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章太炎站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前列，深知中华王朝“夷夏尽有”的国家疆域结构，结合“夷夏之辨”和民族主义，参与制定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章太炎“攘夷匡夏”和民族主义结合而成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形成现实中的国家疆域与想象中的国家疆域内在的冲突，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带是否构成国家主权领土成为章太炎民族主义革命的理论困境。中华民国创建之后，章太炎投身东北边疆建设，表明对国家非汉族群聚居边疆领土统一的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夷夏尽有”的国家建构模式。
19世纪70年代以降中国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刺激了革命的新兴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一起成为革命性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而且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的巨人和宗师。孙中山和黄兴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他们的政治实践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章太炎则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学问家，革命与学问在其身融为一体，兼具革命家和学者的双重品格。梁启超称章太炎“排满信念日烈”，“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1]鲁迅评价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2]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既曾并肩战斗，又曾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学术界对于章太炎的研究在革命政治实践、思想学术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都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成果，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3]然而，章太炎在革命建国的历史潮流中如何认识国家的边疆主权和领土范围及其革命方略与边疆的关系仍有待探索。章太炎身处中国的现代国家创建时期，成为同盟会的重要领袖，对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理论及革命的策略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4]晚清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和国家建设规划中都有特定的边疆要素，章太炎对于中华王朝的边疆和中华民国的边疆认识和实践具有时代的代表性，本文尝试探讨章太炎学术知识体系中的边疆认知、革命方略中的边疆因素和政治实践中的边疆建设方略。
一、中华王朝“夷夏尽有”的国家疆域结构
章太炎早年接受了严格的经学训练，熟悉传统舆地之学的史地知识，清楚传统中国国家疆域“夷狄”所居的边疆构造。光绪十七年（1891）至十九年（1893），章太炎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期间，考释“郁夷”和“柳谷”时，[5]征引《史记》及《汉书·西域传》。解释“西旅献獒”条时涉及西北诸羌，[6]征引《汉书·赵充国传》。另外在解释“九貉”条时涉及关外敦煌郡白龙堆沙，[7]征引《汉书·地理志》。甚至到1933年章太炎表彰冯玉祥在察哈尔抗日，依然能信手使用汉代冯奉世在西域矫制平定莎车叛乱的典故。[8]可见章氏对汉代西北边疆故实非常熟悉。章太炎在1908年—1911年间在日本作《东夷诗》十首，[9]其中第九首诗以汉朝全盛时代的边疆武功为主题：
汉家昔略地，戍卒留边野。大夏见卬竹，西极来天马。粲粲西人子，胡祆相巫鼓。或复转珍异，市闾盈斥卤。荐食历岁年，岂复烦师旅。此党独殊绝，先导资时女。弹筝挈空侯，利屣堪盘舞。持此作颜行，弥胜诸商贾。军气从之扬，一鼓坚城下。都护何所为？守此娟娟者。[10]
西汉把西域纳入国家版图，设置西域都护府的建制管辖其地，开启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不仅对中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还具有欧亚大陆的世界史意义。显然，章太炎对汉代的边疆舆地有着精深的知识。
章太炎也熟知晚清西北边疆史事，在日本与宋教仁谈论反清革命事业提及曾国藩、左宗棠的英雄事功，太炎从收复新疆角度论证“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迹”。[11]章太炎对西方地理学关于地球圆形、赤道、北极等知识有所掌握，并以《管子·地数》中的舆地知识附会新知。章氏接受西方地理新知，改变了中国居于天下地理中心的观念，“惟中国偏于东北，故东北之夷狄近，而西南之蛮戎远”，[12]但仍抱有中国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优越感，转而认同魏源的学说：“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13]
