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日本人不愿意反省近代日本的侵略历史，还不如说这是他们常常在如何看待历史连续性的问题上出现困惑而带来的结果。许多日本人从“日本必须正视历史”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必须彻底清算和否定日本近代全部历史过程”的意思，但是只谈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而无视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成功，在他们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膨胀与日本近代国家、近代国民建设和成长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连系。
而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来说，日本在建设近代国家、尤其是建设近代国民的问题上，无疑是成功的。正是这一成功导致日本日后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战后的再次崛起，又是以这一成功为必然前提的。由于这种成长与膨胀之间的纠结关系，使许多日本人认为即使日本应该就发动侵略战争受到惩罚，也不能因此就断定日本整个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国民的过程都是错误和失败的。日本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天皇制在战后得到延续。虽然天皇制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战时的天皇在战后继续被看作为日本的象征。这件事不仅妨碍了对战争责任的彻底追究，也使得许多日本国民更加难以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日本的近代化过程进行切割性的理解。美国之所以延续天皇制，就是因为他们承认日本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国民的成功，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近代天皇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治天皇
因此，为了在战后能够操纵日本社会，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日本开战不久，就已经开始考虑战后继续利用天皇制的问题。 在美国主导下出笼的战后天皇制，使日本的近代历史过程显得更加浑然一体，也进一步强化日本人关于历史连续性的意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国民的方法，日后竞相为亚洲国家模仿和学习。通过本书的第一部我们已经说明，近代中国在建设近代国家道路的问题上更是主动地将日本视作为模仿的对象。亚洲各国的这种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证明日本当年所走的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国民之路是成功的，这就让一些日本人更加不肯对日本的近代史全面给予断罪。日本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国民的方法就是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事实证明是民族成分比较单纯的日本，而不是具有多民族国家传统的中国，更加适合近代民族。
平壤攻防战
1840年的《南京条约》意味着朝贡体系的彻底失败。然而即使割地赔款，此时的清王朝依然“以不变对万变”，不能从传统的“天朝”思想中自拔。与此相反，在中国没有被广泛接受的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日本却引起强烈的反
响，日本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教训，开始注意和认识“洋学”（西学）的价值。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的清王朝，到了 1860 年代才开始进行“洋务”。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视野里有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实行“中体西用”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天朝”秩序。而追求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做法，使日本迅速成长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而在中国却使“汉族”之外的民族集团寻找自己在这个国家中所处位置的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本书第二部已经说明，正是这种困惑，给日本提供渗透和侵略中国边疆地区的机会。日本近代民族主义之诞生，与明治维新以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心、而日本长期处于边缘的历史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本书第三部的第八、九两章已经说明，当年日本精英阶层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从对这一状况的不满中诞生的。由于日本民族主义的这一起点，使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共生”的关系。所以，认为只有中国有、而日本就没有建设民族国家权利的想法，当然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 “成的长”必然伴随着“民族主义” “膨胀”的，在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与近代
国民上领先中国的日本，事实上也在近代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常常占了“先机”。
从万里长城到北洋水师
1840 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王朝与英国之间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1860 年代开始清政府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转向，改造，经过“讨幕运动”“大政奉还”、等确立以三权分立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各项具有实质内容的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建设国家近代化的进程。
