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国建立后，国人常有"民初不如晚清"之慨叹。这实际上涉及如何认识辛亥革命成败的问题。孙中山为此而进行了频频的思考。他认为，有五大原因使得革命建国受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毒害；"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舆论之影响；各自为战，疏于组织和纪律；偏于军队奋斗，疏于主义宣传；农民未被动员组织。这些原因是否准确可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原因所揭示的中国革命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给后来的革命者所提供的启示：革命必须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革命必须有强固的组织，革命必须有可靠的武装力量，革命必须传播革命主义，革命必须不断积蓄革命力量。
关键词：革命 孙中山 革命建国
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推倒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民国时代。让位于袁世凯的孙中山，本想专心致志于实业建设，岂料中国旋即陷入武人乱政、旧官僚横行霸道之局面。民国建立十年有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人常有"民初不如晚清"之慨叹。这就要求国人必须面对和思考辛亥革命成败的问题。作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首负其责，对革命建国受挫的原因进行了反省。
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毒害
在孙中山看来，经过他长期的努力，已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再加上"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以为，"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不料，"党人即起异议"，说他"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此议"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这就是"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的表面原因。其后果则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1]
至于深层原因，孙中山是这样分析的："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也就是说，领导个人与革命同志均有责任。但从他的分析来看，革命同志的责任尤大。为何如此？"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究竟是什么"思想错误"导致革命同志懈志殆气？"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该错误思想源远流长、影响至深，"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以致"建设计画，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因此认定，"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2]。何以见得呢？他认为"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3]。正因为此，他的主张在晚清和民国遭致不同的命运："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矣。"[4]革命党的"建国计画"，遭到重创。
一国或一团体的事业发展为何与社会人群所接受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孙中山以为，国与人有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由此断言："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5]其惟意志论倾向表露无遗。
既然如此，今后建国大业之顺利开展实有赖于国民的心理改造。他说："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6]于是，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说。冀图以此破国民"心理之大敌"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从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真正信仰其说，从而"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7]其自信、乐观溢于言表。
孙中山为了使国民尤其是革命同志信服他所主张的"行易知难"说，分别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予以佐证，这样就可从根本上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如此不厌其烦的论证能否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可以存而不论，然而他的动机是值得钦佩的："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8]至于说"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9]以及自信"能知必能行"，委实值得商榷。
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舆论之影响
孙中山为北伐战争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在梧州面对国民党员时，他提出了如下问题："当初革命目的本欲将国家政治改良，现在民国已经成立十年，试问十年来革命事业曾做了几件？"他的看法是："实则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亦未达到。"到底是何缘故造成的？孙中山认为是"因中国人思想幼稚，见革命初次成功之时，轰轰烈烈，咸以为革命宗旨甚易达到。"把革命任务之达成视为轻而易举的事。实则"早有一班满清官僚及武人投诚入党，入党之后将活动于政治的少数革命党尽数倾陷"。[10]更有甚者，"那班官僚又乘势造成一种假舆论，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当时的党员咸误信之，不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实系官僚所假造的"[11]。这种舆论使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而革命党名义取消，中华民国即为官僚武人所摧残。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及后卒至酿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宣统复辟、武人专政种种恶现象"[12]。
既然如此，今后当如何改进？一方面他本人"自当将吾党事和国事一统尽力做去"，另一方面"吾党同志切不可仍惑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论，大家要反向"革命军起，革命党成"的主义一力做去"。[13]从这里可以推知，"党事"与"国事"分开进行对革命造成了负面影响，孙中山本人也将承担部分责任。如果孙中山的话可信，那么"革命党"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否则不会因这一舆论就被轻易取消。从后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两大宗旨即"改组国民党与改造国家"来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确实面临诸多问题。
