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更新改变了思维方式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追寻现代中国的历史，或者说追寻现代中国的一个过程。
中国从古代向近代转型，是从1895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失败引发维新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1840年以后的50多年时间，可以看做是一个序幕，中国人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要在文化上、制度上有什么改变。鲁迅评《红楼梦》时说过一句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红楼梦》那个时代，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大一统集权制已面临崩解，曹雪芹领会到了大厦将倾，借贾宝玉夫子自道，代表了曹雪芹的一种觉悟，但结局是看破红尘。我们今天特别推崇康、雍、乾，自豪于所谓“康乾盛世”。殊不知有盛必有衰，所有“盛世”都意味将走向“衰世”。统治者制造出来的“盛世”，不能说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在某些物质方面也确能提供一些保障，让你吃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穿得更漂亮一点。但“盛世”的背后一定是危机。所以，还应该记住另一句经典—— 居安思危。
历史一定是曲线的。即使是美国这样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的进程也是波浪式的，只不过曲线的波浪比较小，波浪震荡一下，很快就会过去而已。美国可以300年内基本上保持稳定，是因为政治制度不动，宪法几百年没有大的变动，最多增加几条修正案而已。即使在世界大战期间，四年一轮的选举也照样举行。英国与美国体制不同，它是君主立宪制，在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领袖丘吉尔就得下台，因为建设的时期到来了，不再需要战争英雄，而需要新面孔。但是，一个没有迈进现代制度轨道的国家，起伏就会非常大。意识到起伏的规律，意识到时代危机的，往往是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这些人就是这个民族的先知。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近代的转型才真正上路。这个时候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按照原来的道路走下去已经走不通了，必须要做出改变，必须要有新的东西。于是，出现了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
在这个段落当中，文化思想层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章太炎。他们俩很不一样，可以说构成了一种平衡，一种互补。
梁启超主张改良，主张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他办《新民丛报》以及其他很多刊物，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新民说》。他提出了“新民”这个词，而且大量使用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概念、术语，比如，国民、权利、公德、进步等一系列我们今天还在用的词。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自由”这个词是梁启超直接从日语译过来的。严复就不使用“自由”这个词，他认为在中文里这个词容易产生歧义，国人会以为自由就是没有任何约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严复再三斟酌，想出了一个词，这是一个真正的好词，叫“群己权界”。“群”是多数人，是群体；“己”是个体，是自己。自由就是做不伤害他人的事，做法律没有禁止的事。严复认为，“群己权界”这个复杂的词组，能更准确地表达自由这个概念。先秦汉语里虽然已出现过“自由”这个词，但与今天讲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概念的含义不同。是梁启超这些人从外来词中引进中国，一经引入就赋予了它们新的涵义，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汉语开始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有了改变。在此之前，我们只有专制没有自由，只有王权没有人权，只有臣民而没有国民，只有帝王的权力，而没有人民的权利。有了这些概念，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悄悄开始了更新。
文化的两脉传承
如果我们说，梁启超是一个引入了外来文化因素的人，那么，章太炎就是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们构成了思想起飞的双翼。
章太炎最崇拜的人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以，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太炎”。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其国学功底之深，可谓后无来者，在中国读“四书五经”的人当中，名望极高。他的主要观点是种族主义，纯粹的种族主义。戊戌时代他主张改良，戊戌之后转向反满革命。这么一个资深的、国学深湛的人挺身而出，号召排满。影响之大令孙中山极为感佩。孙中山自述，自从章太炎出来以后，江南读书界对清政府的看法开始改变。其次，他信仰共和，主张建立法治。但是，他不是从西方现代政治，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思想资源。他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商鞅，一个是韩非子，所以，他的“法治”是“法家的治”，实际上又回到古代去了。后来，他干脆主张“五个无”：无政府、无人类、无聚落、无众生、无世界……什么都无，又到了佛学里面去了。
章太炎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在倡导种族主义上面，是一个有大功的人。在日本时，鲁迅、周作人兄弟都是他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前身叫京师大学堂，早期是桐城派的天下，等到蔡元培当校长前后，桐城派被章门弟子所取代，黄侃这些人基本上把持了北大整个文科的位置。
对政治制度的认识，章太炎与梁启超，构成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前者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中心人物之一，后者是辛亥革命时期主张革命的中心人物之一。在文化上，他们各有千秋，但是，他们的主张不一样，他们思想的方向不一致。
举出他们两个人来，是为了与下一个阶段的两个重要人物作对比，并试图分析这两对人物之间的传承关系。
