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以《时务报》而声名大著，而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最著名的政论著述是《变法通议》，部分地表达了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改革设想。这是他的成名作。然而，如同梁启超许多政论著述一样，《变法通议》是一部没有最终完成的作品，最后一部分是其流亡日本后所写，在《清议报》上发表。从《变法通议》最初发表的文本来看，他本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其后又多次改变，最后放弃了。该论著的结集，也有其特殊性。本文的目的，在于详细介绍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最初发表与历次结集的情况，以解除一些读者和研究者于此中产生的误解。
一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作为主笔的梁启超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一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其二为《变法通议•自序》。梁在《自序》中称：
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写作计划，“为六十篇，分类十二”。可是，没有过多久，他改变了。八月二十一日(9月27日)，梁启超在《时务报》第6册上发表《变法通议》的第四篇《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 续第五册》，再次说明其写作计划：
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学堂，二曰科举，三曰师范，四曰专门，五曰幼学，六曰女学，七曰藏书，八曰纂书，九曰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曰报馆，十三曰学会，十四曰教会，十五曰游历，十六曰义塾，十七曰训废疾，十八曰训罪人。所拟章程皆附于各篇之后。
此中的十八“分目”，似应认为是总纲中“一曰教”的部分，梁应另有总纲中“政”、“艺”两部分的写作之“分目”。
今天的研究者已无从得知梁启超此期修改后的写作计划，但从《时务报》已刊篇目来看，他的设想相当庞大，已发表者，只是其写作计划中的一小部分：《时务报》第1册发表为《变法通议•自序》，第2册为《论不变法之害•变法通议一》，第3册为《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二》，第5册为《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第6册为《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 续第五册》，第7册为《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科举》，第8册为《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科举 续第七册》，第10册为《论学校十三：变法通议三之十三•学会》，第15册为《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之四•师范学校》，第16册为《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第17册为《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 续第十六册》，第18册为《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 续第十七册》，第19册为《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 续第十八册》，第23册为《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第25册为《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 续第二十三册》，第27册为《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第29册为《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 续第二十七册》，第33册为《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 续第二十七册(误，原文如此)》，第36册为《学校余论：变法通议三之余》，第39册为《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二之余》，第43册为《论商务十：变法通议七之十•金银涨落》。
从以上篇目来看，根据“总纲三”、“分目十八”的原先设计，其纲目结构似为：
自序
变法通议一•论不变法之害
变法通议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变法通议二之余•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变法通议三之一•学校总论
变法通议三之二•学校•科举
……
变法通议三之四•学校•师范学校
变法通议三之五•学校•幼学
变法通议三之六•学校•女学
变法通议三之七•学校•译书
……
变法通议三之十三•学校•学会
……
变法通议三之余•学校余论
……
变法通议七之十•商务•论金银涨落
梁启超谈到的“十八分目”，应都在《论学校》之内，即“一曰教”。其已发表的分目与先前计划的“十八分目”，略微不同，且未能写完，尚缺原拟的“专门”、“藏书”、“纂书”、“文字”、“藏器”、“报馆”、“教会”、“游历”、“义塾”、“训废疾”、“训罪人”等分目。至于梁提到的“二曰政、三曰艺”，很可能还没有开始写。如果按照《时务报》已发表的篇章排列，很可能是《变法通议四•论政》、《变法通议五•论艺》。梁既已写《变法通议七之十•商务•论金银涨落》，《变法通议六》的题目当已存其心，然究竟是什么内容，无法推测。