日本的近代国家建设思想具有强烈的单一民族国家倾向，因此日本近代国家的“成长”必然伴随着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膨胀”。随着国力不断增强，在中国人还没有产生近代民族意识之际，日本以国家为单位的民族主义就已经开始急剧膨胀，并且很快达到 1874年的“台湾出兵”（牡丹社事件）、即开始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地步。“台湾出兵”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向海外出兵，也是“最初践踏清朝主权的事件” 这一事件说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日本向外，进行侵略扩张，而日本侵略扩张的矛头必然首先指向以中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
大东沟海战
昔日的学生变成了今日的强敌，即使苦于财政枯竭的清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海防” “塞防”与之争，它说明日本的“台湾出兵”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过了当时清王朝官僚们的思想承受能力。塞防论主张收复在 1860 年代穆斯林起义中丢失的、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海防论则主张放弃新疆地区，而把收复新疆的财源用于充实海防力量上。不论是塞防论还是海防论，其代表性人物其实都是清朝内部的洋务派人物，双方都看到了遭受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同的只是在于应该把哪个国家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从而将国家的防卫重点放在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入侵的方向上。“收复新疆”的背后，隐藏着是否应该将俄国作为一个最危险假想敌的思想。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来，“塞防论”的胜利似乎证明了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日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仍然拘泥于中国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思想。
然而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社会精英，在国家经营的层次上大多缺乏经营海洋的思想。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传统的中华世界是以陆地为中心的世界，在中国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海洋从来没有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经济上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具有“天圆地方”“四海之内”、等自然观的中国人，更愿意把海洋看作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共同体，如何抵御游牧民族 —“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所以，历代王朝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要到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明王朝为了杜绝倭寇，想到的方法也只是严格实行海禁政策；而终于跨过万里长城统治全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但因为同时继承了中国王朝和北方民族的政治传统，却又更加强化中国传统的防卫思想：在内陆方面屡建“武功”并且扩大了国家领土范围的清王朝，一直断断续续地实行海禁，从未有将海洋也视作为一个发展方向。
其实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列强各国争相开始在海外获取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加强海军力量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军事和防务思想。
日本出兵台湾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师”，孱弱的福建水师在 1884 年的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后，清朝政府又着手建立新的海军力量。但是为了庆祝西太后的 60 岁寿辰，军舰购买计划被搁置，2,000 万两的海军军费被挪用到营造颐和园上。清王朝在国家防卫意识上对海洋的轻视，使得日本的海军力量终后来居上，并在1894 年的甲午战争大败清朝，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 更成为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重视海上防务力量的契机。
近年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声音不断高涨，其中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大败于日本的甲午战争之影响。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 1896 年所签订的《日清通商航海条约》，迫使清朝政府承认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取得与欧美列强同等的权益。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起败给西洋列强各国来，败给昔日学生的日本并“割地赔款”，在精神上的打击显然更加沉重；1895 年 4月《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康有为率领在北京的 1,300 名举子“公交车上书”，由此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住民们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行动”。
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许多学者看到其中所具有的朴素的“民族主义”成分，认为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群体形象出现在民族救亡运动的第一线”的标志。 孙中山也于 1894 年 11 月在夏威夷组织起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看到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尤其是甲午战争使中国深临危机而痛感必须寻求变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思路上来看，两者的性质却是一脉相承。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进行了“利器”（建设新型工业）、“练兵”、（创建新式军队）“兴学”（导入新式教育）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争的战败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国民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然而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精英们因此想到的不是与日本划清界限、永远与日本为敌，却是必须努力学习日本，发奋改造自己。从1896 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
