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五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战争”二字很沉重，“胜利”二字很悲壮。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幕，血流成河，泪流成河。
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将军眼里，在史家笔下，也许只是冰冷的数字，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对失去他(或她)的亲人来说，那却是一切。
网上的数字极不准确，也不可能准确，只能当作大概。
战胜的一方：美国死了二十九万人，英国死了二十六万人，法国死了二十一万人，中国死了一千八百万人，苏联死了两千六百六十万人。
战败的一方：德国死了三百五十万人，日本死了一百八十五万人，意大利死了二十万人。
德国屠杀犹太人，据说死了六百万人。
这里的数字，无论怎么统计，都是苏联最多，中国其次。
二〇一五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本来应该普天同庆，但在这个充满偏见的世界上，各国有各国的庆祝法，人类的感情并不相通。
说起“二战”，美国想起的是珍珠港，日本想起的是广岛、长崎，西方只纪念犹太大屠杀和诺曼底登陆，苏联死了多少人，中国死了多少人，没人关心。不只不关心，中俄两国的纪念活动，西方还坚决抵制。有位德国汉学家甚至理直气壮地跟我说，我们德国可以向犹太人忏悔，但中国不配让日本忏悔。
二〇一五年五月，我在日本东方学会第六十届会议演讲。他们给我安排了很多活动，其中一项是参观东洋文库。日本有太多的中国资料。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既深且广，对中国琢磨得很透。
东洋文库的收藏，特色之一是中国方志。可能事先了解到我是山西武乡县人吧，他们特意为我准备了康熙版的《武乡县志》。展厅中有一幅新收的藏品，《大明地理之图》(一八一四年细史玄俊临摹于京都)。那幅地图很大，英文说明，题目是Large Map of East Asia，下面的解释是，它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朝鲜、日本、琉球群岛和越南。
站在大洋彼岸，从日本人的角度看，我看见了中国，看见了山西。我用手一指，瞧，那块绿色的地方标着武乡县。我说，这就是我的老家。
武乡是个著名的抗战圣地。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太岳山，漳河水，九十九道湾，哗啦啦流过我们县。一九三三年，武乡就有共产党，阎锡山称“四大赤县”之一，它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我们村，北良侯村。武乡过去的县城，是座石砌的台城，非常漂亮，“二战”中被日军烧毁。他们在武乡杀了很多人。
山西武乡县陈村的抗战壁画《征兵问事处》
我爸爸，我妈妈，他们都参加过抗战，整整八年，从开始到胜利。
我们村，李丙全、李克忠、李伏牛、李水柱、李牛则、李全信、李含明、李华明、李戊生、李怀珠、李呈田、李五昌……很多人都死于这场战争：有些死于战斗，壮烈牺牲;有些被日军虐杀，死得非常惨(据李秀碧：《北良侯人物志》，二〇〇二年)。
八月一日，长治学院邀我参加该校和《历史研究》杂志合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会议安排我作总结发言。我说，我不是抗战史专家，不配作总结。短短五分钟(他们只给我五分钟)，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讲了两点。
一、上党是自古取天下的战略要地，太行、太岳，每个县都重要，八路军总司令部是流动的，不光在武乡，虽然我是武乡人，对武乡很有感情。
二、抗战是“二战”的一部分，脱离国际谈抗战，什么也讲不清。比如打我们的日本人，帮我们的美国人，就是今天，我们都不太了解，特别是不了解他们心里的想法。
八月下旬，我参加了北大、牛津的西伯利亚考察，从阿尔泰山，一路东行。
俄罗斯的大自然，雄浑壮阔，非常空旷，非常寂静。在街上，在加油站，到处都有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海报。苏联解体后，卫国战争几乎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精神支柱。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海参崴。酒店在海边，窗外是大海，凭窗远眺，天风扑面，我仿佛看见了对岸的日本。
二
纪念“二战”胜利，书很多，文章很多，看不过来。眼看一年将尽，会上想说未说的话，不吐不快，借《读书》一席地，说几句感想，算是我对牺牲者的纪念吧。
“ 什么叫“国际秩序”?