至《时务报》第43册(发行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之后，梁启超停止了《变法通议》的写作。其主要原因，自然是《时务报》的内部分歧，他与汪康年(1860—1911)已走向决裂。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手中的工作太多，时务学堂、大同译书局、《知新报》、各种活动与应酬以及大量的其他题目的写作，使之无法集中精力;而“二曰政、三曰艺”，即政治与艺学(相当于今日之各类科学技术)都是大题目，他此时的学力与能力似也有不足之处。由此来分析，“六十篇”、“分类十二”、“总纲三”、“十八分目”，都可以理解为这位二十三岁年轻人的雄心壮志，并非已经达到全然在胸、抒展自如、随时可喷发之完美境界。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梁启超离开湖南，取道上海至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当年的会试。然在此时，德国占领青岛，俄国占领大连，远东国际形势大为动荡，戊戌变法由此而发生。梁启超进京后跟随康有为(1858—1927)，参与了康的许多奏章和进呈书籍的写作，在京城兴起一阵阵改革大波。《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只能搁置。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1844—1918)上奏保举梁启超，光绪帝(1871—1908)下令总理衙门察看。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梁启超，下旨：“举人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对于这次召见，梁启超称：“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厉(励)。”由此，梁启超将其在《时务报》上已发表的《变法通议》，除去《论商务十：变法通议七之十•金银涨落》一篇，加上其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八篇和麦孟华(1875—1915)发表的一篇政论文章以及《湖南时务学堂课程》，抄成七册进呈。这应该是《变法通议》的第一次结集。
二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编《清议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1册在日本横滨出版，发表了梁启超《续变法通议》的题记，称言：
余于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之秋，始为《变法通议》，登于《时务报》。冀我后我大夫，或赐采择……乃未及两载，而学校科举之议，已一一着诸功令。且并有草莾臣所未敢言者，而圣天子已毅然而行之者……方今朝局一变，顽焰复炽，其艰难视丙申间殆十倍焉……用更缀述所怀，续成前作。明夷待访，期以岁年。光绪戊戌十月任公自记。
在此题记之后，刊出《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变法通议外篇一 续时务报五十册》。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当属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所写，且为其先前的政策自辩，即称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期间已有调和满汉的政策设计。但“外篇一”一语，又提示着梁启超写作计划的再次改变，即“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和《变法通议七•商务》之外，还有“外篇”的设计。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9年1月2日)，梁在《清议报》第2册上发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续变法通议外编一 续第一册》，重续前说。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899年1月22日)，梁在《清议报》第4册上发表《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变法通议四•官制篇》，继续为其先前变法的举措自辩，即他们在百日维新期间已有安置守旧大臣的办法。但“变法通议四•官制篇”一语，似又可说明其先前的写作计划：先前发表的《变法通议三》，即“一曰教”，为《学校篇》;其《变法通议四》，即“二曰政”，为《官制篇》。然而，到了此时，梁启超的思想与写作目标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致力于《戊戌政变记》、《国家论》、《自由书》等新著述的写作，《变法通议》作为尚未完成的著述，此后没有续作。
从梁启超在日本所写《变法通议》最后两篇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发表在《清议报》第2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续变法通议外编一 续第一册》，起首即言：
圣哉!我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对，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满汉不分，君民同治。斯言也，满洲全部人所最不乐闻者也，而我皇上深嘉纳之，将实见诸施行焉。虽被掣肘，未能有成，然合体之义，实起点于兹矣。满人之仇视皇上也，谓皇上有私爱于汉人，有偏憎于满人。
又称：
夫以公天下之大义言之，则凡属国民，皆当有爱国忧国之职分焉，不容有满汉、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势言之，则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满汉、君民之界也。
前已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是响应当时的指责;然从其内容而言，却是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的创造。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没有提出过“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建策或言论，光绪帝也绝不会同意“君民同治”，更不可能“见诸施行”。此时梁正在写作《戊戌政变记》，编造了许多光绪帝、康有为的“史实”;就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文中，梁也编造了光绪帝最恶内务府的“史实”。
如果从这篇文章的主旨来看，说的还是满汉问题;然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文中“君民同治”和“不容有”“不能有”“君民之界”之类的词句，很容易被放大。在当时的政治术语中，这类词句一般指英国、德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很容易被研究者当作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有意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治方向来看待。这就将康、梁到日本之后的思想，当作其在“百日维新”中的政治思想和政策设计，牵涉到戊戌变法的性质。也有一些研究者未加核对，引用这些文字，做出了错误的判断。[page]
