的王权思想，根本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甲午战后，伴随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人民主权思想才开始萌芽，“国民”一词也逐渐流行。相对于愚忠某一王朝的臣民而言，国民乃是具有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的公民。人民主权思想在中国的兴起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既然主权在民，那么不仅政府不能干预国民固有之权利，而且涉及国家利益的决策必须经过国民的同意。这些思想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并成为后来立宪运动的先声。
在上海商民酝酿抵制之初，部分绅商就已表现出对清廷秘密外交的不满，提出应及早抵制，阻止订约。叶高等人在致曾铸书中言道：“吾国政府与外人议约向无咨询国人之举，所有约稿皆定于论思密勿之地，吾民无由而知，直至签押换约之后或自外洋报章反哺吾国。万一此约定后，然后吾民设法抵制补救已迟。”因此他主张订约前即行抵制，不等二月之期，这样“美国必大为震动，自然就我范围，从速定约，至国权无损，然后各商照常定办，未为失时。不然国力薄弱，政府恐难敌也，民力散缓，空言亦无补也。”（注：苏绍柄编辑，伊熙绩鉴定《山钟集》，上海油印本，1906年，54—55页。）
抵制运动开始后，美国领事企图压制上海的抵制运动，上海总商会在致美领事函中义正词严地说，抵制美货“不独贵国不能过问，即鄙国政府亦断不能强令购实，盖买与不买，人人自有权也”（注：《山钟集》，501页。）。曾铸在致伍廷芳书中也声言“不用美货乃人人自有之权，与国际毫无牵涉”（注：《山钟集》，32页。）。1905年6月29日，清外务部在美国的压力下，令各省“实力开导”，限制抵制活动。淮安士商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购美货，人民有自决权，政府无权干涉。他们具文言道：“虽有政府命令不准倡言抵制，而吾等不开会则可，若美货之用，则人人自有之权，政府从何干涉？即使政府媚外，将约私行画押，而我全国同胞万不承认，定约自定约，禁货自禁货，俾海外各国知中国有无用之政府，而有有用之国民……趁此人心方热，力行此事，政府于此，谅亦不敢故违众意，力行压抑……彼工党禁华工而政府不能问，我民不用美货，而谓我政府能阻乎？”（注：《淮安士商烈成氏等上曾观察函》，《新闻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在抵制者看来，政府不仅无权干涉国民自有之权，而且涉及国民利益的重大决策也必须经过全体国民的同意。这是人民主权思想的重大发展。曾铸在上外务部书中提出，中美若签订新的关于禁工的条约，“约本必须寄送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押”，即需经国民认可方能进行（注：《山钟集》，30页。）。苏州争约处也提出，如政府与美国订立新约，“必先布告中国，使国民全体公认，方可签字。否则，续约虽定，吾国民决不承认，抵制团体誓不解散”（注：《新闻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五日。）。曾铸等人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是西方的民权思想，他言道：“按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此中国向来之说，若外国则素重商权，无一国不咨询后行，所以外交鲜有偾事。”（注：《山钟集》，30页。）
镇江阅书社社员胡锡鸿在致曾铸的信中还建议“大开国会”，领导拒约。尽管他所说的国会并不是西方的议会，而只是议政的场所，但已足以反映出时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他在信中言道：“大开国会，以总其成。设总会于上海，分支会于各埠，仿西人选举之法，公举名望素孚、身家殷实、上可联络政府、下可联络士商者为会长，各支会亦如之，以后国有大政与民休戚者，均开大会以议决，上呈政府，以备采择。苟有大违舆论之举，该会亦须切实力争，以匡不逮。如此则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将见百废俱举，国势焕振。”（注：《山钟集》，557—558页。）
从这一点而言，抵制美货运动不仅是一场外争国权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在中国民权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时人即认为抵货运动是“吾国民权实行之先声”和妇女“参与政治”之始（注：初我：《妇女社会之对付华工禁约》，《女子世界》14期（2年2期），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2卷上册，三联书店，1962年，31页。），并“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注：《对于抵制美约之演说》，《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六日，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56年1期，21页。）。留欧学生还提出“宜借”抵制团体“力图变法自新之计”（注：中国科学院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印《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一），油印本，1958年，181页。）。事实上很多抵制美货运动的领袖成了后来立宪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不少在抵制运动中形成的团体成为立宪运动的中坚。曾铸后来成为上海立宪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梁启超于1907年成立的政闻社吸收了不少在抵货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上海商人参加，而后来广东自治会机关报的编辑就是从檀香山返国的抵制美货的首倡者陈仪侃。
