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帝国的国运如同潮汐，起伏不定，周而复始。人们已经习惯了天下大势的分分合合，很少有人担心过帝国的死亡。虽然明末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辨，但未几黄宗羲就与康熙暧昧起来，因为他在蛮族的庙堂上看到了帝国的复活。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仅200年后，到19世纪后半叶，王朝血统和政治的衰败已经在同光两朝帝王的暗弱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滔天火光中表露无遗。而突如其来的西方列强在帝国最虚弱的时候给了她致命的刺激，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道出了天下士人的恐惧，“保种”居然成为我们一项最重要的最为迫切的任务，死亡的阴影让帝国战栗。
帝国的现代转型与政治衰败同时开始，或许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现代天命。
一
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尝试，具有严重的地方性、依赖性和片面性。这些现象使得富国强兵的目标不能迅速实现，使现代文明在我们的努力中渐行渐远。工业化使中央政府的力量削弱，也遏制了让中国走上更为深刻的变化道路的可能。当然，外部的威胁也是制约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因，但君子不怨，胜己者强，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凶狠是软弱的表现，我们还是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吧。
地方性是指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满清中央政府的力量削弱，统治的合法性动摇，湘、淮两系军阀崛起。中央政府始终不能控制地方势力，更不能染指由地方势力控制的企业了。政治衰败使统治者堕落为利益集团拇?恚?嗜ú辉诟冶?刑斓乐卫硖煜拢?凇巴跤肼砉蔡煜隆敝泄肚彝生。地方对中央分庭抗礼，这一点造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地方性。而工业化的进展又加强了地方分离的趋势，更加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
依附性，这里不是说依附于西方列强，而是指当时骤然壮大起来的商人，在腐烂的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源，翻云覆雨。由于“钱能通神”的格言屡试不爽，他们无所忌惮地收买官员，攫取财富。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财富没有法律保证（甚至连道德保证都没有），因此他们大多有依附于某一个官僚，依附于腐败政治的倾向。在工业和商业的生产、管理、销售手段上，他们有强烈的革新倾向，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主动性和生命力，因为这种改良能有效地增加他们的财富。但是，对于独立自尊，对于捍卫这种新经济中所蕴涵的新精神，使之成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对于“摧毁旧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准则中的那些陈旧腐朽的形式”，他们缺乏信心，也没有兴趣。如果说，在赚钱的事业中，他们表现出了无比坚韧的勇气和自信，没有任何障碍和失败能够阻挡挫败他，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在缔造新的经济原则中，他们的懦弱犹疑也是无与伦比的。在他们身上恰恰缺乏“新型企业家具有的确定不移、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能力”。
片面性，是指中国早期工业化缺乏通盘全局的考虑，集中于军事工业和与之相关的交通矿业之中。在朝者缺乏远见和主动，也没有坚毅宏远的品质。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国家目标变得异常模糊，朝廷和公卿大多被接踵而至的危机形势逼迫，种种政治经济举措，不过是事到临头的紧急调配方案。经济的活力以民间自发的形式喷薄而出，这股力量聚集于东南沿海，或者可以说是上海周边。在短短时间里，商人们积攒了令人吃惊的财富。据说，光是买办从1842年到1894年50年间累积的收入就高达5亿3千万两白银，买办陈竹坪拥有上海滩半个外国租界的房产和地产。但是，他们的力量并没有被辐射整个到国家中去。他们能量巨大，而又在政治上却黯然无声。他们如同弃儿一般疯狂的成长，如同没有祖国的犹太人。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集中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领导者身上，或者展现在他们所受的束缚中。“国家存在于君王之中”，这是君主政体的一般特性，如同在民主国家里，国家是存在于民众之众一样，在民主政体下，什么样的民众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国家。在清末的时候，君主已经衰落了，国家事实上存在于士绅之中，士绅的品质是塑造国家的关键，他们是否愿意、是否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关系着帝国的存亡兴衰。因此，本文从分析早期工业化的领导者入手，分析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领导者，依其社会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人：官僚士绅、商人、知识分子。其中，商人的作用常被忽略，其实商人在兴办民用企业中，作用非常重要。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主体是洋务企业，一些大商人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盛宣怀等，把持着许多大型洋务企业的经营权，并拥有大量的股份。“官督商办企业（主要指民用企业）的经费主要来自商贾，有时也有官方的垫款和贷款。”而且官方投资作为借款存在，必须计息归还。如中国最早的新式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借款在1891年就全部还清，而中国电报总局的借款则用免费为朝廷发电报的方式扣除。