三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值梁启超三十虚岁，其朋友兼门生何擎一(天柱)编辑梁的文集《饮冰室文集》，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为其祝寿。该文集是大体按照时间顺序来编的，《变法通议》的各篇分别编入《丙申集》、《丁酉集》、《戊戌集》中，使用的是原来的篇名，已经没有《变法通议》的总标题，更没有原刊在《时务报》、《清议报》上诸如《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论商务十：变法通议七之十》、《变法通议外篇一》、《变法通议四•官制篇》之类的副题。
读者如果没有看过《时务报》和《清议报》，根本看不出各篇与《变法通议》之间关系。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下河边半五郎编《饮冰室文集类编》，在东京出版。其凡例称：
一、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用编年体，然往往有一文而成于两年者，前后遥隔，阅者每苦不便。是编分类汇辑，取便检阅。体例高下，在所不计。
一、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俾阅之可知作者思想之进步。
该书将梁的著作分作十五类，其第一类为“通论”，第一篇即是《变法通议》。其篇目排列大体按照《时务报》与《清议报》发表的次序，并注明发表的年份：变法通议自序(丙申)、论不变法之害(丙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丙申)、学校总论(丙申)、论科举(丙申)、论学会(丙申)、论师范(丙申)、论幼学(丁酉)、论女学(丁酉)、论译书(丁酉)、学校余论(丁酉)、论金银涨落(丁酉)、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戊戌)。只是将《时务报》第39册之《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论二之余》一篇接到《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之后。下河边半五郎所编的这部文集，是《变法通议》梁启超进呈本之后，再一次将《变法通议》合编。他根据《时务报》、《清议报》刊出情况，没有羼入进呈本中的其他文章;但他同何擎一一样，删去了原刊《时务报》、《清议报》上《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变法通议外篇一》之类的副题，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梁启超已完整地写完了这部著作。
然而，下河边半五郎所编《饮冰室文集类编》，似未得到梁启超的授权。1905年(乙巳)，上海广智书局编辑《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其凡例称：
……顷见坊间亦有翻印本集者，名为《饮冰室文集类编》，惟是只图牟利，错误极多。是编校勘精审，购者请为注意。
尽管如此，《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在编排上仿效《饮冰室文集类编》。其第一类亦是“通论”，第一篇亦是《变法通议》，其篇目安排亦与《饮冰室文集类编》相同，在篇目下注明其最初发表的年份：“丙申”、“丁酉”、“戊戌”。《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的销售情况看来很不错，我看到的版本在版权页上注明“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第十版发行”，仅是四年，已印十次，并注明“代售处：各省大书庄”，看来不是仅在租界出售。
1916年(民国5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虽称是《全集》，实为《选集》。其例言称：
兹由先生指示梗概，凡不惬意之作，以及兴到涉笔、无关宏恉者，悉从刊落……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二十年矣。长篇大作，往往应报章之需要，为时事之箴言，但学术思想，与时俱进，兹集年代较远者，多付删汰……
该书亦分类，其第一类为“通论”，其第一篇为《新民说》。编者自称其得到梁启超的“指示”，到了此时，《变法通议》未能收入，大约已被梁认作“不惬意之作”或不能“与时俱进”的“年代较远者”吧。1925年4月，梁启超的侄子梁廷灿编辑《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1926年(民国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梁廷灿在《序例》中称：“叔父为文为坊间所裒辑者，大抵以意增删，恐读者未得叔父为文之意，因取原稿重编。”该书的第一、二卷收入《变法通议》，其篇目安排为：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论金银涨落、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其篇目安排与在《时务报》、《清议报》上发表次序有所不同，且也增加一篇原不属于《变法通议》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从全本编集的情况来看，参考了先前的各个文本，似乎不太像是“取原稿重编”的样子。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将《变法通议》各篇最初发表的年份去掉了。在《饮冰室全集》(1916年中华书局版)、《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的出版前后，我亦见过多种版本的梁启超著作合集，但多为编辑专门系列或近年所著，没有收入《变法通议》。