光绪二十年（1894）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章太炎受到甲午战争战败的国家危机刺激，走出诂经精舍，投身社会政治活动，参加强学会，担任《时务报》撰述，“与尊清者游”，[14]追随康有为、梁启超，赞成维新变法。章太炎对19世纪末亚洲局势有自己的看法，悲叹“今中国无深长虑，欲一快心日本，密约俄罗斯，以为系援，至于胶州屯军，吉林筑路，齐鲁与东三省将为异域”，[15]警惕中国边疆危机中的日本、俄国因素。章太炎的中国地理知识主要来自舆地学，其在“东方盛衰”中明了中国国家疆域的地形特点是“自葱岭而东，其山东趋，其水东流”。[16]章太炎对于蒙古自元末北迁至清代的历史变迁极为清楚：
蒙古则自顺帝北窜，其大子曰阿裕锡里达赖汗者，子姓犹不绝如线。数世以后，遂为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三汗，横有漠北，血食至今。且南则科尔沁等五十一旗，西则四额鲁特，皆其种族，或尝佣牧马。……及噶尔丹作，以牧圉侵轶其故主。漠北诸部，皆鸟窜兽遁，南下保近塞地，荡析离居，莫有宁处。仁者矜而覆之，复其戎萦之地，致其九白之贡，筑阿尔泰山为屏树，以断准部之钞掠；以其无政事法守，为置库伦辨事大臣以纪纲之。[17]
章太炎对清朝蒙古各部在塞北边疆和西北新疆的分布流变有深刻的认识，显见其对清朝初年的边疆政策抱有“仁者”评价。章氏对晚清俄国对中国造成的边疆危机更有清醒的觉察，他指出：“彼俄罗斯之未事蒙古者，方有事东胡耳。黑龙江、吉林之壤，政既匡饬，道既洞通，则自呼伦贝尔城以西噬客尔客，其举之之易，若以一手足撅春草也。剥床以肤，吾诸夏之忧方大，而彼犹醒醉偃卧而不遽觉。”[18]俄国在有清一代对中国边疆的侵蚀，确实涵盖了从东到西的整个中国北方边疆，章太炎洞明中国东北边疆和北部边疆相互依存的关联结构，进一步指出了作为边疆地带的蒙古社会毫无警醒的危机状态。
章太炎在“尊清”时期对中国疆域的统治官制上形成了“分镇”方略，认为“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章太炎对包含边疆地区的国家疆域重新进行统治规划：
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曰关陇，附以新疆；曰楚蜀，附以西藏；曰滇黔桂林；曰闽粤；曰江浙（谓三江、浙江）。[19]
章氏以方镇为封建，提出分权自治为核心的改革地方行政的政治方案，明确包括新疆和西藏，其实内含着应对中国边疆面临西方殖民帝国瓜分危机的革政方案。章太炎面对19世纪末西方殖民帝国瓜分中国疆域的时局，质问道“今自九服以内，旬始未出，而瓜分固已亟矣。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20]力图从中国传统王朝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中寻求近代中国的长治久安之道。
光绪二十五年（1899）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避难台湾，后从台湾到日本，通过梁启超与孙中山结识，激赏孙中山“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的革命卓识。[21]显然，中国被瓜分的领土首当边疆区域，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是准备舍弃中国的边疆领土。1902年，章太炎同孙中山讨论了改革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问题，于1904年写定《定版籍》。章太炎在修订《定版籍》时，再次明确指出了中国国家疆域空间结构的特性：
中国所包方域，夷夏尽有之。塞下不可虚，其地广莫，量以缏索而不计步，此不能无业主。内及腹中膏腴之壤，有人耕二亩者矣。是故宽乡宜代田，狭乡宜区田，独宽狭适者可均田耳。辅自然者重改作。今欲惠佣耕，宜稍稍定租法。[22]
章太炎认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但从赋税制度的角度声明中国边疆与内地的实际情况不同，应对不同的土地利用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章太炎筹谋未来国家经济制度和百姓生业，自然地把“夷狄”所居的边疆社会纳入其中。
1900年以后，章太炎从“尊清”变为反清，宣传排满革命，删定《分镇匡谬》，转向革命党人的革命方案。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基本排除了清王朝的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区。1902年初，章太炎在日本和孙中山定交。次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清政府以“苏报案”逮捕入狱。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前往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领袖的立宪党人的《新民丛报》论战，反对立宪保皇，宣传排满革命。章太炎发掘《春秋》“夷夏之辨”思想，论证推翻清朝政府的必要性及正义性，是其革命宣传最得力，影响最大的部分。[23]章太炎还参与制定了指导全国革命起义的纲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支持孙中山以两广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1907年章太炎主编《民报》社出版的临时增刊《天讨》，其中《讨满洲檄》控诉满清政府的罪行，鼓动激进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论说排满革命，并“律令布告天下，讫于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24]明确地把非汉族群聚居的陆地边疆地域排除在中华民国的国家疆域之外。