清朝政府向清国驻日公使馆派遣了 13 名留学生，通过时任清国驻日公使裕庚拜托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将他们安排进由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899 年清朝政府第二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被派遣的 40 名留学生中有 33 名学习军事，其中包括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毋庸赘言，其背景上同样有着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代表的、学习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经验的思想。此后，清国内逐渐出现留学日本的热潮，后人称之为“日本留学运动”。
简而言之，可以列举出清朝政府的支持留学日本的原因（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 、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 1905、以及图谋通过接受清国留学生在大陆扶植亲日势力的日本矢野文雄公使向清朝发出的邀请等）。事实说明，为了尽快完成向近代国家的转型，清朝政府一直重视向日本学习，并积极派遣青年来日本留学。即使在日本出现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中国革命势力，清朝政府仍然没有听从废除留学的意见，反而拿出实际方针更加鼓励留学。因为清朝政府的这种态度，留日学生之中自然不乏大量出现的中国社会精英分子。
日俄战争
然而，在这个时期大力鼓励清国青年留学日本，无论对于派遣留学生的清国，还是对于接受留学生的日本来说，其实都是一把双刃剑。其原因在于，无论是 1896 年的第一次派遣，还是 1899 年的第二次派遣，事实上都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脱不开关系。而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社会中也开始出现歧视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因为具有中国社会精英的意识，留学生们对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想自然会更加敏感，在受到歧视时的耻辱感也会倍加强烈。一边是祖国的殷殷期待，面前却是使心灵受到折磨的民族主义歧视的现实，这种强烈的耻辱感不仅让他们产生反日情绪，同时也逼他们对自己的社会进行反思，为甚么一个泱泱大国会受到一个“蕞尔小国”的歧视和压迫？身临其境所感受的残酷现实，逼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国政府本身的问题。清朝政府的呵护、日本政府的重视，自然也在强化着留日学生们的精英意识。然而，正是因为社会精英的日本留学，又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得到生长的土壤。而从入学那一刻起、其人生辉煌的前途就得到保障的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们，更是社会精英的自我意识因着受到刺激而转为民族主义意识的典型。1903 年 6 月 2 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其寄给当时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第 220 号公信中，夹寄了当时上海有名的中文报纸《苏报》的一篇新闻报导。 6 月 9 日，也就是收到信件不久，小村外务大臣就将这项新闻报导紧急转送给当时日本政府的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小田切万寿之助寄来的这项报导，内容是关于成城学校一位清国人留学生退学的问题。当然退学本身并不是甚么大事，问题在于报导提到的退学理由，很可能成为激起留学生反日情绪更加高涨的导火线。
成城学校的前身为 1885 年设立的文武讲习馆，1886 年改名为成城学校，设立幼年科和青年科，成为日本人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幼年学校的一所预备学校，因此这里的学生都被要求进入日本陆军部队进行实习。在日本开始接受清国留学生以后，成城学校也开始接受预备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入学，而留学生要想从这里毕业，也要和日本学生一样到日本陆军部队中实习。但是由于 1903年发生的以下事件，在留日清国学生的精英层中，开始出现强烈的反日情绪。
这一年，成城学校一位刘姓的四川籍清国留学生，也按照规定进入日本陆军部队进行实习。而在这个部队中有一位西乡少佐，按照新闻报导的说法，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的儿子。某日晚上，这位西乡少佐将刘姓留学生传呼到自己房间，用语言极尽侮辱：“你们支那人已经在日清（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打败”“如此无之辈，如何能向我们陆军学习？”“到这里来还不就是为了让我、
们玩弄而已？”然后就动手动脚，企图进行猥亵。刘姓留学生不甘受辱，夺门出，而西乡少佐居然又追到刘的房间。学校的留学生们在得知这件事后，向成城学校当局提出指控并进行抗议。然而接见留学生们的成城学校校长态度强硬，居然说道：“你们这些支那人总是拿退学来进行要挟，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不会屈服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虽然很重视这件报导，但是关于这件事情，他们却做出以下乐观的分析：“我们不认为报导属实，大约是清国留学生中的一部分人抱着中伤的目的，传话给（上海）当地友人，结果出现了这个新闻报导。但是对于类似事件，如果我们尝试对报馆进行干涉，反而不妙。”从日本总领事馆的这个意见中，知道他们并没有完全认识事件的重要性。如果他们注意到《苏报》的性质，也许就不会如此乐观。因为第一，《苏报》创始人的妻子为日本人，报纸自身也是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登记注册的，因此按照常规来看，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对日本进行诬蔑攻击。第二，在当时中国各地的报纸当中，《苏报》虽然以常常刊登激进言论而出名，被认为是倾向“革命”的报纸，但是它当时的“革命”的目标历来集中于“满洲”身上。考虑到以上两点，《苏报》中出现反日民族主义的言论，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本不应该是一个被忽视、轻视的倾向。
