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中国人口有多少？通行的说法是“四万万”。孙中山亦津津乐道。不过，在孙中山那里内涵有三：“四万万”只是一个概数；“四万万”是指不确定多数的人民；“四万万”并不包括中国领土上的所有人，主要指汉族人民。这个数据，是清朝乾隆在位时期各国科学家与传教士或宗教家共同调查的结果。它未必真实反映了清末民初人口的实际数量。孙中山念念不忘中国人口“四万万”之说，流露了他重视人口在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关注社会大多数人的命运，希望唤醒他们起来革命的倾向。留给后人的深刻启示则是：人民革命将是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必由之路。
清末民初的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那时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有“四万万”。这个说法不仅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坚持，而且很大程度是他宣传和强化了的。个中原由，实有必要进行梳理。
一
粗略统计来看，孙中山在各种场合提到中国有“四万万人”或“四万万”，不下二十次。最早的一次是1895年，最晚则在1924年。如此频繁地提及，能否说这是社会普遍认可的说法？我们不妨看看其他的材料。
1897年，章太炎曾说：“民智愈开，转相放效，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风气之推迁，若有摄力，虽夸父、龙伯不能争。居今之世，将欲壅遏民气，使不得伸，无论其无成绩也。幸而胜之，虽不土崩，犹将瓦解，是自遏抑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1]（P.13）此处的“四百兆人”，指的是“黄种”，也就是炎黄的子孙。因此，隐藏的意思就是，这个“四百兆人”不包括满洲人。
在发表于1901年《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这篇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话：“然义和团虽一败涂地，为人不齿，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我中国人其知之否耶？敢以所见略述一二，而使义和团瞑目于九泉之下，我四万万同胞国民知所自任也。”[2]（P.60）此处的“四万万”指的是“同胞国民”，至于哪些人是“同胞国民”并不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的话：
“使无义和团启衅列强，安有满洲贱种堂堂亲王，满洲奴隶堂堂傅相，仆仆风尘，请盟城下，借几层之皂隶，为列国之马车，忽而任驻外兵，忽而禁进军械，忽而遣派顾问，忽而停止科举。于是林林总总四万万人始知有国耻矣，望议和之速成矣，望国政之改革矣。”[2]（P.61）
从整个这段话的语气及其撰写人的动机来看，这里的“四万万人”应该是把满族人排除在外的，它并不是指整个中国领土上的人。
一位叫瓦德西的外国人在1901年2月的《拳乱笔记》中说：“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去者，即中国领土之内，除开西北两面之（蒙藏）属国不计外，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3]（P.320）这位外国观察者，也认为中国人有“四万万”，并且属于一个比较团结而又自视优越的种族。换言之，有大种族主义的优越感。
1903年，章太炎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明确认为“四万万人”是指汉人：“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城内，……”[1]（P.199）
1913年，严复在北京《平报》上发表的一篇议论“国性民质”的文章中说：“其国性民质所受成于先圣先王数千年之陶熔渐渍这，有以为之基也。须知四万万黄人，要为天壤之一大物，故其始动也，其为进必缓，其呈形甚微，至于成行，乃不可御。而亦以是之故，其结果也，数十百年之牵变，必不敌数千载之遗传。”[4]（P.324）这里的“四万万人”，明确是指“黄人”，即炎黄之后。
1915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写道：“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任何？曰：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国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四万万国民于未死以前。”[5]（p.332）此处的“四万万”应是泛指所有中国人民。
从上述的材料我们可知，中国有“四万万人”的说法实为通说。至于“四万万人”主要是指汉族、黄种或黄人，还是所有中国人民，不太确定。有一点比较肯定的是，在国内民族矛盾激烈的时候，“四万万人”不包括满洲人，是居于主导的意见。我们接下来考察孙中山的看法。
二
首先，所谓“四万万”其实只是一个概数。比如，在1895年的《香港兴中会宣言》中，孙中山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6]（P.14）在1904年他又指出，当时“中国人口不下四万万”。[6]（P.63）1917年他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6] （P. 333） 1924年他肯定地讲：“说到中国人数，向来都是号称四万万，但是真正户口册总没有调查清楚。”[6]（p.957）这些都表明，“四万万人”是一个概数。
其次，“四万万”是指不确定多数的人民。例如，他说：“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6]（p.173）“革命是救国救民的事，是消除自己灾害、为自己谋幸福的事，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事”。[6]（p.576）“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6]（pp.723-724）这些说法，表明“四万万人”是革命的主体，是代表正义的人民。
最后，“四万万”并不包括中国领土上的所有人，主要指汉族人民。他说：“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膳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6]（p.77）“兄弟如今发明这基础（即五权分立——引注），至于那详细的条理，完全的结构，要望大众同志尽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6] （p. 89）“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6] （p.621）
我们把这三层意思与前面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四万万”是模糊的概数与倾向于指汉族，孙中山与他人没有不同。他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四万万”定位于汉族与人民时，主要是为了推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但是仅仅在口头上宣称中国有“四万万人”，未必能壮大革命的力量，必须拿出可信的证据来。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有何凭证？这个问题，直到孙中山晚年才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提出来：
“诸君知道，中国四万万人是什么时候调查得来的呢？是满清乾隆时候调查得来的。乾隆以后没有调查，自乾隆到现在将及二百年，还是四万万人。百年之前是四万万，百年之后当然还是四万万。”[6] （p.628）
