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短暂的十年国会历史上，奉天宁远人（今辽宁兴城）吴景濂先后担任过北京临时参议院（1912-1913年）、第一届国会众议院（1916-1917年、1922-1924年）、非常国会（1918-1920年）议长，时间长达6年之久，期间未曾出任过其他行政职务，堪称一位少见的“职业议长”。但是在其辉煌的国会议长生涯中，最让人诟病的却是晚节不保。1923年6月至10月，年过半百的吴景濂参与并策划了曹锟的贿选总统活动，这一事件长期以来被视为吴的历史污点。
贿选总统的历史大剧已经落幕84年，当年的风云人物早已作古，现在有必要重新回到历史过程中去，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与人物。
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人以拥护第一届国会与临时约法为标榜，号召南北实现统一。此时国内形势呈现“一边倒”的局面。奉系战败后退回东三省，无力再战。西南护法政府业已解体，孙中山在陈炯明发动广州政变后避居上海。宣布“联省自治”的湖南等省也通电支持恢复“法统”。直系控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一跃成为实力最强的军政集团。在曹锟、吴佩孚等直系首领的支持下，历经磨难的第一届国会终于再次复会。国会之所以得以恢复，最主要的原因是曹锟希望通过国会选举的合法途径，获得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是当时国会内部派系林立，意见不一。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极端反对直系选举总统的议员约有200多人，绝对赞成派约有200多人；中间派以制宪为前提，既不极端反对，亦未表示赞成约有300多人。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总统选举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出席才能举行，所以直系必须拉拢中间派议员与赞成大选派合作。这样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就成为直系争取的关键性人物。
“职业议长”吴景濂为什么愿意支持曹锟选举总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他支持曹锟贿选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过去人们仅仅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读吴的行为，认为吴贪恋金钱与权位。其实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从晚清到民国，吴景濂一直是个标准的立宪人士。在清末新政时期，吴担任奉天咨议局议长，不断地鼓吹立宪政治。辛亥革命爆发后，吴又南下投身共和革命、反袁斗争、护法运动，以国会议长身份奔波于大江南北，备尝艰辛，为民国国会两度重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多年的政治阅历，使吴景濂感到“国中军阀，无论南北，俱是一丘之貉。”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与直系这样的实力派合作，民国宪法才有望制定成功，议会政治才有可能继续存在与发展。吴景濂作出这一政治判断，其实是清醒地认识到国会在复会后所处的尴尬处境。第一届国会从成立开始，即以制定正式宪法为首要使命。但是从1913年开始，花费了近10年光阴却劳而无功。期间虽有惨遭两次非法解散的厄运，但是国会经常陷于党争而不能自拔，致使制宪大业停顿，也是重要的内因。国会第二次复会后，时人多以疑虑的态度审视国会，对国会并无良好期望，所谓“国会虽开会，然国会之前途必无好果。”国会议员们形象也不佳，多数人被舆论批评是没有远大的眼光，只图功名利禄。梁启超曾在文章中指出，国会重开只是政治上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希望国会能够尽快完成制宪，促进政局的稳定。所以为国会存亡与个人前途考虑，吴权衡利弊，决定支持直系大选。但是由于曹锟急于求成，在1923年6月发动驱逐总统黎元洪的北京政变，致使国会发生大分裂。许多反直派议员纷纷离开北京，准备在上海重开国会。形势一时不利于直系总统大选活动。
为重新整合国会力量，协调各方立场，特别是中间派的制宪诉求，吴景濂反对亲直派速选总统的做法，将大选重点放在以制宪为号召，劝请议员回京工作上。1923年6月，在吴景濂的策动下，留京的35个政团代表举行协商会，达成关于制宪问题的协议：1、劝告同人维持宪法会议；2、宪法会议不得变更议事日程；3、决定选举总统与公布宪法同时进行；4、制宪经费正常发放。由于反直派收买议员的经费不足，在沪议员北返者人数陆续增多，经常留沪的议员一般只有200多人。此时直系又暗中筹集选举经费，在8月中旬展开新的银弹攻势。很快北京参众两院常会居然成会，议决“临时支给预备费办法”，保证议员们在常会中也有50元一次的出席费。由于受到反直派议员通电反对，指责此举是吴景濂为曹锟进行贿选。加上中间派议员也反对支给办法而纷纷出京。此后不久两院谈话会议决定将预备费改为议员年薪（岁费），以容纳反对派意见。与此同时，众议员的任期到10月10日即已届满。有议员提议以完成宪法为由，延长任期。于是在9月7日、26日，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众议院议员延长任期案，以安抚反直派与中间派议员。
1923年9月，吴景濂主持召开大总统选举预备会。随后又试开一次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仅有420余人，离法定出席人数尚差150余人。9月中旬，直系直隶省长王承斌进京操办选举事宜，与吴景濂商定，应该以制宪与大选并进，容纳中间派与反对派意见，吴景濂甚至发表可以‘出席不选曹’的谈话。很快形势突变，脆弱的国会反直阵营开始瓦解，在上海的议员们又纷纷北归。
吴景濂与直系在制宪与选举问题上的协商立场，有力地分化了反直阵营。后来有人指出：“直系以金钱利益收买的方式，确实比武力解散有效，议员在经历十年来的奔波之后，不但锐志全消，且年纪也从初入国会的三、四十岁的壮年，至此步入中老年，在心态上显得暮气沉沉”。亲直派、愿与直系妥协的温和派力量控制了北京国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而激进派反直议员停留在上海，无法再对国会制宪与总统选举施加任何影响。10月5日总统选举会终于在国会举行，当日上午签到的人不多，吴景濂宣布为不定时开会，以签到者达到法定人数为准。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20分，出席人数终于达到593人，已足法定人数，于是吴宣布选举会开始，最后曹锟高票当选为民国大总统。
曹锟贿选总统的非法行为，一直受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吴景濂与众多贿选议员也被时人痛骂为“猪仔议员。”但是在民主政治早期阶段，贿选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罗隆基在40年代刊文指出：“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直至1885年，英国仍可贿买下议院议员席位。从积极方面来看，它表明军阀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虽然他们尽可以诉诸武力夺取选票。国会议员选票的价值受到了重视，民意的份量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容忽略的。
此外，由于民国宪法在10月6日制定成功，更是表明经过十多年的民主化试验，在突破总统选举僵局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中国政治中难得一见的制度性妥协。吴景濂与多数国会议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通过协商互动，而不是过去常见的抗争互动，不仅彼此之间达成宪政制度选择的妥协，而且与直系形成制宪与总统选举的双赢结局。对许多国会议员来说，最后结局的收获是双重性的，不仅多次难产的民国宪法终于制定成功，而且个人的政治利益也得以确保。
（收录于《历史变迁的制度透视》，新星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