1929年，梁启超去世。1932年，梁启超的好友林志钧(1878—1961，字宰平)编《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集》两类，共计四十册，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变法通议》列入《文集》第一册第一篇，极其显著。其篇目编排为：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金银涨落、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可以看出，其篇目安排与梁廷灿所编稍有不同。然而，梁廷灿所编仅是未注明年份，而林志钧所编在正文中未注明年份，却在目录上注明年份：“《变法通议》清光绪二十二年”。这是《变法通议》开始发表的年份，不能反映各篇发表的年份。如此标记，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该著作是梁启超一气写成的，而且是戊戌变法前两年就完成了。需要说明的是，林志钧所编的这个版本是影响力最大的版本。1989年，中华书局予以重印，以后又多次加印，很长时间内成为阅读和研究梁启超著述的主要版本。2002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何光宇评注的《变法通议》。这很可能是这部名著的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单行本。何光宇在《评介》中说明：“……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文章发表在1896年到1898年《时务报》上，《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两篇文章发表于1898年底到1899年初的《清议报》上。”这一说法大体准确，稍有小误。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3册上发表《变法通议》的最后一篇是《论商务十：金银涨落》，出版日期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然而，何光宇很可能因该书的体例所限，没有在《评介》中说明清楚梁启超的写作计划，没有对文中“六十篇”、“分类十二”、“总纲三”、“十八分目”进行注释。他虽然清楚《变法通议》分别发表在《时务报》和《清议报》，但没有区别这两个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差异，称言：“梁启超认为变法的根本，在于改变官制……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为了安抚在变法中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守旧大臣，他还详细规定了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的办法……”这就将梁启超到达日本后的自辩，当作其“百日维新”期间的政策了;而“三权分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不是梁启超在百日维新时期的政治主张。从所录版本来看，何光宇依据的蓝本，很可能还是1936年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似未与《时务报》、《清议报》细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后来的读者与研究者对《变法通议》两大误区的来源：(一)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何擎一编《饮冰室文集》为始，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就失去了原先在《时务报》、《清议报》上的《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之类的副标题，尽管各个版本的《变法通议》中都保留了“六十篇”、“十二分类”、“总纲三”、“十八分目”的字样，但读者若不与《时务报》、《清议报》相对照，很难理解梁启超的写作计划及其变化。许多研究者由此误以为梁启超写此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改科举、兴学堂、办学会以及注重翻译”诸项，不了解其变法思想之宽度。(二)从1926年(民国15年)中华书局出版梁廷灿编《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为始，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各篇，不再标明其最初发表的年份，而1936年中华书局版《变法通议》更是误标为“清光绪二十二年”。这使得许多研究者不能看出梁启超思想之“进步”，甚至将《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两篇梁在戊戌政变后自辩之作，当作其戊戌变法期间已拟定的政策，尤其是对“君民同治”一语的误解，已经影响到整个戊戌变法研究结论的客观性。
从以上的《饮冰室文集》的编辑过程来看，除了何擎一、下河边半五郎之外，大多数编者似无法方便地利用《时务报》与《清议报》;他们似乎是根据先前已编的梁启超文集，来重编新的文集。自1991年中华书局重新影印该两种报刊后，情况本已改观;然从目前研究论著的发表状况来看，部分研究者对影印本虽有利用，但仍未能予以详细考订，以至于大多数研究者依旧不察，上述的两种误解(即写作计划和“君民同治”)频频发生。当我在故宫博物院文物库房阅览室，读到梁启超《变法通议》光绪二十四年进呈本之后，更加觉得有必要将梁的这部成名作——也是戊戌变法期间政治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之一——写作计划、最初发表、多次结集的情况，仔仔细细地说个清楚。这对于分析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时务报》1(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强学报•时务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第1册，第8页。
2《强学报•时务报》，第1册，第342页。
3十八分类中的“学堂”，似为“学校总论”。“三曰师范”调整为“变法通议三之四•学校•师范学校”。“九曰译书”调整为“变法通议三之七•学校•译书”。梁启超的十八分类中，“专门”指各类专科学校;“藏书”为今图书馆之意;“藏器”为今博物馆之意;“游历”相当于今留学，但没有严格的学位要求;“纂书”是图书编写与出版机构;“报馆”、“义塾”，与今意相同;“训废疾”与“训罪人”，是为残疾人和品行不良青少年开办的学校。“文字”、“教会”的准确含义，我还不太清楚。
4徐致靖上奏共荐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其中关于梁启超，称言：“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湖南抚臣陈宝箴聘请主讲时务学堂，订立学规，切实有用。如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231—232页〕其中特别提到《变法通议》一书。光绪帝为此下旨：“……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4册，第179页〕五月十三日，总理衙门上奏《举人梁启超遵旨察看折》，光绪帝下旨：“广东举人梁启超于十五日预备召见。”(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28页。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446册，第214页。