甲午战争中的清军俘虏与朝鲜俘虏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断言《苏报》刊登的新闻报导为清国留学生的“中伤”，不过是一种自我欺瞒。因为上述报导揭露出来的类似事件，不久之后再次发生。 1904 年 12 月 8 日，日本外务省次官 珍田舍己向日本陆军省次官石本新之发出“外务省机密送第 91 号、陆军省密受第 493 号”文件，这封文件又被陆军次官以“陆军省密发 331号”档转发给第三师团长，其中谈到：“现在第三师团兵营中的由清
国派遣来的学生六名，于 22 日夜 11 时左右按照中队长、大尉佐藤弥太郎的命令，来到将校集会所集合。身带酒气的中队长，命令上述学生中庐金山一人留下，其余各自都回自己寝室，（中队长在其他人走）之后，对庐金山进行猥亵，尽管卢执意不从，但中队长却以上官之威企图强压对方就范。卢受到如此耻辱，无法忍耐，翌日清晨即向大队长密告事情经过，要求对其进行处分。”然而大队长并没有亲自调查，反而派金子中尉去到卢金山处命令其忍耐。卢金山对此表示不服，反被金子中尉斥为不服从命令而遭到责备。于是卢金山又向联队长申诉，提出不处分中队长自己就无法忍受继续呆在军营。谁知此次联队长派遣深见中尉前来，要求卢金山提交“退学申请”。
《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所发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然而我们注意到，该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大幅增加，中国国内也没有出现排日、反日的运动。同时还需注意的是，即使《取缔规程》源于清朝政府，留学生们却没有将此次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清朝政府，即使在孙中山指出与清朝公使有关的情况下，却看不到留学生有甚么攻击非难清朝公使馆的举动。
革命史观中通常注定成为负面因素的清朝政府，之所以在这场由具有“革命”意识的留学生担任主角的运动中没有成为直接攻击的对象，原因就在于留日学生们心中十分清楚，通过留学寻求中国建设近代国家的方法和手段这条他们正在实践的道路，不仅不是他们自己的发现，而且从头至尾就是由清朝政府精心设计和付出心血所铺垫的。问题还是出在日本社会之中，运动的发生与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直接有关。
笔者从日本外交史料馆查找到的资料中发现，即使在 1905 年，经过首相桂太郎裁定，日本政府还在为培养清国留学生拿出一定预算，“文部省所管临时清国学生养成费支出金 15143 元”，其理由为：“毕竟从我国东方政策考虑出发，应该承认招收清国学生来我国留学的必要性，从结果上来说还是不能放弃劝诱他们（来日本留学）。” 就是说，日本政府其实并不愿意通过“取缔”得罪留学生，其理由其实很简单：日本政府主动邀请清朝政府派遣中国青年留学日本的根本目的，从最初就是为了培养在中国的亲日势力。
中国、中国人的国民性甚至中国文化的歧视和污蔑越来越激烈，而社会舆论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攻击更是开始成为常态。然而在当时日本社会的背景下，仅仅针对清国留学生而发的《取缔规程》，使留学生们感觉到日本政府不能对留学生和日本学生一视同仁，日本政府的潜意识中有着“清国留学生 等于潜在的犯罪分子”的成分，于是《取缔规程》在留学生的眼中就变成一个侮辱人格、带有歧视的符号。而日本的公共舆论不仅没有理解到清国留日学生的这种心情，反而利用这件事诋毁攻击中国人的民族性，因此让事件更具有歧视与反歧视的性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朝日新闻》 12 月 7 日发表的《清国人同盟休校》一文，这种对中国国民性的诋毁“放纵卑劣”四字，引起了留学生们极大的愤慨，尤其是使留学生们感到人格上的侮辱，以致翌日，留学生领袖人物、《民报》总编辑陈天华留下遗书，在东京的大森海岸愤而投海。而留学生们之所以发起集团归国运动，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为了向日本社会证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团结”。
前文已经述及，12 月 7 日《东京朝日新闻》所刊登的《清国人同盟休校》一文之所以如此反响巨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报纸整版几乎都是在报道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军队“凯旋”的消息，这也让留学生们受到极大的刺激。 1905 年的《取缔规程》反对运动，标志着在日本社会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的背景下，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扩展到整体清国留日学生当中。
由于上述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过程、社会现实以及清朝政府的殷切期待，在强烈的国家责任感驱动下，留日的中国社会精英们开始利用自己通过留学所学到的近代政治和社会学知识，对比眼前的日本，深刻思考应该如何在中国建设近代国家的问题。而得到的结论不是延续由清朝政府开始的、学习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进程，而是从另一个层次接受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经验，这就是走建设单一民族国家道路的思想。 1905 年，
还是清国留日学生的反日民族主义思想和反满民族主义思想开始结合的一年，同盟会入会宣誓词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集中体现了清末留日学生的反满民族主义和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想。日本留学运动事实上让广大的清国留学生从两个层面上接受民族主义，而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具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广大具有精英意识的清国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国家思想，然而清国留学生学习日本的热情，却被广大的日本人看作是中国衰败、中国人退化的象征，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信；而这种民族自信又转化为一种狂妄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民族歧视，它又刺激广大留学日本的清国留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具有强烈自尊心的清国留学生们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反感，迫使他们深刻地思考自己为甚么会来到日本而“ 取侮于人”，思考怎样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其中很多人最终还是看到日本的榜样，认为中国要像日本一样得到发展，就只有学习日本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经验，在中国建立一个“汉”（或称为“中华”）的民族国家模式。