正是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中，孙中山又提及这一舆论。不过，此时的背景有所差异："我们现在得了广州一片干净土，集合各省同志聚会一堂，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从前我们没有想到要开这种大会，没有想到我们的党务究竟是如何进行，是因为受了满清官僚的欺骗。"到底"受了满清官僚什么欺骗呢？因为一般同志头脑太简单，见得武昌起义以后各省一致赞成革命，从前反对革命的官僚也赞成革命，由此少数革命党就被多数的官僚包围"。实际是说清朝官僚的力量远远强于革命党，否则的话，不能因为他们"赞成革命"就作出让步。这里也暴露出当时的南北议和，是为"和"而"和"，因而种下反革命的祸胎。迫于劣势的革命党，一听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说，"也赞成这种言论，于是大家同声附和，弄到现在只有军阀的世界，没有革命的成绩，所以革命党至今仍失败。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太[大]原因"。幸好"今天大家都觉悟了，知道这话不对，应该要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成""，而要达成此目标，"从今天起，要把以前的革命精神恢复起来，把国民党改组"。[14]为何要恢复"革命精神"？这是由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舆论之后，国民党"完全变为政党，革命精神遂以消失"[15]。
从孙中山的分析来看，要对付反革命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要建造新国家就必须有具有革命精神的党和军队。而要使国民党和革命军奋斗的目标一致，党自己必须牢牢的掌握军队，也就是他说的："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还以俄国为例："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16]正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党并未完全驾驭军队，民国建造这一问题还有待继续解决，所以以前主张"以党治国"在当时"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17]。要完成建国这个任务，他认为必须着手进行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18]换言之，在"以党治国"之前，必须致力于"以党建国"之重任。
三、各自为战，疏于组织和纪律
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中，孙中山分析了辛亥革命后革命受挫之"最大的原因"。他认为革命没有成功的"最大的原因，是当时革命党外面见到外国富强，中国衰弱，被人凌辱，内面又受满清专制，做人奴隶，几几乎有亡国灭种之忧，一时发于天良，要想救国保种，只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什么通盘计画去建设国家，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驱使，不管成败，各凭各的力量去为国奋斗，推翻满清。这种奋斗，所谓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19]。实事求是地说，辛亥革命之前已经有"通盘计画"，这就是1908年改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他的这种看法，只能说明革命的"计画"没有很好的宣传或者说不为诸多同志接受。这种"各自为战"的奋斗，一方面是由于武昌首义成功之太过突然，另一方面确实如孙中山说的是"没有集合，没有纪律"。
革命党"没有集合，没有纪律"，其后果就是"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20]，反映的问题正是孙中山说的"党中缺乏组织"。为何革命党"缺乏组织"？他认为是"由于当日革命党人多属留学生，自由平等之见深入脑中，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一切联络维系之法弃而不讲，其缺点即在于此"。革命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性差，正是由于"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故也"。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牺牲个人之自由，以蕲国家之安全、党务之发展"。这是"因国家不自由，而个人之自由亦不能保"。[21]
后来，孙中山还提出了解决"各自为战"的举措即党员要有"一种精神结合"，此举措包括以前说的要"牺牲个人之自由"。具体来说，"要各位党员能够精神上结合，第一要牺牲自由，第二要贡献能力。如果个人能够牺牲自由，然后全党方能得自由。如果个人能贡献能力，然后全党才能有能力"。假以时日，"等到全党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后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业，
才能够改造国家"。[22]
孙中山所说的党员"个人自由"，是否意味着"各自为战"、毫不讲求合作，姑置之不论。但是，从此处可见他对"自由"的独特理解，这就是将"自由"视为没有限制的行动。如果人人如此，一个团体自然陷入他说的"一盘散沙"状态。正是基于此种担忧，才强调："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像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23]在稍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会词中，他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由上可知，今后国民党改组的直接目标就是要结束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状态，使其改造成为"同心协力"的革命组织。更有进者，孙中山还认为，国民党改造将以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党为榜样。他说："我们现在要取法俄国革命党的组织，要注重纪律，要党员牺牲各个人的自由。"[24]为何要效法俄国革命党呢？这是因为"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取得的"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它"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中国的革命与其比较起来，应吸取"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25]
对于效法俄国革命党，孙中山还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至于国民党长期以来实行的"总理制"要不要改为"委员制"，孙中山本人是倾向于变革的。他的解释是，以前"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但是"现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来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来了，没有人觉得中国的革命应在二十年以后了"。[26]所以，"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27]。"希望"不过仅仅是"希望"，此后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关于"总理"的种种规定[28]表明，实际上实行的仍是总理集权制。这种制度，在要求国民"同心协力"于革命建国的特殊时期，不失为权宜之计。当然，他以俄国为例强调组织的力量大于领导个人的力量："自从列宁死后，劳动政府仍然屹立不动。这是因为他的党员能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以成全党的自由、党的意志，所以党的力量异常之大，党的基础异常之固，一个领袖死了，丝毫不发生什么影响。"[29]
四、偏于军队奋斗，疏于主义宣传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动员演说中，回顾并分析党的奋斗史："吾党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多肯奋斗，及成功后则遽行停止，转而全靠军队来奋斗。"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看，"党人奋斗始能为最后成功"。[30]所谓"党人奋斗"，是指"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31]。再看中国，"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在这里，孙中山详细分析"军队奋斗"的特点以及将其改造的问题。所谓"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非如昔日党员专为主义的奋斗也"。所以希望"靠今日之军队单独以达革命之成功，则希望甚微"。为今之计，就是"将现在将士升官发财、自私自利的思想化除，引他到远大的志愿，乃能有望。故党员今日第一级工夫，要先设法感化在西南政府旗下的军队，完全变为革命党员，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不为升官发财而牺牲。如此则军队、党员便可成互助之奋斗，而革命之成功指日可期矣"。[32]