二、全民国家观念的兴起
全民国家观念的出现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主要标志。但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却一直缺乏近代全民国家观念。他们把一家一姓之朝廷作为效忠的对象，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50页。）。老百姓的任务就是完粮纳税，“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涉，国家何物，政治何物，所不知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79年，15页。），甚至“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与国家相比，倒是宗族利益更能使其“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590页。）。梁启超就曾痛感国人常“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事为己累而逃之”。（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21页。）这种狭隘的乡土意识和家族主义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民众国家观念的产生。
缺乏近代国家观念，表现在对待排华问题上就是，没有认识到美国的排华暴行损害的不仅是个人的利益，更是国家的尊严。
因此美国对华侨的迫害虽然由来已久，但在初期并未引起清政府及国内民众的注意，相反“上下恬然，毫不知愧”，甚至还“一味的怕事，一味的顺从外国人，不管他虐待我同胞，绝断我手足，颟颟顸顸的情愿做一个糊涂虫”（注：《同胞受虐记》，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1962年，552页。）。及至后来，旅美华人的遭遇逐渐引起国内关注。但在早期，国人还未能从国家荣辱和民族尊严的高度看待华侨遭受迫害问题，清廷也并不十分积极保护海外华侨。早期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作品多是记录个人遭遇，至多是感叹天朝大国的没落，很少论及排华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关系。这正是当时国人缺乏近代国家观念的反映。如黄遵宪作于1882年的《逐客篇》，把排华的原因归结为“土人争食”和“渐生妒争”，悲叹“皇华”、“大汉”遭受“异族”压迫（注：《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3页。）。
20世纪初期，伴随人民主权思想的兴起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国人意识到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之国家，而是全民之国家，每一个国民都具有救亡图存的职责和义务，因此开始把自身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连在一起，所谓“国民者，人人各有国家之一分，而当尽其责任”（注：《中外日报》1901年3月18日。），表现出全民国家思想的兴起。国家思想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体现就是，国人开始打破地域界限，超越乡土观念，把海外华侨的遭遇看做是整个民族的耻辱，认识到“彼虐待我华侨即辱我全国”（注：《对于抵制美约之演说》，《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六日。），美国排华是对中华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誉的严重侵犯。当时在华西方人也惊愕地看到，“觉醒的中国人已经产生了国家意识，对移居美国太平洋沿岸广东华侨的迫害激起的已不再仅仅是广东人的愤怒，它已使全中国人感到羞辱”（注：MaryC.Wright,ChinainRevolution:TheFirstPhase,1900—1913(YaleUniversityPress,1968),p.10.）。
广东是旅美华侨的故乡，民族意识也异常强烈，在他们看来，美国的排华“就我粤言之，则妨碍旅人之生计，侵害商民之利权”；“就全局言之，则损害国家之尊荣，玷辱国人之人格”（注：《警告会议对付美约之诸君》，《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10页。）。因此，“禁工之约，非特粤人之愤，中国四万万人之大辱也，以四万万人之大辱而不为粤人之援助，是瞽昧国家之原理，顿忘种族之大义也。”（注：《阅筹拒美禁华工公启系之以论》，《日日新闻》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04—606页。）
曾在美备受虐待的华侨冯夏威，为抗议美国当局的暴行，“振起民界”，于1905年7月16日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门前自杀身亡。澳门同胞追悼冯夏威的祭文提出，旅美同胞的悲惨遭遇“非为旅美同胞之大耻辱”，且“为我国前途死生之重要问题也”，即整个民族的耻辱（注：耀公：《澳门追悼会祭冯夏威先生文》，《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98页。）。时人更赞扬冯氏乃为国家民族而死的“杰出”代表：“披我中国四千余年之历史，凡所称忠臣义士、孝子烈妇，其辉煌简册、彪炳今古者，代不乏人，及考其行事，大都为一姓而死，为一家而死”，此不过为“个人私谊”，而“以身殉社会者，冯公其杰出哉！”（注：侠啸：《追悼冯夏威先生文》，《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97页。）这种为民族国家利益，而非为一姓之王朝献身的精神正是近代民族主义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