二
1860年，朝廷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辩论，辩论的结果奠定了清廷的现代转型的基本政治路线。辩论因同文馆之设而起，恭王和李鸿章等人主张设同文馆，教习士子学习西文。反对的代表人物为负一时清望的大学士倭仁。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恭王嘲讽他如果只知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事情的结果是倭仁受到了公开的羞辱，而京师的舆论也公然嘲笑洋务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这场辩论的政治背景是此前慈禧太后发动的宫廷政变。通过政变慈禧勾结恭王清洗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肃顺等人并非如电影里所刻画的那种颟顸骄横之徒。他重用汉人，残酷打击贪污渎职行为，是大清的一个干员。这场政变的意义就在于皇权铲除了要求整肃政治纪律的力量，放弃了治理自身腐败的努力。依照中国的政治传统，这也就意味着，天子放弃了重获“天命”的努力。这种公开的政治辩论在号称专制的中国历代王朝中层出不穷，汉代的盐铁之争，唐初封德彝与魏征的辩论，宋代司马光王安石之辩都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道明君在争辩中能乾纲独断，有效地综合辩论双方的意见，形成统一的政治路线，凝聚人心。而到1860年，清廷已没有这样的气魄和能力，慈禧也没有这样的胸怀，她所擅长的不过是驭人之术，所孜孜追求的不过是因便操纵、抑扬其间的政治手腕。帝王从天之子，降落为人之首。慈禧自以为高明地利用朝廷中分裂的政治派别，让他们在朝堂上明争暗斗。其运用之妙，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已无出其右者，但也只不过是中国皇帝中的二流角色。她的才能在盛世或许还会有所作为，但万万应付不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此以后，皇室里母子、兄弟、叔嫂的阴谋倾轧；朝廷中有满汉对立，清流与洋务之别，清流又有南北、前后之分，洋务又有湘淮、左李之别，党分帝、后，策有和、战，大臣或亲俄、或亲日、或亲英。这种纷争对一个健康的政体和雄才大略的君王来说，非但无损政治稳定，还会增加政治的活力。因为他不仅能驾驭驱使这些力量，而且能够将在政治共识和政治意志凝聚在自己身上。而对于衰败的清廷来说，朝堂从此成为这些力量的跑马场，慈禧所做的只不过既要防止任何一支政治势力过于强大威胁自己，也要努力控制这些政治争斗，使之不至于发展成为内战。
因此，洋务派与倭仁的辩论虽然获得胜利，但并不光荣。这场胜利的代价是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政治腐败做了背书，失去了天下士绅的人心。而这也就是洋务派为改革付出的代价。从此以后道与术分裂为两途，有道者无术，有术者无道，无道的魔咒从此开始折磨中国的改革事业。
三
就中央与地方关系来说，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国早期工业化与日本明治维新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早在宋代就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清朝时中央集权已经相当发达，晚清之所以形成湘淮两系坐大的局面，是由于满洲八旗兵和汉族的绿营兵的腐败，在太平天国的进攻下，被迫启用汉族地方武装。形成这种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财政破产，不能支付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费用，被迫同意征收厘金。而太平天国之后，“厘金和常关税，事实在总督和巡抚的控制之下，”。有了财政支持的督抚就慢慢生成了自己的意志。同时，依靠地方经济力量过日子的督抚也就越来越依靠地方的士绅和新兴经济势力，这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督抚们的官爵还掌握在朝廷手里，但是他们要在地方顺利地做官，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亲近地方，成为各省的利益代言人。1900年慈禧向列国宣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湖广、两江、闽浙、蜀、鲁、豫、陕等各省，却缔约“东南互保”。这一举动是各地，尤其是东南士绅推动的结果。到了清末各省成立咨议局以后，这个态势就公开化了，各省督抚纷纷向清廷施压，拒绝中央政府的财政改革。最终清朝也是以各省纷纷独立的形式而告覆灭的。
日本则恰好相反，明治前，日本存在着许多许多强藩，有封地，且世袭。“幕府对各诸侯并不行使上级征税权，许可各藩存在独自的军事组织和领地统治，便其处于半独立状态”。但是，经过倒幕运动后，明治政府废藩置县。中央集权的力量壮大，绝对主义皇权建立。因此中国政府介入工业化是以地方势力作为保护人的身份，而日本则是中央政府的殖产兴业。
