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的战友与风云人物。梁对谭评价甚高，称赞说：“谭浏阳(嗣同)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第1页，中华书局1989年)谭嗣同牺牲后，梁启超携带谭的《仁学》遗稿流亡日本，他不负亡友重托，把宣传谭嗣同的事迹、整理他的遗著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梁启超就将《仁学》全稿阅校完毕。从1899年元月2日开始，通过他本人主持、在横滨的出版的《清议报》连载，并出版单行本，后来又通过《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以他那支享有盛名的笔对《仁学》做了出色的宣传。
(一)、赞赏《仁学》宣扬的牺牲精神
梁启超对谭嗣同为维新变法献身、敢于牺牲的精神高度肯定 ，他指出，《仁学》就是谭嗣同宣传其救国救民，为众生牺牲而追求“大仁”、“大勇”境界的一部著作，烈士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实践了《仁学》提出的思想。他说：
“《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新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康)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人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盖大仁之极，而大勇生焉······故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愿久矣。······此烈士先众人而流血也。况有《仁学》一书以公于天下，为法之灯，为众生之眼，则烈士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乎······。”(《校刻<仁学>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2页，)
结合谭嗣同学佛的经历，梁启超称赞烈士的献身乃在追求佛教“不死”理想的应用与实践，由于谭抱着舍身取义的目的，才能视死如归：“浏阳《仁学》曰：‘好生而恶死。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之理必无恤怖于其衷……呜呼!此应用佛学之言也。······浏阳一生得力在此，吾辈所以崇拜浏阳、步趋浏阳者亦当在此。”(《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文集之十，第49页)
(二)、肯定《仁学》“冲决罗网”的思想
谭嗣同在《仁学》中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激进姿态，对封建专制、纲常伦理、文化思想作出了全面的揭露和抨击，大声疾呼“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90页)
梁启超对谭嗣同的这种反抗、批判精神高度肯定，指出“所谓‘冲决网罗’者全书皆是也。”(《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七，饮冰室专集之十，第66页)并说：谭嗣同对秦至近代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其“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嗣同明目张胆以诋名教，其言曰······以名为教，则其教化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由此矣。” (同上第67页)梁启超惊叹《仁学》字里行间充满“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第68页)认为《仁学》对封建专制作出如此坚决、彻底的批判，实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与西方启近代科学之“打破偶像”论具有同等的地位，对《仁学》的思想价值以很高的评价。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称谭嗣同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赞叹《仁学》“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功莫与京焉。” (第69页)这一评价与梁称谭“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的 观点后先辉映，表明了梁启超对谭嗣同及其思想的高度推崇。
(三)、揭示《仁学》的思想来源及构成
《仁学》的思想来源与成分构成较为复杂，涉及古今中外诸多思想领域及学术流派。谭嗣同本人在《仁学界说》曾直言不讳地作出介绍：“凡为仁学者，于佛学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仁学界说》，《谭嗣同全集》第293页)这其中既有以儒家为主(兼含庄、墨)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印度佛学(心、相、华严诸宗)、西方基督教的《新约全书》、社会学、自然科学(算学、格致)等等，其来源及构成十分庞杂。《仁学》这种思想成分、结构杂糅的状况与谭嗣同的治学经历有关，也与晚清动荡的政局及复杂的社会思潮有关。谭嗣同从小浸淫于传统学术，二十五岁以后在湖北开始接触洋务新政，后来他又认识西方传教士傅兰雅等人，并进一步接触到包括基督教《圣经》在内的一批西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参见杨廷福《谭嗣同年谱》第63页，香港崇文书店1972年;《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全集》第458——459页)谭嗣同撰《仁学》为1896年，受甲午战争的刺激，他当时正处于新的更大的变化中，在对影响自己至深的传统学术既来不及认真清理，对新接触的西方文化也还来不及消化的情况下，为急于用世，他将这些未经整理、消化的中西方思想文化一幷带入到《仁学》之中。对《仁学》的这种状况，后来的学者一般是看得清楚的。正如杨向奎先生指出的：“谭嗣同先是利用他理解的当代科学说‘仁’，遂使儒家传统的理论披上新装，但这种新装并不合身。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合龙需要一个过程，一个长期消化的过程。”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册之九《南海学案附谭嗣同》，齐鲁书社1994年，第429页)梁启超当时对《仁学.》这一问题也看得很清，但他表示理解，指出：“《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适合于人生之用。”又说：“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脱尽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情一代未有其比也。” (《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七，专集之十，第67页)梁启超从《仁学》斑驳陆离、诸色杂陈的理论成分中，较为准确地概括出其主要的来源及构成(“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谭欲自成一家的学术建树(“组织以立己之意见”)，以及作者急于用世的目的(“适合于人生之用”)，肯定了它是有清一代前所未有、开风气的一部力作(“其脱尽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在指出《仁学》不足的同时，给它以很高的评价。
谭嗣同的《仁学》在海内外得到广泛传播，他的思想能在近代史上获得较高的地位并发挥出重要的影响，梁启超的推介、传播之功不可没。梁启超视《仁学》为谭嗣同留下的一份宝贵思想遗产，梁本人在日本所发表的一系列著作——《自由书》、《新民说》等，均从《仁学》中得到借鉴和鼓舞。作为20世纪初叶思想启蒙的号角，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以及其它进步的著作桴鼓相应，对冲破戊戌变法失败后神州上空的浓重阴霾，振奋国人精神，推动思想解放，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作者著有《曾国藩思想简论》、《陈白沙梁启超综论》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