与全民国家思想共生的是中国民众的团体精神。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被外国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缺乏“合大群”、“结团体”之意识和共同御侮、维护国家利益的团结精神，其原因在于缺乏近代国家观念。正如《同胞受虐记》发刊词所言，“美人恒言虽杀尽尔华工，尔华民亦绝不过问。此明表我国民不知团体也。华人恒言：闭门推出窗前月，不管他人屋上霜。此又自表我国民之不知团体也”（注：支那自愤子：《同胞受虐记·发刊词》，《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522—523页。）。而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家观念的产生已使国人意识到“外国所以侮辱我华人者，以我国人无团结心之故”（注：《女子世界》2年2号，《近代史资料》1956年1期，31页。）。如福建《日日新闻》言道：“夫朝鲜、暹罗，国弱于我，而彼之禁约，不施于彼而施于我者，则以我国虽大而势分，人虽多而力散也”。因此只要“四万万同胞均如粤人之义侠，则美国必不敢禁我，即世界各强国亦必不敢凌我、辱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中国四万万人乃得侧立于天壤之间”（注：《阅筹拒美禁华工公启系之以论》，《日日新闻》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04—605页。）。正是这种基于全民国家观念的团体精神，使民族主义能够具有极广泛的动员力量，产生远远超过传统排外主义的巨大威力。
三、新式社团和报刊等现代传媒的运用
社团组织和现代报刊在西方民族主义发展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其职能是作为社会联系的纽带和政府与民众的中介，表达民众的意见，培养公民的群体意识，并谋求对政治的影响力。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社团团结和组织民众、利用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进行宣传和鼓动，这是近代民族主义区别传统排外主义的重要标志。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般避免公开的联合。晚清盛行的会馆、公所等组织多以地缘为纽带，大多是一种联谊和互助组织，并不谋求对政治的影响力，至于帮会、行会等组织更具狭隘性和落后性。近代意义上的以自愿、自治为原则，以共同的政治、经济目标为纽带的社团组织，是在甲午之后出现的。梁启超等人认为“欲救今日中国，舍学会未由”（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377页。），因此维新派在甲午之后建立了一批社团组织，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这些社团组织大多以宣传变法自强为宗旨。社团组织在反抗外侮中发挥重要作用，则大致始于1901年的拒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其中尤以抵制美货运动最为突出。
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上海总商会和各地商会。商会组织兴起于1903年之后，是近代商人国民观念和权利意识发展的产物。商会的宗旨不仅在于振兴民族工商业，同时还立志挽救民族危机。商会的建立也打破了传统会馆、公所的畛域界限和地域壁垒，把商人凝聚成相对统一的整体。正是这一新式社团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陈仪侃在首倡抵制美货之时即提出应建立专门组织，领导抵制运动。他提议“于美国立一总办所，而以诸地为分局。总办所代表各分局办事，派人归国。归国后择一要区，人烟辐轴之地，又立一总办所，而分派干员，分赴内地诸商埠。美国总办所，与各分局通信，报告消息，筹备款项；中国之总办所，与各商埠通信，报告消息，兴办各事。于是乎无事不办”（注：陈仪侃：《拟抵制禁例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596页。）。陈仪侃的这一设想虽未实现，但各地纷纷成立了拒约组织，如拒约会等。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抵制美货运动的社团组织约有40个左右，分布如下：上海：人镜学社、公忠演说会、公兴总会、四明同乡会、文明拒约社、和平社、义愤社、群学会、沪学会、药业群志会。广州：人声社、拒约传声社、抵制美约联志会、开化社、广州拒约会、广东筹抵拒约不买美货公所、润身社。福州：福建公立保工会、福建学生会。南京：文明拒约社、江南拒约会、江南阅书会。汉口：工人和平社、文明拒约社、和平拒约社。宁波：不忍坐视社。苏州：鄞江公会、拒约会。佛山：自强社。宜兴：同舟拒约会。三水：觉民社。新会：雄声社。镇江：励耻社、阅书社。扬州：阅书社。马尼拉：拒约会。
此外，兴中会、同盟会、保皇党、环球中国学生会等也参与了各地的抵制运动。
近代报刊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在中国出现，但大多为外人、主要是传教士所兴办。国人自办报刊大量涌现，是在甲午之后，其中维新派的报纸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精英民族主义的开端”（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79页。）。抵制美货的倡导者正是把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报刊作为唤醒民众、传播信息、发表意见的工具。
拒约运动之初，广东即有人提出拒约会应设机关报推动拒约运动。贯公发表《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提出：“历观外国之会，无论属于政界者、学界者，皆有其机关之报焉。今既有拒约会，不能不有拒约报，理也，亦势也。”关于拒约报的作用，文章认为，“此报之设，不徒开民智，鼓民气，使抵制之普及已也”，更重要的还在于起到“无形政府”的作用，包括“宣布公理，激励人心”，“声罪致讨，以警效尤”，“密查侦察，以显其私”，“布其证据，直斥其人”，以及“辩诬讼冤”，“笔战舌争”等等，发挥政令、裁判、暗差、警察、律师甚至军人的职能。因此拒约报不仅应设，而且应“急设”，“使一般社会，家喻户晓，手披而口诵，庶几不用美货之实行主义，得以普及，而吾民气之日昌，团体之日固，可拭目俟之矣”（注：《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87、691页。）。