从1865年到1890年，满清政府总共创建了21个军工企业，创办人几乎全部是地方的督抚，这些企业都采取官办的形式。在1895年以前，中国的新式民用企业共有40余家，采矿、航运、电讯、铁路、冶炼都由地方官员创办或者领导，采用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形式。纯粹商办的只有盛宣怀创办的湖北荆门煤矿。其余的商办企业主要集中在缫丝、印刷、砖茶、豆饼、火柴、造纸、制糖、面粉等行业中，相比之下一般规模都很小。满清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大吏把持新式企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既不放心，又不甘心。但博弈中满清中央政府已经处于下风了。以天津机器局的创办为例。
1865年，捻军驰骋于山东、河北，威胁京畿，清廷执意索取李鸿章的军工机器和技术人员（当时李正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并要李鸿章依为干城的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接连发出了4道上谕。李鸿章为了保住沪局，采取拖延对策，坚持不放丁日昌，另派潘鼎新北上。在给潘的信中，李鸿章指示道“崇公（厚）及总理衙门庸鄙无远识……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由于李鸿章的地址，津局的设立被拖延下来。李又指示潘说：“如须在津设炸弹局，诸无掣肘，或与雨生（丁日昌）商调伊至丁惠安，带匠役数人，前往开办”。为将来淮系控制津局做了准备。1870年8月，津局完成创建，是年冬，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接管津局。从此津局为淮系掌握，成为北洋军事集团的势力。
清廷的失败，是由于朝廷中既缺乏办理洋务的人才，也没有技术人才，所有这些都不得不仰仗地方官员。他们既无道又乏术，既得不到商人的忠诚，又不能用好处来笼络他们。而象李鸿章这样的封疆大吏，拥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势力，至少可以凭借纯熟的官商交易获得商人的支持，因此他完全有力量抵制清廷办理中央直辖的新式企业的努力。在清末所有的军工企业中，只有规模较小的神机营机器局是由满清中央政府办理。
而且，由于清政府财政困窘，各地办的军工企业的费用多出自地方。如福州船政局建厂费用40万两，以及每年的常年经费5万两，都由闽海关拨出，以后的养船等等更是出自福建税厘局。其他如山东、四川、湖北等地的军事工业，是当地督抚创办，自行筹措经费。而在民用企业中，比如由李鸿章创办的轮船，资金除招募商贾以外，都出自直隶练饷。在民用企业中，这些创办人还承当保护人的角色，抵挡言官的弹劾，解决资金的短缺，争取一定的特权等等都由他们出面。
因此，这些地方督抚对这些企业也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各个厂局的总办、会办都由他们委任，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其历任总办朱其昂、盛宣怀、唐廷枢、徐润（代理）无一不是李鸿章的亲信。军事工业更是如此，除福州船政局以外，其他各个局厂分别隶属于地方督抚，总办由督抚任命，呈报总理衙门备案。因此这些企业只不过是这些督抚的另一个衙门而已。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是与这些地方督抚的权势直接相连的。控制这些企业，是成为一方霸主的有力资本。因此，大员之间常会为争夺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而产生纠葛。比如李鸿章与左宗棠对福州船政局的争夺。袁世凯和盛宣怀对中国电报局的争夺。这些企业也就成了这些大员私人的囊中之物。这也就难怪为什么甲午之战中，李鸿章一味避战，不肯“以一人之力敌日本举国之师”了。
这种地方督抚控制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是应急的、防卫是它的主要目的，临时调度是它的主要手段，满清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削弱以后，中国无法集一国之力，进行全面的工业化。从事工业化的多是地方政府官员，他们没有能力做整体性规划，不可能有坚定不移的品质。他们地位的不稳定给工业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投机性。其次，由于各督抚都把这些企业作为自己的私人势力范围，只有用好处才能笼络那些精通洋务的人为自己效劳。所以新式企业成为督抚安插亲信的肥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是带有严重的衙门气息。企业中贿赂公行，任人唯亲，冗员泛滥，毫无进取精神。第三，这些企业所依赖的保护人，常随官场的得失而浮沉。这些企业也随之落入不同的人手中。因此这些企业不可能形成稳定的领导集团，也没有长远的发展目标。第四，军事工业的费用，产品的分配都受到地方督抚的左右。因而掌握这些企业，便足以加强分裂于中央的地方主义的势力。对此，李鸿章有深切感受，他说：“津沪机器局巨费，……近日粤东、山东、湖南踵行之，各沾沾自喜，坐井而不知天大，愈分愈大，则愈不以成事。”
四
现在，我们来分析商人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民用工业的经营和资本大多来源自商人。这些商人、无论是买办商人，还是民族商人，都对对官僚有着十分明确的依附性。中国的商人，大多不是正式的科举出身，他们虽然拥有大量财富，但不大可能凭此获得荣誉和社会地位。因此，他们都很热衷于谋取功名，采取捐或者办赈济的办法。盛宣怀临死前，对其子侄说他一生中有三件遗憾的事，其一就是没有能象他的父辈和祖辈那样通过科举，获得举人的身份。其他如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巨头商人都有候补道的官衔。经营漠河金矿的优秀民族商人李金墉也曾捐有试用同知的官衔。另外，许多投资新式企业的商人，他们本身对新式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充足的信心。因此他们同时也投资于诸如茶业贸易，旧式钱庄等传统项目，甚而购买土地，以求获得稳定的收入。如盛宣怀“把他的来自股息和非法索取公司公积金的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传统的方法投资于当铺，不动产和土地。他的榜样被他的同伙股东所仿效。……这种求助于土地的安全，威望和高利贷利益，甚至超过了诸如轮船招商局中的330万两和汉冶萍厂矿中的100万元巨额投资。”