稍后，又说：“我们的人口到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增加的人数虽不及英国、日本，但自乾隆时算起，至少也应该有五万万。从前有一位美国公使叫做乐克里耳，到中国各处调查，说中国的人口最多不过三万万。我们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时候已经有了四万万，若照美国公使的调查，则已减少四分之一。就说是现在还是四万万，以此类推，则百年之后恐怕仍是四万万。”[6]（p.629）
也就是说，“四万万人”的统计数字来自乾隆在位时期，至于如何调查没有交代清楚。而且，孙中山当时认定中国人有四万万确实是概数。在1924年的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演说中，他又提到“四万万人”的由来：“大家常听得说中国有四万万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国科学家同宗教家对于中国人口精确的调查，前二年（1922年——引注）只有三万万一千万，去年不足三万万。在从前，各国传教士同科学家调查中国人口，确有四万万。”[6]（pp.960-961）
这表明，“四万万人”这个数据是科学家与传教士或宗教家共同调查的结果。此外，我们发现，除“四万万人”的通说外，还有“三万万”和“五万万”之说。因此，我们可以说，“四万万”如果是指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人口数，已经不足为信。即使是指清末民初也未必可靠。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一个并不准确的人口参数一直为人称引，倒是不争的事实。
三
由上可知，清末民初中国人口“四万万”之说并非可信。但是，它又一直为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像孙中山这样的伟人所乐道。这当中自然有不少问题值得反思。
既然来自一百多年前，这说明其后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基本维持在这个数据上（当然，具体的数据需要查阅这期间官方的人口档案）。
第二，“四万万”的人口数据，既然是各国传教士同科学家调查的结果，这说明要么是当时官方所调查的人口数据公开性不够，要么是孙中山不相信官方的人口调查。原因或许是，人口调查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方法，而当时中国政府缺乏的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方法；深层的原因在于官方对人口本身的认识。在官方看来，人口的多少并非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依据，而是王朝征收税额、兵丁乃至盛衰的标准。如果人口越来越多，就说明王朝强盛，反之亦然。
第三，孙中山如此频繁地提到“四万万”之说，说明他十分关心社会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个所谓的社会问题一旦与政治问题即他说的“民权主义”联系起来，就体现出他的直接民主倾向。例如他说：“现在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照我看起来，这四万万人都是阿斗。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个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权的。”[6] （p.770）
第四，孙中山念兹在兹“四万万人”，表明他将人口绝对数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准。比如他说：“何以从前的人数有四万万多，近年便减少到三万万一千万，到去年便更形减少，连三万万的数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这几十年中便减少了一万万，在前一年之中便减少一千多万呢？我们人口这样减少，真是可惊可怕！”[6] （p.961）
第五，既然孙中山喜欢说中国有“四万万人”，说明他还倾向于把人口数量作为评判民族强弱的指标。他曾这样说：“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人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6] （pp.629-630）因此，当国内的年青人附和马尔萨斯减少人口的学说时，孙中山并不赞成。
第六，孙中山将“四万万人”说成主要是汉人，对于在一定的时期进行革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警惕其中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倾向。孙中山后来提出的“五族共和”的口号[6] （p.111），可以说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第七，孙中山重视“四万万人”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基于革命志向。其实，在《上李鸿章书》他曾指出：“窃维今日之急务，固无逾于此四大端，然而条目工夫不能造次，举措施布各有缓急。虽首在陶冶人才，而举国并兴学校非十年无以致其功，时势之危急恐不能少须。何也？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6]（p.11）也就是中国有人满为患的问题。当然，孙中山所鼓吹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从整体而言的，这与古代的“重民”思想有相通点。
第八，孙中山如此推崇“四万万人”之说，与清末流行一时的“黄祸论”极不和谐。这是因为，他反对“黄祸论”，主张“黄福论”：“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能说这是灾祸吗？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正像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从经济上看，一个人有一个穷苦愚昧的邻居还能比他有一个富裕聪明的邻居合算吗？由此看来，上述的论调立即破产，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 [6] （p.67）
四
不管孙中山所说的“四万万”究竟包括了哪些人，他对人口在民族国家中的作用的关注是显然的。他密切注意并设法改变社会大多数人的命运的信念，经年不变。当他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之众的生存现状而满怀焦虑时，他便致力于通过“主义”的宣传去唤醒他们加入一个革命性的政党，进而寻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武器。他希望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多数人治理的国家，但前提是：多数人必须觉醒过来，拿起革命的武器向摧枯拉朽的专制政权开战。中华民国的诞生，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6]（p.523）。这其中的深刻启示是：“四万万人”并未分享民主的果实，民主革命还是没有完成的课题，只有经由人民革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民主。
参考文献：
[1]《章太炎政论选集》[M].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
[3]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M].下册.1980.
[4]《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李大钊全集》[M].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6]《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原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