广东《拒约报》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1日）初刊，由河南南武学堂和西关进取学堂教员黄晦闻、王君衍、胡子晋等创办，包括十个栏目：社说、短评、要闻、事件、调查、舆论、白话、杂文、歌谣及侨民受虐记。“报中言论多取切实而可资于外交者”，而且“于政界有绝大之关系”（注：黎民铎：《拒约报出世感言》，《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94页。）。《拒约报》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第一期很快售光，第二期需事先预约才能买到。1905年11月，由于美国领事强烈抗议，该刊出完第九期后被广州府查禁。当时有人赞此报曰：“伟哉此报，命名拒约，舆论轰轰，民气磅礴，天演界中，崭然头角，同胞警钟，社会木铎。不有苛例，此报奚作，苛例不删，永不殒落。一般华工，救生圣药，文字收功，众生极乐。视彼前途，声扬万国。污污国耻，从此一濯，沐浴欢迎，寸衷跃跃。伟哉此报，伟哉拒约。”（注：丁又：《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5期，14页。）
除《担约报》外，广东还出版了《时事画报》和《觉报》，一为旬报，一为日报，均以宣传时事和倡导报约为宗旨。
在上海，人镜学社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创办抵约报纸《保工》，由《小说世界》的记者韵琴任主笔，“旬日之间，销数颇称发达，外埠来定者纷纷”，但由于官方压力，很快停刊。时人痛惜此刊一停，“于抵制事少一臂助”（注：心青：《致曾少卿书》，《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70页。）。
除拒约运动中创办的新报外，当时全国各地的新闻界在抵制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报人把抵制美约看做“尽国民一分子天职”，以至“凡华字报纸无一无之”（注：《大公报》告白，《有所谓报）乙巳年（1905年）八月四日，《近代史资料》1958年5期，36页。）。各大报除以很大篇幅刊载拒约消息外，并发表评论，鼓励、指导抵制运动。有的报纸刊载小说、漫画揭露美国对华工的迫害，反映华工的遭遇和苦难，对唤起国人，推动反美禁约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以《时报》、《申报》、《中外日报》最为积极，广州有《广东日报》，福建则有《日日新闻》，天津之《大公报》初也甚为活跃。特别是上海的《时报》，被视为拒约运动的喉舌。美国人福开森在上海开办的《新闻报》亦很积极，特辟“抵制工约汇录”专栏，并刊载拒约广告。当时各报发表的时评和专论影响甚大，作者多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称赞抵制禁约运动为中国人“爱国心”、“保种心”之显现，“民族主义发达”之证明，以及“国体荣辱、国民休戚之所系”（注：《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
《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当时重要的专论有《时报》四月七日的“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二十一日“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六五十三日“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中外日报》四月十三日的“论在上海之闽粤商人集议”、十五日“续论上海绅商集议美约事”，等等。（以上中文标注的日期为阴历）
现代报刊的宣传优势不仅在于其内容而且还在于其行销方式。以广东而言，拒约报刊由往来珠江的船只义务代理发行，所以传播甚远，在西江上游距广州150里外的连州也有拒约报纸流传。
关于报刊在抵制美货运动和传播民族主义思想中的作用，《广东日报》称：“今日拒约之风潮，奔腾澎湃，举国一致，全球震动，谁造之，报馆造之也，吾民向不知有国家思想，向不知有同胞观念，近一二年来，报馆日胜一日，大声疾呼，哀号惨淡，以唤醒国人之迷梦，于是争权利之念生焉，爱同种之念生焉，而上中下流之社会，其脑海遂为之一大转移。”（注：《敬告同业之资本家》，《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一），17页。）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则认为，如不准广州的报纸刊登煽动性文章，抵制运动将自行消亡（注：MargaretField,"TheChineseBoycottof1905",PapersonChina,No.11(1957),pp.63—98.），足见报刊对拒约运动影响之大。
四、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成长和现代舆论的崛起
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众的觉醒和对国家政治的普遍参与，而这一过程一般是通过现代舆论影响政府决策来实现的。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舆论，这不仅因为现代传播媒介严重落后，而且专制政权也严厉限制民众议政，政治基本上是少数上层统治者的特权，“无论内政外交，向任执事独断专行，国民纤芥不得预闻”（注：苏州商会档案，295卷，20页，转引自朱英《晚清商人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的萌芽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1年3期，71页。）。洋务时期虽有所谓“清议派”议政，甲午时期也有“公车上书”式的儒生请愿，但均不具备现代舆论的特点。至于一般民众对国事则大多漠不关心，对利权之丧失也“昏然”不问。其情形正如《外交报》所言：“我国自通商后数十年，凡外交界上为人所威吓愚弄而丧其权利于外人者，其事不可以更仆数，而举国之人不知也，即知之，亦不问也。但使其事不直接而切于身家，即视本国之事与外国之事无异，以故国家之屈辱失败，纷至沓来，而举国昏然，方且以研究外交者为荒伧和狂怪。”（注：《论排外当有预备》，《外交报》131期（乙巳年31号），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其恶果当然是内政腐败，外交失策。