7梁启超将《变法通议》中的《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和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中国之将强》、《古议院考》、《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治始于道路说》、《论加税》、《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以及麦孟华的《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合编为《变法通议》上下篇(2册);将《变法通议》的《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堂》、《论幼学》、《论学会》、《论翻译》、《论女学》、《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余论》和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戒缠足会叙》，合编为《变法通议学校篇》(4册);此外，另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和《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合编《湖南时务学堂课程》，作为《变法通议学校篇》附录(1册)。关于进呈本的具体情况，可参见茅海建：《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
即将发表。
8《清议报》(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本，1991)，第1册，第7—12页。其中“续《时务报》五十册”一语之意，我还不太清楚。《变法通议》最后在《时务报》上刊出为第43册，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9册发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第51册发表《南学会叙》、《俄土战记叙》，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第55册上的《经世文新编序》(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出版)。由此而论，“续《时务报》五十册”，也有很可能是梁的误记。
9《清议报》，第1册，第67—72页。
10 《清议报》，第1册，第199—204页。
11《清议报》，第1册，第67—68页。
12梁启超称言：“皇上最恶内务府官吏，凡内务府官吏几无一人不带处分者。故内务府之人仇视皇上尤甚。每曰：使皇上得志，吾等无噉饭处矣。故前者外廷议播皇上许多失德之事，今年传言皇上久病难痊，皆内务府之言也。”(出处同上)梁的这段话，全无根据，与梁在《戊戌政变记》中所写内廷诸事相同。而这段话若真让内务府的官员看到，会对此期已受到管束的光绪帝很不利。
13 该书的版权页说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印刷，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发行。实价大洋六圆五角。著者：新会梁启超。编辑者：香山何天柱。印刷所：上海英界大马路同乐里广智书局活版部。发行所：上海英界大马路同乐里广智书局。”
14何擎一在《编辑例》中称：“每集中略以文字之问题性质，分别部居。”然在各集中，《变法通议》的各篇并没有得以体现。其《丙申集》的编排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古议院考、论师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加税……”其《丁酉集上》的编排为：“论女学、论幼学、论译书、学校余论、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论金银涨落、治始于道路说”;其《丁酉集下》的编排为：“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论中国之将强……”其《戊戌集》的编排为:“……纪年公理、政变原因答客难、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康广仁论……”由此可见，除了《变法通议自序》外，所有的篇目都成了独立的文章，看不到《变法通议》的整体面貌。
15 该书的版权页说明：“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印刷，明治三十七年五月二日发行。编者及发行者：下河边半五郎，日本东京市本所区龟泽町一丁目十九番地。印刷者：中野锳文郎，日本东京市京桥区南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印刷所：帝国印刷株式会社，日本东京市京桥区筑地三丁目十五番地。日本，各地卖捌所。清国，各地卖捌所。”
16 下河边半五郎所分的类别为：通论、政治、时局、宗教、教育(书报附)、学术、学说、历史、传纪、地理、杂文、游记、谈丛、韵文、小说。前五类为上编，后十类为下编。
17下河边半五郎将《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论二之余》，接于《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之后，没有特别注明发表在丁酉年。此后的编者多从之，亦未加说明其在《时务报》时分为两篇。
18 我个人以为，当时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许多人喜欢梁启超的著作，也有一些人购买后带回国内。梁启超著作的盗印，会有相当大的市场消费。我在日本京都大学还看到一个与此完全相同但没有版权页的本子，那是明显的盗印。