立宪党人杨度1907年发表主张君主立宪的《金铁主义说》，尖锐地指出排满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可能引发汉、满、蒙、回、藏之间“不仅我排彼，彼且排我”的仇恨，最终导致“全体瓦解，外人乘之”的瓜分困境。[25]杨度力主“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自然地把中国国家领土界定为“而今中国之二十一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回部、西藏，未尝有一焉不以为中国之土”。[26]立宪党人认为边疆的各族与领土是选择中国政治方向的特别因素，并作为中国实行民族主义的事实依据。章太炎立即以《中华民国解》针锋相对，依据汉族族裔民族主义界定中国和中华，“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27]置非汉族群聚居的陆地边疆以可有可无的境地，排斥非汉族群，不以华民相认同。另外，章太炎还从当时西方列强瓜分清王朝边疆的国际形势出发，指出英国窥伺西藏和沙俄染指东北、外蒙、新疆，“此虽满洲政府不亡，其势犹不可禁”。[28]随着孙中山亲自领导的一系列边疆革命的失败，章太炎对孙中山专注于以两广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产生怀疑。
[29]章太炎与陶成章、宋教仁等人形成了把同盟会的革命起义从以两广为中心的地区转向长江中下游的方略。
虽然章太炎等革命党人认为中国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区不重要，但清朝政府与日本、美国等国关于东北边疆的交涉却影响到《民报》的命运。日俄战后分割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势力范围，美国通过与清政府合作修筑新民屯至法库门铁道和创办东三省银行力图在东北谋求利益。1908年10月，清朝派遣奉天巡抚唐绍仪为赴美特使途径日本，日本为了抵制美国在中国东北边疆的渗透，极力破坏清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决定封禁《民报》，由内务省命令牛込警察署执行，牛込警察署长告诉章太炎：“此事关于外交，不关法律。”[30]章太炎另外得到传言，“唐绍仪此次途经日本，将以清、美同盟之威胁日本，又以间岛领土之权、抚顺炭矿之权、新法铁道之权啗日本”。[31]后来又有日本说客高桥孝之助以同样的理由劝说章太炎接收日本政府的封禁，章太炎两相印证，确信清政府向日本施加了外交压力。1909年12月11日，日本驻香港代理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在写给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报告中透露了内情：“去年帝国政府根据唐绍仪之请求而禁止发行的革命党机关杂志《民报》，……”，[32]由此确证封禁《民报》是日本同清政府达成的政治交易，其中日本攫取中国更多东北边疆利益起到了关键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时，章太炎在东京针对留日满洲学生的惶恐解释民族革命“非欲屠夷满人”，“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同时说明共和政体的国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诸人，既皆等视，何独薄遇满人哉”?[33]章太炎开始意识到“排满革命”对国家非汉族群群体的威胁，以国家多民族的现实安抚感受到危险的满族人士。武昌起义后，章太炎由日本返回上海，和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34]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章太炎与立宪党人、旧官僚联合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在1912年1月3日的大会演说中反对效仿美国联邦制，认为中国“各省之为行政区划，统一已久，……对于外藩，仍应行统属主义”。[35]新疆省和东北三省在清末已经完成建省，章氏所说外藩当指蒙古和西藏。章太炎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对革命党“排满革命”造成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社会与共和国的疏离有所反思，开始旗帜鲜明地表明对国家非汉族群聚居边疆领土统一的主张。
孙中山在清帝逊位后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设置了附加条件要求把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用以防控袁世凯。章太炎发表意见支持定都北京，指出不能迁都南京的五项利害，其中四害属于边疆因素：
以全邦计，燕京则适居中点，东控辽、沈，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若徙处金陵，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其害一也。北方文化已衰，幸有首都，为衣冠所辐辏，足令烝烝丕变。若徙处金陵，安于燠地，苦寒之域，必无南土足音，是将北民化为蒙古，其害二也。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日、露已侵及东三省，而中原又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其害三也。清帝尚处颐和园，不逞之徒，思拥旧君以倡乱者，非止一宗社党也。政府在彼，则威灵不远，足以镇制；若徙处南方，是纵虎兕于无人之地，非独乱人利用其名，蒙古诸王，亦或阴相拥戴，是使南北分离，神州幅裂，其害四也。[36]