但是，伴随全民国家观念的产生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自觉的现代舆论。人们意识到“国家与我有密切之关系，而利害终为吾人所身受也，则于内治外交之大端，其措置有所失宜者，亦遂有所争议”（注：《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于是“舆论”一词在报刊上频繁出现，特别是新知识分子开始把舆论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中国自觉的舆论制造者们认为他们有权影响决策”，并且开始“有组织地向政府传送人民的声音”（注：AkiraIriye,"PublicOpinionandForeignPolicy:TheCaseofLateCh"ingChina",AlbertFeuerwerker,etal,ed.,ApproachestoModernChineseHistor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7),p.217.）。商人、士绅、学生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社会舆论，对涉及国家与民族利益的重大决策施加影响。舆论的出现“较诸以前国家有大得失士夫皆熟视无睹”，显然是一重大“进步”（注：《论排外当有预备》，《外交报》131期（乙巳年31号），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世纪末，舆论主要关注的是内政，即变法维新。20世纪初，随着中国外患日亟，政府软弱卖国，舆论开始具有强烈的对外色彩，反对列强侵略和卖国外交，维护国家独立与民族尊严成为清末舆论的一大特色，并最早在拒俄运动中体现出来。但民众有意识地利用舆论力量影响政府外交并获得一定成功，则最早表现在收回路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中，特别是后者更为典型。
抵制美货运动起源于上海，为反对美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续约，上海绅商试图运用民众力量以谋抵制，并达到废除禁约和苛例的目的，因此是民众较早自觉运用现代舆论力量干预外交的显例。
早在1903年，檀香山的《新中国报》总撰述陈仪侃首倡抵制美货，言其目的即是“助我政府之大力，而更换平和之约也”（注：陈仪侃：《拟抵制禁例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596页。）。曾铸在上外务部书中也明言抵制运动不仅是向美国施加压力，也是为政府外交做后盾，称“此后外人如有要挟，宪部或有为难，似不妨转谕商董开会筹议，或可因此为办理外交之一助”（注：《山钟集》，32页。）。张謇亦认为“华人同声抵制，遍行各省”，是“文明竞争”，可“收赞助政府之效”，并提出所谓赞助，“有正有反，正助有力，反助尤有力”，抵制美货即属“反助”，由政府正面交涉，各省华人“自行”“抵制之策”，“两面相夹，正合飞箝捭阖之用，将来销敌强权，渐回国势，正宜行此策”（注：张謇：《为抵制美货事致袁督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中华书局，1933年，9页。）。张謇的所谓“反助”之力实际上就是指舆论的力量。
抵制美货期间，民意的表达和传播，即舆论的形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一是报刊、小册子、广告以及具有鼓动性的文学作品（如描写美国虐待华人的小说、戏剧、诗歌等）等现代大众传媒，这大多为新知识分子阶层所使用；二是包括揭帖、民间聚会和演说等民间大众传媒，这些特别适用于文化水平较低的下层社会；三是直接发给政府部门、官员个人可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电报、信函等现代通讯工具。正是通过以上三种途径，抵制美货期间形成了反对续签华工禁约的强大舆论，并对清政府的对美交涉构成强大压力。1905年2月，驻美公使梁诚在致美国国务院的照会中即以“舆情”激昂，“不便强为压制”为由与美国据理力争。山西道监察御史在1905年6月的奏折中也认为“民情不可拂，事机不可误”，建议朝廷俯顺舆情，不可答应美方的要求，否则只会“失民心”，“辱国体”，表现出对舆论的重视（注：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辑，中华书局，1980年，1459—1460页。）。正是在舆论的推动下，清廷在对美交涉前期态度颇为强硬，各地方官员同情和默许抵货运动。张学华和梁诚等人还提出“乘商良抵制之势”，“与美国周旋交涉”，即利用舆论的力量作为对美交涉后盾，以加强清政府在对美外交中的地位（注：张存武：《光绪二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64页。）。因此，苏州一位商人称“此次抵制禁约，是我国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注：苏州商会档案，295卷，20页，转引自朱英《晚清商人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的萌芽及其影响》，71页。），《时报》亦认为抵制美贸运动是“民力行用于外竞”，即舆论干预外交的“嚆矢”（注：《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梁启超曾对民众舆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赞扬现代舆论的崛起是中国人“国民资格”的体现和“中国不可侮”的证明，并预言舆论将成为“政府之后援”。梁启超指出，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有三种：其一为政府人民一体，如英美等立宪国家是也；其二虽无人民为后援，而政府之力即能左右世界者，俄罗斯属之；第三种虽无政府之后援，其民族之魔力足以震撼世界，此种国家，环顾世界只有中华一国（注：饮冰：《抵制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新民丛报》3年20号，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而此“民族之魔力”即在于民众觉醒后产生的强大舆论力量。