最后，这些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商人都有依赖于某个官员的动向。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大型的新式企业如轮船、采矿、电报、组织等，如果没有地方大吏的保护和扶持是建立不起来的。因为没有一个官方的保护人难以筹措到大额的股金（得不到商人的信任），在传统的社会中，也得不到能与外国资本和旧式企业竞争的特权，躲避不了来自官方的勒索，以及言官的纠弹和顽固派的反对。郑观应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中写到：“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现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谋求。”这种认识，基本上是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观点，反映了商人的一种要求。
因此，中国的商人也只能委身于旧制度之中，而不能对其有所革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他们并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中国早期工业化中，许多企业分给股东的红利是相当高的，但是用于发展扩大企业规模的投资却是相当低的。这是中国的新式企业不能发展成象日本的邮船会社那样规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商人中不可能产生象岩崎润太郎那样有雄心的企业家。不唯洋务时期如此，在1895年之后，中国民族商人争取民办公司的过程中，也多是依赖于某一大官僚与中央政府对抗，如中国电报总局依赖盛宣怀与邮传部对抗，中国的大型民族工业在以后的发展中，也都与政客有密切联系，如张謇。
商人们虽然大多会依附于某一个官僚，以及官僚政治，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利用这些官僚作为获取财富的工具，他们也惧怕政府的伤害能力。他们并不认可，也不敬重官僚。他们鄙视朝廷的贪婪和无能，政府的税收、海关政策歧视他们，他们也因为朝廷没有提供足够的财富保护和经济秩序而抱怨不已。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朝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于是我们的工业化，一方面，经济中有活力的部分在疯狂增长，而这一部分力量游离于政府之外，对政府怀抱着深深的敌意，只有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投身于反抗政府的事业。托庇于洋人就不用说了，从戊戌变法到孙中山革命，背后都有许多大商人的鼎立支持。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总商会还组织军队协助革命军攻打江南制造总局。而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日益困难，他们越来越依靠于外债和新式企业，就连左宗棠西征的军费也要依靠于胡雪岩在上海金融势力，李鸿章为了维持北洋的事业，也和许多买办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事实上到了晚清，清廷的财政更多是建立在新式商人身上，他的生命掌握在一群时刻准备背叛他的人手中。
总之，在这种种背景下，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努力中处处隐藏着种种困难和危机，衰败和灭亡象梦魇一样时时纠缠和羁绊着中国，光荣和辉煌的过去使他不甘于平庸，使他加倍感受的失败的屈辱，也成为他奋起的沉重抱负。中国的工业化举步维艰，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波折，与相邻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就如同一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少年。他是在现代性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他有成长的烦恼，莽撞粗鲁，因无知而残忍，因残忍而充满活力。他对自己骤然增加的力量没有准备，也没有驾驭的经验。最终他为自己的幼稚付出了代价，忍受了惨痛的失败，但他显然没有经历像中国那么多的痛苦无奈，没有感受中国那么多的折磨。
从1840年以来，帝国的皇冠逐渐从君王的头上脱落，最终在泥土中粉碎。这并不值得惋惜。托克维尔曾经刻毒地揭示路易王朝的灭亡原因，他说：“当时的统治阶级，因自己的懒惰、自私和错误而失去统治者的能力和资格。”这个原因在中国同样适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领导者目击了皇冠沦落的全部过程，但他们却没有能接住这顶王冠。似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他们未能洞悉中国现代转型的秘密，未能降服帝国的命运。百年之下，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