中日对抗心理的酝酿与爆发
但不论是哪一种理由，留学日本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国民以及青年学子所接受，就是因为它与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中具有强烈的“同文同种”的思想要素。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为其极力推荐中国青年选择日本留学的理由作了充分说明，除了政治考量之外，两国地理、风俗，尤其是文字之接近，也是他用来打动人的地方。而在留学生自己的叙述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关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内容。孙中山等革命家之所以愿意将日本当作革命的根据地，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同文同种”的认同。他一直到去世前，都在呼吁
“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之国”，一直抱着日本与中国利害相通、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的观点。
然而，中国人对于中日两国关系这种基于人种、文化上的主观认识，实质上具有居高临下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味。因为在“同文同种”的想像中，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不过是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延长在线成立的。这种意识或者事实关系，在中国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时强调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日本力图取而代之的时代，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他们的唾弃
日军入城后的南京城
当然在日本，也有像岩仓具视、樽井藤吉那样从“同文同种”的意识出发，提倡日清或者日清朝（鲜）建立同盟关系的人物。但是幕府末期以来所谓“辅车唇齿”、即唇亡齿寒的东洋同盟论，比起“同种”的意识来，更加重视的还是地理上的两国或三国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其首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阻止欧洲列强对东亚的入侵。福泽谕吉就是在看到东亚各国不能进行国内改革，因此无法与西洋列强抗衡的前提下，看出对于日本来说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无用，才于 1885年发表《脱亚论》的。 “一切为了日本”，因为将此当作唯一的目的，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其实从最初就为日本定下了将亚洲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方向。
日本之所以对大陆野心大增和敢于最终发动侵略战争，是与明治维新以来推行近代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分不开的。而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通过各种管道，包括战争等手段直接刺激了中国近代国家思想的启蒙。变法派以为中日两国国情接近，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可以为清王朝所借鉴，因此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戊戌变法的模型。而革命派则学到单一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想法又得到抱着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日本大陆浪人，以及日本政界和军部的怂恿。长期对日本的政界及民间抱有极大期望的孙中山，将日本视作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以“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的信念，一直期待通过联合日本的力量，前期是为了实现中国革命，后期是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日本学者指出，他在 1915 年2 月 5 日与日本民间人士间签订的《中日盟约》中承诺给予日本的利益，甚至都超过了对华《二十一条》的内容。
近代日本其实从最初就是把两国关系放到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进行考量。即使有部分日本人一度想到的亚洲团结，其实质也不过是日本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通向终极目标途中的一颗棋子。在如何认识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社会中全心全意地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仅限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个别“中国浪人”；而孙中山却不分朝野一直追求与日本的联合，直到 1919 年才开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衡阳大捷后，中国士兵展示战利品
其实，变法运动也好，民族革命也好，日本留学也好，不论哪一项，实际上都是证明着首先接受西欧价值观的日本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逐渐从崇拜转为蔑视。“秃子头的李鸿章，最后变成了秃和尚”，这个俗语很好地诠释当时整个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看法，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社会里作为一种蔑称的“清国佬”开始普遍流行。日本社会中的清国留学生：在留学生中之所以反日人士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对日观中，加入了留学生活的实际体验，从而使日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形象被扩大了。