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正在兴起的舆论力量。他认为“目前公众舆论和民族报业正在中国兴起，尽管其发展尚未成熟……但舆论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这一正在成长的舆论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它“通过各种方式鼓吹‘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以“培养一种民族精神，激励各省人民的热情”。他感到“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而且意识到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注：MichaelH.Hunt,FrontierDefenseandtheOpenDoor:ManchuriainChinese-AmericanRelations,1895—1911(YaleUniversityPress,1973),p.95.）。政府“不能无视”舆论的“存在”，这是舆论开始影响中国政治和外交的证明。
自觉利用宣传、鼓动和请愿等方式以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发言权，表明近代民族主义舆论开始成为“中国外交中的潜在力量”，将“对帝国主义列强构成强有力的挑战”（注：AkiraIriye,"PublicOpinionandForeignPolicy:TheCaseofLateCh"ingChina",AlbertFeuerwerker,etal,ed.,ApproachestoModernChineseHistory,p.223.）。
五、文明的和理性的对外精神
义和团事件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与19世纪排外主义的重要区别在于：在目标上，近代民族主义关注的是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国际地位，而不是文化的对立、王朝的延续和伦理纲常的存废；在方法上，民族主义运动是一种民众自觉的、有组织的、理性的对外抗争，其依据的原则主要是人类的基本正义观念（注：所谓“人类的基本正义观念”在这里是指平等和自由观念。正如福建《日日新闻》所言，抵制美货正是基于这一观念，“彼禁我往，我亦可禁彼来；彼为保工计而禁我往，我亦可为保工计而禁彼来；彼恐我夺彼之利而禁我往，我亦恐彼夺我之利而禁彼来；彼可不许我之禁彼来，我亦可不许彼之禁我往。是为平等，是为自由”。参见《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05—606页。）、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注：就当时的国际法而言，关于和平抵制外货问题并无明文规定。按照当时西方法理，就国内法而言，“选择自由是一项基本原则”，法所不禁者即为合法，因此个人抵制是一项合法行为。而且中外条约中并未规定中国必须购买某国商品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抵制外货运动是符合当时国际法准则的。近代著名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顾维钧，曾力证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并未违反中美条约和当时的国际法准则。后来国际联盟规约第16款正式承认商业抵制为合法的国际报复手段。参见V.K.WelingtonKoo,MemorandaPresentedattheLyttonCommission(NewYork,1932),pp.407,411,427。其实，这种商业抵制运动恰恰起源于美国。1765年，为了反对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纽约、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宾夕法尼亚等四个殖民地发起抵制运动，拒绝进口和出售英国货物。）。所谓理性的对外精神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反对西方欺凌的同时，并不反对西方先进文化，也并非像义和团那样驱逐所有外国人；二是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选择反抗外强的方式和方法，并清醒地意识到选择的后果，而不是一味地采取暴力手段。近代民族主义的这一特点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有着极好的体现。
在抵制运动开始之初，《外交报》就曾载文主张抵制美货的方法应力求“得当”，而“得当”与否则在于“坚持本义不生枝节”。所谓“本义”即“使美国商务有损，
不能不改苛例之说”；“枝节”则是指“躁妄之夫，为逾分之举”，“不自谨慎……为美国所借口”，并使“鄙夫小人乘此以为敛钱渔利之计”。作者认为“若吾人此次举事，始终无涣散之情状，无暴动之枝节，无始勤终怠之积习，则各国之赞成我者必多”（注：《论抵制美约》，《外交报》117期（乙巳年17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五日。）。
“运动”之方法包括：（一）监督之运动：请外部示约稿、电梁公使阻签字、电政府阻签字、电各大史求援助；（二）团结之运动：商会联盟、学会联盟、佣役联盟；（三）联络之运动：联络驻沪美领事、联络美教会、联络美洲各报馆、联络美国友人。