19 该《凡例》署名为“广智书局编辑部”，署日期为“乙己六月”，除了上引文字外，又称言：“一、本局何君前辑之《饮冰室文集》，用编年体，往往有一文而成于两年者，前后遥隔，阅者每苦不便。又，前辑本将已售罄，兹谋再印，用是分类汇辑，取便检阅。一、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俾阅之可知作者思想之进步……”这些话与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凡例》极其相似。《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的分类是：通论、政治、时局、宗教、教育、生计、学术、学说、历史、传纪、地理、杂文、游记、谈丛、韵文、小说。前七类为上编，后九类为下编。分类形式与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大体相同。
20 2001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吴松等人点校的《饮冰室文集点校本》，该书以《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为蓝本，其《变法通议》编排亦与《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相同。有趣的是，《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在收入《变法通议》时，因属线装书，各卷页数有限，第一卷第17—34页收入了《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第二卷起收入其他各篇，并注明“《变法通议》续前”;《饮冰室文集点校本》由此将之误分为两篇，即：《变法通议》、《变法通议(续前)》。《饮冰室文集点校本》注释中对《变法通议》的篇目来源亦有错误。其《变法通议》注释称：“本文分别发表于1896年8月9日至9月27日，《时务报》第1、2、3、5、6册。”(该书第30页)漏掉了《时务报》第39册上《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论二之余》。其《变法通议(续前)》的注释称：“本文分别发表于1896年8月19日至12月25日，《时务报》第2、3、5、6、7、8、10、15册。”(该书第79页)那就错的更大了。
21 199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变法通议•【附】开明专制论》，尽管在《影印说明》中指出：《变法通议》“初在《时务报》、《清议报》陆续发表”，然影印的仍是1936年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相关部分，只是删去了“清光绪二十二年”的字样。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以1936年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为底本，《变法通议》注明是“1896年”。
22 《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下编“《变法通议》”条目称：“……清光绪二十二年起陆续在《时务报》、《清议报》发表。有报馆合订本。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此中的“报馆合订本”，不知有何根据。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下册第1404页记录：“变法通议不分卷，梁启超撰，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时务报本，光绪二十四年清议报本，饮冰室文集本。梁著。”从这一文字的表述，似可这样理解：光绪二十三年《时务报》第一次结集，光绪二十四年《清议报》第二次结集。然我未能找到《时务报》和《清议报》的两个结集本，也未从《时务报》和《清议报》中发现这两个结集本的广告。前引文中的“梁著”一词，应指李国俊：《梁启超著作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第38页《征引书目(附简称)》将简称误为“梁表”。由此再查李国俊著作，其在1896年中列出《变法通议》(一)，包括《自序》、《论不变法之害》等6篇(分8次发表)，注明在《时务报》发表时的册数，并注明《饮冰室文集》(1936年中华书局版)刊出时的册数页数;其在1897年中列出《变法通议》(二)，包括《论幼学》、《论女学》等6篇(分12次发表)，注明《时务报》的册数和《饮冰室文集》的册数页数;其在1898年中列出《变法通议》(三)，即《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注明《清议报》的册数和《饮冰室文集》的册数页数;其在1899年中列出《变法通议》(四)，即《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注明《清议报》的册数和《饮冰室文集》的册数页数。(该书第31—32、36、49、51页)由此可知，《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时务报本，光绪二十四年清议报本”一语，不可理解为《变法通议》已由《时务报》、《知新报》两次结集，而是曾在《时务报》、《清议报》刊出之意，且称“光绪二十三年”，亦有小误。从常理来判断，尚未完成的著作，作者也不太会去结集。向斯编：《天禄珍藏：清宫内府本三百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第298页介绍《变法通议》内府抄本(应为进呈本)，称言：“光绪二十二年起，此书中文章陆续在《时务报》、《清议报》发表。有报馆合订本，后收入《饮冰室合集》。”其称《清议报》的部分，进呈本中没有;其称“报馆合订本”，很可能是从《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说。我在吉辰的帮助下，在中国与日本的各大图书馆进行查找，皆未发现在此之前的单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部有《变法通议》之目录，称其出版时间为“民国年间”、“出版者不详”，编号为：152705。2015年12月23日，我与唐仕春去该馆，调出此书，发现是《时务报》第19-24册的合订本。编目者因原来封面题名缺失，根据内页中的首页题目而编目，而该页恰是《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成为编目的依据。
23 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何光宇 评注，第6页。
24 值得注意的著作与论文有：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当是利用原刊本);董方奎：《梁启超研究着论目录》(武汉：崇文书局，2010);申松欣：“梁启超与变法通议”，《历史教学》7(1995)。然这些论述皆因主题所限而叙述过简。其他著述，大多未参考以上论著，也不见直接利用《时务报》、《清议报》，对《变法通议》进行研究、校勘和评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