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近代转型。在这个历史段落中，胡适与鲁迅作为文化上的代表性的人物，替代了梁启超与章太炎。梁启超与章太炎，胡适与鲁迅，构成了传承关系。这两对人物，前者都比较深刻，后者都比较浅显；梁与胡相对比较温和，章与鲁相对比较激烈；从梁到胡，脉络是自由主义，从章到鲁，是指向国民性的；梁与胡接受和使用了更多西方资源，章与鲁更多的是来自本土资源，则把中国本土的文化发扬到极致。正是他们的异同，构成了中国近代转型两个段落当中的不同侧面，缺一不可，他们互为存在，一个成为另一个的见证。
不同的是，从梁启超到胡适，最后指向的都是制度，他们所倡导、向往、主张的，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与世界文明国家接轨的制度。而从章太炎到鲁迅，本质上都对政治不屑，最后都指向了无政府主义。
章太炎与鲁迅在哲学、文化上的虚无主义的倾向，也许是两者内在最相通之处。这一点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我们读鲁迅的《野草》，那种骨子里的虚妄、绝望和虚无，是从尼采那里来的，也是从章太炎那里来的，是很相似的东西。鲁迅懂一点外国，但是主要来自德国，尼采、叔本华都比较极端。所以，他缺乏的是平衡、是宽容。
作为本民族的思想家，梁启超和胡适，章太炎和鲁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都是民族的灵魂，都能够代表近代中国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从梁启超到胡适这一脉更具有建设性；从章太炎到鲁迅这一脉更具批判性。一个民族在思想文化上不能没有批判性，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一个民族仅有批判性是不够的，没有建设的批判是没有用的，何况缺乏批判的建设是不存在的。只有这两者合在一起，两个轮子一起滚动，历史才能前行。
思想家是民族的推动力
如果从学术上说，出现在近代中国转型期的人物是王国维、陈寅恪这些人，他们在学术的原创性与深度来说，都在梁启超、胡适之上。但是，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影响最深、最大的往往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思想家是一个民族的推动力。任何一个民族、任何制度创造的背后，首先是思想创造。没有思想，制度不可能凭空创造出来。英国的现代制度起源于哪里？它首先来自包括洛克在内的一批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人和这些思想的出现，使英国产生了代议制，出现了市场经济。当然，洛克的思想不是凭空而来，是在那块土地上世代累积，由他整理成熟的。
我不是强调思想决定论，但是，思想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走向。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与这个民族历史上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一定相辅相成。比如法国，不是因为有了戴高乐这样的人，有了历届的总统、将军，而是因为有了18世纪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这些思想者，法国的制度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法国的文明才是今天的这个面貌。对法国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并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是大脑，政治家、将军是手脚，是行动者，手脚由大脑来决定。
中国也一样，在近代历史变迁当中，最根本的变迁就是思想的变迁。我为什么将1895年以前的中国仅仅看做是近代的序幕，认为真正的近代还没有出现，就是因为还没有产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1895年之后，梁启超、章太炎，包括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这些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历史才真正发生变化。“五四”最大的成就就是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人登上舞台，这些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走向。
当然，思想家的力量不是雷霆霹雳、疾风暴雨，思想家是和风细雨的，是“润物细无声”，是阳光、是空气、是土壤。思想家总是会比时代超前一点，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广泛地接受他们的思想与观点，思想家注定成为孤独的失败者。
然而，这种失败只是就某一个时段而言。权力总是一时一地的，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思想的力量是永恒的。一个民族的思想精英，不会因为时空的改变而失去价值，往往时间越久，其价值越彰显。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还在谈论孔子与老子，谈论梁启超与章太炎、胡适与鲁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家不存在成与败，只存在是与非。“是和非”正是宇宙的定律。宇宙定律中最根本的法则，在西方人看来，叫自然法，也可以叫人性法。简单地说，就是只问是“是”还是“非”。这是思想家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终都没有能挡住日本入侵，没能挡住国内战争，没能挡住暴力改变中国的走向。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走，这完全不足以证明他们作为思想家的价值失效了。遗憾的只是，中华民族要承受更多苦难，更大浩劫。
退一步讲，他们这两代人的努力，至少做到了两点：一是成功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表述方式；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看待外部世界的价值评判标准，开始跟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融合。这是他们了不起的成功。总体上讲，从晚清以来，以他们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开始从儒家文化独尊的一元文化向多元的思想发生演变，到“五四”之后，更是百花齐放。虽然最终又逐渐回归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尊的一元化状态。从一元到多元，又回到一元，最近这三十年，又重新从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演变。中国在这条路上刚刚走了一小步而已。我们要在思维方式上跟人类主流文明、普世价值对接，变得更加多元，以更多样的眼光、更宽广的气度去看待这个世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