“抵制”之方法包括：（一）官抵制：不佣美人、不发美人入内地护照；（二）私抵制：不受美佣、不登美人告白、不入美教堂、不雇佣美人、延律师与美政府争、不载美船、不入美学堂、不入美医院、不购美货。
抵制运动开始后实际上主要集中于一点，即不购美货，具体包括：停办未订之美货、退办已订之美货、不存款美银行、不与美商通商、不购美书籍（注：《广劝抵制美约说》，49—51页，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56年1期，22—23页。）。用曾铸的话说，抵制运动采取的方法实“已到文明极点”（注：《山钟集》，477页。）。
时人反抗美国的排华政策，之所以只采取抵制美货的方法，而不使用强力手段，是面对当时形势做出的理性选择。福建《日日新闻》曾对此进行分析：“不办美货，不受美国雇工，所有人货不搭美船，今日筹拒美约，莫善于此策者。何也？中国今日之国势，既不能以理争，又不能以力抗，所持者民间之团结力，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彼号称文明之美国人应亦哑口无言也。”（注：《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06页。）
《时报》也认为“我国势弱”，“只能由文明之道行之”，有作者言道：“论者或恐因不用美货而生出国际交涉及酿成兵衅。不知各国公法原有抵制之术，如彼国重抽此国货税，此国亦重抽彼国货税以报之是也。我国势弱，万不能行此抵制之术，若国民自不用美货，则出于人人自由，政府亦不能干涉，断无因此生出国际交涉及兵衅之理。但由文明之道行之，勿别生枝节，必不愁其藉口，此可决其无害者。”（注：《对于抵制美约之演说》，《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六日。）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上海商民吸取义和团运动招致西方武力报复，酿成庚子国难的教训，“仅仅相戒不用美货”，“内以纾政府牵动交涉之忧，外以杜美人藉端恫吓之口”（注：《山钟集》，477页。）。这虽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方法，但在当时中国国力孱弱，民气不振，无法以强力反抗列强以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以和平的抵制方法对付强国的凌辱，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因此，抵制运动始终局限在不用美货范围内。各地拒约组织均一再强调采取和平的文明手段，不攻击外人，也避免采取强制和暴力。厦门拒约公所规定：“如有奸徒妄造谣言，借端生事，与美人为难或毁损其物业，是破坏筹拒美约之盛举，而与我辈为反对也。本公所为此特出赏格，倘有确知实见上项奸徒所为，又有证据可指者，到本所报知，引往缉拿，立即赏银五十大圆。其奸徒送官重办。”（注：《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七日。）福州商会抵制美货传单特别声明：“我同胞皆亦认定不买不卖美国货为宗旨。至于寓闽之美国人仍当照常宽待，慎勿误会宗旨，别开事端，以明我辈为文明之抵制，有别于野蛮之暴动也。”（注：朱士嘉编《美国迫害华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155页。）沪上同人保证“与美人往来，仍当以礼相待”（注：《山钟集》，123页。）。曾铸在《留别天下同胞书》中告诫商民，万一他因领导抵制而被暗杀，则“抵制办法仍以人人不用美货为宗旨，千万不可暴动，若贻各国以不文明口实，则我死亦不瞑目也。”（注：《山钟集》，512页。）
1905年11月，五名美国传教士在广州附近的连州被杀，当时谣言四起，称此系拒约者所为。在华外人声称此事为义和团事件的再起，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计划派遣海军至广州，进行武力镇压。广州抵制运动的领导人马上宣布，此事与抵货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后来调查结果也证明连州教案与拒约运动无涉（注：EdwardJ.M.Rhoads,"NationalismandXenophobiainKwangtung(1905—1906):TheCantonAntiAmericanBoycottandthelienchowAnti-MissionaryUprising",inHarvardEastAsianResearchCenter,ed.,PapersonChina,16(Cambridge,Mass.,1962),p.178.）。
这种理性的和平抵制获得普遍的认可和赞许，“不特各行省共表同情，即东西各国亦誉为文明举动”（注：《山钟集》，122页。如一位在广州经商的德国商人非常赞赏抵制者的文明举动：“此次华人所倡抵制美约，甚属文明。盖美国工党不独与华工为难，且禁用华货已久，凡美国各埠如有店铺发卖华人货物者，则工党不与交易。今华人欲为相当之对待，凡各店铺若不表明‘不卖美货’字样，抑虽表明而暗行私卖者，则当通知众人，均不与交易，使该店自行认罚为止。如此办理，实远胜于美国工党自行责罚其人之买华货者。”参见《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67页。），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授人以柄。如美国驻广州领事曾多次照会两广总督岑春煊强力镇压，岑春煊刚屡以抵制活动文明、理智为辞予以回驳，声言“各商民自结团体，谋保公益，与一切排外仇教之举迥不相同”，因此不能“以压力强加禁止”（注：《美国迫害华工史料》，163页。）。
寓沪绅商在给朝廷的上书中也是以抵制办法“极为和平”为据，指斥官方压制拒约运动纯属无理之举：“自订约以来，无论何等华人，（美）均藉词苛待。是违约之事，美实为之。准之平等报施之例，即以美之所以待我者还以加诸美人之身，亦不为过。然华人不敢出此也，故发议抵制以来，有谓宜胁罢华人之佣于美商者，有谓宜以此时并禁工之约要求作废者，绅民等均婉劝而切谕之。即有一二无知之徒，妄悬揭帖，亦为全体所不认，而逐渐消减。美人之来游历者，其以礼相待如故也；美货之来输入者，其报关进口如故也；美人之在华一切事业财产，其得公共之安定如故也。仅仅以不用美货，为人人自有之权，人人各行其事而已。绅等自问，方以为此等抵制，极为和平，各国亦多誉以和平者。”因此“中国人民无必有买卖美货之义务，中国政府无必欲强迫中国人民买卖美货之责任”（注：《清外务部档案》，工约，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收寓沪绅商禀，转引自《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207页。）。