孙中山之所以认为单靠军队奋斗不能使革命完全成功，是因为他明确认识到："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33]两者的效力是不一样的："枪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杀人，故大军一到，敌人即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与之相反，其效力为生人。"[34]既如此，革命为何要用军队呢？他如是解释说："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军队奋斗是出而杀人，党员奋斗是出而救人。然革命须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35]由此可见，党员奋斗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党员奋斗的效力之所以异于军队奋斗，关键在于"吾党员奋斗之武器，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也"。党员要掌握此"武器"，"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出而能感化他人"。[36]也就是说，党员自己必须理解并信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然后以此为宣传之内容，使之晓喻军队，晓喻多数人。正如孙中山指出的那样："苟我党员能尽其聪明能力，说之使明，则当无不受其感化者。大众能想出良法，使多数人明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可不待军力革命而亦告成功。"[37]就目前来看，宣传主义就成为第一要务，"为此之故，我党须每日均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成熟，然后能战胜一切"[38]。
在1923年12月30日的演说中，孙中山专门谈论"宣传"工作。总的来说，他认为今后应"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其根本原因是，"宣传奋斗的效力大，军事奋斗的效力小"。他还以武昌起义为例，"表面上虽然是军事奋斗的成功，但当时在武昌的军队是清朝训练的，不是本党训练的，因为没有起义之先他们受过了我们的宣传，明白了我们的主义，才为主义去革命。所以这种成功，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39]后来他干脆说："用主义来建国，万万里都是来朝的；用武力去征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由此便可知主义胜过武力。"[40]何以辛亥革命后革命受挫？是由于"自清朝推倒了以后，我们便以为军事得胜，不必注重宣传，甚至有把宣传看做是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国没有是非，引起军阀的专横"。因此，今后"大家向宣传一方面去奋斗"。[41]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重视"宣传"，是因为他坚信信仰能产生莫大的力量。他说："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通过将宗教宣传的主义和国民党宣传的主义比较后，他得出了一个更为自信的结论："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42]通过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久而久之，便可传到四万万。如果四万万人都明白了我们的主义，他们便欢迎我们去建设中华民国"[43]。为了使宣传真正生效，孙中山特别重视宣传的方法，这就是要用"普遍的宣传"。这种宣传要迎合普通人的心理，因为"拿他们心理上极欢迎的话去演讲，便可感动许多人，不必费很大的力量，便可以收很大的效果"。[44]他还举例说，为了使群众欢迎民生主义，广东有一句俗话就非常有效，"这是一句什么话呢？就是"革命成功，我们大家有平米吃""[45]。他还认为宣传必须持之以恒，"担负宣传的任务，应该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今日热心奋斗，明日便心灰意冷。因为要人心悦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够收效果的"[46]。孙中山还强调，"我们要感化人，最要紧的就是诚。古人说"至诚感神"，……要诚心为革命来奋斗，诚心为主义来宣传，要以宣传为终身极大的事业。存"至诚"的心思，要能够牺牲世界一切权利荣华，专心为党来奋斗"[47]。总而言之，经由宣传可以使人人形成共同志向，"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48]，才能使"人人的心内都赞成民国，倾向民国，然后民国才不致倒，才可以巩固"[49]。
对于"宣传"的巨大功效，孙中山是信服无疑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宣传"的"内容"对"宣传"的效果也会起到制约作用。孙中山一直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其最重要的内容。为了保证该内容的权威性，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不能怀疑，"须知政党以主义而成立，党中主义，无论是总理与党员均须绝对服从，不能稍有一点怀疑"[50]；二是必须依从他的解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为吾之所倡始所发明，其解释须一依我之解释，然后方不至误解误讲"[51]。如此做的理由，从根本上说因为三民主义是为人民的，"人民所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利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所以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52]。
五、农民未被动员组织
早年的孙中山，虽然认识到，"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53]，他还提出应设农师学堂、农艺博览会，并打算去法国，"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考究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54]，冀望李中堂大人"玉成其志"[55]。但是，权贵们根本无暇理会他的"为生民请命"[56]之义举，晚清中国面临的情势正如孙中山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57]有心之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58]，改变中国乃至自身命运的革命风潮随之而起。他又岂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改变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良苦用心只好束之高阁。
