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毫不挫气，而且加倍迈进。从一二八到七七这一段期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进步最迅速而最沉着的时候。中央大学也是在这迈进轨道上奔着前程的一分子。可是主持大学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处境却是困难极了。只有做做军歌，跑跑大青山边的战壕，以略抒胸中的抑郁罢!
可是这种抑郁，被芦沟桥边敌人的炮火轰开了。1937年七月八日上午八时，我在牯岭知道这消息，心里明白最后关头已到。下午一时我在庐山训练团有一个演讲，那时候我兴奋极了，向着一千四百多位全国中学校长和教务训育主任说：“我现在讲话的时候，恐怕猛烈的炮火已经震动了我们的故都，最后关头已经来临，我们全国一致武装起来，保卫我们神圣的祖国罢!”
七月十四日我因为武大、浙大、中大三大学联合招考出题事，乘飞机回南京;十五日从何应软将军处知道昨夜平汉路上有一千三百辆火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当天，我就开始作迁校的布置。我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同时我又请几位教授，分两路出发。一路是法学院长马洗繁先生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先生向重庆出发，一路是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先生向两湖出发，寻觅适当校址。后来又另请医学院教授蔡翘先生为一路，向成都出发，专为向华西大学接洽容纳中大医学院事。他们都抛开了家庭不管，为迁校而奔波，吃了许多辛苦。王书林先生曾一度赴湖南醴陵觅校址，被县长当做汉奸捉起来了，经朱经农先生去电，方才释放。原因是这位县太爷不知道南京有中央大学!后来王先生回到武汉，我请他设了一个办事处，做一个中途的腰站。我接到各路调查的报告以后，详细考虑，决定将校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因为医学设备上合作的便利，放在成都。但是这个决定，却受到了校内校外不少的反对，以为何必迁得这么远。许多同情而有力量的校外朋友，有主张即在南京城外掘防空壕上课的，有主张迁至上海的，有主张迁至安徽九华山的，有主张迁至牯岭新图书馆馆址内的;校内的朋友，有主张迁至武昌珞珈山的，有主张迁至沙市的，迁至宜昌的，议论纷纭，阻力甚多。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当时看定了重庆，一搬就搬来此地呢?我的见解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当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
最重要的图书仪器已经装好箱，而且有几百箱运到江边怡和太古趸船上了，敌人对于南京的大轰炸，也就开始。第一次是八月十五日，一批敌机向中大扫射，弹中图书馆及附属实验学校大门;那时我还教大家不要张扬，恐怕校内人心摇动，有碍装箱招考工作。第二次是八月十九日下午六时许。那天我们正在开三大学联合招生委会，决定录取学生名单。因为天气热，所以从早上六点钟开起;因为手续繁，所以到下午六时尚未开完。中午有过两次空袭，都是炸光华门外飞机场，所以我们仍然照常工作，没有理会。下午六时会尚未完，大家开始吃晚饭;正在图书馆二层楼吃饭的时候，本校警卫队长来报告，说敌机在屋顶盘旋，大家到地下室去避一下罢。我们下去了;我正按着扶手椅的木柄，要坐下去，请大家继续开会;忽听砰然一声，屋顶上的水泥，如急雨般的打下来，房子向两边摇摆。以后继续的几十声，有如天崩地塌。那时候校警来报告科学馆后面的房屋起火了。我们不等敌机离开上空，一齐出来救火。燃烧的是一年级普通化学实验室，当即将其扑灭。统计那次大学围墙内落了二百五十公斤(五百五十磅)的炸弹七枚，墙外还有许多。我们拾到的炸弹片有一块很完整的，上面有八个汉文楷字“二五〇千瓦陆用爆弹”(此片当保存，为传校之宝。)这种重磅炸弹，有一个就落在我们所在地的墙外三公尺爆炸。不是一重钢骨水泥的墙，我们二百多人，一齐毁了。这是敌人对付我们文化机关的狰狞面目!但是这种狰狞的面目，吓不了我们。我们于救火完毕以后，还继续开会约十分钟，将招生事件结束，各校代表将新生成绩名单，分带回校。