欧洲，自罗马帝国解体后，四分五裂，干戈相寻，根本没有像样的国家。他们的现代国家是战争的产物。战胜国强迫战败国割地赔款，解除武装，缔结不平等条约，理所当然，这就叫“国际秩序”，这就叫“和平”(peace的拉丁语是Pax)。如三十年战争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反拿破仑战争有《维也纳会议议定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凡尔赛和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雅尔塔协议》。《凡尔赛和约》埋藏着下一场战祸，《雅尔塔协议》预示着未来的冷战。战争与和平，有如同一枚钱币的两面。我们都还记得，“一战”胜利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何等屈辱，巴黎和会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二战”胜利前，三巨头拿中国做交易，把一切商量好，让蒋介石签字，他只能吞下苦果。
“ 谁挑战“国际秩序”谁倒霉。
富勒(John F. C. Fuller)是英国人。他说，一次大战后的和平是“不列颠的和平”(Pax Britannica)，二次大战后的和平是“美利坚的和平”(Pax Americana)。尽管英国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但他宁要“美利坚的和平”，也绝不要“鞑靼的和平”(Pax Tartarnica，指苏联的和平)，因为在他看来，俄国人是野蛮人。一次大战，德、俄是主要交战国。德国战败，割地赔款，备尝屈辱，逼出一个法西斯主义;俄国伏尸百万，经济崩溃，逼出一个十月革命。在他看来，德国是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更是。二次大战，德、俄还是主要交战国，英、法想把战火引向苏联，但事与愿违，法国被占领，英国被轰炸，最大战败国还是德国，苏联虽浴火重生，牺牲太大，最大好处落在美国手里。二次大战后，为了冷战大业，西方不再制裁德国。德国呢，也愿赌服输，不再挑战“国际秩序”，认定当老二，其实更好，紧跟美国，与法国修好，向犹太人道歉，“民主国家不再战”，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苏联。“二战”后，反犹属于非法，仇俄却很时髦。去年，西方纪念诺曼底登陆七十周年，有人揭露，盟军也有黑暗面。但《零年：1945》的作者怎么说?他说，虽然本地男人不高兴，但美国大兵跟苏军可大不一样，“他们带来了双重的解放，军事解放和性解放。他们解放了被占领的国家，还让许多女子品尝到了一种全新的自由滋味”(盛韵采访：《伊恩•布鲁玛谈二战终战七十年》，《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日本的逻辑
日本从“脱亚入欧”到“亚细亚主义”到“大东亚共荣圈”，有一套自圆其说的侵略逻辑。很多日本人都真诚地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应由亚洲最先进的日本来领导。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这些饱受欺凌的国家，把他们从欧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当他们到来时，不但不应抵抗，还应夹道欢迎。而不幸的是，“二战”期间，很多落后国家夹处于交战的大国之间，确实也选择了合作，成为汪伪那样的伪政权。他们说，打反正打不过，跟谁不是跟，宁愿接受“解放”，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大潮也借了这个势，无非再换个“保护者”。日本在中国打仗，跟活生生的中国人打仗，但他们并不认为是跟中国打仗，而是跟中国的“保护者”打仗，因此绝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
谁来援助中国?
中国抗战是一部非常屈辱也非常悲壮的历史。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一直委曲求全，退让退让再退让，押宝于国际干涉。东北丢了，华北丢了，华南丢了，中南丢了，首都沦陷遭屠城，多少忠勇之士战死沙场，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国际就是不干涉。东北义勇军在东北抗战，八路军在华北抗战，新四军在华南抗战，他们在国军丢掉的地方，坚持敌后抗战，在中国最危险的地方，用最弱小的力量，同最强大的敌人作战，怎么就不叫抗战了?凭什么只有国军溃退千里的正面战场才叫抗战?在援华问题上，有些人大讲飞虎队，没错，我们应该感谢飞虎队，但要说只有美国援华，那就错了。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在哪里?当时真正援华，只有苏联派出的航空队，他们有两百多官兵血洒长空。一九四五年，美国负责海上，而陆上出兵，消灭关东军，也是苏军。美国对日宣战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在第二天，抗战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年。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中国的正面战场在西南方向，主要是配合英、美作战，更主要是中国援助英、美。
谁来接收中国?
《开罗宣言》、《德黑兰协议》、《雅尔塔协议》、《波茨坦公告》是安排战后接收。中国的接收只是这场大戏的缩影。苏联接收，主要是与苏联邻近和有共产党抵抗组织及武装力量的国家。美、英接收，主要是前法西斯政权和其占领国的伪政权及伪军队。《菊与刀》，有它没它都一样。为了冷战的需要，保留天皇、保留日本军政界的残渣余孽，那是必须如此，也必然如此。蒋介石也好，阎锡山也好，战争尚未结束，他们就赶紧与日军接洽，请他们协助剿共。冷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大幕。战后的一切，比如柏林墙问题，比如以巴冲突，比如外蒙地位，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比如台海危机，比如钓鱼岛问题，无一不是“三巨头”给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
冷战决定了后冷战
美国在全世界驻军，千条绳，万条索，捆着全世界。发财是硬道理。战后，凡是发了财的国家都是发的冷战财，凡是跟美国作对的国家都揭不开锅。但冷战结束后，金融危机的阴云却始终笼罩着这个“千禧之年”的新世纪，谁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世界一面倒。美国及其盟友乘机发动了一连串战争：海湾战争(一九九一)，科索沃战争(一九九九)，阿富汗战争(二〇〇一)，伊拉克战争(二〇〇三至二〇一一)，利比亚战争(二〇一一)。最近一场是叙利亚战争(二〇一一年至今)。先挑动内乱或内战，再“人道主义干涉”，是其惯用手法，终于导致大批难民从战乱地区涌入欧洲，爆发地地道道的人道主义危机。反恐是美国发明，但恐怖主义的根子却是美国。“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是美国及其盟友一手资助、武装和训练，原本是为了对付苏联的阿富汗战争，结果却成为反美武装。最近的“伊斯兰国”(IS)是谁扶植，也是有目共睹。前有纽约“九一一”，近有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终于为世界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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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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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6年第一期即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