孙中山再次注意农民问题，应是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由他批准施行的《农民协会章程》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农民协会为本三民主义解放劳动阶级之志意，合全国受压迫之贫苦农民而组织之。其目的在谋农民之自卫，并实行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59]长期以来，国民党的"分子大半是学生，因为学生的思想新，能了解革命意义，容易集合"[60]，并且其影响主要在海外，所以"吾党人以华侨为多"[61]。这就使得国民党无暇也无力顾及国内的农民问题。在广州与苏联顾问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他说："对于中国革命，我向来认为，中国强大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应当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首先是依靠农民。"[62]所谓的"向来认为"未必可信，不过他确实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也很早就关注到中国的农民问题。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迄今我和国民党都还没有能够同农民建立联系，这是国民运动中的一大疏忽"。其"主要原因在于本党党员的成分"。具体而言，"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党的多数党员是学生、城市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些商人。所以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并在那里扎根"。[63]既然如此，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按照他的想法，一是通过农民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的学员和今后办的其他一些学校，我们就能够把中国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劳动农民协会"[64]；二是采用如下"政治路线"："决定将迄今为止地主（出租土地者）占有的土地交给农民，为农民所有。但是由于地主在一些地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势力很大，影响也大，所以我认为下面的方法是唯一可行的。"这个"方法"就是在广东全省建立农会，"以便就此铸造一个反对地主的强大武器。只有当我们建立起这些农会，待到农民武装起来的时候，才能实行解决土地问题的激进措施"。还认为，"在目前农会的组织状况下，
进行任何反对地主的鼓动都是策略上的错误，这会使地主先于农民组织起来"。[65]也就是说，组织农会可行，但不宜马上开始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这种迂回策略遭致苏联顾问的激烈反对。不过，孙中山却坚持己见，还得到当时的广东省长廖仲恺的有力支持。后者还举例来"说明他何以反对宣布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66]显而易见，孙中山的主张是：组织农会把农民团结起来，但目前不宜宣布更不宜马上进行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廖仲恺还解释说，"中国农村情况非常特殊，宗法关系还没有打破，地主豪绅和农民都沾亲带故，同属一个姓。由于农村结构的宗法性质远强于封建性，所以阶级矛盾相当和缓，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更像是叔侄间的矛盾，而不像敌我之间那样不共戴天"[67]。总而言之，尽管苏联顾问"一再反驳，孙逸仙和廖仲恺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农会处于刚刚组织的时期，不应该进行任何公开反对地主的宣传鼓动"[68]。
孙中山关于自己以及他所领导的国民党长期未能够同农民联系的原因解释，如果参考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分析，就未必可信。后者如是说："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象共产党、无政府党底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但是国民党目前重要工作乃是对于北方封建军阀之战争，实际参加劳动运动的人还是少数又少数。"[69]也就是说，国民党当时的工作重心是北伐，根本无暇顾及组织农民。即便是开展北伐，也是力量单薄的，"孤军奋斗的国民党，虽然有民主革命的历史，但党员太少，还没有支配全国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70]。关于"党员太少"的国民党的成分，陈独秀指出："从中国国民党员分子说起来，知识者（旧时所谓士大夫，现在的职业是议员、律师、新闻记者、教员、官吏、军人等）居半数以上，华侨及广东工人约居十之二三，小资本家约十之一，无职业者约十之一。"[71]他据此断定，国民党"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72]。孙中山未必同意陈的看法，不过从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确实在农民阶级中没有影响力。他后来的一段话实际上说明了他们为何没有联系农民的真正原因："农民参加进来的很少，就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国家大事，所以对于国家很冷淡，不来管国事。"[73]至于孙中山认为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可能是为了赢得那位顾问的好感，其实是不可信的。其证据见于他1889年写给郑藻如的书信："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74]。1894年春给李鸿章的上书更是铁证如山："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文于树艺收[牧]畜诸端，耳濡目染"[75]。当然，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出身完全决定其阶级立场，因此陈独秀的说法或许是中肯的：成了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他可以"代表"某一或某些阶级的立场。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孙中山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在广州农民党员联欢大会上，他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讲解他一贯主张的三民主义。从对民生主义的解说可见一斑："什么是民生主义呢？民生主义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人人有了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然后中国四万万人才可以享幸福。所以今日的这个大会，要大家合力来实行民生主义，就是要大家合力来谋幸福。"[76]为了赢得农民的同情，他还分析了农民的处境："中国几千年来立国，大多数的人都是农民。现在的农民是怎么样呢？一般农民所处的境遇都是最艰难和最痛苦的，没有幸福之可言。……现在农民何以最艰难和最痛苦呢？因为在满清的时候，政府不准农民有团结，如果结成团体，便有抄家灭族的危险，所以农民向来没有联络，像一片散沙一样。"[77]还提醒农民想想自己所受艰难痛苦的情形："一年辛苦到晚，该是担了多少水旱天灾的忧，受了多少风雨寒热，费了多少的血汗劳动，才收获若干谷米。……商人用极高的价再行发卖，中间一买一卖，赚很多的钱，都不关你们的事。而且你们所耕种的田大多数都是租来的，租钱又贵。所以你们每年辛辛苦苦得来的钱，都是为商人和田主空劳动的。"[78]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大家没有团体，自己固有的利益都没有力量保守，在无形之中都是被人抢去了，所以自己便吃亏，要受种种痛苦。"[79]今后谁来救农民于水火之中？自然是非革命党莫属。为此他呼吁："今日第一件事便留心到农民，便是要救济这种农民的痛苦，要把农民的地位抬高，并且要把农民从前所受官吏和商人的痛苦都要消除。我们要做成这件事，根本上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是重要的，要有这个思想，然后大家才能够联络起来。"[80]
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农民要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应实行三步走战略：一是要觉醒，"今日开这个会，就要大家醒起来，知道这十三年以来自己不是奴隶，是主人翁"[81]。二是要组织起来，"联络的方法，先要一村与别村联络，一乡与别乡联络，一县与别县联络，以至于一省的农民都能够联络起来。……多数农民如果能够结成大团体，就有力量可以讲话"[82]。三是运用团体"为农民争利益"[83]。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第一步。上述战略实施如何存而不论，他毕竟意识到组织的力量对于革命的推动作用。其实，从孙中山的演说可以推知这个战略存在的局限，那就是将政府视为凌驾于农民之上的组织。就农民"觉悟"而言，他说："如果现在还没有觉悟，还不与政府联络来实行民生主义，就永远没有幸福。"[84]还说："本党今日开这个农民联欢会的目的，就是在提醒你们农民，要你们回乡之后更提醒大众，大众都联络起来，结成团体，便可以不致做人的奴隶。"[85]稍后，还强调说："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用极好的联络方法，先把广东全省的农民都联络起来，同政府合作，才有办法。"[86]并断言："农民有了觉悟，自然要来向政府求救，解除他们的痛苦。"[87]关于这个联欢会，孙中山认为"是中国政府同农民见面的第一次，是政府为农民谋幸福的第一日，为农民争利益的第一日"[88]，"在中国是破天荒的第一件事"[89]。更有进者，他是把政府放在指导者的位置。他告诉农民党员回乡之后要进行两步奋斗的工夫："第一步是要大家联络，结成真团体。……第二步工夫是什么呢？就是为农民争利益。但是第一步工夫如果没有做好，决不能乱说就要做第二步工夫。先要把第一步工夫谨慎去做，做好了之后，然后举代表来报告政府，再来开大会，政府便教你们做第二步工夫。"[90]