“聚各社会之人”，“以文明之举动”，即和平抵制外货的方法反抗外来压迫，“此实为我国通商以来之第一次”，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创举”（注：《论抵制美约》，《外交报》117期（乙巳年17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五日。），是中国现代抵制外货运动的开端。
六、结语
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曾对抵制运动做出如下评价：“大多数参加者都试图把自己与愚昧的仇外区别开来”，“他们保证在抵货期间不对美国人进行盲目的攻击”，因此“最重要的是，不能把抵制美货运动看做是又一场盲目的排外主义”（注：ApproachestoModernChineseHistory,p.225.）。时人也赞赏这种和平抵制的方法是中国“民智渐高之证”，不仅“四方将以此觇我国之种智焉，即吾人亦将以此卜我国之命运焉……外国将谓中国之未可终侮”（注：《论抵制美约》，《外交报》117期（乙巳年17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五日。）。抵制美货运动不仅不是一场排外主义运动，相反这次运动表现出来的民众对民族与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怀，全民国家思想的萌芽，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以及现代舆论对外交的巨大影响力，均与传统排外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如果将抵制美货运动与六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比较，更能透视出抵制美货运动所具有的新特点。义和团运动起源于相对封闭的北方农村；其主体是教育程度极低的农民和游民，即旧式的小生产者和旧式社会力量；其方法主要是，借助封建迷信和民间宗教等落后文化，以暴力消灭洋人及其文化。义和团运动是在中国长期遭受列强侵略背景下中国下层社会仇外情绪的总爆发，因此感情的宣泄多于理性的思考，它试图维护的不是国家的主权而是清王朝的存续，因此保种、保教的成分多于保国。在一定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是对中国下层社会和清廷民族自信心的一大打击，因此无助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抵制美货运动则发生于较早接受西方文明的东南沿海，特别是相对开放的通商口岸；其主体是教育程度较高的新式商人、以新式学堂学生和教师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及工人；其方法主要是和平抵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因此是中国民众思想“由个人主义、家族主义渐进而为民族主义之明证”（注：《论中国民气之可用》，《时报》乙巳年六月十三日，《东方杂志》2年9期转载，184—185页。）。抵制美货运动不仅唤起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平等，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且有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正如台湾学者张存武所言：“抵制运动在形式与实质上和‘五四’运动有些相似。‘五四’事件是人民恐惧政府签署和约丧失国权，奋起阻止，其口号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其动力源于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又因‘五四’事件而猛进。抵制运动也是由阻止政府订立禁工条约而起，演变到后来，不但抵制美货，而且又反抗清朝；其动力源于日俄战争乃至于庚子拳乱以来的民族觉醒，而此种觉醒复因抵制运动益趋发煌。”（注：《清外务部档案》，工约，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收寓沪绅商禀，转引自《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207页。）
概言之，抵制美货运动虽然不像后来的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那样，对作为中外关系法律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提出挑战，而只是运用经济手段反抗西方对中国的歧视，运动的参加者也未意识到，美国苛待华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贫弱落后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排华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自主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创立，因此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所展示的新的对外精神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近代民族主义为动员方式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之一，与同时期的拒俄运动和收回路权运动一起，揭开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