章太炎对定都北京的坚持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通识的基础之上，从国家全局的宏观视野论证定都北京对稳定边疆政局的必要性，警惕边疆国土分裂的危险。章太炎在中华民国创立后抛弃了“种族革命”策略下排除边疆的危险，转而继承清王朝的国家疆域，重新与历史上中国的国家疆域接轨，边疆自然属于国家疆域的主权领土。正是从边疆中国的角度思考定都问题，章太炎支持定都北京的国家政略。1912年1月20日，章太炎与张謇讨论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政纲，对边疆的治理开始有了具体的方案：“东三省、新疆等处，政体当与域内小殊。蒙古、西藏，惟有存其王号，因其神权，设总督以监理之。”[37]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区的政教既然与内地不同，需要有特别的行政建置。中华民国联合会在1912年3月1日改组为统一党，章太炎在改党大会上揭示了党名的意义所指“外藩倚未亲附，政权、兵权尚未集中，故宜标示此义”，[38]建设统一的边疆是其政治旨义之一。
章太炎在民初一度拥护袁世凯并寄予厚望，曾经建言袁世凯国家治理要“慎固边疆”。[39]章太炎北上与袁世凯合作有着认同边疆为共和国领土主权的因素，对保持蒙古王公爵位以保国家主权是双方的共识。章太炎对民初袁世凯维护国家在蒙古地区的主权，整合边疆领土方面给予了肯定，指出：“亦会漠北诸藩贰心于俄，故抚柔漠南为慎。惜其后专意南征，弃漠北不顾。然热河、察哈尔、绥远尽设特别区域，漠南比于郡县，袁公功不可没。”[40]民初的边疆危机已经形成外蒙和西藏的分离运动，俄国以《俄蒙协约》策划和支持外蒙“独立”，日本则进一步强化其在东北的殖民利益。1912年10月，章太炎“以事赴三姓，北抵卜魁”，[41]章太炎首次亲履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故土，以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的身份前往东北边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观察形势，为袁世凯的国会选举疏通关系。[42]章太炎切身感受到东北边疆主权和领土的危机，发现“日俄经营，不遗余力”,忧虑当政者的“颟顸阘茸，熟视而无睹”。[43]章太炎同样批评袁世凯政府的边疆作为，警告当局“漠北不守，则塞外危。塞外危，则长城以南亦无宁字。壤地丧失，日蹙百里，其异于前清政府者安在？”[44]显然把边疆主权和领土的保全作为新旧政府合法性的依据之一。
1912年冬，章太炎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其筹边规划“第一统一币政，其次兴矿，其次开垦”。[45]章太炎随后精心拟就《东省实业计划书》，组织勘测资源，并积极招商集资，开展了振兴东北实业的一系列活动。东北是满族发祥故地，辛亥革命前提倡“排满革命”的章太炎任东三省筹边使毫无不适之感。章太炎筹划在东三省兴办实业，考虑的首要问题是“非输入华侨资本，规模难期远大”。[46]章太炎计划进行东三省沿边调查，联络海外华侨和内地工商会筹集资金。章太炎照会湖南商工会，希望“南中热心志士，对于东边实业，谅表同情，或能招致巨股，抑或组织机关相与图成”。[47]章太炎向三省都督指出：“关东地处边陲，天产宏富，久为各列族觊觎，如不及早自图，则必有先我著鞭者。”[48]章太炎希望依靠东三省地方政府筹建东三省实业基金。
章太炎自1912年12月27日离开北京，29日到达长春，1913年1月1日开办公署。[49]章太炎“每驰传宁远、广宁间，念熊襄愍遗事，未尝不擗膺高蹈也”！[50]追怀明朝卫戍东北边疆的名将熊廷弼。诗中感叹“何意千载下，弃地如遗锥”?[51]章太炎反思明清之际的东北边疆易主，但现实的矛头已经指向俄日侵略者。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虽然东北边疆还是“其民羯羠不均”，[52]但“排满”已经在章太炎的视野消失，章太炎全身心投入了中华民国的东北边疆建设。章太炎在长春各界召开的“欢迎章太炎大会”上演说，申言自己的政治责任在于“保全东三省领土主权为务”。[53]章太炎在东北筹边期间，主要的实业建设工作有调查东三省垦务、矿务、森林，筹资兴办屯垦、金矿，筹划开凿松辽运河，创办东三省实业银行。章太炎筹边期间还注意到延吉边务，虽然不了解日人所谓“间岛”原本就属于中国领土的确切历史真相，但希望解决韩人的国籍问题：
韩人侨居延吉者数万口，多以采金为业，请愿归化。政府畏日本，不敢许。余为议曰：“间岛之争，中国幸而获直。然处其地者皆韩人，不予归化，名为吾有，其实与日本领土无异，宜速许之。”政府终不敢从。[55]
章太炎从现代国家主权的视野出发，根据民族国家由国民、领土、主权三个要素结合的政治理论，认为应当承认长期定居中国领土延吉并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韩人的国民权利，避免日本的殖民侵占。延吉边务为中心的现代国家边疆建设正是此前吴禄贞在延吉的核心工作。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章太炎终于意识到革命尚未成功。章太炎1913年6月19日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7月15日东三省筹边公署解散，章太炎的边疆建设最终缺乏从中央到地方的实质性支持而收效甚微。直到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边疆成为侵华战争的开端，中华民族进入一个严重危机的关头，章太炎认为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占东三省“唯有一战”，事关“国家根本之兴废”。[56]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在国际上制造“满蒙本非中国领土”的舆论，章太炎和马相伯联名发表宣言向世界人士宣布：
论古来历史，汉时已有辽东（今锦州）、玄菟（今东边道）二郡，明时亦设辽东都指挥司，驻沈阳，是其地原为中国内地，非同藩属。论今日户口，东三省汉人凡二千余万，满洲人不过百余万；若论民族自决，三省正当属汉人，不当属满洲人。再，辽、金、元入主中国，及清康熙与俄订尼布楚五体文约（内有一种为拉丁文），均认为中国土地。[57]