不管农民是否愿意加入到国民革命的阵营中来，但是孙中山确实意识到这是一股必须动员起来作为"革命的基础"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91]要农民来革命，根本的是"要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92]。用什么方法"令一般农民都觉悟呢"？孙中山认为："要一般农民都容易觉悟，便先要讲农民本体的利益。讲农民本体的利益，农民才注意。如果开口就讲国家大事，无知识的农民怎么能够起感觉呢？"[93]"农民本体的利益"本质上关乎土地问题之解决。孙中山虽然认为"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94]，但因担心马上施行会使地主和农民发生冲突，所以当前应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农民党员"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我们要能够这样和平解决，根本上还是要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95]。长期饱受痛苦的农民，一旦被唤醒了阶级意识，一旦被组织起来，他们首先要报复的就是地主，地主的利益又怎能不受损呢？如果真能和平解决，只能是在地主利益有所损失的前提下，农民利益才会有所补偿。既然农民最为关注的是自身利益解决的程度，那么要他们立即参加革命，实际上也是一个需要忍耐和等待的过程。但从对革命成功的莫大渴望来看，他是急切地希望农民在最快的时间内觉悟并被组织起来。基于革命根据地广东实际上掌握在陈炯明手中，孙中山不得不应付与之的关系[96]，这种渴望随时都会变为失望。
结论
关于革命建国受挫的原因，当然不止于上述。正是在国民党改组会议期间，孙中山认为革命要彻底成功必须始终如一。他说："我们从前革命均未收到好结果，就是因为革命没有彻底成功，其原因大都是我们同志负担责任没有始终如一，所以不能贯彻革命主义。"[97]今后要恪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98]可以说，"妥协"被视为"革命"的对立物。假如联系孙中山后来关于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的认识，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他如是说："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99]"反革命的力量过大"，从反面来说，就是"革命的力量过小"。国民党的党员太少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其成分来看，它成了"一个复杂的团体"[100]，实则大大抑制了革命力量的发挥。在这种情况，只有懂得"妥协"的意义并善于运用"妥协"的手段，才可能保存并可能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
在一个"反革命的力量过大"的时代，"知易行难"说未必是革命受阻的关键因素，更何况当时又有多少人深中此说之毒？孙中山所信奉的"行易知难"说，又有多少人真正信服？需要思考的是：以"难"和"易"来审定"知"与"行"是否妥当？当然，对于革命领导人和革命组织来说，必须持有一种独特的信仰之"知"。除此之外，还必须分析和权衡当时国内外革命形势以及评估比较革命、反革命力量。有鉴于此，革命党就不易被"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舆论重创。归根结底还是力量悬殊过大，这样的话，就不能主要靠宣传"主义"、弱化"军队奋斗"来壮大革命力量。实际上，必须"文"与"武"两手相互提携，后来创办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就是明证。"主义"要发生力量，一方面它必须描绘值得期待的理想蓝图，发挥它持续的魅力；另一方面必须有相应的政策来逐步改变社会成员的生存状况。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革命后备力量，不能仅靠许诺来"唤醒"，其他人也不例外。即使他们被鼓动起来，被聚集到规模不一的"农会"中，如果他们迟迟见不到利益，没有享受到民国"主人翁"的待遇，他们要么回复到原来状态，要么就会自己行动起来而不是依靠政府的帮助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孙中山所说的这些原因是否准确可信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原因所揭示的中国革命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给后来的革命者所提供的启示：革命必须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革命必须有强固的组织，革命必须有可靠的武装力量，革命必须传播革命主义，革命必须不断积蓄革命力量。
注释：
[1]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3]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4]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5]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6]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7]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8]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9]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10]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11]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
[12]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13]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14]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页。
[15]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16]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17]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页。
[18]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385页。
[19]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页。
[20]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21]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
[22]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23]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24]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页。
[25]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1页。
[26]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
[27]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403页。
[28]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29]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3页。
[30]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页。
[31]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32]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页。
[33]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34]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35]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347页。
[36]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
[37]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
[38]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
[39]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
[40]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页。
[41]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42]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
[43]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9页。
[44]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页。
[45]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373页。
[46]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页。
[47]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7页。
[48]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页。
[49]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3页。
[50]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页。
[51]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
[52]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53]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54]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55]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56]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57]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58]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59]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1页。
[60]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2页。
[61]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
[62]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9页。
[63]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9页。
[64]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9页。
[65]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0页。
[66]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0页。
[67]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1页。
[68]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1页。
[69]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5页。
[70]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8页。
[71]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72]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73]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3页。
[74]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75]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76]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页。
[77]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页。
[78]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页。
[79]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页。
[80]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页。
[81]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页。
[82]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页。
[83]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9页。
[84]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页。
[85]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页。
[86]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页。
[87]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6页。
[88]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8-509页。
[89]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9页。
[90]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9页。
[91]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3页。
[92]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页。
[93]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页。
[94]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页。
[95]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页。
[96]陈独秀曾说："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97]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页。
[98]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页。
[99]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5页。
[100]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