事实证明，在日本原本希望培植成在大陆的亲日势力的清国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日后反而变成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先锋。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一直难以舍弃“同文同种”的幻觉。从孙中山、蒋介石一直到共产党，“同文同种”的意识一直活在历代的对日关系中。蒋介石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会反覆向国民诉说日中两国原本同文同种，本应互相提携成为友好邻邦；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家，也在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依然强调中日两国原是同文同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徐福传说”越传越广，甚至还在“下海”之处建起了徐福庙，包括许多对日本抱有成见的国民也乐此不疲地通过“徐福传说” “日本人本是中国人的，对后裔”一说进行反覆求证。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文同种”的思想就象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麻醉的鸦片。然而可怕的是，这种鸦片会带来剧烈的副作用：越要说明自己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就越想证明日本与中国为“同文同种”；但是由于日本拒绝这一包含中国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同文同种”的愿望越强烈而换来祖国意味的思想，中国国民想证明的失望感也就越强。于是，在这样一种“同文同种”的语境中，能够出现的因素就只有中国的强烈“期待”和日本的极大“背叛”，而结果也只能是激起中国国民极大的愤怒。
不得不承认，“同文同种”这个鸦片制造出来的幻觉，在以对抗日益膨胀的日本侵略主义的民族主义为背景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了迷惑中国人的兴奋剂作用。然而战争，包括战后对待战争遗产的经验，也让愈来愈多的中国人从“同文同种”的幻觉中惊醒。从 1884 年到 1914 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在 1915 年时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为标志，而达到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
《二十一条》签订的 5 月 9 日，甚至被当时的中国政府定为“国耻国时期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抵纪念日”，从 1915 一直持续到 1921 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进入民制外货运动。 1915 年 9 月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建国而完成体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中国国民对《二十一条》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感，远远超出了中国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预料。 1919 年，由于《二十一条》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承认，爆发了甚至被定位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当时一位原住在北京的日本记者就认为，从性质上来说，“五四运动”不过是一场纯粹的反日运动。
实际上，“由于日本的《二十一条》 1915 年时所受到的国家性耻辱，也使中国增加了不得不通过在实行基本变革来达到一定程度的再生和重组的必要性”。
义逐渐觉醒的过程。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也是以近代中国和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觉醒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美国学者叶嘉炽所做的分析：由于向西方国家争回国家主权的奋斗屡遭挫败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觉醒，不时的咬啮这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对科学精神虽树起了信念，然而对产生科学精神的西方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他们又不愿再回到东方的传统中来，于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谓现代的、科学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毫无疑问，认识“体制不足” “文化不足”和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就这样，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国民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土分割和民族灭亡的危机感、对内建设近代国家和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紧迫感不断被强化，近代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也就随着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问世，又因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而发展到新的阶段。
战争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只反映在国家的层面。“一个民族通过与其他各民族的接触，获得了自我。民族对自己独自性强烈认识的程度就是由这些接触的紧密程度、丰富程度及多样性所决定的。而通过战争来接触要比和平接触对于促进民族联系的效果要更上一层”。
直到 1920 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停留在知识阶层，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侵略，由于其受害者范围之广，则成为了对中国社会的广大国民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和体验之教育的最好教员。我们常常以为中日战争也就是“八年抗战”，这是从中国军队开始正式抵抗的时间点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进行计算。但是在日本，对当年日本侵华具有反省意识的学者中，有不少人认同“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应该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这个“中日十五年战争” “以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为敌”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