章太炎和马相伯的宣言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两个角度，确证东三省属于中国领土，打破了日本的伪造舆论。章太炎以辽、金、元、清非汉族群建立的中国王朝历史为证，无疑承认了其属于中国历史体系，对其汉族族裔民族主义有所超越。章太炎的东北边疆建设方略呈现了从革命党人到现代国家建设者的转型实践，更是体现了在中国建设现代主权国家中边疆的结构性地位。
四、结语
明末以降的西学东渐，殆至清中叶以来的西力东侵，中国经历工业化和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渗透，东南沿海区域最为显著，势必影响到中国国家疆域的空间结构。章太炎正是生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巨变的时代，生活于东南沿海区域的浙江余杭，并在此一时空背景中从传统士人转变为近代知识精英。自维新变法运动开始，章太炎投身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实践。章太炎从传统中学和西学中吸取精神资源，把“攘夷匡夏”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最终走上排满的革命道路，力图挽救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危机。
章太炎具有坚实的中国传统经学、史学、子学根柢，认为“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重要者，厥维《春秋》。《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58]熟知中华王朝疆域“夷夏尽有”的空间结构。章太炎以传统的“夷夏之辨”论述作为反抗清朝统治的思想武器，
认为中华民国的疆域只包括汉人居住的以直隶为中心的明代疆界。[59]章太炎曾经向满人辩白革命政府会平等对待非汉国民，也说明章氏清楚地意识到“排满革命”带来的内地与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的疏离。“攘夷匡夏”和民族主义结合而成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形成现实中的国家疆域与想象中的国家疆域内在的冲突，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带是否构成国家主权领土构成章太炎民族主义革命的理论困境。章太炎精研国粹，奠定其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基础，与梁启超激烈辩论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推动其反清的革命实践，同时又具有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时代内涵。章太炎参与制定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初始支持孙中山和黄兴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后来又转向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方略。中华民国创建之后，章太炎面对主权国家的领土现实，关注满、蒙、回、藏等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危机，力主国家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夷夏尽有”的国家建构模式。章太炎亲赴东三省调查边疆实情，拟定筹边方略，义无反顾地投入东北边疆建设。袁世凯北洋政府的专制腐败终使章太炎的筹边无所作为，但此后在民国前期的政治漩涡中，章太炎的共和国国家建设包含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建设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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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章太炎：《訄书初刻本?蒙古盛衰第二十七》，本社编：《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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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章太炎：《讨满洲檄》，本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4页。
[25]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26]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3页。
[27]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本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7页。
[28]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本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0—261页。
[29]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30]章太炎：《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二）》，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485页。
[31]章太炎：《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二）》，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485页。