这次严重的轰炸，损毁房屋七八处，死了校工七人。大礼堂的讲台被炸了，但是讲台上笨重的椅子，却安然飞在第三层看台上摆着!牙医专科学校的房子炸平了，里面二十八箱贵重的仪器，刚巧于那天早上八点钟搬到下关!还有一件很巧的事：自八月十五日轰炸以后，来访我的客人较少。十七日的早晨，我独自在大礼堂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忽然想起校内女生宿舍和校外男生宿舍均不妥当，于是坐下来写了两个条子：一个给男生宿舍管理员，限男生从二三层楼迁至一层楼;女生宿舍是一层的木架平房，所以另一个条子给女生指导员，请其限女生有家者归家，无家者迁至三牌楼农学院。两处都限于十九日上午八时以前迁妥。当时两处的负责人都感觉困难，原因是男生爱二三楼风凉，女生是贪图校内宿舍便利。我坚持要办到，男生是上午迁妥的，而下午轰炸时，适有一辆运高射炮弹上北极阁去的汽车，临时来不及，停在男生宿舍墙外不远，中了碎片着火炸了，男生宿舍二三楼的楼窗全碎，炸片很多，但是在迁到一层楼的男生无恙。我们在图书馆听见的清脆爆炸声，就是这车高射炮弹爆炸的声音!至于女生宿舍呢?十九日下午四时半女生指导员卫生教育科教授陈美愉女士到图书馆会场里来对我说，女生现在迁移完毕，她想请假回家两星期，我欣然答应了。她回到女生宿舍内整理自己的行装。那知道正当这时候全部女生宿舍被炸毁!我最初得到的报告是陈女士被炸在里面，我赶快教人去发掘救护。这批发掘救护的人正要去的时候，陈女士已狂奔而来。她和一个女工友当炸中该舍的一刹那，睡倒在女生的一排水门汀洗脸架底下，后来循着未倒的墙根爬出。女生宿舍竟无一人死伤!这是何等的幸事!
受了大轰炸以后，迁校的工作，自然更当积极。我的办公室炸得不像样子了，第二天一早，我站在校门内一行法国梧桐底下办公。因为暑期内人手分散，所以我看见每一位教职员进来，就分配他一件工作，大都是在整理和装箱方面的。敌机来了，我们仍在图书馆内一躲。谢谢他们的热诚和勇敢，最大部分的东西，都已有了归宿。我请一位航空工程教授罗荣安先生拆卸风洞，对他说，风洞不运走，请你不要离开南京。果然，等到风洞最重的一部七吨半的机器上船以后，他才离开。
敌机第三度的光顾，是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把实验学校炸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实验学校视察，站在炸弹坑边，一个老校工跑来，一夜的恐怖，使他的神色已变。他不知所措的跪在我前面，我扶起他，对着几位实校教职员，指着炸弹坑说：“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我也不必再说下去了。以后我将实校迁至安微屯溪开学(因为初高中学生不能离家太远)，后来迁至长沙岳麓山，最后迁至贵阳，始终不肯因大学本身经费困难而停办，就是要争这一口气，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闲气。
我原来的办公室既不能办公，于是迁至图书馆的小阅览室内;总办公处迁至傍边的文学院内。因为敌机多次空袭，常在大学上面盘旋，所以总务长对我建议将总办公处迁至城内三牌楼农学院内，因为该处防空壕较好。那知道，二十五日下午的四时，文学院被炸了!这是敌机第四次的光顾。这一搬也真是巧合。
现在回到重庆方面来讲罢。马吴二先生在重庆承各方面，尤其是重庆大学的帮助，得到较为适宜，“自成小小格局的地址”(马先生函中语)。但是还有工程上、设备上、运输上、人事上许多问题，需要不断的和我商量，才能决定。而下游军电甚多，普通电报迟缓太甚，实在是我们迁校进行上的障碍。于是我们想了一个有效的转信办法，就是由马先生用急电由重庆致汉口腰站的王先生(这段电报畅通)，由王先生每晚用长途电话给我;我在电话里将我的决定告王先生，由他立刻用电报给马先生。所以每天晚上十二时以后，是我等长途电话的时候，如晚间空袭，有时等到三四点钟，但是天天晚上总有长途电话来的。重庆方面一切材料大致预备好了，只等房子动工。什么时候动工呢?这点有一个法令上的手续问题，就是我要等教育部的复令。九月十八日南京外交团接到敌人通告，说是二十日要不分皂白的滥炸南京，请各国外交人员避开。二十二日敌机一百架炸南京，二十三日我奉到准迁重庆的部令;于是立刻告知汉口转达重庆，嘱其迅速动工。十月初南京的东西大致迁移就绪;为这次迁移最出力的事务主任李声轩先生也可以稍微抽身;于是就请他和水利系主任原素欣先生工程师徐敬直先生前往重庆，办理校舍建筑事宜。一方面通知全体教职员学生于十月十日集中汉口，转船西上。关于这一部分复杂的交通事宜，都是归王书林先生主办的。大家都先后上路了，我于十月五日离开南京，经芜湖到屯溪，赶往主持十月十日实验学校的开学典礼。事后即赴汉口，于二十五日乘飞机抵重庆。那时候教职员学生已经有一部分先我而到了。
到重庆以后，知道校舍大致均已就绪。经各位先生不分昼夜的劳苦，分十八个包工，集合了一千七百多工人日夜工作——谢谢他们——容一千余人的校舍，竟于四十二天完成。大家开始搬进去，于十一月初已经开始上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纪录!