[32]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史料：《<民报>关系杂纂》,第23358号。转引自唐振常：《<民报>“封禁”事件诸问题》，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1996页。
[33]章太炎：《至留日满洲学生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485页。，第519-520页。
[34]章太炎：《民国光复》，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843页。
[35]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532页。
[36]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562—563页。
[37]章太炎：《与张謇论政书二》，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553页。
[38]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党大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577页。
[39]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584页。
[40]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总12号，第126页；徐立亭：《晚清巨人传：章太炎》，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第400页。
[41]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总12号，第128页。
[42]徐凤晨：《章太炎在长春的‘筹边’活动考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43]《太炎先生之东三省观》，《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1日，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
[44]《舆论界慷慨激昂》，《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18日，转引自徐立亭：《章太炎在东北》，《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
[45]章太炎：《统一党第一次报告》，汤志钧主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20页。
[46]《为请委任郭同为筹边公署参赞事致袁世凯呈文》，1912年12月12日。吉林省档案馆：《章炳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档案史料选》，《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
[47]《为筹边集款招股事致湖南商工会照会》，1912年12月19日。吉林省档案馆：《章炳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档案史料选》，《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
[48]《为筹实业基金事致奉天及吉林都督函》，1912年12月20日；《为筹措扩垦经费事致黑龙江都督函》，1912年12月22日。吉林省档案馆：《章炳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档案史料选》，《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
[49]《为报东三省筹边公署开办日期给大总统的呈文》，1913年1月1日。吉林省档案馆：《章炳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档案史料选》，《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
[50]章太炎：《<东三省政要>序》，本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2页。
[51]章太炎：《广宁谣》，本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6页。
[52]章太炎：《<东三省政要>序》，本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5页。
[53]《长春各界欢迎章太炎大会纪事》，《盛京时报》1913年2月26日，转引自徐凤晨：《章太炎在长春的‘筹边’活动考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54]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总12号，第128-129页。
[55]章太炎：《致马宗霍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826-827页。
[56]《马相伯章太炎联合宣言》，《申报》1933年2月10日。
[57]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863页。
[58]杨念群：《“断裂”还是“延续”？——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原载于朱英主编《近代史学刊》第1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