虽然正当猛烈的战事，经过长途的跋涉，我们的功课，开得还是很整齐的。我们的图书仪器，都已搬出，而且展开使用。不但重庆本部开学，并且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已先本校在成都开学了。我们教学的标准没有比在南京时降低。
我们这次搬家，可以说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密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尸体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整。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仁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南京的，他于九日见军事形势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候。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到了重庆的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到了二千以上，沙坪坝的校址容不下了，而且为疏散关系，也当另辟新址。于是又选择了一个风景清幽的地方——柏溪——建筑了一个分校。该处逐渐增加房屋，可容一千多人，所以中央大学的校址分为四处：(一)沙坪坝，(二)柏溪，(三)成都，(四)贵阳。四处有四处的好处，可是四处的开支也不容易呀!
西迁以后，添了一个师范学院，将以前教育学院原有的系维护和改隶以外，还添了七系一科。工学院添了航空工程、水利工程两系，电机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从单班加到双班，机械工程系从单班加到三班，又加了一个低级的技工训练班。医学院添了四个年级(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添了一个牙科门诊部，还办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医院。农学院添了一班畜牧兽医专修科。研究院则加设有七个研究部(政治经济、物理、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教育心理)，授过多次的硕士学位。以后还要加添五六个研究部。
中大所包的部门，有总办公部分，分(一)教务处(包括注册组、图书馆)，(二)总务处(包括文书组、事务组、出纳室、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会计室)，(三)训导处(包括生活指导组、体育卫生组、军事训练组、卫生室)，
和(四)分校主任室(包括教务室、总务室、训导分处)。
关于直接教学的有七个学院，一个研究院，一个专科学校，一个中等学校。再进一步的分析，则仅教学方面，就有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共计六十五个单位。至教育行政部门和附属医院、农场、牧场、工厂和技工训练班，尚未计入。所以在大学之中，中大内容不能不算是当时最繁复的了。
说到学生人数，在南京最后一学年不过1072人。到1941年则大学和研究院部分共计3153人(随时略有增减)，较南京时约加三倍。外加实验学校651人，技工训练班50人，共计3854人。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约400人，所招新生，当然视合格成绩而定人数，但无论如何，必较毕业生人数为多。若是多一倍，则总人数一定是四千多人了。
至于所开课程，在南京最后一学年全年共为524种，本学年则上学期为737种，下学期为829种。都是按照教育部所颁部定课程标准开的。
至于每周各班上课时数的总和，则本学年每周讲授时间上学期为2002小时，下学期为1980小时，实验钟点上学期为1481小时，下学期为1552小时。至于实验时数，绝对不止此数，可以增到一倍，因为实验地位不敷，有上课在一班而分作几组作实验的。这种分组的时数也就不及统计了。
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加，院系的增加，课程的增加，所以教员人数，不能不比在南京时要增加。计教授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
战区学生经济困难的和一般学生伙食困难的由政府给予各种贷金。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此外还有奖学金和公费免费种种名额。师范学院学生是全部公费待遇的。医学院学生从一年级起，指定为公医生，也是全部公费待遇的。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决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当时他们表示接受，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还是不免有点怀疑的。到后来看见一班一班的毕业生出了校门，都有积极的工作，而且供不应求。再到后来他们被征调去工作的时候，知道在学校里学好的，出去可以用;没有学好的，出去了有机会也不能用，于是恍然大悟。
我们在重庆四年了，这四年的日子，不是好过的。我们的学校穷，同仁也穷，但是国家在抗战的时候，谁说穷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能以大义相劝勉，以感情相维系。四年以内，我们不知道历尽了几多困难。我们只有一点可以勉强告慰于国人的，就是在这四年之中，中央大学没有停顿，而且照常进行，还有一点小小的发展。
但是敌人还是不放过我们的。像1940年就被炸三次。第一次是六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是二十九日，第三次是七月四日。房子被炸毁和炸坏的，不下二十几所。我的办公室瓦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在夏天的烈日之下，我照常的和同仁在“室徒一壁”的房子里面办公;修好以后，照常开学上课。我们和顽皮的小孩子一样，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洞去;敌机走了，立刻出来工作。幸赖师生防护服务团里各位同仁的努力，在我们大学的范围以内，没有死伤过一个教职员和学生。
1932年我到中大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方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于重庆警报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